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九月 2009 ↓

从构思那一刻开始，几乎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建国大业》注定是今年电影界的宠儿。从领导到明星，从政治到市场，从专家到舆论，近年来难得见到这样的琴瑟和谐。

当然只能说是近年来，因为早在三十年前，几乎每一部走红的电影，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烈火中永生》……几乎每一部都是献礼大片，每一部都星光灿烂，每一部都全民追捧——只可惜那时候没有“票房”这个词。

也有人说，其实从《英雄》以来的大片，包括刚刚获得今年华表奖的《梅兰芳》和《集结号》，基本上也都是献礼片。仔细想来，也不无道理。区别在于主流媒体的舆论，别的大片饱尝唾沫，《建国大业》备受吹捧。

倒是导演叶大鹰，在十几天前骂过几句《建国大业》，说它“就是个2小时的MTV”，“它里头的那些明星只能在内地吸引小年轻，到了好莱坞算什么东西？咱们的大腕只能给好莱坞跑个小龙套！”不过叶大导的着眼点是“我的《天安门》肯定比它好看”。要比大明星，“《天安门》里有毛主席（真人影像），他是我们的最大明星”。

叶大鹰的较劲是典型的北京侃爷风格，没人敢跟他正面冲撞。是啊，那些靠扮演领导而出名的演员，怎么能够比领导的真身更厉害？不过，按照这种逻辑，就应该是历史记录片最卖座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以解释为：人们不仅想知道真实的历史，更想知道怎样来演绎历史。当他们熟悉的历史人物面孔，和更加熟悉的当代明星面孔重叠出现在银幕上时，安静的历史材料就活动起来了，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就娱乐起来了。

这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三十年前的样板戏，也是大量抽调京剧名角弄成的，而它们本身又成为明星的再生福地——尽管后来这些明星大多未得善终。不过《建国大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明星的使用推向极致，让看电影变成了“数星星”大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看到最到位的评论的是，《建国大业》与其说是故事片，不如说是颁奖片，相当于明星走秀直播。事实上，它不仅是对明星颁奖，也借此机会为历史人物颁奖。有一些不合格的历史人物，就没有资格出镜。比如若干领袖的夫人都露脸了，但是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电影就当她不存在。

不出意外的话——要有意外，那么这个意外也太大了——《建国大业》在市场大捞一笔之后，肯定是明年国内各个电影奖红地毯上的最大赢家。那些评委们基本上可以休息了。有意思的是，在报道今年的华表奖的时候，媒体就纷纷说了，那就是一个走秀版的《建国大业》。

今年的华表奖为政府挣足了面子。在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它召集了华人电影界的众多大牌前来献礼，一时间星光耀神州，华盖满京城。饱受诟病的“双黄蛋”和“分猪肉”似的颁奖，反倒衬映出政府的包容和大度来：来者都是客，露脸都有奖。“华表”二字，被解读成了“华丽的表彰大会”。

由于有两根华表立在天安门前，它们也被解读成“中华的表征”，被认为是国家的威仪。曾经有地方官员一时兴起，在当地建起了巨大的广场和几根华表柱，媒体记者见了大惊失色，认为此官野心昭然。

当大家都理所当然地，把“华表”和《建国大业》扯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要弘扬一下传统文化——在很久很久以前，故事并不是这样讲述的。

语言的变迁不足为怪，不过正本清源也很有必要。“华表”的起源，要追溯到尧帝时代。这位传说中的明君，为了听取百姓意见，搞了不少玩意，比如设“ “进善旌”，用来纳谏；立“诽谤之木”，用来闻过。这“谤木”一直沿袭下去，到了晋代它就被称为“华表木”了。再到明清，击鼓鸣冤和拦轿告状似乎更方便，“华表”逐渐成为一个象征，立于紫禁城内外，提醒帝王勤政爱民。无论如何，它肯定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是“国家威严”或者“华丽表彰”。

本来，《建国大业》的题材，可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表奖”，那就是一个政党如何组织社会力量，反对不善于“纳谏”和“闻过”的独裁专制政府，从而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

但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当《建国大业》轰轰烈烈上映之际，观众在忙于“数星星”的时候，看到的是被误用的“华表奖”，也就是“华丽的表彰”或“国家的威严”，而不是从舜时代传承下来的“谤木”。正如电影《集结号》在今年华表奖上出尽风头，并不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上访的故事，而是因为它华丽地装裱了“忠诚”、“献身”之类的历史广告。

在做媒体编辑的若干年内，我每年都要为国庆报道的策划费尽心思，但是并没有因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下意识遗忘的结果。

记忆中最难忘的国庆节，是1984年的大阅兵。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刚刚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在靠不住的记忆中，那天阳光分外明媚，我独自在家守着收音机，收听北京阅兵的现场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是事后的新闻报道中播放了现场录音，让我忘乎所以地恍若置身现场。

