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
在一些外国人看来，经历过SARS危机的中国人，对此次甲型流感的威胁显得特别紧张。事实上，至少从中国的网络上看，这两天有两起公共事件的热度都超过了甲型流感，它们是湖南的冒名顶替案和杭州的飙车肇事案。
对此，有评论者慷慨陈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关注已经胜过于他们的生命，因为那才是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并且与我们息息相关。”看起来的确如此。不过，如果真的视若比生命还重的东西，中国人至今没有很富有，更没有解决权力分配和监督的基本问题，那生命又价值几何呢？
从传播效应来看，我认为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年有关健康和卫生的新闻太多，公众都快要麻木了。媒体报道甲型流感有时显得夸张，并不是因为媒体工作者感到紧张，而是他们知道读者需要更多的刺激，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
但是，对于公共卫生事件来说，媒体的报道需要谨慎，有关方面也在不断地提出要求，媒体工作者并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多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一些规定动作。而“冒名顶替”和“飙车肇事”二案，都是意外冒出来的事件，并不在有关方面的部署之内，舆论有时间进行挖掘和渲染。
关涉财富和权力的事件太多了，有很多事件的严重程度，都不亚于此二案，但是都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报道和公正的处理。从目前的舆情看，这两起事件都可望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当事人和关注者抓住了机会，在有关方面进行宣传部署之前，就让它们成为难以阻止的公共事件了。
这两起事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争论，那就是有没有必要把它们搞到这么大。政府官员也一再教育民众，不要信谣传谣，不要聚众闹事，有问题要按照程序，相信组织，通过正常的渠道解决。本来，舆论报道和评论也是正常社会中的正常渠道。但是，在这些官员口中，动辄找媒体曝光走的就是不正常渠道。所谓正常渠道，是指在他们可控范围之内的系统内渠道，而且不能越级反映问题，因为那样容易失控。一旦诉诸舆论，那就等于已经失控了。
有意思的是，这两起事件最初都在“正常渠道”之内。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好是“正常渠道”把它们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冒名顶替案的主角罗彩霞是天津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她在办理网上银行业务和教师资格证时，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被人盗用了。她惊讶地看见，网页上与她的身份证号码连在一起的照片，竟然是她的高中同学王佳俊。原来，四年前王佳俊盗用了她的身份和考试成绩，由此入读贵州师范大学，并已毕业参加工作了。虽然她复读一年之后也考上了大学，但是身份问题成为就业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被对方精挑细选之后确定的对象。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时任当地公安局政委，而罗彩霞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换句话说，她认为王家认定自己好欺负。她既要找回身份，也需要找回尊严。
她最初选择的两个渠道，一是和王家进行沟通，二是去法院起诉，都是官方认可的“正常渠道”。沟通的结果是，王家答应帮她解决身份问题，但希望她放弃身份证号，同时道歉缺乏诚意，王父甚至语带威胁地抛出了“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这样的网络新名言。而她三次去法院的结果，是很奇怪的三次都被拒绝受理。无奈之下，她去天涯网上发了个帖子。随后，《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进行了报道。舆论哗然，此事遂成为公共事件，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王峥嵘因涉嫌伪造国家证件被刑事拘留，王佳俊失去了工作，而他们当年的高三班主任也被“双规”。罗彩霞说，事情闹这么大，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有人指责罗彩霞说，她应该适可而止。事实上，此事一经演化成公共事件，她已经没有能力去制止它的走向了。杭州飙车案也是这样，一直有人在呼吁就事论事。但是不要忘了，恰好就是当地警方“就事论事”之后，事情才走到了现在的地步。
