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在中国山东临沂市有一个村子，任何陌生人从此经过都会遭到严格盘查，骚扰阻挠，甚至殴打关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验证，屡试不爽。新华社所属《国家财经周刊》记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该村，在路口就被拦截，然后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抓进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不知何处的屋子里，关押殴打和抢劫，非法拘禁约20个小时，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的理由将他遣送回原籍。两周以后，他被所在媒体解除工作关系。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律师。他曾经帮助残疾人讨回法律规定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的减免税费，帮助村民减除不该负担的土地承包费，还揭发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中的野蛮行径，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入狱四年。刑满释放之后，即便在构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当回归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监狱看得更紧。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数以百计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殴打和抢劫，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前来探访他。为此，从他家到附近国道路口，常年都有数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说，这是只会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较落后，官员比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员也会觉得临沂给共产党和中国抹黑，只要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事，特别是让主张公平正义的温家宝总理知道这事，一个批示就可能解救陈光诚。

我不怀疑通过舆论的压力，有可能让中央领导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这是社会抗议的结果，而不是山东临沂的作为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事实上陈光诚事件早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北京有关方面并非毫不知情。如果临沂真是一个例外，那么新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在遭到野蛮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回到北京之后，应该得到同事、领导以及更上级机构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实上，尽管石玉声明这是个人行为，所属媒体还是受到压力，让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说明，陈光诚律师在山东临沂的遭遇，是一个系统性反应的结果。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临沂当局收买曾受惠于陈光诚抗争的本人地充当打手，并给予他们公开抢劫路人财物的机会，这对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这样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公开的非法监禁，相当部分都发生在标榜文明的大城市里。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窑及关押陈光诚的临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监禁更加严厉，也更加令人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公然挑衅性地前往探访。假如发生这样的探访，谁也不敢保证探访者不会遭到相同甚至更惨的报复。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陈光诚的声援，不仅仅是一种路见不平的同情，而且是对危及己身的系统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但是，毫无疑问地，这些报复也增加了系统运作的成本，最终会导致其破产。

同理，这些抗争也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改变。近年来由于媒体市场化及媒体人的坚持，也由于整个社会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像石玉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记者往往还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

长平

欣闻广东言论解禁，我赶紧联系几位熟悉的编辑，问我被禁的名字是否可以在此地报纸上重见天日。都说不可，你别当真。还有编辑说，感觉更紧了。

一道分明是放开言论的命令，为什么让编辑压力更大？我所在的杂志，约请熟悉内情的人来解答，作者附言更证实了这点：要立即删除底稿，而且勿寄稿费，以免留下蛛丝马迹。这种内部的恐怖气氛，和外界所欢呼的言论突破，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

 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媒体人的工作还处于领导和宣传部门的命令之下，不管这个命令是禁止异地监督还是加强本地监督，其本质还是俯首听命，多一道命令就多一道负担。

对于赏赐的自由，过去跪谢“皇恩浩荡”，现在首肯“总算进步”。我当然知道，要求监督和禁止监督相比较，前者只能算作“进步”。不过从延安时期开始，到大鸣大放，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四川地震和北京奥运，在中共的言论管制历史上，这样的“进步”我们已经领教过多次。每一次都是

真的给了些自由，但是要倒退更多也易如反掌。

就在近些年里，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就有汪洋赴广东上任伊始提倡的思想解放。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要重新开始“言论突破”？还有仇和刚到昆明的时候，要求新闻媒体做领导的“保健医生”，不知道这些年昆明领导的病体好转了没有？至少我没有听说昆明的媒体比别处拥有更多的自由。对了，还有李鸿忠，坐镇深圳和湖北的时候，都大谈特谈舆论监督的重要，后来却在全国“两会”上亲自夺抢女记者的录音笔。

真正的言论自由是什么？对于媒体来说，那就是政府少管，领导不管，而且想管也管不了。媒体有独立的判断力和发表权，可以在领导要求监督的时候不搞监督，在领导要求不监督的时候大搞监督。尤其重要的是，媒体最要监督的人，并不是最高领导的下属官员，而是最高领导本人。

