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三月 2010 ↓
三月 28th, 2010 — 未分类
三月 25th, 2010 — 未分类
尽管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背诵了更多的诗句，但是对于很多媒体人来说，今年“两会”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还是“鸿忠抢笔”。3月7日，湖北省长李鸿忠接受记者采访时，听到一位女记者问及邓玉娇案，颇为惊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她是哪个媒体的，并声称要找她所在报社的社长。更加令人错愕的是，李省长伸手抢走了女记者手里的录音笔，数小时以后才由工作人员归还。
有人援引《刑法》第263条规定——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认为李省长涉嫌抢劫犯罪。李省长却认为，这件事连道歉都“不涉及”。他对这个举动的解释是，“我们担心她不是记者，就把录音笔拿去看看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李省长的怀疑，源于她问到了邓玉娇案。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就可能不是记者了呢？显然，他认为在这样的场合，即便没有经过特别筛选和培训，记者也应该心照不宣地，问一些“正面”的问题，让领导回答起来方便，也让读者感觉到社会的和谐。
李省长的判断来自他的经验以及他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其实并没有那么离谱。参加“两会”的国内记者，的确会受到一些纪律的约束，同时会有很强烈的自律意识，基本上不会“乱”提问题。以前几乎所有记者都是这样，现在大部分记者仍然是这样。
几年前，李鸿忠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时，上任伊始，就喊出“在深圳，请首先监督我”的豪言壮语，宣称“今天我郑重立下了军令状，不仅要请党内各位同志监督我，也欢迎全市人民、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监督我。”今昔对比，有人感到惊讶。其实李鸿忠并不觉得有什么矛盾之处。他在抢笔事件之后，还主动对记者提到了在深圳的言论。像这样热情欢迎媒体监督的官员还有很多，他们之所以如此豪放，是因为他们认为媒体都是可控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懂得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
一直有人期待，在总理的记者会上，国内记者就李鸿忠事件提问。这些人对时局的判断，并不比李省长更准确。记者会上看似随机的点名，都“碰巧”落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头上。对于这几家媒体来说，记者“乱”提问会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李省长的判断失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媒体的变化。第一，媒体的市场化和记者的职业化转型，已有若干年了。向他“发难”的记者刘杰小姐，来自人民日报集团的《京华时报》。跟李省长以为她不是记者相反，在这些媒体的从业者看来，这样的记者才是真正的记者。无论从媒体市场还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记者都不应该成为领导的“喉舌”，问一些不痛不痒甚至溜须拍马的问题。假如我的猜想没错的话，《京华时报》不会真的惩罚刘小姐，因为这次事件对该报的声誉和市场功大于过。
第二，李省长忽略了互联网的成长。在过去年代，这种事情过去以后，除了当事媒体和记者承受压力之外，就跟没有发生一样。但是如今无论怎样管制，网络仍然存在比传统媒体更大的空间，更少的自律。很多传统媒体即便没有收到禁令，也会认为涉及官员级别太高，自觉地沉默。但是网民们没有这样的“媒体素养”，反过来会迫使传统媒体人检讨自己的自律，然后打破规则，寻机报道，与网络构成循环互动。
此次事件最终引发了媒体人及各界人士的联署抗议。一份征集签名的抗议书在网络流传，两天之内，签名者就超过了800人。这份抗议书认为李鸿忠的言行背弃了温家宝总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及监督政府”的承诺，践踏了宪法赋予媒体人的言论权利，也就是践踏公民问政的权利。抗议书呼吁媒体人及各界人士“知耻而后勇，合力声讨李鸿忠事件的恶劣影响”，并“提请全国人大主席团及秘书处高度关注李鸿忠事件事态发展，查勘李鸿忠不当言行；专门调查并完整公布李鸿忠强夺记者录音笔的事件真相，责成李鸿忠公开道歉，严肃核查相关机构对其省长职务和代表资格的罢免程序”。
李省长大可放心的是，这些抗议的诉求，全国人大都不会理睬。因此抗议书中声言：“抗议不必苛求胜算，但求无愧于心。”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没有结果的抗议也有价值。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抗议活动本身是政治的组成部分。
