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家丁聪去逝了。

丁聪的漫画之于我辈，相当于日本动漫之于时下的孩子，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他的作品随处可见。著名的《读书》杂志，每期都要发表他好几幅漫画。

那时候并不知道，创造力如此旺盛的漫画家，已经年过花甲。他之所以如此勤奋，用当时流行的口号说，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光阴夺回来。其实他被耽误的时间不止十年。从1957年到1979年，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表过一幅作品。

出生于1916年的丁聪，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发表漫画。算起来，我们的爷爷一辈中，就有人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就跳跃到了我们这一辈。他为我们父亲那一辈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他的一生就是一幅漫画，一幅异常生动的作品。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正值旧上海的文化繁荣期，他画了一些文化人名和电影明星的漫画像。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受左翼文人影响，转向爱国救亡的题材，画出了《逃亡》、《小朱从军记》等较有影响的作品。让他名声大振的，是1945-1947年间，以“争民主”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半个世纪以后，丁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对自己当时的批判勇气感到自豪。他说国民党不让画领袖，他到了香港在《现实图》就画了两个蒋介石过瘾。

我辈所熟悉的丁聪，是在1979年以后，他创作的社会讽刺漫画。从民众的不良风气，到官僚的贪污腐败，他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虽然没有画两个蒋介石那样过瘾，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画家的批判勇气和担当精神。例如有一幅画的主题是：“释‘民主’：‘民主’不就是为‘民’做‘主’吗？”用来挖苦那些口称“民主”、实则专制的官僚。他说过：“我现在快90岁了，还在为《读书》画，仍然是画政治社会讽刺画。我仍然觉得有责任画讽刺画。”

近年来，这位漫画家常常以长寿老人的形象见诸报端。他的嗜书如命、“妻管严”趣事以及“宁可居无竹、不可食用无肉”的“长寿秘诀”，都成为记者感兴趣的素材。他对此自嘲道：“近来写我的文章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90岁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谦卑、豁达与乐观。他称自己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笔名“小丁”的另一层含义），一个懂得享受快乐生活的漫画工作者。

但是，我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看到历史在他心中留下的斑痕。

1949年以后，丁聪应邀出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同时创作了一批国际政治漫画。他在回忆漫画的创作空间时，对这个时期感到满意：“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

1957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的团泊洼，“文革”中被送到黄村干校。大家只知道，他卷入了一个叫“二流堂”的“反革命”组织。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总是回避谈论。曾经有记者坚持要听，丁聪便以自己特有的“妻管严”幽默推给了太太沈峻：“家长！家长！家长，她就要听二流堂！”沈峻出来说：“二流堂没什么，就是这些文化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到了运动当中就给你捏造一个罪名，说你是反革命，如此而已。”

这个“如此而已”的阴影，恐怕一直没有散去。晚年的时候他还说：“我们现在也是总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我都怕这个聚会又被宣传、造谣。”又说：“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现在就是缺乏讲真话。巴金讲真话，他有好日子过么？比死还难受！”（见李怀宇著《访问历史》）

1979年他为《读书》杂志画的第一幅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恶梦》，画旁写着：“帽子棒子鞭子，写不完的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煎熬”。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丁聪解释说：“这是说‘四人帮’已经揪出来了，一个作家要写东西，但‘四人帮’的形象浮现在脑子里，让他心有余悸，担心写得不对，又给抓了。”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尽管丁聪以超人的精力创作了大量当下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但我个人更喜欢他的早期政治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古代趣事图和社会风俗图。

跳桥者

5月21日，当陈富超爬上广州海珠桥顶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讨回建筑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他没有想到的是，5个小时以后，他不但没有拿到钱，而且变成了一个严重骨折的伤者。如今，因为没有交够定金，医院拒绝为他做手术。他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残疾的后半身。

他是一个典型的抗议者。他准备了横幅和材料，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进行控诉。警察来了，劝他下来。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按照现有法律，他的抗议是非法活动，等待着的是被惩罚的命运。他没有答应，也没打算跳桥，他显然希望这一次行动有所收获。

