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物理学家周培源，则在《光明日报》上说自己“无耻地向美国物理界的学阀密立根请求工作机会，……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我愿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给我的余毒，下了决心重新做人”。

何以自轻自贱若此？乃缘于中共收拾他们的手法高妙。西方人说“洗脑”，听起来已经很形象很恐怖了，但是在中国还不够，全身上下都不留死角，谓之“洗澡”。作家杨绛以《洗澡》为题写了一部小说，借其中人物说：“难听着呢！叫什么‘脱裤子，割尾巴！’女教师也叫她们脱裤子！？”并描述“洗澡胜状”：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洗。

设计精微但是言辞粗鄙，就是为了撕下知识分子的斯文面纱，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什么东西，然后自己打自己耳光。除此之外，还要迫你去“帮助”那些不肯对自己下重手的同行。比如被毛泽东斥为“从此我再不要见他”的哲学教授张东荪，多次检讨都未能过关，于是翦伯赞、雷洁琼、贾淑英和一干学生都被安排轮番上场，“揭穿投机政客张东荪的反动本质”。

民国时期忧国忧民的谦谦君子，到了新中国都被注射了政治狂犬病毒，先疯狂咬自己，再疯狂咬别人，经过随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之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的人格尊严，已经荡然无存。接踵而来的“反右”和“文革”的惨烈斗争，则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这两场炼狱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和灵魂坚持抗争者已不多见，大批文人学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在身体的存亡之间进行挣扎。曾经抄录过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语录“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之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枪毙与绞刑”的张东荪，被送进了秦城监狱，曾经说过“自由在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在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失踪了，“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的傅雷夫妇自杀了，质问“谁给了他们权力”的老舍跳湖了……，被抄家、捆绑、戴高帽、游街、吐唾沫、挨打，这些动摇基本人性的侮辱与损害，不仅让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开启民智、担当良知的功能，而且和未被开化的民众一起，成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的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学校教材中对于历史的篡改，八个样板戏对于文艺的垄断，“两报一刊”对于舆论的控制，都是知识分子听话合谋的结果。其中有不少人，还患上了“斯德哥尔摹综合症”，对迫害产生了依赖。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思想或者身体的牢笼才刚刚打开一条缝隙，就听见皇恩浩荡、感激涕零的声音响彻神州。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以及被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有深刻反思“文革”的冲动，但是既没有闯入思想禁区的勇气，也算闯入也无所建树了。“伤痕文学”也好，巴金的《随想录》也，尽管不乏揭示历史真相、唤醒麻木良知的价值，但是也未免沦为当局新政的脂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希望重现，然而跟改造前的知识分子思想相比，不过是一丝稀薄的微光而已，立即被“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云冲散。“六，四”镇压之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已成惊弓之鸟，或投笔从商，蝇营狗苟于物质世界；或埋首故纸堆中，美其名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在此种境况中，学问大家钱锺书、季羡林等人获得至高荣誉，甚至成为道德楷模，不亦悲乎。

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被改造，而是从小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洗礼，畸变成为基因，被期待长大以后又红又专。无奈时移世易，颜色迅速变得模糊。左顾右盼之后，他们中有不少人想要认祖归宗。然而回头的路布满荆棘，畸变的灵魂首鼠两端。早在五四时期都已经坦坦荡荡地谈过的民主自由，如今还在中国媒体上欲说还休。

按：翻出一篇旧文，稍加改动，权且拿来与尹均生教授商榷。商榷的对象自然是尹教授的最新力作《西方新闻自由：一个虚幻的神话》。

关键不是控制，而是反控制

——一篇书评，兼与尹均生教授商榷

长平

奥巴马总统给了海伦·托马斯一个敬意，那就是和她一起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厅同庆生日。8月4日，奥巴马48岁，在白宫住了半年多；8月5日，海伦已经89岁了，2000年退休前已经在白宫工作了40年，是驻白宫时间最长的一位记者。

年龄在白宫并不是最重要的资本。还在年轻的时候，海伦·托马斯就受到总统的尊敬。1984年，当她获得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第四权力奖”时，里根总统祝贺说：“你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受尊敬的专业人士，你也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一部分。”这句话容易被中国人误解，以为她也被体制化了，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老了之后写一些肉麻的回忆录，题为《我在××身边工作的日子》。不要忽略了里根总统提到的“专业人士”，她从来没有因为置身权力的盛宴而忘记了自己作为新闻人的本分。无论总统对她友善还是敌意，她始终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提问者。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她是让总统发抖的记者：“不用怀疑，40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她有刀子似的舌头和利剑般的智慧。”在40年的白宫记者生涯中，她是铁打的营盘，总统是流水的兵。她总是站在新闻发布厅提问，而站在那里回答问题的总统，先后换了9个。

权力的秘密从来都极具诱惑力，海伦·托马斯的几本回忆录，假如被我们这里的书商逮住，一定会更名为《白宫秘闻》、《白墙内外》、《白镜头》或者《智斗九位总统的女人》。我要介绍的这本《民主的看门狗？》，则可以叫做《白宫不高兴》，新闻报道可拟为《“第一夫人”发飙，炮轰同行堕落》，也可以借用尹均生教授最近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的题目，叫做《西方新闻自由：一个虚幻的神话》。  她在美国享有“新闻界第一夫人”的美誉，一生获过30多项新闻荣誉奖。1998年白宫记者协会以她的名字设立了“海伦•托马斯终身成就奖”，她是首位获得者。她的这本书，的确可以当作美国政治和媒体的八卦读物，其中讲述了半个多世纪里白宫和记者之间的战争——总统们千方百计控制媒体，闹出各种丑闻；记者或者全力以赴地抵抗，或者无可奈何地投降，甚至心甘情愿地堕落。