不过抗议者也面临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记者的录音笔被抢，会闹得这么大？在发生过“抢尸体”事件的中国，它算得了什么呢？
类似的问题也曾经在香港讨论过。去年新疆“7.5”事件中，香港记者被内地警察扣留及殴打，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有人质疑道，记者采访遇挫乃职业常态，为什么每每激起轩然大波？记者是否利用了媒体特权为自己维权？
首先，我认为抗议活动“勿因善小而不为”。权利本无大小，一律平等拥有，任何人感觉受到不公正对待，都可以进行抗议。世界上一定还有比“抢尸体”更大的不公，不能以这样的理由要求人们放弃抗议。
其次，正如该抗议书中所言，“为新闻界争尊严，亦是为民众争尊严”。媒体所拥有的“特权”，其实是指它的公共性质。并非像有些人辩解的那样，传统媒体都是国企，政府有权为我所用；网络媒体都是私企，爱怎么删贴都行。在新闻专业主义看来，无论谁是老板，媒体都是社会公器，因为它出售的是跟言论自由相关的公共产品。媒体也应该以这样的立场来要求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限制媒体采访权，性质的确严重。
三月 21st, 2010 — 未分类
三月 14th, 2010 — 未分类
三月 6th, 2010 — 未分类
“三八”妇女节一百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想一想一百年来妇女社会状况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真让人百感交集。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官方正在安排一系列纪念活动。然而，在若干非官方授意的媒体报道中，不约而同地，都在讨论这个节日给女性带来的尴尬。
这个讨论已经有很多年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三八”成了一个贬义词，含有“愚蠢而又啰嗦”的意思。“妇女”的命运也很悲惨，面临被抛弃的境地。有一位叫张晓梅的政协委员，多次在“两会”期间提议“变节”——将此节名称中的“妇女”更改为“女人”或“女性”。她的理由是，“‘妇女’一词某种程度上带有贬义，现代知识女性都自尊、自强、自立，已不是过去的家庭妇女。”
尽管女权主义者一再批评张委员歧视底层或家庭妇女，但是她的意见却反映了女性普遍的态度。在很多年轻的女性看来，“妇女”就等于“没有文化的中老年妇女”。听到“我们妇女”的说法，就跟在大街上被人喊了一声“同志”一样，俨然时光倒流。甚至在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时，她们对于当时自我认同的“妇女”，也要改称为“女人”、“女孩”或“女生”。
这些女人们既不愿成“三八”，也不想当“妇女”，如何让她们去认同和纪念“三八”妇女节呢？
事实上，如果不是和更多的假期结合起来，在中国不被响应、逐渐淡忘的节日远不止妇女节一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意义的解释权被官方垄断，其内涵被逐渐地掏空或改变，与普通人的生活脱离了关系，他们的真实诉求被视而不见甚至成为庆祝节日的障碍。
“三八”妇女节的开初，既不愚蠢而啰嗦，也不是家庭妇女的事。很多人都熟悉它的历史，但是就像我们熟悉的很多历史跟现实并没有联系一样，“三八”妇女节所开创的妇女抗争精神，在某个时候就突然终止了，年复一年的纪念日，就只剩下庆贺了。就算庆贺，也不是庆贺它的原初含义——为权利而抗争，而是庆贺优越的社会制度下的妇女成就。
这个日子来自资本主义的美国，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劳工权益思想对于权力和资本侵蚀人权的斗争。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服装和纺织女工举行抗议，反对非人道的工作环境、超时工作和低廉薪酬。两年之后，这些妇女组织了第一个工会。1908年3月8日，上千名妇女在纽约上街游行，并提出了选举权等更多的平权要求，喊出了“面包与玫瑰”的口号。1910年，德国社会活动家蔡特金提议设立“国际妇女节”，以纪念美国工人的罢工。1917年3月8日，俄国妇女奋起抗议不公待遇。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第一次纪念“三八”节。1949年，中国政府将3月8日定为妇女节。
这一段报纸和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历史简介，对于“三八”妇女节的原初含义并没有抹杀。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此节日完全丧失了社会抗议的性质，而成为男性社会对于妇女的小恩小惠。同时，跟中国的若干其他节日一样，还要求她们感恩戴德。
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已经安排好了一系列“三八”妇女节百年纪念活动。其中一个主要的纪念大会的主题是“百年如歌，芳耀京华”，要求“充分体现首都各族各界妇女欢聚一堂、共庆节日的热烈、欢快、祥和的气氛”。估计全国各地的活动安排及气氛要求，都与此类似。在此气氛之中，假如有人要像百年前的美国妇女一样，为自身权益而上街抗议，恐怕是难以成行的。
