青年时报今日发表了我在复旦的演讲记录
一月 24th, 2011 — 未分类
“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长平复旦讲演录〖墙内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9dac348c0ea73a1a 〗
一月 23rd, 2011 — 未分类
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来自网络下载 http://www.vdisk.cn/down/index/5913353A9612
@张志安 和网友 @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庄启� 联合完成的。@庄启� 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d851b0100nt15.html 。大图摄影是洪坚鹏。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嗦演讲更好看。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我知道有个 @毛将军官方粉丝团 ，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天的观察，让我对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长平官方粉丝团 ：本博漏夜整理@长平 复旦讲演记录，感谢@张志安 ，光荣属于@长平，讹误属于本博，抱歉仍远未能还原现场，特别是现场给力提问均遗漏所以聊胜于无仅供参考啦！很遗憾@庄启� 提供的地址已失踪，想看想转发的这里下载http://sinaurl.cn/hbXHX0，部分现场听众精彩评论及照片此前已转发。】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
时间：2010年12月30日晚18：30-21：30
地点：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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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新浪微博】@长平官方粉丝团 @张志安
参考：现场PPT
整理：@长平官方粉丝团
摄影：@Neolv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250家报纸、20家杂志、25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2003年1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2007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State；Country；Land；Nation。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CCTV，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有报天、天、独。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说到厕所，这里有一个照片（播放照片），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以前曾是“革命者”们常去聚会的店，它的厕所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以前的大学，课桌上写的是情书，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不容易写上去了。在我住的小区里，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现在，是同志的电
市政决策何以如此疯狂
一月 14th, 2011 — 未分类
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南方人都穿上了最厚实的衣服，北方的暖气更是基本的生存条件。河南林州市最低气温为零下十度，你几乎难以想象，该市政府竟然决定关闭电厂，停止供暖。这恐怕是全世界最疯狂的市政决策了。
有人说这不是一下子把老百姓扔回到几十年前了吗？事实上，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几十年前没有统一的供暖系统，市民们就会未雨绸缪，火炉热炕，自成一统。如今大家与时俱进，早已弃旧从新，说停就停，天寒地冻中仓皇应对，天可怜见！
几个领导一开会，就能把供暖系统停掉吗？首先，这个系统作为市政建设，是用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来建成的；其次，市民每年向热力公司支付供暖费，购买了它的产品和服务。有了这些缴纳和支付，大家当然会把土炕拆除，安心地享受现代暖气。市政府和热力公司单方面停止供暖，恐怕不是承诺全额退还供暖费就可以了之。在一个法治国家，热力公司在经济上可能面临巨额索赔；市政府官员则要承担治理失当的政治责任。
