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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 27th, 2009 — 未分类
漫画家丁聪去逝了。
丁聪的漫画之于我辈，相当于日本动漫之于时下的孩子，是一种成长的印记。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他的作品随处可见。著名的《读书》杂志，每期都要发表他好几幅漫画。
那时候并不知道，创造力如此旺盛的漫画家，已经年过花甲。他之所以如此勤奋，用当时流行的口号说，是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十年光阴夺回来。其实他被耽误的时间不止十年。从 1957 年到 1979 年，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发表过一幅作品。
出生于 1916 年的丁聪，从上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发表漫画。算起来，我们的爷爷一辈中，就有人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然后就跳跃到了我们这一辈。他为我们父亲那一辈留下的，是一片空白。
他的一生就是一幅漫画，一幅异常生动的作品。
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正值旧上海的文化繁荣期，他画了一些文化人名和电影明星的漫画像。随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受左翼文人影响，转向爱国救亡的题材，画出了《逃亡》、《小朱从军记》等较有影响的作品。让他名声大振的，是 1945-1947 年间，以“争民主”为题材的政治讽刺画。半个世纪以后，丁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对自己当时的批判勇气感到自豪。他说国民党不让画领袖，他到了香港在《现实图》就画了两个蒋介石过瘾。
我辈所熟悉的丁聪，是在 1979 年以后，他创作的社会讽刺漫画。从民众的不良风气，到官僚的贪污腐败，他都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虽然没有画两个蒋介石那样过瘾，但也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画家的批判勇气和担当精神。例如有一幅画的主题是：“释‘民主’：‘民主’不就是为‘民’做‘主’吗？”用来挖苦那些口称“民主”、实则专制的官僚。他说过：“我现在快 90 岁了，还在为《读书》画，仍然是画政治社会讽刺画。我仍然觉得有责任画讽刺画。”
近年来，这位漫画家常常以长寿老人的形象见诸报端。他的嗜书如命、“妻管严”趣事以及“宁可居无竹、不可食用无肉”的“长寿秘诀”，都成为记者感兴趣的素材。他对此自嘲道：“近来写我的文章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 90 岁了，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谦卑、豁达与乐观。他称自己始终是一个“小人物”（笔名“小丁”的另一层含义），一个懂得享受快乐生活的漫画工作者。
但是，我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看到历史在他心中留下的斑痕。
1949 年以后，丁聪应邀出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同时创作了一批国际政治漫画。他在回忆漫画的创作空间时，对这个时期感到满意：“解放初期是很好的。可以画东风压倒西风，可以骂外国人，骂帝国主义。”
1957 年他被打成了“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后来又去了天津的团泊洼，“文革”中被送到黄村干校。大家只知道，他卷入了一个叫“二流堂”的“反革命”组织。遗憾的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总是回避谈论。曾经有记者坚持要听，丁聪便以自己特有的“妻管严”幽默推给了太太沈峻：“家长！家长！家长，她就要听二流堂！”沈峻出来说：“二流堂没什么，就是这些文化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到了运动当中就给你捏造一个罪名，说你是反革命，如此而已。”
这个“如此而已”的阴影，恐怕一直没有散去。晚年的时候他还说：“我们现在也是总跟几个老朋友一起吃饭，……我都怕这个聚会又被宣传、造谣。”又说：“漫画与时代应该是紧跟的，……因为社会在变，有权的也要求变，这些事情都难做了”，“现在就是缺乏讲真话。巴金讲真话，他有好日子过么？比死还难受！”（见李怀宇著《访问历史》）
1979 年他为《读书》杂志画的第一幅画，标题是《余悸病患者的恶梦》，画旁写着：“帽子棒子鞭子，写不完的检讨，还有那脚镣手铐以及苦难的煎熬”。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丁聪解释说：“这是说‘四人帮’已经揪出来了，一个作家要写东西，但‘四人帮’的形象浮现在脑子里，让他心有余悸，担心写得不对，又给抓了。”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尽管丁聪以超人的精力创作了大量当下政治和社会讽刺漫画，但我个人更喜欢他的早期政治漫画、文学作品插图、古代趣事图和社会风俗图。