1977年，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把３月８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从此以后，联合国每年都要过这个“节日”。查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联合国似乎在过着另外一个“三八节”。每一年都会设定一个主题，联合国秘书长都会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致辞。近几年的主题如下——
2009年：共同努力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2008年：投资于妇女和女孩
2007年：终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行为不受惩罚的情况
2006年：妇女参与决策：迎接挑战，开创变革
2005年：2005年后的两性平等：建造更安全的未来
2004年：妇女与艾滋病毒/艾滋病
2003年：两性平等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
从这些主题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一个“热烈、欢乐而祥和”的节日，而是一个重申妇女权益、并提醒人们为人类的平等而抗争的日子。正如联合国网站上在谈到“三八”妇女节的九十多年历史时所说，“世界各国妇女虽在族裔、语言、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有所不同，但她们在共同庆祝自己的这个节日时，可以回顾一个至少延续了90年的为平等、正义、和平和发展而斗的传统”。
三月 6th, 2010 — 未分类
我津津有味地拜读了“烟草局长日记”，却没有看“兽兽门”视频一眼。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前者是公职人员，不能把权柄当阳具使用，围观就是一种舆论监督；后者是个人隐私，传播就是侵权，窥伺涉嫌施害——就算如某些人所断言，那是当事者的自我炒作，你不看不就让她少赚了？
我也有些纳闷，为什么网络扫黄大动干戈，调兵遣将，作势如破竹、明察秋毫状，误伤了不少网站，却对“兽兽门”中明显的线索无动于衷？就在前年香港“艳照门”事发之后，北京警方还闻风而动，宣布朋友间赠阅“淫秽照片”也属违法，传送两百张则可能获刑。
由此我也知道了北京警方把这些东西叫“淫秽照片”。不知道他们对“兽兽门”是否也持相同观点？北京警方的依据是《刑法》第367条：“本法所称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本条规定还排除了生理、医学著作和艺术作品，但是也还是值得商榷，比如自拍性爱视频自己留存，算不算淫秽照片？而且这个词显得过分粗鄙，不符合法律理性精神。那些看了不该看的照片还颇有道德优越感的人，往往就愤怒地称之为“淫秽照片”或者“淫乱照片”。法律术语不能跟这些情绪化的表达混为一谈。
同样的照片，香港警方的叫法又不一样，谓之“不雅照”。这个说法来自香港的法律。根据香港《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艳照门”照片被认定为在成人之间不构成犯罪的不雅物品。东西虽然不雅，说法却很文雅，比北京警方称“淫秽照片”要好得多。不过，这个说法听起来对当事人还算尊重，但其实包含着居高临下的审视与不屑。“淫秽”二字容易让执法者变得粗鄙，而“不雅”一词则可能让执法者变得虚伪。去年底网络热传一张河南某警察抓嫖时无端怒扯性工作者头发，就是粗鄙的证明。而当年香港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忍不住坏笑，就暴露了他难以掩饰的虚伪性。
媒体更喜欢的一个词是“艳照”。刊登此消息时，无论大报小报，一律艳光四射。我曾经以为这个词是中立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首先，它是一种黄色小报用语，具有低俗、夸张、耸动的效果，是严肃媒体应该尽力避免的东西。其次，这个词抽空了权利意识，无视当事人的感受，把事件定义为一场色情狂欢，使得人人都成为没有道德负担的看客。
具有权利意识的人们，则把这类照片称为“隐私照”，甚至叫“侵权隐私照”。这就意味着别人的隐私你别管，乱传乱看就侵权。他们认为不能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限制别人的性权利，陈冠希和女艺人没做错什么，车模兽兽也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隐私照”的发布者和传播者。这个称呼出现在当年香港新妇女协进会的呼吁书上。该会呼吁：“1.各网民及传媒停止张贴、连接或转载有关事件的照片；2.各界人士停止对涉事艺人做道德审判，维护每个人在性生活上的选择权。”假如“兽兽”是香港人，该妇女协进会想必也持相同的观点，也会发出这样的呼吁。
三月 6th, 2010 — 未分类