我并不否认有真正想要推动媒体开放的领导人，言论自由的历史上也有大量政要赫赫在榜。关键是要怎样做才有效，才算数。首先应该解禁的，是这个推动的行动本身。不是一次秘密的内部讲话，不是宣传部门发的一纸通知，不是媒体圈内的兴奋传言，也不是对宫廷政治的揣测和分析，而是公开地推动制度性的变化。

无论是台湾、前苏联和东欧的言论解禁，还是最近的缅甸变局，都是要么签署了法令，撤销了新闻审查部门，要么放开了对外国媒体和网站的屏蔽，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人。广东或者中国至少要能做到其中一点，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进步。

我忘不了几年前在美国伯克立大学访学时，小组中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同行，年轻、俊美而又阳光。到项目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忧郁得让人不忍多看。原来他在缅甸写文章冒犯了军政府，逃到美国，正面临下一步何去何从。我问他回去会发生什么？他做了一个枪毙的手势。当时我庆幸自己生在中国，最多是丢掉工作而已。如今缅甸竟然解严了，这让那些总是宣称不慢慢来就会社会大乱的人情何以堪？

同时我想要说，在言论自由的道路上，没有自由即是禁锢，没有进步即是倒退，并不存在暧昧的中间状态；而且自由是一种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享受。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和台湾也面临着“赤化”威胁。先哲有云，“只要还有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并非只是一句好听的口号。任何一个国家的媒体受压制，都是全人类的言论不自由。

发表于《阳光时务》第六期

今天明报的报道，其中提到过去任职职务时《南都》、《南方都市报》应为《南都周刊》。我在南方报业最后一个职务是南都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香港主编了《阳光时务》电子杂志，但是很少人知道我还没有得到香港工作签证。这个签证的审查一般四周完成，但我的申请拖延了八个月。那么我的情况到底特殊在哪里，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到底在审查什么内容？香港政府入境处还说我的申请牵涉到其他部门，到底是什么部门，为了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明。一直有媒体朋友询问此事，我都没有正面答复。最近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先生公开此事，我也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

后面是我刚刚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林建诚先生采访的文字记录，会在今天播出。

感谢媒体朋友的关心。

入境處批異見者來港 4周拖8月

《南都》被炒副總 受聘陽光衛視申簽注

http://news.mingpao.com/20111121/gca1.htm

http://news.mingpao.com/20111121/gca2.htm

接受香港有线电视台林建诚先生采访：

今年3月15日，应阳光卫视的邀请，我向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提交了工作签证的申请。到现在八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得到审查的结果。在此期间，入境处多次向阳光卫视和我本人询问各种问题，我们都及时地给予了回答。我们也多次催问，得到的回答总是客气而又空洞的仍在审查过程之中。

就我的工作签证申请而言，我想最重要的是专业资历和能力。我在中国内地媒体做记者、编辑、媒体管理者和时事评论人已经超过20年。我通过网络工作，在香港主编的时事杂志《阳光时务》已经出版了七期，是否具有专业资历和能力，欢迎入境处进行审查。我作为香港出版的杂志主编而不能在香港工作，同时也不能启动公司交付给我的其他工作任务，8个多月的延误，已经给阳光卫视和我本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入境处在书面回复中说，一般情况只需四个月即可审理完毕，具体个案视情况而定。那么我的情况到底特殊在哪里，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到底在审查什么内容？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说明。入境处还说我的申请牵涉到其他部门，到底是什么部门，为了什么原因？如果入境处不能给我私下答复，我只好公开询问。

你问到是否和内地对我的打压有关，香港政府入境处的表现的确让人怀疑。这些年来，我一直写文章批评政府滥用权力，尤其是2008年拉萨3.14事件之后，我写文章要求国内外都能对事件进行更真实的报道，而且希望反思民族平等问题，结果引发轩然大波，我被撤销南都周刊副总编职务，随后又被停止我在国内报纸上的时事专栏，最后被迫离职。我到香港办了阳光时务之后，从一开始就被国内严厉封杀，最近更是升级到针对主创个人，我的国内微博均被删除或更名。在我的工作签证审批上，香港政府是否奉命行事，我希望他们能自己给出回答。

