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媒体编辑的若干年内，我每年都要为国庆报道的策划费尽心思，但是并没有因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下意识遗忘的结果。
记忆中最难忘的国庆节，是1984年的大阅兵。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刚刚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在靠不住的记忆中，那天阳光分外明媚，我独自在家守着收音机，收听北京阅兵的现场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是事后的新闻报道中播放了现场录音，让我忘乎所以地恍若置身现场。
我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小平您好”这句著名的口号时，我非常激动，大为振奋。我回头还能看见自己的幸福表情——一个单纯的少年，怀着上进的心愿，感觉正在和国家一起，走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六十年里，这样的少年表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也反复地记录在政治宣传画里。我还不知道的是，在别的一些国家，人在少年已经进入对国家和社会的叛逆期。我们的叛逆期，总是要来得更晚一些。
我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是，为了这场激动人心的壮观仪式，普通百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直到今天，不断地看到北京交通管制、严防死守的消息，不断地听到朋友们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抱怨，才开始在那个金色的记忆里加上了一个灰色的疑问：当时存在这些问题吗？这些年来，每年的盛大庆典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原因是：第一，规模没有着这么大，规格没有这么严；第二，没有反恐的需要，安全措施要少很多；第三，媒体报道更加统一，引导人们只看好的一面；第四，最重要的是，民众不习惯抱怨，觉得国家大事当前，个人生活受扰理所当然，不值一提。
直到现在，对很多北京人来说，第四点也依然如故。有一个北京人对我说，大家已经把这些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否则难道每天进行明知道没有希望的抱怨吗？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正面报道，表扬贵州某山区的村民如何爱国。我不能确定故事的真实性，但是那篇报道的确是这样写的：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一些火箭，残骸经常砸在那些村民的屋顶甚至头顶，被砸中者总是兴高采烈，捂着流血的头欢呼，因为他直接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而且间接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大概很多北京人在国庆时也是这样的心态，为自己的直接见证和间接参与感到自豪。
不过情况显然在发生变化。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则消息，湖南省桂东县草堂村的村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天而降，落在繁华城区。经有关部门认定，这是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通信卫星升空后掉落的整流罩。报道中采取了“以人为本”的立场，称“没想到这位‘天外来客’降落在了人口居住区，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假如有，我想被砸中者或其家属一定会抱怨。
从没有抱怨到抱怨，这其实是六十年来值得总结的一大成就，可惜官方并没有这样想，主流媒体也不敢这样说。
显然，官方仍然习惯于被赞美，而民众也刚刚开始学习抱怨。
不要抱怨，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劝诫。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把毛泽东这两句诗当作座右铭：“牢骚太甚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心理学上，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取代过度的抱怨，无疑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一旦把它移植到政治领域，就有些偷梁换柱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不懂得区分公私权界，总是混为一谈。
然而，是问题总会浮现。比如，心理学家可能会对你说：与其抱怨生活，不如去改变生活。这句话换到政治领域，往往就变成了这样：与其抱怨政治，不如去忍受或回避政治。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一个人在民主国家，从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于抱怨政府，长大了更是牢骚满腹。而在集权国家，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通常是在写赞美政府的作文，长大了只会忍气吞声。
这就可以解释近年来一些令人迷惑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显示，集权国家的民众往往比民主国家的民众更满意自己的政府。例如我数月前参加的一个中印比较论坛上，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就表明，对于本国政体的认可度，中国人远远大过印度人。我就想，假如把这个调查拿到文革中去做，认可度肯定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