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不是控制,而是反控制——一篇书评,兼与尹均生教授商榷

按:翻出一篇旧文,稍加改动,权且拿来与尹均生教授商榷。商榷的对象自然是尹教授的最新力作《西方新闻自由:一个虚幻的神话》。

 

 

关键不是控制,而是反控制

——一篇书评,兼与尹均生教授商榷

 

 

长平

 

 

奥巴马总统给了海伦·托马斯一个敬意,那就是和她一起在白宫的新闻发布厅同庆生日。84日,奥巴马48岁,在白宫住了半年多;85日,海伦已经89岁了,2000年退休前已经在白宫工作了40年,是驻白宫时间最长的一位记者。

年龄在白宫并不是最重要的资本。还在年轻的时候,海伦·托马斯就受到总统的尊敬。1984年,当她获得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第四权力奖”时,里根总统祝贺说:“你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受尊敬的专业人士,你也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一部分。”这句话容易被中国人误解,以为她也被体制化了,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老了之后写一些肉麻的回忆录,题为《我在××身边工作的日子》。不要忽略了里根总统提到的“专业人士”,她从来没有因为置身权力的盛宴而忘记了自己作为新闻人的本分。无论总统对她友善还是敌意,她始终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提问者。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她是让总统发抖的记者:“不用怀疑,40多年来,当这个女人走近时,总统们就会发抖。她有刀子似的舌头和利剑般的智慧。”在40年的白宫记者生涯中,她是铁打的营盘,总统是流水的兵。她总是站在新闻发布厅提问,而站在那里回答问题的总统,先后换了9个。

权力的秘密从来都极具诱惑力,海伦·托马斯的几本回忆录,假如被我们这里的书商逮住,一定会更名为《白宫秘闻》、《白墙内外》、《白镜头》或者《智斗九位总统的女人》。我要介绍的这本《民主的看门狗?》,则可以叫做《白宫不高兴》,新闻报道可拟为《“第一夫人”发飙,炮轰同行堕落》,也可以借用尹均生教授最近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的题目,叫做《西方新闻自由:一个虚幻的神话》。  她在美国享有“新闻界第一夫人”的美誉,一生获过30多项新闻荣誉奖。1998年白宫记者协会以她的名字设立了“海伦•托马斯终身成就奖”,她是首位获得者。她的这本书,的确可以当作美国政治和媒体的八卦读物,其中讲述了半个多世纪里白宫和记者之间的战争——总统们千方百计控制媒体,闹出各种丑闻;记者或者全力以赴地抵抗,或者无可奈何地投降,甚至心甘情愿地堕落。

不过海伦·托马斯揭露白宫黑幕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世人宣示,你看,世界就是这样尔虞我诈,新闻自由都是骗人的谎话,美国民主不过是虚伪的把戏,权力都要控制媒体,媒体都要为权力服务。近年来这类论调在中国甚嚣尘上,都在争先恐后地论证世界的功利和不义本性,把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视为幼稚的理想主义冲动,其隐含的目的不过是为自己的追腥逐臭进行辩解。如果把这本书也顺势纳入这个系列,那真是对作者天大的污蔑。海伦·托马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她揭露黑幕不是为了证实虚伪,而是为了谴责背叛,为了告诉人们,新闻本来应该是怎样的。她的重点不是权力对媒体的控制,而是记者对权力的反控制。她甚至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写下了20世纪美国新闻史上的“刺客列传”,以充满尊敬而又温情的口吻,回忆了那些用笔和纸为美国民主作出贡献的优秀记者,其中包括现场报道希特勒轰炸伦敦的爱德华·默罗,获得普立策奖的越战战地记者彼德·阿内特等,还包括她已过世的丈夫道格拉斯·科内尔。