五月 27th, 2009 — 未分类
跳桥者
5 月 21 日，当陈富超爬上广州海珠桥顶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讨回建筑公司拖欠他的工程款。他没有想到的是， 5 个小时以后，他不但没有拿到钱，而且变成了一个严重骨折的伤者。如今，因为没有交够定金，医院拒绝为他做手术。他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残疾的后半身。
他是一个典型的抗议者。他准备了横幅和材料，找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然后进行控诉。警察来了，劝他下来。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按照现有法律，他的抗议是非法活动，等待着的是被惩罚的命运。他没有答应，也没打算跳桥，他显然希望这一次行动有所收获。
他再没有干别的事情。他自己以为，而且知道警方也认为，他并没有犯死罪，所以才有谈判的机会。但是突然爬上来一位老者，要和他握握手交个朋友。大概还没反应过来，这位“朋友”就把他推了下去。撞在桥体钢架上的，是右手而不是头部，他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就是他在这个城市的遭遇。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不但没有同情他，还在继续指责他。作为一个成为公众人物的伤者，被眼睁睁看着无钱做手术，医院坚持先交钱，推人者不理睬，警方撒手不管，社会也不救援，这是非常罕见的冷漠。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把事情搞这么大，跟所有“以死抗争”的抗议者一样，此前想过很多办法，甚至先在一个不这么热闹的地方搞过“跳楼秀”。那次他被当地政府劝说下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他大概希望被媒体反复提到的名字不是自己，而是那家拖欠工程款的建筑公司，然而媒体对他本人的兴趣更大。作出了这么大的努力，这个社会仍然对他的困境保持沉默。
推人者
赖健生把人活活地从桥上推下来，被人称作杀人犯，但是他至今没有表示后悔，只是通过他的妻子说感到内疚。这个事情被他定义为“好心办了坏事”。
没有人怀疑他的好心。他是过去的时代里典型的好工人。在他受的教育中，最好的人才是“又红又专”。他在厂里技术精湛，是为专。所谓红，是指一颗红心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可以取代专家，也可以自命警察。他们不在乎专业分工，有小偷就联防联守，有人跳桥就群策群力。
3 年前他从洛溪桥上拽下一个跳桥者，成了媒体上的英雄，政府也给了他 1 万元见义勇为奖金。
人们常说的见义勇为，是指对身处危险中的人，勇敢地伸出援手。赖健生大概没有想过，不想跳桥的陈富超当时虽然站得高，其实并不危险，需要的也不是他这样的帮助。
他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中国，突然袭击，把人从八米高空推下去，还能得到阵阵喝彩，而且估计法律上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这是群众运动的后遗症。
市民
很多人每天为生计而奔忙。他们一大早起床，急着去上班，去上学，去见客户，去开店门。有人在想，今天一定不要迟到，否则本月的 200 元奖金就没了。有人在想，希望新的生意开张大吉。
到了海珠桥头，他们发现交通已经堵塞了。桥顶上站着一个人，开打横幅，扔下材料。不用问也知道，又是一个“跳桥秀”。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秀”越来越多，从 4 月份以来，这已经是第 11 起了。
他们早已经没有了好奇心，甚至感到厌恶。他们只想事情快点结束，交通尽快顺畅，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
但是跳桥者好像并不打算跳下来，警察也没有劝说成功，他们僵持着。等待的人们不耐烦了，有人高喊：有种你就跳吧，别挡了我们的路！
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对跳桥者持同情的态度。他们知道，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但是他们不太清楚，他这样挡了大家的路，到底应不应该。
大多数人脑子里没有抗议的概念，尽管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抗议权利。而且，他们对“公民”这个词也感到陌生。他们已经习惯于说，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已经习惯于认为，抗议者就是给社会添麻烦的人。
他们没有想过，抗议就是要破坏一点社会常态，才能引起关注。任何抗议活动，“五四”运动，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巴黎青年游行，华盛顿“反战母亲”，都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堵塞，都有人因此而耽误了上班。