近年来香港人对是否自由尚存与否十分焦虑，今年副总理李克强访问港大引发的8.18风波就是这种焦虑的一次爆发。我希望香港政府的官员能够为香港人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也希望香港作为一块民主自由的试验田，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做出贡献，而不是相反，让香港成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的牺牲者。

新闻报道 | 2011.11.19

《阳光时务》大陆遭封杀 主创微博被关

阳光卫视总裁陈平在11月5日的纪录片奖颁奖现场

香港阳光卫视旗下《阳光时务》电子杂志继十月初在大陆遭强迫下架后，昨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通知传至网络，禁止网民下载，该杂志的出版人陈平、主编长平、总监温云超等人不允许在境内开微博。

 

按：年初写了这篇文章，英文翻译发在《南华早报》专栏。昨天温总理去到７２３动车追尾现场，很多人又在争论他是不是好总理，因此贴出此文。我不在乎他的眼泪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关心他的政绩。

总理的谎言

长平

我走进理发店，躺下来洗头时，看见墙上电视里的画面有些眼熟，才想起这是“两会”闭幕日，温家宝总理正在答记者问。看了一会儿，被理发师叫走时，我还有些恋恋不舍。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喜欢这个画面，而是在回味过去的时光。

十多年前的今天，我不会这样漫不经心。我会端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最佳状态，聚精会神地，聆听提问和回答。那时候坐在那里的，是朱�基总理。他的语速更快，语调更铿锵，表情更丰富，但这些都不是我看这个节目的原因。我看它，是因为我相信它能给我一些有效信息。我也相信，我的读者在等待这些信息。

那时候执政党刚刚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作为媒体人，我和诸多法学家、维权律师及部分法官一样，对此治国理念寄予厚望，大力鼓吹。我以为，市场经济观念已经解决了经济领域的方向问题，法治观念也将奠定社会生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朱�基总理并不是这两个观念的最佳代言人，但是我们仍然从他激情雄辩的话语中寻找支持，然后把自己认可的言辞夸张放大，而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故意忽略。

今天的媒体人也是这样，他们聆听总理的答问，努力从中发掘正面的信息，然后做成大标题或者小标题。比如，本次记者会结束之后，各家媒体就提炼出这些标题：“信心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当前最大危险是腐败”，“解决怨气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改与经济改革应协调推进”， “考核政绩要看公平正义和生活改善”，等等。这跟民主社会的很多记者习惯于挑剔领导人发言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各家媒体派去跑“两会”的记者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不认为相信正面信息的人数也在增加，而是恰恰相反。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渠道多元化，人们不再容易受传统媒体蛊惑。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现实比以前更加糟糕。比如，温总理在去年的“两会”上留下名言：“不仅要让中国人民生活得幸福，而且要有尊严”，“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这两句话被媒体放大之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然而，在此之后，房屋遭遇野蛮强拆而自焚抗议的人更多了，不堪生活重负而跳楼自杀的人更多了，甚至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屠杀幼童事件，并有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而致举世震惊。所有这些事件中，温总理都一言未发。

温家宝总理在去年以积极的政改言论而引人注目。他前后七次谈论政改，重提邓小平关于政改的论述：无政改则经济改革不会成功。尽管这句话把政改置于发展经济的附属地位，但是人们仍然欢欣鼓舞。然而他的言论在国内媒体竟然遭到噤声，《人民日报》则连续发表署名“郑青原”（被解读为“正本清源”之意）的文章，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本届“两会”上，再次将中国的政治特色定义为“七确定”和“五不搞”，其核心是确立中共领导，不搞监督制衡。

相信温总理政改诚意的人，承认他没有能力付诸行动；认为他在作秀表演的人，讽刺他是“中国影帝“。这两类人会以不同的心态去观看温总理的记者会，但是大概都不会相信他那些动听的言辞会变成现实。

