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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六月 2012 by 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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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文/ 長平

2007年6月4日，我寫了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其中說道：

沉默是可恥的

影射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昨天是可恥的

今天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他們是可恥的

我們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當 時我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壓抑，一種不能擺脫的恥辱。我無法滿足於使用「8×8」、「5月35日」這樣的暗語來和記憶對話。我十分讚賞在暴力恐嚇之下堅持表 達的民間智慧，同時認為，如果我們為這樣的智慧有半點得意之處，都有可能成為無恥現實的同謀。我們必須意識到，「2398.46」這樣的股票指數，既是我 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恥辱。

直 到兩年以後，我第一次去香港維園參加燭光晚會，才稍微感到一點喘息的機會。後來我一再鼓勵中國內地人去參加這個盛大的聚會，首先是感恩於它對個人創傷的治 療。長期在黑暗中掙扎的眼睛，已經不習慣於光明。你會發現自己說不出話，喊不出口號。你必須一點一點地，先跟著香港人囁嚅幾聲，然後喊出一個詞，再喊出一 個詞，最後才能喊出一個句子。這時候你才知道，20年的政治高壓對你的精神傷害有多深。

最 嚴重的傷害是恐懼的內化。當局以暴力和謊言，將「六四」設置成高度敏感的話語，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們內心是否認同和接受這種設置，是另一個方面。內 化與否的區別在於，在沒有任何現成威脅的朋友間的飯桌上，甚至一個人呆著的時候，你是否自覺地迴避這個詞？即便到了國外，你是否也對網絡上的「六四」材料 視而不見，本來是怕惹來麻煩，最後卻真的認為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

我 先從自己的精神困境中，發現「六四」並沒有成為歷史，也遠遠沒有過去，鎮壓仍在繼續。隨後，我觀察當下的野蠻暴力，對民房的強制拆遷，將上訪者扔進精神病 院，動輒關押和毒打異見人士，無一不是「六四」鎮壓的延續。這種鎮壓邏輯是，為了社會穩定，當局可以不擇手段，而暴力是最可靠的工具；暴力雖然殘忍，遭到 全世界的譴責，但是只要放棄底線，就能保住權力，隨後還可以用金錢去贖買讚美。「六四」鎮壓最大的理由，其實就是維穩。

李 旺陽的慘痛遭遇和離奇死亡，讓更多的人看到「六四」鎮壓和現實維穩之間的關係。「六四」鎮壓的不僅僅是千百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億萬萬的普通市民、工 人、農民和其他社會人員。由於輿論焦點的缺失，當局對他們的打壓尤其殘酷。他們中間的活躍分子，成為當局誣稱的「反革命暴徒」的主要成員，受到最長刑期的 懲罰，出獄後貧病交加，繼續遭受肆無忌憚的迫害。今天，在成功地對學生進行去正義化教育、對知識分子的主體進行金錢收買之後，這些階層仍然是當局維穩的主 要受害者。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更有機會看透當局，不抱幻想。他們中的英雄李旺陽，雖折磨致殘，但至死不屈。與此同時，今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北京、上海、貴州等地都出現上訪者及其他普通民眾公開的悼念活動。這並非偶然，了解他們的故事，才知道「六四」的全部真相。

李旺陽的慘痛經歷所激發的天怒人怨，以及這些普通民眾的勇敢行動，讓沉默的「六四」開口說話。他們的故事將會被更多人講述，他們的反抗將會更有成效。

要 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如果你感到難以開口，請先在心�默誦，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開始，先講「六」，再講「四」，然 後講「六四」……直到你能流暢地講出任何「六四」故事。害怕警察就先對朋友講，不敢上街就先在家�講。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 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圖/Benson T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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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五月 2012 by 陽光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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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文/長平

在柏林的一個座談會上，身為政治學者的主持人事先就一個問題和我溝通，我告訴他自己對此問題沒有經驗，恐怕答非所問。結果到會上他還是堅持發問：你們怎樣跟孩子談論「六四」？

我談了自己觀察，認為中國政府的宣傳和教育讓兩代人很難對話。一位前輩學者補充說，她一直試圖告訴孩子真相，又一直擔心孩子在學校惹麻煩。

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比我想像的還要重要。在美國加州，我遇到了十四歲的陳橋，她