那么为什么要允许抗议呢？第一，抗议公民的一种权利，是应该付出的社会成本；第二，抗议是对社会不公的纠正，从长远看，付出的社会成本会得到更多回报；第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公，今天别人抗议耽误了你，明天你抗议也可以耽误别人。
官方
警察花了 5 个小时，不仅没有能够把跳桥者劝说下来，而且也没有把下面的气垫充满气。他们临时封锁了道路之后，也没有疏导好交通。
他们甚至没有阻拦一个陌生的老伯爬上桥顶，去把抗议者推下来。好在他们没有说这是见义勇为，而认为赖健生涉嫌袭击他人。
政府部门正在冥思苦想，如何防范更多的悲剧发生。最容易想到的是，加强海珠桥和其他桥梁的巡守，不要给人可乘之机。还有可能会采纳的建议有：在桥上安装护栏和铁刺；重罚爬桥者；控制媒体报道。
最难做到的是，站在抗议者的角度，想想他们的权利。首先，他们的利益有不受侵害的权利；其次，受到侵害之后，他们有抗议的权利。
在这个城市里，抗议者有没有更好的抗议地点和渠道？政府应该开放一些场所，让市民得以实现宪法权利，警方也可以较好地维持秩序。
极端行为，多半是被压制的结果。堵住了海珠桥，堵不住所有的地方。宜疏不宜堵，这不是最简单的道理吗？
五月 24th, 2009 — 未分类
一首诗穷尽了里面的灯光，留下更大的黑暗
需要更多的夜晚才能包容、承担。而心灵因为眺望
倦于成为它自己的主人；沉默的双唇也因怀疑
丧失了真诚。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一个词就会选择
右手，一群死者就会在今夜梦见我：已经写下，或
将要写下的纪念。而它仅仅是所有诗章的开篇
——摘自蒋浩长诗《纪念》。
五月 24th, 2009 — 未分类
【按】
…… 说 (22:27):
这事情有点悬疑：当地有个叫邹云翔的检察官兼活跃的时评作者曾经给我们写文章说，是外界在搞文字狱，仅仅凭借那些标语就认定当地存在严重的强制拆迁行为，而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这么认为，理由是，媒体没有关于当地非法拆迁的报道，他自己生活在当地，也未见这方面的案例。也算一说
长平－【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浊醪一杯独饮，长啸两声爬行】 说 (22:28):
我没说当地非法拆迁。
长平－【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浊醪一杯独饮，长啸两声爬行】 说 (22:29):
我是说这些标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非法的
…… 说 (22:29):
对，说的是不同的事情
长平－【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浊醪一杯独饮，长啸两声爬行】 说 (22:32):
其实我的重点在后面。在我看来，任何标语都是不对的。凭什么。我曾经写过一篇让标语口号回归民间 ，感觉比这个说得更好。
这个算是继续主张。
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意识到。
…… 说 (23:08):
好的
…… 说 (23:09):
领导交代，中外对比那一段要拿掉
长平－【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浊醪一杯独饮，长啸两声爬行】 说 (23:09):
可以。
…… 说 (0:50):
文章另有一处有所简化，一处加上限定语。标题改作 “ 傲慢标语比小广告更损害市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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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
本文为《南方周末》毙稿，经改写后发表在《东方早报》。
【正文】
守护自己的私产，或者与意欲购买者进行谈判，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吗？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是三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江苏泰州海陵区政府如今还认为应该受到诅咒。这个地方的大街上，挂出了一组拆迁标语，对“钉子户”竭尽侮辱和恐吓之能事。
标语套用“八荣八耻”口号，宣称“以支持拆迁为荣，以妨碍拆迁为耻”，“以通情达理为荣，以胡搅蛮缠为耻”、“以合法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以第一奖励为荣，以丧失奖励为耻”。或者编成顺口溜，如：“面对现实谈补偿，合理价位快交房。赖到最后一场梦，熬到最后梦一场”，“吃透精神早签约，世上没有后悔药。等到强拆梦方醒，流泪懊丧又跺脚”。
引起舆论哗然的是，这些标语把公民分为良民和刁民：“不强拆不上访，争当良民好荣光”。由于日本侵华时曾经用“良民证”来管理中国百姓，这一用语引起了网民的反感。“良民”的本质就是顺民，任随政府为所欲为，而不是主张自己权利的公民。
