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打黑与高手过招

  

  

重庆打黑,雷鸣电闪,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英雄形象,再次傲然挺立。上一次是他在辽宁任职的时候,奋勇打击刘涌黑帮,这个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享有“王青天”之美誉。调任重庆之后,他不负众望,周密部署,果断出击,迅速摧毁多起黑社会势力,更拿下了包括市司法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内的黑社会保护伞。

我并没有亲历重庆扫黑现场,以上只是叙述方式之一种。我愿意相信事实就是如此。我知道在重庆黑恶势力强盛,动用暴力,勾结权势,霸占码头。要么扫黑,要么被黑扫。

不过,关于这件事,有各种版本的叙述,政治的、经济的、集体部署的、个人英雄的、官方的、民间的,各据其理。而老百姓最听得习惯的,还是江湖英豪式的传闻。比如最近有一个帖子,叫做《逮捕彭长健纪实》,就在网络上流传。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彭就象饿虎一样扑了上来,王XX根本没有躲,待他靠近用脚一点彭的膝盖,彭倒退数步跌在地上。彭爬起身再次扑上来,王还是没有躲,轮圆了一掌拍在彭的天灵盖上,彭瞪时没了电,此时王回身卡擦一下掰下会议室门上的不锈钢把手,仍到彭身上,说:起来,继续来。彭已经站不起来了,工作人员见此随后把彭拖走了。”

显而易见,这个情节纯属虚构。但是它建立于一些事实之上,比如彭副局长的确是在会议室被公开抓捕的。中新社消息中是这样写的:“94日上午,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市委办公厅参加会议期间被市纪委的人当场带离会场予以双规。”又比如王立军被传武功高强。《南方周末》报道说:“195812月出生于内蒙古一个铁路工人家庭的他,从小练得一身好武术。”

法律专业出身的记者石扉客在博客中质问道:“采取这种当众捕人的方式羞辱人,是否有必要?即便是双规,按照党内的纪委办案程序,也给当事人的申辩权和知情权留有空间,如此戏剧性的运动式作为,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最基本权利?”这是运动似的打黑除恶中的老问题。不过从领导到民众,似乎都不在意。在黑恶势力横行霸道的时候,坏人的人权通常被认为是奢侈的谈资,而不是像专业人士认为的那样,是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我尤其关心这种文学想象背后的社会心态。把维护治安的打黑行动,描绘成武林高手过招,其实是取消了它在现代法治意义上的价值,正义观变得模糊了,江湖恩怨、宫闱政治成为解读的密码。

文学想象,而且是旧式的江湖及宫闱模式,丈量了民间观察和政治舞台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有多远呢?有时候它比地球到月球还要遥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地球到月球,我们至少知道路径和方向。自古以来,民间对于宫闱的想象,往往不得其门而入,甚至南辕北辙。

一个农夫去挑水,累了休息的时候就琢磨,这种事情皇帝怎么办呢?最后他想明白了,皇帝一定是用金扁担挑水。如果把这个故事作政治解读,那就是民意对于神秘权力的主观臆想。假如农夫为了那根想象中的金扁担,而发生了群体性事件,那一个怎样的政治笑话呢?

“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听到一些红墙内的荒诞传说,居然深信不疑。传说中,“四人帮”兴妖作怪,玩弄法术,还会变来变去。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叶剑英、许世友等革命前辈,飞檐走壁,火眼金睛,终于降魔除妖。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已经难以想象。就像一些国外人,也对我们的盛大庆典难以想象一样。

对于这些真诚的民间传说,或恶搞似的网络杜撰,你可以简单地说成是愚昧无知,也可以轻松地看作是纯粹的娱乐,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它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它既是底层民众被教化的政治观念,也是他们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负面作用,就是认同江湖规则,赢者通吃,连同权力和道理一起席卷。这其实正是一种黑社会逻辑。现代政治中,暴力、政治、经济和正义逻辑各自独立,又互相制约。

要消解这种负面作用,除了更加透明的信息发布之外,更要建立社会的正义框架。比如重庆黑社会放高利贷的不法金融,在高度垄断的银行体系之下,就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

从《建国大业》到华表奖

 

 