八大“禁止”，52种“不准”，这是中共近日发布的一个重要文件中的关键词。这个文件是新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简而言之，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党纪”。相较于1997版的中共“党纪”，这一次禁令更多更细。
现代政治多为政党政治。不过，在别的一些国家，并非所有人都会对党纪有兴趣。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政党党纪松散，入党只与政治观念有关，党员跟普通民众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国家比如法国和日本，政党党纪相对严明，党员与非党员大不一样。不过对于广大选民来说，心中多半没有党纪的影子，往往只关心两样东西，一是国家的法律，二是手中的选票。党纪只是政党用来在法律的框架内规范组织，以赢取更多选票的工具。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执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而且中共明确宣布“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尽管西方的选举政治并非是真正的“皇帝轮流坐”，而是“竞聘上岗”，但是毕竟时有替换。在否定替换执政方式的情况下，中共的党纪就不是一般的党纪。它不仅关系到一党的塑造，还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很多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都分不清党纪和国法的关系。
新《准则》中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本准则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有网民对此表示不满，觉得有些轻飘和敷衍。这其实是把它误作国法了，因为党本身并没有另外的法律权力。但是理解此二者关系的人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非党员干部遇到这些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党纪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到底是多了一层约束呢，还是多了一层保护？
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别的政党争权夺位的选举压力，而且党员干部占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有人认为党纪并无必要，多半和普通政治伦理及国法重复，或者说有了也是形同虚设。
细看新党纪中的“禁止”和“不准”，条条都是真理，而且新增部分也立足于当下国情，比如不准党员干部插手房地产业。但是，这些规定也可以看作是基本的政治伦理，无论党员领导干部还是非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遵守。在别的一些国家，无论党纪松散还是严格，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交给法律去处理，法律不能处理的时候，就由媒体去监督。法律的背后是审判，审判的背后是制裁；媒体的背后是民意，民意的背后是选票。
那么，在别的那些政党纪律相对严格的国家，党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多半是约束政党选举和议会活动的规定。比如，入党就要帮党拉票投票，否则可能被开除出党。比较而言，中共的党纪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家法性质，具体而微，从个人品质、生活作风、经济关系、法律观念等等无所不包。在那些国家，触犯党纪意味着不认同政党游戏，也不被政党认同，仅此而已。在中国则很不一样，触犯党纪意味着触犯伦理或法律，道德破产，仕途废止，甚至牢狱在望。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党纪与伦理、国法的重复并非坏事，俨然起着双保险的作用。但是，站在党的建设的角度，有学者提出，这种重复其实是一种浪费。根据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当集中力量管好现代政党意义上的党纪，协助党委抓好党风，而不是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但是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激增，使得党的纪委成为国家办案机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纪检机关与国家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现代政党意义上的党纪反而被闲置，甚至因为一党执政而没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