是一個長笛演奏者，也是參與「六四」並成為人權活動者、至今仍在監獄裡的劉賢斌的女兒。到了美國她才明白，她之所以姓「陳」而不是姓「劉」，是媽媽想要盡量掩飾她和劉賢斌的關係，以減少社會對她的傷害。陳橋提出一個讓她困惑但沒有機會和父親討論的問題：在進行人權活動的時候，他怎樣想自己的家人？

父母經歷「六四」而不棄不捨，兒女則需要改名換姓以求順利成長（事實上即便如此也不能，少年陳橋被迫離開母親隻身赴美）；從事人權活動就意味著家人面臨危險，你必須二選其一。在這樣的社會，兩代人的對話如何可能？

2009年我在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晚會，看著20位20歲的年輕人，代表香港的「六四」二代進行「薪火相傳」的接棒儀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這場運動的主體，中國大陸整整一代人，當他們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長成了父母，他們的孩子又到了熱血青春的年紀，年輕的聲音在哪�呢？

正如生於1989年、家住長安街附近的木木在訪談中說所說，「我父母對政治的話題都很避忌，六四讓他們感到很心寒。他們不想再觸及和政治有關的任何東西，也告誡我說不要接觸和政治有關的東西。」他們甚至擔心已在香港工作的女兒去參加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當年絕天安門廣場上的播音員石冬青現居美國，女兒劉天舒是高二學生。我讀到母子倆關於「六四」的對話時，忍不住痛哭流涕。不是因為對話的內容有多麼驚心動魄，而是這種形式在

中國幾乎不大可能。我知道中國家庭的餐桌上，也有很多勇敢的「六四」一代打破沉默，告訴兒女歷史的真相。但是那和這對美國母女的對話並不相同。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討論，真相和真理既不掌握在政府手裡，也不秘藏於母親的內心。

當我們還要鼓足勇氣告訴兒女真相的時候，真相離他們一定還很遙遠。當人們「遠離」政治，以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空間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未能遠離，而且正處於政治高壓之下。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環境中，他們真的能夠安全、健康地成長嗎？

中國人已經知道自己正被各種有毒食品毒害，卻未必知道精神上的殘害遠甚於此。 「遠離」以後的學校教育和媒體輿論，成功地執行了正義滅絕、價值虛無的集體屠殺。政府不僅讓大多「六四」一代噤若寒蟬，還讓無數「六四」二代精神殘缺，讓他們來嘲笑父母當年的「天真幼稚」。人類還有比這更大的悲劇嗎？

記得我上大學以後，看見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僅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豐衣足食，更創造了絢麗無比的當代文化，我為自己此前被蒙蔽感到異常憤怒，僅此一項就足以上街抗議。當下的年輕學生，他們到了境外求學才可以看到「六四」資料，但是我很少見人因此而生氣，很多人還認為政府蒙蔽自己理所當然，為了社會的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政府會用恐嚇來掩蓋歷史嗎？會用數額驚人的維穩費用來防範百姓嗎？

關於「六四」，在香港維園，代代相傳的是呼籲民主自由的薪火；在中國大陸，代代相傳的是政治高壓、媒體謊言、精神迫害和自我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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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腐敗的權力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同時也正在改變世界的政治與文化。只要還有人在無辜被拘，全世界都不自由。只要還有權力在為所欲為，全世界都受到威脅。改變它，而不是躲避它，才是人類的出路。

文/長平

本週日是中國大陸法律規定的「全國助殘日」，想必媒體會一如既往地宣傳政府如何愛護、幫助殘疾人，卻避而不談陳光誠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中國政府長期虐殘，美國政府挺身助殘，前者還要攻擊後者，而且向被救助的殘疾人潑污水。

