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的文人传统根深柢固。英国早期报纸，如十八世纪阿狄生和斯梯尔所办的两份报纸《旁观者报》和《闲话报》，内容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杂文和随笔 。中国报业的文人传统则一直延续至今。

有学者就同为二十世纪初中美报业巨擘的梁启超和李普曼作过比较研究，认为一个是热情的殉道者，一个是冷静的旁观者。李普曼强调，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梁启超则认为，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的章程中，“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梁启超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文人，以道德文章经世济用。而李普曼的形象，过去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和梁启超并没有什么区别。通过这样的比较，人们反倒觉得有些陌生。因为，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近现代历史，中国都没有诞生李普曼所代表的思想——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滥觞于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随着美国民主政治构架的成熟，政党报纸宣告破产，一批以为市民阶层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目标的便士报问世。这些报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冲击波之后，很快走上了专业主义的道路。从《纽约先驱报》提出“提供一幅世界正确的图画”、《纽约时报》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1947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确立了媒体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新闻专业主义是指新闻媒体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在报道上客观中立，在评论上理性持平，在经营上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新闻专业主义以“公共服务”为信念，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其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中国现代史上最接近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报刊当数储安平于1946年创办的《观察》。他在发刊词中说：“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并为刊物拟定了四个基本信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这样的立场和信条都很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评论规则。然而，《观察》的作者中，大多数人脑子里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遵守的仍然是“文以载道”的文人传统。而且因为这是一本评论刊物，并没有专业新闻报道的内容，所以并没有带来新闻观念上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才传入中国。一些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媒体的从业人员开始了自觉的职业化追求。但是中国是否有了真正意义上符合专业化规范的职业新闻人，仍然是一个疑问。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看，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信息披露，一是舆论监督。一位美国学者说过，定义新闻比发现新闻还难，因为它不需要定义。谁都知道，新闻就是新消息，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发生而不为人知的事情。这个朴实的定义就决定了新闻的基本功能，那就是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这个需求被越来越重视，直到把它当做言论自由，从而又和获得真理联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就认为，禁止新闻自由的不幸，“就在于它堵塞了获得真理的道路”。

谁也不能否认新闻人也是文人，新闻文体也是文章，因此新闻人仍然兼具传统文人的“文以载道”精神，新闻媒体仍然兼具道德教化的功能。但是如果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那么就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李普曼一生的主要焦虑是，报刊信息是否造成了一种“模拟环境”，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其客观真实性的判断 ，而同为报人的梁启超则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当我们将“文以载道”思想表述为一种文人传统的时候，人们容易认为那只是一种积习。事实上，并不是传统积习导致了李普曼和梁启超的不同，而是政治文化环境。梁启超自己也看得十分明白，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当这三大自由还遥不可及的时候，梁启超如何能够奢谈新闻的零度介入呢？

当下的中国媒体，面临的是一个畸形发达的问题，是前现代和后现代并存的匮乏与泛滥所造成的混乱。媒体从业人员既要担当传统文人的道义，又要追求现代新闻专业主义，还要适应后现代的信息消费主义。

 不管是否调查出具体的腐败行为，从基本的行政伦理出发，吕志毅都应该立即辞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都应该暂停。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环保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政府如何应对这个通常发轫于民间的运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广州市民应该感到欣慰的是，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的事件，迄今仍然处于官方和民间良性互动的轨道上。

尽管民间一直存在不信任的声音，但是多数人还是在寻求跟政府理性沟通的渠道；尽管民众采取过一些较为激烈的抗议行动，但是政府并没有反应过激，而是作出了若干较为理性的回应。本地媒体尽管始终面临一些压力，但还是既能如实报道官方的通报，也能客观反映一些民众的呼声，并派出记者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

在这种氛围之中，这一事件从最开始感性地反对在自己身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逐渐过度到在全市范围内理性地探讨垃圾的出路。广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表态多数市民反对决不动工，使得全民公投首次在国人的公共生活中成为一个讨论话题。番禺区区长楼旭逵及时地发布了文明处理垃圾的倡议书，使得民众能够更充分地思考垃圾分类回收的具体办法。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跟投入亿万巨资推进垃圾焚烧项目相比，垃圾分类回收并没有真正做到“两手硬”中之一硬，而且还没有回到正常的事理逻辑中来，把它置于垃圾焚烧项目之前来考虑。楼区长的倡议已经得到媒体和各方人士的赞赏，也受到本区民众的诚挚欢迎，何不趁热打铁，将其纳入政府工作日程，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制定分类回收措施、减排指标和奖励政策呢？抢先走完这一步之后，再来跟民众讨论剩余的垃圾该怎么处理，民意基础岂不更加坚实？

另外一桩尤其令人遗憾的事情，是政府对于李坑污染反应的淡漠。作为一个示范性的垃圾处理项目，它的运转状况是后续项目的前提条件。有一些媒体记者和民间志愿人士，多次前往李坑进行调查，发现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周边居民近年来癌症患者大幅增长。不管垃圾焚烧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有了如何先进的技术，也不管二恶英排放标准是国产的还是欧盟的，民众都需要政府对眼前的事实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不算太坏的是，政府并没有彻底否则这些事实，而是一再声称没有看到权威的材料。我不得不说，死亡本身是最权威的材料。在人们已经看到的严重污染和居民死亡的情况下，还用这个理由来敷衍就有些冷漠了。我并不是说，这些癌症患者就一定是垃圾焚烧造成的。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面对为数众多的病患和死亡，政府应该基于生命至上的原则，立即启动调查。为了取信于民，最好能够回避利益关联，请来第三方机构独立调查。如果政府所需要的权威材料，必须来自政府所认可的调查机构，而政府又不去找这些机构来调查，再说没有见到材料，就是一种没有诚意的诡辩了。

刚好政府有时间去启动这两项调查，反正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必须暂停。昨天媒体已经报道出，此前拼力推进此项目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被指与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联——其弟吕志平是垃圾焚烧特许经营方广日集团部门负责人，其大学刚毕业的儿子则为垃圾焚烧投资商的广州环投公司部门经理。只要此事属实或者部分属实，不管是否调查出具体的腐败行为，从基本的行政伦理出发，吕志毅都应该立即辞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项目都应该暂停。古今中外，权力的利益回避都是一个起码的原则。更不用说，吕志毅在政府新闻发布会及媒体采访中蔑视民意，激起民众强烈抗议。

番禺居民开始反对垃圾焚烧的时候，其出发点是保护居住环境，维护身体健康，假如能够揭发出官僚腐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不过，从世界环保运动的历史看，这又尽在情理之中。

六十年代在美国爆发的环保运动，也是一个清理各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勾结的过程。那场运动发端于女作家蕾切尔·卡逊在《纽约客》上连载的《寂静的春天》，随后引发了关于化学杀虫剂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卷入了和权势集团沆瀣一气的化工企业和农场主，以及被他们收买的科学家。讨论的话题远远超越了技术，涉及到生命伦理、政治哲学、公民权利等等问题，甚至包括国家战略——因为由杀虫剂带来的粮食高产让美国可以通过援助来拉拢更多的国际支持，环保分子被指认为共产主义者。最后，肯尼迪政府迫于民意，组织了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结论支持了卡逊的观点，拉开了改变了世界图景的一场环保运动的大幕。

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环保运动从来就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更早期的反对核能威胁开始，环保运动就被认定为不是“由专家来决定”的科学问题，“它取决于公众的意见，因此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问题”。事实上，六十年代开始的环保运动，为人类文明带来了诸如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史学、环境法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中国的环保运动，正是站在这些文明成果之上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