林州市政府的官员并不慌张，他们停止供暖的理由冠冕堂皇：为了完成国务院下达的节能减排的“死任务”。为热力公司提供能源的电厂，是国家节能减排的关停对象，必须限时关停。如此果断地执行上级命令，哪怕市民难耐严寒，恐怕还会被认为执行力强，得到提拔的机会？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命题。很多大城市里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小地方发生的荒唐事件，离我们十分遥远。其实未必如此，这不过是大城市里为大型活动搞交通管制、争创卫生城市清扫小摊小贩的另外一个版本。平日里没有人用心做好交通规划，更没有人替底层民众的生存着想，临到上级检查或者外国人参观的时候，官员们不需要跟民众作任何商量，召开几个紧急会议，依靠国家暴力，强制执行他们简单粗暴的救急措施。今天敢不让你上街，明天就敢不让你回家；这里敢不让你随便买菜刀，那里就敢不给你供暖。
我相信林州市的领导和所有领导一样，又会搬出大局观来。节能减排的低碳生活，是全世界的最新潮流，旨在拯救地球。冻死你一个，幸福六十亿人！而且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了严肃的承诺，必须要在多少年内达到多少目标，事关国家的国际形象和信誉，我们小老百姓岂能贪恋一时之暖，耽误了国家的宏伟工程？
地球的确面临生态危机，中国理当担负大国责任，国务院下达节能减排的任务，也势所必然。问题在于：其一，这些任务中既然包含了关停为老百姓寒冬供暖的电厂，是否也包含了减少机关单位过于优厚的“特供”所需能源？是否还包含了减少了满大街肆意排放的公务用车，以及总是杯盘狼藉过度浪费的公款吃喝？其二，如果早已决定必须关闭这家电厂，林州市政府是否考虑过市民的过冬需求？如果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基本的民生问题，官员们为什么还要薪水照拿公房照住？
地方官员可能觉得委屈，因为国务院并非只是下达一个节能减排的任务，让他们自己去统筹安排，而是直接点名要关闭这家电厂。这就是中央政府家长制作风的弊端。从这个逻辑上说，国务院既然要直接关电厂，那么要不要亲自过问一下老百姓的冷暖呢？应该而且必须，但是总理已经日理万机了。
更重要的是权力来源问题。我曾经访问印度，听人介绍比哈尔邦的民粹政治。那个佛教胜地长期治理无方，道路稀烂，环境肮脏，但是时任邦长连续高票当选，因为他把日韩佛教信徒捐来修路建庙的钱，直接分给了底层民众。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坏的极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解读，河南林州市为何走向另外一个坏的极端？那就是因为决定官员仕途的选票不在老百姓手中，而在上级领导的脸色里。
我爸是我爸
一月 11th, 2011 — 未分类
史铁生，看到时间的人
一月 9th, 2011 — 未分类
听到史铁生辞世的消息，我并没有太多的悲哀，而是平静地重读了一遍《我与地坛》。两天后又听到香港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司徒华辞世，一生风雨的“华叔”弥留之际躺在医院的病房，听着家人诵唱圣诗，安详离世。没有看到史铁生临终的情况报道，也猜想他不是基督徒，更知道这两个人的人生几乎没有交集，但我还是在脑海里把两个画面叠加在一起。无论身体如何痛苦，史铁生一定如同他这一生所为，以平静地思索着的灵魂，走向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上帝。
那些曾经打动你的灵魂的作品，往往担心你去重读。因为当时的震撼，通常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支持。但是我相信《我与地坛》并没有这样的忧虑，它就像它所描述的地坛那样，千百年来深邃沉默地呆在那里，任随人们经过或逗留，嬉戏玩乐也好，遐思默想也好，它宽厚的虚空之境包容了一切。史铁生的作品，就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地坛。你每一次经过，都会忍不住停下张望和思索。
人们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对于生命的体悟和感慨。用生命去写作，这是一句被中国作家滥用了的套话，但是真正施行者，我们找不出几个来，史铁生无疑是其中之一。也许因为他的身体一再不幸的遭遇，也许更是因为他的悟性和智慧，他的作品中充满了身体和灵魂的对话，以及对于生死的探讨。这使得他将自己和同辈作家区分开来。
这一次，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时间。他在《我与地坛》中写道：“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要不是这一次的回顾阅读，我几乎忘了自己曾经固执地认为，一个好的作家，总是在讲述时间的故事。《我与地坛》反复地描述时间的印记，一年四季的声音与光影，千百来年的记忆与忘却，映衬着渺小而荒诞的生命过程，都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时间”。
这一句话，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破老汉，他的故事就是散落在黄土高原上的时光；《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以及世间所有卖唱的盲人，他们用千万根琴弦来丈量生命的长度；到了《病隙碎笔》，史铁生从三天一次透析中，勉强挤出一天时间来写作，这本身就像是一个时钟的齿轮运动，顽强地在生命的虚空中刻下印记。
在繁华喧闹的都市中，在股市起伏楼市癫狂的时代，在微博的碎片化言说中，时间看似被我们抓住并宰割，其实也许那只是它的影子，真正的时间正远远地躲着，并忍不住偷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家都在疯狂地奔跑。像史铁生这样慢慢地体验生命、追问价值的人，几乎被时代遗忘。要不是他辞世的消息传来，没有人想到还有地坛中的时间故事，或者时间中的地坛故事。