在公民社会，政府、发展商和民众在拆迁中是平等的民事关系。私人的物权已经有《物权法》作为保障。但是，在泰州这些标语中，公权力高高在上，耀武扬威，对拆迁户进行威逼利诱，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舆论没有重视的问题是，这些标语肆无忌惮地对不愿当顺民的“钉子户”进行谩骂和羞辱，不仅套用“八荣八耻”把其定义为“耻”，而且描述成“胡搅蛮缠”、“漫天要价”、“闹丧”等等。且不说公权力的淫威之下，公民有反抗的权利；就算“钉子户”要价不合理，那也是一种谈判而已，凭什么要被公开羞辱？“钉子户”不仅要为自己的财产权继续上访，还应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政府收回这些定性，并进行道歉和赔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标语并没有落款，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知道是政府的杰作。只有政府，才能如此无所顾忌地占用和污染公共空间。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个体，哪怕只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贴点售房信息，也会被称为非法张贴的“牛皮癣”。
大家习以为常，觉得政府挂标语乃理所当然，个人贴广告则损害市容。真的这样天经地义吗？在我看来，城市里最大的污染和危害，并不是那些卑微的小广告，而是这些傲慢的标语。那些小广告也许不够规范，甚至设置了一些骗局，但是相比之下，这些公然羞辱和恐吓公民的标语口号，对文明规则和城市形象的败坏要严重得多。
那么是不是文明一点的政府标语就没问题呢？是不是无论多么文明的个人信息都不能张贴呢？这就涉及到公共空间的分配了。法律学上有一个常识，那就是政府部门“法无授权则禁”，百姓个体“法无禁止都可”。在我们这里，事情完全搞反了，一切公共空间都归政府，而普通民众只要走出家门就什么都没有了。强制拆迁更让人知道，家里的空间也不属于你，随时可以把你赶走。
在国外城市旅游的人们会发现，大街上很少会看见政府挂出的标语，而路边的电线杆上或通告栏里，贴满了普通百姓旧货交易、寻找爱犬等等信息。标语口号倒是不少，但往往是写在抗议者高高举起的横幅上。这是因为，政府部门发布消息的渠道太多了，而普通百姓需要信息交流的场所和表达抗议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小区里连一个供住户使用的公告栏都没有。
因此，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泰州海陵区的那些标语牌应该归拆迁户所有，上面写的是拆迁户尤其是“钉子户”的心声：“以公平谈判为荣、以强制拆迁为耻”、“不强拆不截访，争当良吏好荣光”，等等。有挥洒的权力，也有抗议的声音，游戏才算公平，社会才能稳定。
五月 24th, 2009 — 未分类
关键时期。 说 (22:27):
五月 24th, 2009 — 未分类
Afterquake: “Sala” Video from Sexy Beijing TV on Vimeo .
From afterquakemusic.com … One year after the May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in China, the Afterquake music project has created music with quake survivors to raise money and awareness for the ongoing reconstruction.
"Sala" is a traditional Qiang minority song, but all the kids in Wenchuan seem to know it be they Han, Qiang or other minorities. They also all seem to know the dance. The kids called it a guo zhuang song (锅庄) which means that you dance around a fire while singing it. The vocals are by the girl in the video named Luo Shuang (罗霜), a 14 year old first year middle school student from Wenchuan County. She is Han ethnicity. Her mother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e video, on the site where they are rebuilding their house, which was destroyed in the earthquake. The accompanying music was produced by Abigail Washburn and Dave Liang, of the 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 The video was shot and edited by Luke Mines.