我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小平您好”这句著名的口号时，我非常激动，大为振奋。我回头还能看见自己的幸福表情——一个单纯的少年，怀着上进的心愿，感觉正在和国家一起，走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六十年里，这样的少年表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也反复地记录在政治宣传画里。我还不知道的是，在别的一些国家，人在少年已经进入对国家和社会的叛逆期。我们的叛逆期，总是要来得更晚一些。

我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是，为了这场激动人心的壮观仪式，普通百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直到今天，不断地看到北京交通管制、严防死守的消息，不断地听到朋友们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抱怨，才开始在那个金色的记忆里加上了一个灰色的疑问：当时存在这些问题吗？这些年来，每年的盛大庆典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原因是：第一，规模没有着这么大，规格没有这么严；第二，没有反恐的需要，安全措施要少很多；第三，媒体报道更加统一，引导人们只看好的一面；第四，最重要的是，民众不习惯抱怨，觉得国家大事当前，个人生活受扰理所当然，不值一提。

直到现在，对很多北京人来说，第四点也依然如故。有一个北京人对我说，大家已经把这些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否则难道每天进行明知道没有希望的抱怨吗？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正面报道，表扬贵州某山区的村民如何爱国。我不能确定故事的真实性，但是那篇报道的确是这样写的：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一些火箭，残骸经常砸在那些村民的屋顶甚至头顶，被砸中者总是兴高采烈，捂着流血的头欢呼，因为他直接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而且间接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大概很多北京人在国庆时也是这样的心态，为自己的直接见证和间接参与感到自豪。

不过情况显然在发生变化。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则消息，湖南省桂东县草堂村的村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天而降，落在繁华城区。经有关部门认定，这是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通信卫星升空后掉落的整流罩。报道中采取了“以人为本”的立场，称“没想到这位‘天外来客’降落在了人口居住区，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假如有，我想被砸中者或其家属一定会抱怨。

从没有抱怨到抱怨，这其实是六十年来值得总结的一大成就，可惜官方并没有这样想，主流媒体也不敢这样说。

显然，官方仍然习惯于被赞美，而民众也刚刚开始学习抱怨。

不要抱怨，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劝诫。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把毛泽东这两句诗当作座右铭：“牢骚太甚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心理学上，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取代过度的抱怨，无疑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一旦把它移植到政治领域，就有些偷梁换柱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不懂得区分公私权界，总是混为一谈。

然而，是问题总会浮现。比如，心理学家可能会对你说：与其抱怨生活，不如去改变生活。这句话换到政治领域，往往就变成了这样：与其抱怨政治，不如去忍受或回避政治。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一个人在民主国家，从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于抱怨政府，长大了更是牢骚满腹。而在集权国家，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通常是在写赞美政府的作文，长大了只会忍气吞声。

这就可以解释近年来一些令人迷惑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显示，集权国家的民众往往比民主国家的民众更满意自己的政府。例如我数月前参加的一个中印比较论坛上，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就表明，对于本国政体的认可度，中国人远远大过印度人。我就想，假如把这个调查拿到文革中去做，认可度肯定会更大。

看到很多人在赞美“个性官员”，查了一下，原来社科院专家张蕴岭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做了一个总结说，“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大概媒体是把这条消息当作建国六十周年的一个成就来报道了。

看惯了唯唯诺诺，听够了口是心非，受够了集体研究，民众对于“个性官员”的渴求，我十分理解。大家以为，这些官员不是在敷衍百姓；要敷衍至少也知道换个花样。不过，我对把有没有个性当作评价官员好坏的标准，还是觉得非常奇怪。

什么叫做“个性官员”？并不是指官员学养丰赡，才华出众，谈吐优雅，风度翩翩，媒体普遍总结出两点：敢讲狠话，敢讲真话。

敢讲狠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大家举出的例子，并不是指官员对不义的上司发飙，也不是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鞭笞，而是对他的下属或者老百姓疾言厉色。在我看来，这多半是一种权力的傲慢。

这世界上脾气大的人多了，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除非他手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要讲狠角色，有谁敢跟古代的皇帝相比？他们不仅敢说，而且敢作敢当。殷纣王可以搞酒池肉林，朱元璋可以剥贪官的皮，雍正帝可以大兴文字狱，都够有个性的了吧？放到当代来看也是一样，狠话讲得越多，权力滥用越严重。比如，有地方官员就敢讲，“谁敢破坏招商引资（或拆迁工作），我就让谁家破人亡！”

外国也一样。美国前总统布什就是一个爱讲狠话的人，敢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敢说他不听老爸（前总统老布什）的经验而要听上帝的意思（违反政教分离原则），但是他在舆论界得到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去年的大选中，佩琳要比奥巴马敢讲狠话多了，美国媒体还为她编过十大语录，但是她没有因此占到什么便宜。奥巴马谨言慎行，四面讨好，当上总统之后忍不住说了句白人警察愚蠢，还得请人家到白宫喝啤酒。