个体的生命都一一投射到时间之中，“看见时间”是为了“看见自己的身影”。由此我终于明白，尽管史铁生成名于知青文学，但是他的理想主义里加入了那个时代少有的个人主义，这就让那些血色的青春脱离了凌空蹈虚的语境，成为对于自我价值的追寻之旅。这是史铁生和他的作品的最高价值。
时代的喧嚣使得不少人感到厌倦，安抚厌倦之感的一个便捷之途是怀旧。出于各种目的，商业的、政治的或娱乐的，很多人对人们的怀旧情绪加以利用，引申为对红色年代的高歌。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成为对当下商业气息的批判武器。但是，同时席卷而来的，还有对个人价值的抹杀，对个体人性的侵犯，以及对于黑暗历史的粉饰。有些史铁生的同辈作家，以“无悔的青春”对当下的社会情绪巧取豪夺。
“时间总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这是鲁迅对于总是被遗忘和涂改的历史的悲哀。但是，如果你走进史铁生的地坛，你就会发生，哪怕是最小的尘埃，最轻的声响，最柔弱的生命，每一个细节都被时间所记录。时间让人信任，甚至让人信仰。
就像史铁生那样，站在自己的地坛中，慢慢地行走，然后安静地停留，看见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你会感到欣欣然，还是会被吓一跳？
应景而已，家庭日记又何妨
一月 9th, 2011 — 未分类
新华社记者颜秉光多次把家人作为采访对象，近日被停止采访报道工作，调离记者岗位。颜秉光的行为由网民揭露，经由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核查确认。记者造假时有所闻，不过像颜秉光这样，一再把家人甚至自己当作陌生人写进新闻作品，被网民排列在一起，呈现出特别的喜剧效果，仍然令人忍俊不住，十分耐人寻味。
按照新华社和很多网民的解释，颜秉光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她本人缺乏新闻职业道德，没有维护媒体公信力的自觉性。的确如此，一个记者把新闻当作虚构作品，违反了基本的职业伦理，其专业态度和诚信品格大可疑问。记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良心活。对民众知情权利和社会公正不感兴趣的人，最好不要加入到这个行业。但是，众所周知，这个行业又充斥着太多蝇营狗苟之辈，只不过大多数人比颜秉光手段高明或者运气更好而已。
不可否认，网民对颜秉光报道被揭露的幸哉乐祸，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对新华社报道长期不满的基础上的。作为经常性垄断重大新闻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被揭露出摆乌龙的事情并非头一回。曾记得神舟七号载人航天器尚未发射，新华社就发出了细节生动的着陆现场报道，宣告伟大成功。也曾经有新华社记者因为敲诈勒索而触犯刑律，锒铛入狱。而更多的时候，并没有证据否定新华社的报道，但是由于其垄断性质，人们有理由对它保持怀疑的态度。道理很简单，言论需要自由市场。只有经过自由市场的竞争和检验，资讯才能取信于人。
颜秉光被揭露出来的虚假报道，并非重大的政治新闻，而是一些琐碎的日常生活信息，比如儿童如何度假，哈尔滨的天气变化，年夜饭如何吃等等，都不属于官僚体制管理需要控制的新闻。她为什么造假呢？当然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多混几个稿费。真正的问题在于，她何以能够造假？造假之后，新华社的体制为什么不能自动甄别？从网民揭露的情况看，颜秉光的造假明目张胆，极易暴露，简直就是为了测试一个系统而设计的试题。在这个测试中，新华社的采编系统没有及格。我不相信新华社的采编都是无良之辈，但是在一个不能带来职业荣誉的新闻体制中，撒谎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事实上，颜秉光的报道并非都是谎言，甚至可以说大部分真实。正因为她的报道中反复出现家人的真实姓名，才被网民发现抓住了把柄。她的报道放在一起，像一本家庭生活日记。正如网民所嘲笑的那样，她的先生虽然是一位普通的教师，却成为媒体宠儿，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记者的眼球，一言一行都会被写进报道。这种滑稽效果，恰好是因为颜秉光报道中保存了相当多的真实性。假如她把先生的名字，换成“王先生”、“李小姐”、“赵大娘”，这些报道有什么不同吗？我想并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在于，这些琐碎的日常生活记录，为什么会反复成为新闻？记者固然应该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可以经常性地成为国家通讯社的报道，这个通讯社的新闻眼光就大打折扣了。简而言之，颜秉光的家庭生活日记之所以频频报道，也是因为新华社关注的这类题材实在是无足轻重，甚至无聊透顶。
这到底是哪一类题材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无聊的报道？细读颜秉光的报道，再联想到中央电视台的很多画面，我们就会知道，这多半是一些应景报道。过年了要说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国庆了要说大家欢庆节日，下雪了要说瑞雪兆丰年；或者改头换面假装关怀民生发现问题，其实早就预设了答案。这些报道几乎年年如此，岁岁重复，并不需要记者去当真采访，采访了也未必有用。为了应付这类场面，找熟人出境的记者不在少数。只要这类报道继续存在，颜秉光是否离开记者岗位，并不那么重要。