从构思那一刻开始,几乎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建国大业》注定是今年电影界的宠儿。从领导到明星,从政治到市场,从专家到舆论,近年来难得见到这样的琴瑟和谐。

当然只能说是近年来,因为早在三十年前,几乎每一部走红的电影,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几乎每一部都是献礼大片,每一部都星光灿烂,每一部都全民追捧——只可惜那时候没有“票房”这个词。

也有人说,其实从《英雄》以来的大片,包括刚刚获得今年华表奖的《梅兰芳》和《集结号》,基本上也都是献礼片。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区别在于主流媒体的舆论,别的大片饱尝唾沫,《建国大业》备受吹捧。

倒是导演叶大鹰,在十几天前骂过几句《建国大业》,说它“就是个2小时的MTV”,“它里头的那些明星只能在内地吸引小年轻,到了好莱坞算什么东西?咱们的大腕只能给好莱坞跑个小龙套!”不过叶大导的着眼点是“我的《天安门》肯定比它好看”。要比大明星,“《天安门》里有毛主席(真人影像),他是我们的最大明星”。

叶大鹰的较劲是典型的北京侃爷风格,没人敢跟他正面冲撞。是啊,那些靠扮演领导而出名的演员,怎么能够比领导的真身更厉害?不过,按照这种逻辑,就应该是历史记录片最卖座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人们不仅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更想知道怎样来演绎历史。当他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面孔,和更加熟悉的当代明星面孔重叠出现在银幕上时,安静的历史材料就活动起来了,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就娱乐起来了。

这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三十年前的样板戏,也是大量抽调京剧名角弄成的,而它们本身又成为明星的再生福地——尽管后来这些明星大多未得善终。不过《建国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明星的使用推向极致,让看电影变成了“数星星”大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看到最到位的评论的是,《建国大业》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颁奖片,相当于明星走秀直播。事实上,它不仅是对明星颁奖,也借此机会为历史人物颁奖。有一些不合格的历史人物,就没有资格出镜。比如若干领袖的夫人都露脸了,但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电影就当她不存在。

不出意外的话——要有意外,那么这个意外也太大了——《建国大业》在市场大捞一笔之后,肯定是明年国内各个电影奖红地毯上的最大赢家。那些评委们基本上可以休息了。有意思的是,在报道今年的华表奖的时候,媒体就纷纷说了,那就是一个走秀版的《建国大业》。

今年的华表奖为政府挣足了面子。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它召集了华人电影界的众多大牌前来献礼,一时间星光耀神州,华盖满京城。饱受诟病的“双黄蛋”和“分猪肉”似的颁奖,反倒衬映出政府的包容和大度来:来者都是客,露脸都有奖。“华表”二字,被解读成了“华丽的表彰大会”。

由于有两根华表立在天安门前,它们也被解读成“中华的表征”,被认为是国家的威仪。曾经有地方官员一时兴起,在当地建起了巨大的广场和几根华表柱,媒体记者见了大惊失色,认为此官野心昭然。

当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把“华表”和《建国大业》扯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要弘扬一下传统文化——在很久很久以前,故事并不是这样讲述的。

语言的变迁不足为怪,不过正本清源也很有必要。“华表”的起源,要追溯到尧帝时代。这位传说中的明君,为了听取百姓意见,搞了不少玩意,比如设“ “进善旌”,用来纳谏;立“诽谤之木”,用来闻过。这“谤木”一直沿袭下去,到了晋代它就被称为“华表木”了。再到明清,击鼓鸣冤和拦轿告状似乎更方便,“华表”逐渐成为一个象征,立于紫禁城内外,提醒帝王勤政爱民。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是“国家威严”或者“华丽表彰”。

本来,《建国大业》的题材,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表奖”,那就是一个政党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反对不善于“纳谏”和“闻过”的独裁专制政府,从而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当《建国大业》轰轰烈烈上映之际,观众在忙于“数星星”的时候,看到的是被误用的“华表奖”,也就是“华丽的表彰”或“国家的威严”,而不是从舜时代传承下来的“谤木”。正如电影《集结号》在今年华表奖上出尽风头,并不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上访的故事,而是因为它华丽地装裱了“忠诚”、“献身”之类的历史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