整个社会市场化转型之后,中国媒体人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记者也是一份职业,报社更像一个公司,职业化的态度到底是铁肩担(社会)道义呢,还是妙手写(广告)文章?在海伦·托马斯看来,新闻工作是一项美好高尚的事业,“新闻工作者有别于其他人的品质就是,他们笃信新闻事业的价值”。她借用评论家蒂姆·拉滕的话说:“新闻是使命而非专业。……因为新闻事业是公众表达权利的途径,这是宪法赋予所有人的表达权利。”又借同行索雷尔斯的话,说得更加明白:“我觉得,报业似乎不是很适合或者能够满足那些仅仅想以此谋生的人,因为报业的内涵远远超过任何一桩生意、一种贸易或者一个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态度决定了媒体和权力的关系,也就决定了长期担任白宫记者团团长的海伦·托马斯和总统们的关系。“我承认,在我行使这份职责的时候,我是心怀敬畏的,但我的对象是机构而不是执掌着这个权力的人。”举例说,作为一个常识,她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等于热爱掌握权力的小布什总统,更不等于热爱小布什背后的那个共和党。恰恰相反,小布什是她最讨厌的一个人,认为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总统”,并把他称为“谎言家”、“皇帝总统”。她甚至放话说,假如小布什的副职切尼要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话,她就要自杀,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说谎者继续当权了。

布什总统自然也不会喜欢托马斯女士,甚至上任三年都不给她提问的机会,让这位白宫首席坐了好久的冷板凳。后来布什总统终于“开恩”了,在一次记者会上,把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她。她非但不知道“感恩”,反而说:“你会后悔的。”然后就是连珠炮似的提问和追问,弄得总统颜面无存。

千万不要以为,海伦·托马斯因人论事。对于大多数总统而言,她是非常欣赏而且尊敬的,甚至心怀感激。但是,“有一点确信无疑,我认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崇拜任何领袖,而是始终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看看他们有没有辜负公众的信任”。1974年,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特意祝贺海伦当选合众社白宫站长,称赞她说:“真是了不起,你是有史以来担此重任的首位女性。”接下来第一个让她提问。海伦回忆说:“我真希望能表达我的感激,可我是带着尖锐问题来的。”后来,海伦在报道中借受访者的话最早提出:“总统应该引咎辞职。”

海伦·托马斯并不怕人说她有“仇富”、“仇官”情结,也不怕被控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她坦率地承认:“记者常常被指责始终对人对事怀有敌对情绪——尤其是对政客,这点完全没错”;“以前,政府和新闻界是对立的关系——将来还是一样。”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新闻,但是记者的职责从来就是揭示真相。在这一点上,海伦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在《白宫前沿》一书中,她写道:“只有在民主制度下,记者才被允许质问他们的领导人。”她的提问被总统身边的人形容为“恐怖”,前国务卿鲍威尔甚至感慨说:“难道没有什么战争能让我们把她派过去吗?”但是,她认为,那些尖锐的提问,“几乎都得到了总统们的谅解”。

那些总统之所以掌握权力,本身就受惠于民主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不明白像海伦·托马斯这样的记者对国家的贡献。在《民主的看门狗?》中,海伦反复引用林肯的话:“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会安全。”还引用杰斐逊的话:“如果要我来选择,在没有报纸的政府和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今年初奥巴马在白宫开的第一次新闻会上,也引用了杰斐逊的这句话。他动情地对记者们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你们生计艰难,但是媒体最终的成功就是民主的成功。“你们做到最好,就是我做到最好。”他显然想要改变小布什执政时期导致的白宫和媒体的紧张关系。这似乎足以证明海伦·托马斯在书中表达的信念:权力总是设法控制媒体,但是最终难以得逞。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这本书的副题:“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海伦·托马斯就痛心疾首地列举了美国新闻界的种种堕落行径,直斥那些背叛新闻使命的人为无耻之徒。她也对媒体的娱乐化表达了某种担心,对网络时代的浮躁提出警示。她指出:“电子时代使我们能够实时交流,但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作品的质量因此就能得到提升。”这对当下津津乐道于网络时代优势的媒体人来说,不啻为当头棒喝。