他再没有干别的事情。他自己以为，而且知道警方也认为，他并没有犯死罪，所以才有谈判的机会。但是突然爬上来一位老者，要和他握握手交个朋友。大概还没反应过来，这位“朋友”就把他推了下去。撞在桥体钢架上的，是右手而不是头部，他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就是他在这个城市的遭遇。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不但没有同情他，还在继续指责他。作为一个成为公众人物的伤者，被眼睁睁看着无钱做手术，医院坚持先交钱，推人者不理睬，警方撒手不管，社会也不救援，这是非常罕见的冷漠。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把事情搞这么大，跟所有“以死抗争”的抗议者一样，此前想过很多办法，甚至先在一个不这么热闹的地方搞过“跳楼秀”。那次他被当地政府劝说下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他大概希望被媒体反复提到的名字不是自己，而是那家拖欠工程款的建筑公司，然而媒体对他本人的兴趣更大。作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这个社会仍然对他的困境保持沉默。

推人者

赖健生把人活活地从桥上推下来，被人称作杀人犯，但是他至今没有表示后悔，只是通过他的妻子说感到内疚。这个事情被他定义为“好心办了坏事”。

没有人怀疑他的好心。他是过去的时代里典型的好工人。在他受的教育中，最好的人才是“又红又专”。他在厂里技术精湛，是为专。所谓红，是指一颗红心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可以取代专家，也可以自命警察。他们不在乎专业分工，有小偷就联防联守，有人跳桥就群策群力。

3 年前他从洛溪桥上拽下一个跳桥者，成了媒体上的英雄，政府也给了他1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人们常说的见义勇为，是指对身处危险中的人，勇敢地伸出援手。赖健生大概没有想过，不想跳桥的陈富超当时虽然站得高，其实并不危险，需要的也不是他这样的帮助。

他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中国，突然袭击，把人从八米高空推下去，还能得到阵阵喝彩，而且估计法律上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这是群众运动的后遗症。

市民

很多人每天为生计而奔忙。他们一大早起床，急着去上班，去上学，去见客户，去开店门。有人在想，今天一定不要迟到，否则本月的200元奖金就没了。有人在想，希望新的生意开张大吉。

到了海珠桥头，他们发现交通已经堵塞了。桥顶上站着一个人，开打横幅，扔下材料。不用问也知道，又是一个“跳桥秀”。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秀”越来越多，从4月份以来，这已经是第11起了。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好奇心，甚至感到厌恶。他们只想事情快点结束，交通尽快顺畅，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

但是跳桥者好像并不打算跳下来，警察也没有劝说成功，他们僵持着。等待的人们不耐烦了，有人高喊：有种你就跳吧，别挡了我们的路！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跳桥者持同情的态度。他们知道，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他这样挡了大家的路，到底应不应该。

大多数人脑子里没有抗议的概念，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抗议权利。而且，他们对“公民”这个词也感到陌生。他们已经习惯于说，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抗议者就是给社会添麻烦的人。

他们没有想过，抗议就是要破坏一点社会常态，才能引起关注。任何抗议活动，“五四”运动，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巴黎青年游行，华盛顿“反战母亲”，都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堵塞，都有人因此而耽误了上班。

那么为什么要允许抗议呢？第一，抗议公民的一种权利，是应该付出的社会成本；第二，抗议是对社会不公的纠正，从长远看，付出的社会成本会得到更多回报；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别人抗议耽误了你，明天你抗议也可以耽误别人。

官方

警察花了5个小时，不仅没有能够把跳桥者劝说下来，而且也没有把下面的气垫充满气。他们临时封锁了道路之后，也没有疏导好交通。

他们甚至没有阻拦一个陌生的老伯爬上桥顶，去把抗议者推下来。好在他们没有说这是见义勇为，而认为赖健生涉嫌袭击他人。

政府部门正在冥思苦想，如何防范更多的悲剧发生。最容易想到的是，加强海珠桥和其他桥梁的巡守，不要给人可乘之机。还有可能会采纳的建议有：在桥上安装护栏和铁刺；重罚爬桥者；控制媒体报道。

最难做到的是，站在抗议者的角度，想想他们的权利。首先，他们的利益有不受侵害的权利；其次，受到侵害之后，他们有抗议的权利。

在这个城市里，抗议者有没有更好的抗议地点和渠道？政府应该开放一些场所，让市民得以实现宪法权利，警方也可以较好地维持秩序。

极端行为，多半是被压制的结果。堵住了海珠桥，堵不住所有的地方。宜疏不宜堵，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