Untitled
一月 8th, 2011 — 未分类
强奸受害人要讨什么清白？
长平
不久前和公益律师郭建梅女士聊天，我问及宋山木案的进展，因为她是此案受害方的代理人。她说宋山木强奸证据确凿，法官不可能判决无罪。但是，此案受到的干预极大，宋山木的势力不可小觑。几天后，一审判决出来了，宋山木以强奸罪获刑4年，对受害人罗云（化名）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为4205.87元。又过了几天，宋山木提起上诉。
坐牢当然是对犯罪者的惩罚，还受害者以公道，但是这个赔偿数目，看上去像是一个笑话。它离打官司的基本花费相差甚远，遑论精神补偿。既然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想必有一套煞有介事的计算程式，但是越是如此，越显出法律的荒唐。既然强奸罪名成立，又为什么要让受害人赔钱打官司？
受害人认为判决和赔偿都轻了，但她仍然感到欣慰，“起码来说，法律给了我一个公正的结果”。这个公正的结果是指什么呢？从道理上说，是强奸者对她造成伤害之后，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但是奇怪的是，这并非她的重点，在接受采访时她说，这个判决“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我是清白的”。一个强奸受害人要讨什么清白？她是怎样失去清白的？
从报案开始，罗云就承受着性交易的指责。不仅性交易本身意味着道德堕落――当然是指女方；男方也会被公众认为不道德，但是程度要轻得多，一般用不上“堕落”二字――而且交易之后翻悔告状，还面临着诚信危机。
并不完全像罗云想象的那样，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她的“清白”就悉数奉还了。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性交易，甚至有媒体以“性交易之辩”作为报道重点。还有人声称，这个判决是媒体“绑架”受害人，舆论操弄的结果。
法官不被信任，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但是，这不是此案中舆论的重点。这类事情，无论真相如何，很多人也宁愿谴责女人堕落。山木公司那么多女人，总裁为什么偏偏就选中你们几个（向媒体投诉宋山木性侵害者至少有三名女性）？一定是你们在某些方面太不检点了，不是衣服穿得太少，就是眼神不够庄重。就算总裁色迷心窍，你们就不能拼死反抗？
另外一些人可能没有这么浅薄，他们非常“理性”地看到，暧昧关系或者赤裸裸的性交易，在那样的公司相当普遍。就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像山木培训这类私人公司中，傍老板和事实性交易的确很多。但是如果能再“理性”一点，就会看到这多半是被逼迫的结果。在这样的公司，老板骚扰职员太容易，有些完全是明火执仗，既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也不会受到舆论谴责。不少女性受侵害之后，默默离开，生怕有人知道，何谈报案与索赔？其中不少人还一直受到施害者的威胁，更不敢说出去。离开已经是非常果决的行动了，因为换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天下乌鸦一般黑，出了狼窝谁能担保不进虎口？因此，比较“划算”的选择是逆来顺受，最“划算”的是反客为主，甘当“小三”。
强奸案的民事赔偿这么低，愿意冒着舆论的压力控告老板的人，的确是凤毛麟角。因此郭建梅律师说她很佩服罗云，“她很勇敢地站出来了，说自己不怕丢人，不怕威胁，为了让别的女孩子不再受到伤害，她宁愿牺牲自己，一告到底”。说不怕可能是给自己鼓劲，因为郭律师同时透露说，“要知道每次开庭她都抖得不行”。
郭律师据此认为，“其实不管任何人受到伤害，不管你面对的是多么强大的一方，只要你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定意志，依法维权，你就可能获得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单就一审判决而言，这个乐观的判断算是勉强成立。但事实上，罗云所受的伤害并没有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她说，“其实从案发到现在，我的整个生活状态一直都是很焦虑的”，“因为这件事，我老是要换新的地方，每一次换地方我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为什么焦虑成这样呢？因为“现在这件案子判出来了，我害怕我的信息公布出去，我们公司的人知道，我不知道到时我是否能够承受周围这些（人）给我的压力。（再度哽咽）我也不知道到时我父母会遭受什么样的压力，这些我都想不出来”。这让我想到河北省栾川县刚刚发生的一起悲剧，十五岁的少女王甜甜，多次被一名邻居男子强奸及威胁，不敢告诉别人，变得沉默寡言，并用刀子多次自残。事情偶然暴露之后，强奸者被判刑6年，王甜甜则在宣判作出的两天后喝农药自杀，因为她承受不了人们的闲言碎语。
在这些闲言碎语中，被害人成为话题的主角，失去清白的人是她们，而不是那些强奸犯。更何况，有消息证实，郭律师此言不虚：宋山木势力用金钱收买舆论，混淆是非。
如果一个人并无过错，他/她就无所谓失去清白；因此，当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要去讨回“清白”时，就注定这“清白”无法讨回。舆论逼迫她去讨“清白”，
无异于再一次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