然而,作为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海伦·托马斯对新媒体的描述有些力不从心,对媒体的堕落除了感慨也别无良策,使得书中激情澎湃的回忆染上了一些伤感的怀旧色彩。在英国媒体史家詹姆斯·卡伦看来,“民主的看门狗”这个观念早就过时了,“是从一个披着僧侣外衣的世界里派生出来的”。他认为媒体不仅要监督公权力,也要防范“私权力”,也就是资本市场对媒体的日益控制。可悲的是,对于我们来说,权力和资本的合谋,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灾难。

不妨听周局长讲如烟往事

 

周久耕和“天价烟”结下了不解之缘,和网民更是结下了难以释怀的“梁子”。因为一句“开发商售楼低于成本价要查处”的惊世言论,被网民人肉搜索出名烟名表等奢侈消费,随后被有关部门免职调查,最后被法院认定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百万余元,犯下受贿罪,被判入狱11年。

说“祸从口出”并不准确,因为真正的“祸”是他的贪赃枉法;说“天网恢恢”也有些夸张,因为对贪官的查处远远未能做到“疏而不漏”。但是,我相信会有一些官场人士并不如此深究,而是简单地把他的“失足”归咎于网民的“群殴”。我不知道周久耕听见“网民”这个词是什么反应,希望他能看作是公共舆论不可欺,从而更多地自省,而不是对某一人群耿耿于怀。

不过我看见事情的另一方面,网民们在成功揭发周久耕,让他不仅丢了乌纱帽,而且锒铛入狱之后,仍然怒不可遏,穷追猛打。新闻报道说,周久耕经过考虑后,放弃了上诉的机会。他见律师时态度平静,依然喜好抽烟,并透露他正在写一部小说,内容反映官场沉浮,题目还没有拟定。一些网民看了,认为他心情未免太好,不去写忏悔书,竟然有心思杜撰小说,显然对他的惩罚太轻了。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好人好上天,坏人坏到底”的思维模式。一个人身处高位,一些跟凡夫俗子一样的行为,比如说看见悲惨的事流个泪,说错了话道个歉,也会被冠以“伟大”、“英明”之类的高帽;假如有一天他东窗事发,成了阶下之囚,同样是一些跟凡夫俗子一样的行为,比如想为自己辩解一下,想写一个小说,就会被当作认罪态度不好,狼子野心可畏。在现代文明观念中,这种思维是不正确的。

也许周久耕的确还有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没有被查出来,但是就目前法律能够认定的犯罪事实来说,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许他将在看守所里受到优待,几番减刑之后提前出狱,导致罪与罚未能平衡,但是那是以后的事,而且应该被盯住的是看守所,而不是目前的判决和当事人的心态。至于他会不会利用这个犯罪行为进行炒作,以后成为小说名家,出书赚个盆满钵满,那也未必没有可能;不过假如是那样,只要他不再拥有公权力可以操控,完全遵循市场的逻辑,我们也无话可说。毕竟,一个囚犯靠写书挣钱,要比一个官员贪污受贿正当多了。

很多人正是忘了他的身份转换,或者说担心他的身份不能真正地转换。如果他真的认罪领刑,监狱系统又没有传说中那样混乱,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官员了,而是一个囚犯。在现实社会中,官员的权力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所以他们有时会打胡乱说,为非作歹,这时候公共舆论对他们多一些关注,甚至用上人肉搜索,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囚犯已经受到严格的控制,乱说乱动也未必影响公众利益,这时候我们反倒应该关注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

官员犯罪,人神共愤,当受法律制裁。但是,在他们入狱服刑之后,我们则须保持恻隐之心,多反思制度的不足。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好的制度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让好人变坏。是否有些官员,本来可以做个好人,但是跌入官场酱缸之后,只好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期待周久耕的新书出版,看看他到底会讲出什么样的官场故事来。

当然,对于充满戏剧性的人情世故,我并不反对而且乐意加入大家的正当调侃。比如对于他那尚未孕育出来的小说名字,网民们就已经群策群力,火花乱溅,周久耕不妨收集起来,甄别选用:《一包香烟引发的惨案》、《烟久不分家》、《京华烟云》、《往事并不如烟》、《南京!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