媒體宣傳中，有一點無疑將會是正確的，那就是助殘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先秦時代，中國人就制定出「寬疾」、「養疾」的制度。所謂「寬疾」就是減免殘疾人的徭役，「不為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所謂「養疾」就是讓殘疾人住進療養院，「聾、盲、喑、啞、跛蹙、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館，而衣食之」。同時還提出要保障殘疾人的就業機會， 「痦聾、跛、蹙、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而在古代的西方社會，古希臘、古羅馬都有扔棄、殺害殘疾嬰兒的傳統。亞里士多德提出：「讓我們制定一個法律來消滅畸形兒。」那時他們的信條是，國家強大有賴於國民體魄健壯。直到十九世紀以前，西方殘疾人都受到普遍的歧視。他們被視為異類、妖孽和罪犯，被冷漠，被驅趕，被迫害。

為什麼到了現代社會，事情完全顛倒過來？西方社會普遍尊重人權，扶助弱者，而中國社會卻能將一個自學法律、幫助鄉鄰的盲人長期非法關押、無情虐待？這是文化的原因嗎？這是人種的問題嗎？

上週末在新加坡發生了一個交通慘劇。中國大陸富豪馬馳駕駛價值千萬的法拉利跑車，疑因醉酒超速衝撞紅燈，車毀人亡，還將一輛的士撞飛，致使司機和乘客喪命。媒體刻意報道此人出事前瞞著懷孕的妻子，與一妙齡女子夜半約會。同時，他正在申請新加坡居留權。此事引爆了新加坡人對中國移民的長期積怨，掀起排華浪潮。 「嚴禁中國公民與犬污染新加坡環境」，成為當地網絡追捧的話語。

錢權勾結，目無法紀，窮奢極欲，生活糜爛，道德低下……這是全世界對於中國富豪的畫像，而且他們每每用自己的言行予以印證。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移民政策，又都嫌貧愛富，把有錢人當作精英人才引進。普通民眾對於這些中國移民的反感與排斥，一點也不讓人覺得意外。

但是，若是把這些中國富人等同於中國人乃至華人，不僅犯了種族歧視的錯誤，而且於事無補，改變不了人類這一部分的墮落，還會幫助他們拖累更多的人下水。

幾年前中國大陸流行一種說法：「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用來諷刺中共建政初始打劫、批鬥、槍殺地主和資本家，幾十年後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現在很多人明白了，這句話並不正確。首先，搶、批、殺一部分人，正是為了鞏固另一部分人的權力，然後讓財富轉移到他們名下。其次，過去的富人和現在的富人，在德行上大相徑庭。

1949年以前的中國，為富不仁者也隨處可見。但是，在漫長的中國傳統社會，富人尤其是鄉紳在公共設施建設、世道人心維護、民間糾紛調解、扶貧濟困、尊師助學等方面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強拆民房、強行墮胎、拘押訪民、迫害殘疾人這類事情，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僅不會參與，而且還要出來主持公道。他們中的大多數和皇權並不直接掛鉤，而皇權要依靠他們來維持基層秩序。

如今中國富人中的相當部分，要麼是權力攫取者的家族，要麼是這些家族的爪牙。即便是外來投資者或純粹靠自我奮鬥發家致富的人，當權者也給他們太多的特權，或者說權力太容易被他們的金錢收買，讓他們一起腐蝕社會公義和道德人心，這樣就少一些有勢力的人去過問權力的合法性問題。

於是，有太多的中國富人和嚮往致富的人，迷信金錢，炫富逞能，飛揚跋扈。世界別的地方的人們，一邊嘲笑他們，一邊縱容他們。他們享受著縱容，無視於嘲笑。他們看到中國的經濟強大起來，同時利用這種強大改變著世界。

排華浪潮固然能夠表達憤怒，然而人們應該意識到，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時代，任何民族或國家都很難被排除在外，「井水不犯河水」只是一種天真的幻想。更不用說，「人權高於主權」不應該僅僅用於文明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喊話，反之亦然。

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腐敗的權力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同時也正在改變世界的政治與文化。那些幫助中國維權者的西方人，總以為自己是在樂善好施，卻不知道他們也是在自我拯救。那些被權勢欺壓的中國人，也是整個人類的一部分，他們的遭遇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阻止，沒有理由不降落到人類的另一部分。國家主權不是邪惡的擋箭牌，它可能阻擋一時，卻不能隔絕一世。

只要還有人在無辜被拘，全世界都不自由。只要還有權力在為所欲為，全世界都受到威脅。改變它，而不是躲避它，才是人類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