中国人盼望“明君贤相”，至少已经等了两千年。因此我更希望以现代政治文明的观念来评价领导人。这种观念要求领导人为任期内的重大事件承担责任，而且媒体为领导人准备的，往往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吹毛求疵。

因此，当我躺在理发店里的洗头椅上，听见总理说“我们消除了农民进城的歧视”，就觉得特别刺耳。不用当总理也知道，只要户籍藩篱一日尚存，城乡歧视就无以消除。后来我发现，总理类似的谎言还有：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杏坛设教浮雕，山西平遥文庙

印度鹿野苑讲道 长平 摄

和樊阳去外滩美术馆看展览，碰巧他的学生钱小姐在那里做义工。研究艺术的钱小姐为我们做了非常专业的导游。

吾友樊阳，向来深居简出，与世无争，近日突然走红，饱受媒体骚扰。看他拙于应对的样子，我不免有些愧疚，但又忍不住窃喜――日前上海之行，有意栽的花是去复旦大学演讲，无心插的柳便是把他出卖给了媒体。

樊阳是上海市一位中学教员。业界所知，是他带的毕业班，成绩总是拔尖。这只是他的稻梁之谋，最让他倾注心血的，是每个周末在家免费开设的“人文私塾”，给一些有兴趣来听的学生讲授文学、思想和时事，坚持了整整二十年。虽然桃李满天下，却是酒好巷子深，自斟自饮，不亦乐乎。

此番拜访，听他发了一些牢骚。那几天上海最低气温零度以下，我进门以后，他和妻子管立勤女士让我紧贴空调落座，我还是感到寒气袭人。我知道如果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不会开空调，只说是习惯了。但是周末为孩子们打开，这也成了习惯。说起这个，管立勤也忍不住抱怨说，空调开着，有些孩子进进出出都不记得关门！樊阳却不以为意，他最大的困扰，是越来越多的家长，不让孩子来听他的免费课，而宁愿去上高价补习班。

几天后我看到《时代周报》记者和他的对话，再一次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

时代周报：看学生一个个走了，你会不会很伤心？

樊阳：（提高语调）当然很伤心了！我最伤心的就是这个事！比如一个女生，她原来就喜欢追星，漫画，后来慢慢真喜欢文学了。从原来根本不读书的，变成了喜欢读书。但是高二了，她父亲的影响力显然更大，中秋节时，她爸爸来了，和我谈一谈，我就知道，哦，不来了。我很失落的。因为这个孩子是有变化的，但是最后还是被现实功利拉走了。我一直经历这种打击。……

回到酒店，我意绪难平，上网发了一条微博，简单说了他的事情，推荐媒体关注。有些意外的是，当天就有近千人转发，数百人评论。两天后，《东方早报》就刊发了整版报道。随后是《青年时报》、《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潇湘晨报》、《环球时报》英文版等十多家媒体的约访。这期间我和樊阳通过两次电话，我有些失望地发现，成为媒体宠儿，他一点也不享受，反倒是满心苦恼。我只好劝他说，媒体报道也是人文教育，而且受众更广，你就从了罢。

他抱怨说，媒体写得太感人了，不大像他自己。我说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每个记者写出来的都只是他心目中的樊阳，你就不用对号入座了。跳将出来当一个旁观者，看看十多家媒体如何描绘不同的樊阳，也是一件趣事。话虽如此，当我读到下面这一段对话时，还是忍不住鼻尖发酸，潸然出涕――