5月7日晚，杭州青年胡斌驾车撞人致死。据目击者描述，死者谭卓“被撞飞数米高、20多米远”，而驾车者的朋友们表现得满不在乎。这些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不满与疑惑，但是大家还是在等待着警方的结论。当事警官似乎是被收买来的内线，对于已经在网上点火的舆论显得相当配合，及时地给出了“70码”这个新的网络流行词，才让大火熊熊燃烧起来。警方“出事”之后，杭州市长也很配合，迅速批示：“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
这个事件被贴上了引人注目的标签：“富家纨绔子弟”VS“平凡上进青年”。这一对概念之中，隐含了贫富悬殊、官商勾结等当下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仇富”和“仇官”两大问题的交集。不仅如此，在舆论传播上，它还借助了人们对于宣传禁令和网络“五毛党”的痛恨。消息刚开始扩散的时候，附带了一句话：“杭州媒体已被禁止报道。”不管这个禁令的真假如何，宣传部门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它成了网络传播的催化剂。
5月11日，天涯网出现了一个帖子，题为《献给丧失理智的人们：“疯狂的三菱”——杭州“飙车撞人案”有感》，为肇事者胡斌进行辩解。这个帖子迄今达到了近28万的访问量，回复量超过了5800条。网友们发现，发帖者和顶帖者，大多是刚刚注册的ID。于是，它被宣布为“五毛党”作品。同样，无论这个帖子的真假如何，它为事件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北大的孙东东教授在断言上访者“99%以上都是精神病患者”的时候，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当下的现实中，尽管官员们一再呼吁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但是在包括上访者在内的一切冤屈者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正常的渠道，只有鱼死网破一条路，要么全盘皆输，要么大获全胜。获胜的途径就是得到上层领导的批示，而要得到这个批示，就必须搞出事端来，引起媒体的重视，让个体遭遇上升为公共事件。
很多政府官员都不在乎个体遭遇，但是他们非常害怕公共事件。尤其是在今年多起周年纪念的压力之下，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防止公共事件的发生和扩大。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个体遭遇都没有“冒名顶替案”和“飙车肇事案”这么幸运，能够迅速转演化成公共事件。
钱钢好文。
川震校舍倒塌報道被禁始末
一年前的「五．一二」大地震，集罕見天災與社會矛盾於一體，新聞報道亦呈現極其複雜的局面，難以或褒或貶簡單評說。救援之初的資訊傳播，曾讓世界看到「前所未有的新聞開放」（《泰晤士報》北京分社社長馬珍語），而中國傳媒因報道「校舍倒塌」遭遇的壓制，給世人的印象則截然相反。
從燃燒到熄滅
校舍倒塌現象，在地震發生當天就被關注。直接原因是，「汶川」被標定為震中，第一時間趕赴震中的救援隊伍和新聞記者，因道路毀斷而均被阻滯在必經之地都江堰市。而在災情並非最嚴重的都江堰，給他們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民房損毀，而是學校倒塌和師生傷亡。《南方都市報》五月十三日凌晨趕製的號外，在最突出位置刊登了從廣州飛赴現場的記者傳回的圖文《都江堰大批學生被埋》。新華社也在零點三十九分發出了《地震造成四川廣元青川縣一中學四百餘學生傷亡》的電訊。
有關校舍倒塌的報道，大量集中在震後的三周內。這期間，宣傳部門並非沒有禁令（中宣部在五月十五日即下令「在報道汶川抗震救災中不提搶救學校的事例」）。但是，正如中宣部不許各地傳媒派記者去災區的禁令很快變成一紙空文，救災初期的其他「緊箍咒」也有氣無力。截至五月十八日，都江堰市、北川縣、汶川縣、什邡市、青川縣、綿竹市、平武縣大批學校的校舍倒塌狀況被媒體曝光。這些學校多屬「脆性倒塌」，地震時在瞬間夷為平地，和周圍沒有大量倒塌的建築物形成鮮明對照。
和《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媒體並無二致，黨的新聞喉舌如人民網、新華網、四川電視臺等，最初也都高度重視校舍倒塌問題。人民網五月十六日邀教育部、建設部、地震局官員學者就此與網友在線交流，官員表示「學校倒塌若確實存在質量問題將從嚴查處絕不姑息」。