To hear more of the music, see pictures from the project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how to support Sichuan Quake Relief please visit afterquakemusic.com
五月 23rd, 2009 — 未分类
【这是两天前写的。这两天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巴东警方5月18日的一纸通报，让邓玉娇案再掀波澜。这个通报和几天前同一警方发布的消息有些差异，但并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更和媒体披露的同一警方向县政府汇报的细节大相径庭，但没有否认这个得到广泛传播的汇报的存在。也许警方认为不言自明，当以最新的通报为准。但是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命运，关系到涉事官员的罪与非罪，更关系到普遍性的社会公正，所以民众不会像点击电脑屏幕上跳出的一个图标那样，主动地接受这个更新版本。我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也许警方并无他意，仅仅是凭着严格的职业精神，让表述更加准确而已。但是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所有的主干和细节的更改，全都指向为涉事官员开脱罪责、陷邓玉娇于刑事犯罪的方向？
在最新的通报中，两个关键的事实变得含混起来：其一，涉事官员中的死者邓贵大并没有向邓玉娇索要 “ 特殊服务 ” ，而是黄德智要求 “ 异性洗浴服务 ” ；其二，涉嫌强奸犯罪的暴力行为，也就是邓贵大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变成了争吵中的两次 “ 推坐 ” 。其他细节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比如案发现场休息室变成了水疗区和休息室两个地方，休息室里也出现了两个劝架的服务员，等等。
警方要么没有想到，要么根本不在乎，这一纸通报引发了更大的民愤。其实，严格地从独立办案的职业态度上讲，警方完全可以不考虑舆论，舆论也无从干预警方。问题是，舆论根本就不相信，警方是在本着专业精神独立办案。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流媒体的评论员和法律学者、维权律师，他们斤斤计较于警方的雕章琢句，致力于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追求公平与正义；另一部分是更为广大的民间舆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警方的雕虫小技，看到的是此一事件反映的社会问题。
无论警方怎样遣词造句，也无法否则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在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KTV、发廊等所谓的 “ 娱乐休闲 ” 场所，存在大量的名为 “ 特殊服务 ” 或 “ 异性洗浴服务 ” 的性交易，而这些地方的顾客，相当比例来自地方官员。最大的问题不在性交易本身，而是由于这些官员消费者的存在，其间的权利关系被不受制约的权力极大地扭曲了。在正常的社会，官员涉足这些场所比别的人士要有更多的顾忌。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们表现得更加嚣张。在此案中，就算这几个官员找错对象，误把邓玉娇当作 “ 特殊服务 ” 提供者了，被对方明确拒绝之后，他们为什么会恼羞成怒呢？邓贵大还要掏出一叠钞票来搧打她的头 —— 这个动作，包含着一个习惯于滥权的官员的羞辱、利诱和恐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时候邓玉娇所受到的羞愤和压力有多大？一个弱小的服务人员，被定位于 “ 不提供特殊服务你在这里干什么 ” 的角色，她该怎么办？和很多人一样，邓玉娇选择了忍辱离开。但是这样并不能让滥权者满足，邓贵大将其按倒（或者 “ 推坐 ” 吧）在沙发上。她再欲起身离开，又再被按倒（或 “ 推坐 ” ）。假如她没有挥刀反抗，其结果将会如何？被激怒的官僚会轻易放过她吗？就算没有大家所设想的强奸或轮奸（也许只是我自己难以想象），一顿包含性侵犯的羞辱一定是难以避免了。而且在羞辱之后，他们就会善罢甘休吗？邓玉娇在他们的地盘上如何混下去？在那一瞬间，也许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谁能告诉我，此情此景中，一个注定要被羞辱的命运，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反抗？
也许有人会说，苟且偷生，选择顺从吧，甚至把强奸当享受。这听起来十分荒谬，其实大有市场。出于对暴力行动的恐惧和反思，这些年来人们对顺从和忍让的要求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主流媒体也是一个有力的宣扬者，当然不能满足于这个明显的谬论，他们加了一条：留下法律证据，去依法维权。依法治国是十多年前提出的治国方略，得到了媒体和法律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些年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法治观念。维权律师也把 “ 依法维权 ” 作为一种主要的策略。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官员和警方对于法律的 “ 利用 ” ，可能导致对这些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普通民众会发现，原来地方官员可以 “ 依法强拆 ” 、 “ 依法跨省追捕 ” 、 “ 依法打击上访者 ” ，警方更可以 “ 依法从重从快 ” 、 “ 依法送进精神病院 ” 、 “ 依法秘密办案 ” ，甚至连邓玉娇到底有没有投案自首这样简单的情节，警方也 “ 依法 ” 不能确认。
还有，官员凭什么认为自己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享受 “ 特殊服务 ” 呢？是他们在生理上属于另类吗？还是他们的收入特别高 —— 一个镇的招商主任的法定薪水到底有多少，钱多得随手可以掏出来砸人？不，都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一个可能难以用法律数据证明，但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这些基层官员的消费，相当部分来自公款。他们滥用公款，带来的不仅仅是浪费，更是对普通民众的羞辱和欺凌。
这些才是民众愤怒的真正原因，它们可不是警方一纸聪明的通报就可以掩饰过去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