上面说的那些中国古代个性皇帝，口碑历来也不好，除了近年来在赞美“个性官员”的舆论氛围中，雍正帝的文字狱有平反的嫌疑外。而那些谨言慎行的皇帝，往往受到肯定。《周公诫子》中，周成王对儿子伯禽说，我生怕失去天下贤才，你受封了鲁国，更不要轻视怠慢人才了。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受到唐太宗表扬的故事中，唐太宗感叹做皇帝不容易，常怀敬畏之心，常持谦卑之态，哪敢乱发狠话？

再看敢讲真话这一条，它具有更大的迷惑性。讲真话当然是好事，不过我实在没有看出来，大家列举的这些“个性官员”都讲了哪些真话？不让讲的事，他一个字也不会多说；让讲的事，他来重复一下，就是讲真话？

其实官员讲什么话，都有政治的目的，有他的自己的立场和局限，讲真话很难成为发自官员个性的结果。但是民众要求听真话，了解实情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是受权力保护而不是损害。因此不管官员是什么个性，都要让他说真话。怎样做到这一点呢？一是让选票发挥真正的作用，二是让敢讲真话成为媒体的个性，官员只需要“被讲真话”就可以了。

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下面的官员之所以唯唯诺诺，正是上面的官员肆无忌惮的结果。因此，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媒体对于“个性官员”的赞美，我愿意理解为，上面肆无忌惮的官员少了，下面敢正常出声的官员多了。这样也不能一概而论地把“个性”当作官员的美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官，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最好的官员是把制度建设推进一下，让更多的好官能够被选出来，也让官员评价有个更靠谱的标准。

汉口火车站挂着一个巨大的警示牌，上面写着：“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闻，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类似提示。媒体终于感觉到不对劲，拿来做了报道。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安全守则。如果你是小孩，和陌生人说话可能会被拐卖；如果你是成人，和陌生人说话可能会被诈骗。生活中布满了陷阱，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陌生人投以疑虑和敌意。三年前，重庆一所中学把不和陌生人说话写进校规，引来不少反对的声音。但是，大多数家长支持学校的做法，因为这本身就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

陌生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危险，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把人际关系搞得这么戒备森严，在全世界并不多见。走出国门看看，在地球上很多地方，我们会发现陌生人之间可以更真诚、更信任及更友好地相处。不管是在电梯里，还是在大街上，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有陌生人朝你微笑，向你问好。这时候你长期习惯于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不下来，脸上的表情很不自在，眼睛都不知道往那里看。如果你良心尚存，你会在对方灿烂的笑容和动听的声音中，发现自己内心的猥琐与阴暗。

并非中国人不喜欢更好的人际关系，而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环境中危险重重，十面埋伏。广州人都习惯把背包变成腹包，挂在胸前，这既不好看，也不符合人体力学，唯一的理由就是安全。各个城市的火车站，更是骗子集中的地方。坑蒙拐骗，花样百出，旅客如同步入雷区，每走一步都提心吊胆。网上对于出入火车站的提醒，比汉口那块提示牌上的内容要触目惊心得多，比如：“千万要拉着你的孩子的手不放，数不清的人贩子在你出站的那一刻起便盯上了你的宝宝；所有的档口都在卖假货，你一旦问了价钱不买的话，就休想轻易脱身；出站前，把你所有的首饰都摘掉，小心你的耳垂和你的耳环一起被人抢走；如果事先有人接你，小心接你的人是骗子，他们会克隆一个接人的牌子到出口处把你骗跑；……”有人总结为“十不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

正如俗话所说，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一起泼掉，这种过度危险的环境中，为了安全考虑，我们会把来自陌生人的好意也一起拒绝掉，并且自己也不愿意与人为善。这并不符合人类普遍的社会属性，也与中国儒家的传统教化不相符。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讲究人际和谐，相邻睦善，诚实可信。

不过不要忘了，儒家也讲究谋略智慧，何况我们还有法家和兵家的传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谋略，从宫廷中的政治斗争到生活中的尔虞我诈，无一不在算计之中。到了当代历史，谋略文化更被发扬光大。

传统并不决定一切，更重要的是现实对于传统的继承或者矫正。非常可怕的是，正义教育正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边缘化。丛林法则被普遍认同，狼性受到崇拜。很多人都在告诉青少年，不要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和良知，更不要相信有民主和自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总是听见人在自责说，“我（们）太善良了！”“我们应该带着剑去经商！”

再具体说到火车站的治安，警方挂出这样的提示，与其说是好意，不如说是偷懒。在一个警权极大，连网络上的“造谣者”都可以查出来抓捕的国家，真的管不了火车站的骗子吗？那些公权力受限、陌生人相互搭理的国家，火车站岂不成了人间地狱？莫非中国人本性更坏？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火车站的混乱，不过是公权力失控的一个缩影。所有的陌生人，都是我们的邻居，甚至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