有關校舍倒塌的第一波報道潮，在全國哀悼日（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期間出現。《南方都市報》連續三日刊出《學殤》系列報道，將更多慘烈的真相公諸於眾。因校舍倒塌失去子女的綿竹市富新二小學生家長集體上訪請願，市委書記下跪勸阻。這一新聞引發了校舍倒塌報道的第二波報道潮，也引起當局對校舍倒塌報道加緊控制。但力度更大的第三波報道潮隨之到來。《南方週末》在五月二十九日發表《建設部專家認定都江堰市聚源中學是問題建築—都江堰市聚源中學倒塌悲劇調查》、《東汽中學：慘劇或可避免》、《綿竹富新二小：垮塌校舍是怎樣建成的》，《瞭望》新聞週刊六月三日發表《震區垮塌校舍調查：旁邊陳舊民宅為何屹立不倒》。六月九日，《財經》雜誌刊載《校舍憂思錄》，這時，中宣部和各地宣傳部已全面禁止校舍倒塌報道，這是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也是最有份量的一篇報道。
真相探究屢禁不絕
使用「慧科新聞搜索」， 檢索川震後一年中國大陸媒體中全文中含有「地震 and 校舍倒塌」字樣的文章，可以看到校舍倒塌報道有明顯的漲落曲線：
地震發生一個月後，傳媒上的地震校舍倒塌報道幾乎銷聲匿跡。六月二十五日，四川媒體刊登《地震是毀房罪魁 倖存者需理性看待未來》一文，各省媒體則被強令撤回記者。追蹤校舍問題的《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等主要媒體均受到嚴厲批評，日後更遭整肅。
對校舍問題，當局曾有三次重要表態。一次在救災初期，一次在地震半年後，一次在二零零九年春「兩會」。對查明真相、追究責任，調子一次比一次低。
傳媒最初用迂迴曲折的方式對抗禁令。新華社記者朱玉采寫了《一個災區農村中學校長的避險意識》，讚揚安縣一位校長多年來堅持加固危樓，以致地震時校舍未損。報道在五月廿三日發出即遭中宣部批評。《南方都市報》在屢遭批評後，在五月底已無法再做校舍報道，但仍利用六一兒童節的機會，表達對死難學生的懷念。零九年二月六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綿竹中行大樓「五．一二」垮塌真相調查》，所揭露的問題與校舍問題極為相似。該文遭中宣部嚴厲批評，被責令收回已發出的報紙。
對校舍倒塌的調查禁而不絕。儘管廢墟很快被清理，證據大量流失，但死亡學生家長和震區民眾仍用相機、攝像機甚至手機保留下若干現場資料。有多位中外電視製作人冒著危險在震區拍攝有關紀錄片，儘管多人被拘，但至少有三部紀錄片完成問世。四川作家譚作人數十次進入災區調查，他公佈的對六十四所學校的不完全調查，確認有 5,781名師生遇難及失蹤，多數死於豆腐渣工程（二零零九年三月廿八日，譚竟被警方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北京藝術家艾未未也在網上發起公民調查，儘管他有關公民調查的博客文章，每出現即遭刪除，截至四月廿七日，已獲 4,481 名死難師生的詳細資料。
新聞控制的政治邏輯
川震救災初期的新聞開放，有目共睹。包括對校舍倒塌報道，最初控制也較 鬆，黨的媒體新華社、人民網等均投入其中。當局最初也作出了一定追查校舍問題的姿態。由鬆到緊，到禁，原因有三。其一，校舍倒塌報道牽連到越來越多負有責任的官員。許多曾在地方任職的官員已升任高職（如地震期間負責管理媒體的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曾任都江堰市委書記；而中央高層，亦有四川前任領導），報道對他們的「政治生命」明顯不利，盤根錯節的官場勢力，開始官官相護，抗衡中央查處校舍問題的決心；其二，校舍倒塌引發民間維權行動；其三，校舍報道觸碰到當局最敏感的神經。四川省教育廳幹部林強，因校舍倒塌問題辭去火炬手，提出「真相比榮譽更重要」，《南方週末》對他的專訪在網絡廣泛流傳。
筆者曾在上期《傳媒透視》撰文，提出「Control 2.0」（傳媒控制升級版）問題。中國大陸對傳媒的控制一如既往，但「控制」本身發生了諸多變化。除了方式和手段，控制的選擇標準—什麼要控制？什麼不控制？什麼從嚴控制？什麼可以放鬆？—也在變。過去的控制，重意識形態，黨的宣傳部門常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統衛道士的身份整肅媒體。後極權主義（亦稱「市場列寧主義」）時代的中國，意識形態趨淡，中央權威趨弱，地方和利益集團的勢力上升。當今的控制，最重要的出發點是現實政治利益。各級官員和利益集團常假手宣傳部門封殺媒體，而他們攻擊媒體的最嚴重罪名，是「損害國家利益」和「破壞社會穩定」。這就是為什麼在四川地震的報道中，災情報道比唐山地震時期及時、透明了許多，而校舍倒塌報道卻遭封禁。校舍倒塌報道扯開了官場腐敗黑幕的一角。
■錢鋼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
说得好。建议让“不违规”流行起来。
潘洪其：最可怕的是问题官员复出不违规
“不违反规定”绝不能成为官员复出的挡箭牌。正如不违法的不一定合理，“不违规”的也未必“不失德”，问题官员们“按照规定”堂而皇之复出任职，其危害性绝不能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