不过海伦·托马斯揭露白宫黑幕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世人宣示，你看，世界就是这样尔虞我诈，新闻自由都是骗人的谎话，美国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把戏，权力都要控制媒体，媒体都要为权力服务。近年来这类论调在中国甚嚣尘上，都在争先恐后地论证世界的功利和不义本性，把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视为幼稚的理想主义冲动，其隐含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的追腥逐臭进行辩解。如果把这本书也顺势纳入这个系列，那真是对作者天大的污蔑。海伦·托马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她揭露黑幕不是为了证实虚伪，而是为了谴责背叛，为了告诉人们，新闻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她的重点不是权力对媒体的控制，而是记者对权力的反控制。她甚至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写下了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上的“刺客列传”，以充满尊敬而又温情的口吻，回忆了那些用笔和纸为美国民主作出贡献的优秀记者，其中包括现场报道希特勒轰炸伦敦的爱德华·默罗，获得普立策奖的越战战地记者彼德·阿内特等，还包括她已过世的丈夫道格拉斯·科内尔。

整个社会市场化转型之后，中国媒体人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记者也是一份职业，报社更像一个公司，职业化的态度到底是铁肩担（社会）道义呢，还是妙手写（广告）文章？在海伦·托马斯看来，新闻工作是一项美好高尚的事业，“新闻工作者有别于其他人的品质就是，他们笃信新闻事业的价值”。她借用评论家蒂姆·拉滕的话说：“新闻是使命而非专业。……因为新闻事业是公众表达权利的途径，这是宪法赋予所有人的表达权利。”又借同行索雷尔斯的话，说得更加明白：“我觉得，报业似乎不是很适合或者能够满足那些仅仅想以此谋生的人，因为报业的内涵远远超过任何一桩生意、一种贸易或者一个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态度决定了媒体和权力的关系，也就决定了长期担任白宫记者团团长的海伦·托马斯和总统们的关系。“我承认，在我行使这份职责的时候，我是心怀敬畏的，但我的对象是机构而不是执掌着这个权力的人。”举例说，作为一个常识，她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等于热爱掌握权力的小布什总统，更不等于热爱小布什背后的那个共和党。恰恰相反，小布什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认为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并把他称为“谎言家”、“皇帝总统”。她甚至放话说，假如小布什的副职切尼要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话，她就要自杀，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说谎者继续当权了。

布什总统自然也不会喜欢托马斯女士，甚至上任三年都不给她提问的机会，让这位白宫首席坐了好久的冷板凳。后来布什总统终于“开恩”了，在一次记者会上，把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她。她非但不知道“感恩”，反而说：“你会后悔的。”然后就是连珠炮似的提问和追问，弄得总统颜面无存。

千万不要以为，海伦·托马斯因人论事。对于大多数总统而言，她是非常欣赏而且尊敬的，甚至心怀感激。但是，“有一点确信无疑，我认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崇拜任何领袖，而是始终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看看他们有没有辜负公众的信任”。1974年，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意祝贺海伦当选合众社白宫站长，称赞她说：“真是了不起，你是有史以来担此重任的首位女性。”接下来第一个让她提问。海伦回忆说：“我真希望能表达我的感激，可我是带着尖锐问题来的。”后来，海伦在报道中借受访者的话最早提出：“总统应该引咎辞职。”

海伦·托马斯并不怕人说她有“仇富”、“仇官”情结，也不怕被控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她坦率地承认：“记者常常被指责始终对人对事怀有敌对情绪——尤其是对政客，这点完全没错”；“以前，政府和新闻界是对立的关系——将来还是一样。”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新闻，但是记者的职责从来就是揭示真相。在这一点上，海伦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在《白宫前沿》一书中，她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他们的领导人。”她的提问被总统身边的人形容为“恐怖”，前国务卿鲍威尔甚至感慨说：“难道没有什么战争能让我们把她派过去吗？”但是，她认为，那些尖锐的提问，“几乎都得到了总统们的谅解”。

那些总统之所以掌握权力，本身就受惠于民主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不明白像海伦·托马斯这样的记者对国家的贡献。在《民主的看门狗？》中，海伦反复引用林肯的话：“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会安全。”还引用杰斐逊的话：“如果要我来选择，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今年初奥巴马在白宫开的第一次新闻会上，也引用了杰斐逊的这句话。他动情地对记者们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你们生计艰难，但是媒体最终的成功就是民主的成功。“你们做到最好，就是我做到最好。”他显然想要改变小布什执政时期导致的白宫和媒体的紧张关系。这似乎足以证明海伦·托马斯在书中表达的信念：权力总是设法控制媒体，但是最终难以得逞。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这本书的副题：“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海伦·托马斯就痛心疾首地列举了美国新闻界的种种堕落行径，直斥那些背叛新闻使命的人为无耻之徒。她也对媒体的娱乐化表达了某种担心，对网络时代的浮躁提出警示。她指出：“电子时代使我们能够实时交流，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作品的质量因此就能得到提升。”这对当下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优势的媒体人来说，不啻为当头棒喝。

然而，作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海伦·托马斯对新媒体的描述有些力不从心，对媒体的堕落除了感慨也别无良策，使得书中激情澎湃的回忆染上了一些伤感的怀旧色彩。在英国媒体史家詹姆斯·卡伦看来，“民主的看门狗”这个观念早就过时了，“是从一个披着僧侣外衣的世界里派生出来的”。他认为媒体不仅要监督公权力，也要防范“私权力”，也就是资本市场对媒体的日益控制。可悲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