时代周报：当时你还没解决住房，上课地点怎么解决？

　　樊阳：就一群人坐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

　　时代周报：当时是怎样的情景？

　　樊阳：复旦的那个花园，叫曦园。我记得很清楚，冬天很冷，我们都穿着滑雪衫。我印象很深刻，从春天到冬天，我们有个女学生还去摇梨花树，弄得满头都是。

　　有时候有些人会注目的，我就声音放低一点。

　　时代周报：在曦园讲多久？

　　樊阳：三年时间。买了房子后，周末就把儿子送到外婆家，在儿子卧室讲课。学生们来了就席地而坐。

这让我想到两个情景。几年前我去山西平遥，看了那里的文庙。那是中国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文庙，其中有号称规模最大的科举史展。从史料上说，这个展览值得一看，但是它毫无历史批判意识，对科举制度一味颂扬，更把状元传统庸俗化为一个旅游项目，我颇为不满。突然之间，我看到了一幅浮雕，题为《杏坛设教》，描绘孔子讲学的故事。我停了下来，伫立良久，遥想春秋乱世，荒郊野岭，孔子携弟子席地而坐，诵诗读书，弦歌鼓琴，这是何等的伟业！把这种有教无类、浴沂舞雩的讲学当作科举的源头，又是何等的谬误！

后来我去印度旅游，参观鹿野苑，再一次感受到这样的震撼。相传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觉悟成佛后，西行二百公里，来到鹿野苑，于菩提树下，向五位侍者讲授佛法。五位侍者有所证悟，旋即披上袈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僧侣。这就是佛教史上的“初转法轮”。我们到时，夕阳初下，落霞满天。那棵古老的菩提树下，仍然坐了一众信徒，听一位僧人讲佛论道。尽管游人如织，此地一片寂然，唯有娓娓教诲，穿越时空而来。虽然言语阻隔，但我仍然席地坐下，倾听半晌。

我把这两个场景的照片找了出来，发给樊阳。我并无意要拔高他的行为。事实上，我们做朋友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媒体工作，我们经常谈论他的“私塾”，他也把一些学生介绍给我认识。然而，无论选题多么枯竭，我都没想过拿他做报道。这就是所谓“熟视无睹”吧。我发这两张照片，除了表达我的敬意之外，也是想要对他说，其实孔子和释迦牟尼的讲学也并不神秘――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哪儿都是杏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哪儿都是鹿野苑。

河北魏县穷而乱，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假药案，该怎么办呢？我想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认为那就发展经济、加强法治吧。天才的魏县政府官员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德孝”，关键中的关键又在于“孝”。还是老办法，领导干部带头“孝”。

在魏县的干部任用规定中，无德无孝一律不予提拔。怎么证明德孝呢？让父母开“德孝证明”。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说，自“德孝治县”以来，当地开展了一系列德孝工程，如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建设高标准敬老院、五保老人吃“财政”等。由此可见，“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古言不谬也。不过，以“孝”打假，从而治乱，魏县的这个逻辑实在不好理解。据我所知，假冒伪劣商品，很多都是家庭作坊生产，父母兄弟此间的精诚合作，到底是孝还是不孝？

“孝治”被认为中华优秀治国传统的复兴，魏县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山西河津、甘肃金昌等地出台过类似规定，都实行一票否决制。没有看到媒体关于这两个地方“孝治”成效的报道，却记得“孝治”之后的河津发生过不止一起矿难瞒报事件，其中著名的王家岭矿难至今没有公布死难者名单。尽管不都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其“孝治”至少没有发挥威力。重庆市还推出过“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如今此地大唱“红歌”，而在最红的年代里，“孝”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大义灭亲”才是正道，这个矛盾不知道如何化解？

也曾有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将“孝”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全国官员“勤政为民”。我希望有人做一个统计，看看那些贪官中有多少人对父母不好，或者说有多少父母在他们升迁的时候，不会给他们开“德孝证明”？据说大贪官胡长青同时也是一个“大孝子”，总是让岳父睡床上自己睡地板。更多的官员根本无须如此劳神，权势之下，马屁精如云，“孝敬”其父母者，何止一家一姓？

媒体报道说，魏县已经有十多个干部因为“不孝”而未获重用。我很想知道这些阻止子女仕途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铁面父母。然而，报道出来的只有两位女干部，其中一位“和妯娌、婆婆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好”，“还有一个是因为不孝顺公婆”，因此没有得到“德孝证明”。再联想到在这场“德孝”运动中，该县“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这不就是“三从四德”的借尸还魂吗？“孝治”成为打击女性独立发展的手段，其结果也只会进一步破坏婆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