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四月 2009 ↓

http://newepaper.bjd.com.cn/bjrb/html/2009-04/19/content_138021.htm

长平为何要记住蒋经国         北 关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题为《记住蒋经国》的言论，文章检点蒋经国一生的“丰功伟绩”，通篇怀想赞美之辞，树碑立传的意味尽显无遗。且不说台湾民众对蒋的怀念并没有作者所说的那么高调和隆重，就说长平先生这样一位生活在大陆、尽享新中国阳光雨露和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所谓“媒体精英”，竟然要从海峡对岸一个独裁专制者身上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想象空间，简直是咄咄怪事！   台湾经济的确创造过增长奇迹，政治、社会也取得了不少进步，但要论社会巨变的速度、规模、幅度与深刻程度，大陆的经济社会变化更是举世公认的奇迹。蒋经国的确在台湾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要论个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更是扭转乾坤的伟人：一位引领人民把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改造成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新中国；另一位带领人民从危难局面突围，走上改革开放的富国强国之路。这些发展奇迹，这些历史伟人，怎么没见长平先生去歌颂、去铭记，却要独独“记住蒋经国”呢？其用意何在呢？   细看该文，作者先是要人们记住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接着要人们记住蒋经国对两岸和解与台湾经济振兴的功绩，最后话锋更进一步，“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统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这就一下子点明了，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恐怕才是长平先生念兹在兹的重点。   熟悉这位精英的人都知道，长平先生喜欢拿他的西方化的政治理念来衡量中国的一切。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一方面，他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社会的批评指责十分严苛，什么事都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衡量和解剖一把；另一方面，对那些扯着自由民主旗号批评甚至歪曲、诋毁中国的言论，他却显得十分宽容。   我们不能不说，长平先生，您只怕是陷入了一种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的意识形态偏执。“自由”、“民主”，确实都是好字面，但在现实中，是不是真的“好东西”，还要看条件、看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已经为实践所证明，为亿万中国人民所认同，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条件，无视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只知道奉西式民主为圭臬，一心要移植西方民主的人，恐怕最终只会撞倒在历史的南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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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港大和我讨论过相关话题的同学可以看到——

2　安德烈给妈妈的信：二十五万人算多？

MM，

有时候我在想：香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是有些批评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蛮关心它的发展──我决定去参加十二月四号的游行。

我们离开游行大街的时候，你问那个计程司机──他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的人吧？你问他为什么没去游行，我当时在想，MM真笨，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他没去游行，当然是因为他得开车挣钱，这有什么好问的。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干嘛游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吃饱没事干！”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这怎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隆纳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隆纳──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隆纳人、伦敦人为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

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我也许无知，或者有欧洲观点的偏见，但是我真的没法理解怎么还有人质疑游行的必要。

游行前几天，我还在报上读到大商人胡应湘的一篇访问，他把正在筹备中的游行称为“暴民政治”，还拿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来做比较，说游行抗议对民主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的话在我脑子里驱之不去。这个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东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万人大游行──柏林围墙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没听说过甘地争取独立的大游行──印度独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掀起的大游行，促进了黑人人权的大幅提升。难道这个大商人对柏林围墙、对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一无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时，通常游行抗议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可是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把问题认识清楚，明确知道那些主张上街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那个计程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民主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共產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

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甚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安德烈

3　龙应台给儿子的信：为孩子走路

亲爱的安德烈，菲力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力普参加过两次七一的游行，一次六·肆的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力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嘻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份”。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黨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黨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產黨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合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力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力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MM

2005-12-08于台北

小注：

太多人问了，所以：

菲力普：16岁
安德烈：20岁
MM：53岁

1．他们都是真人，不是虚拟的。而且是母子关系。
2．所有的通信都是真实的，不是小说。
3．菲力普写德文，安德烈写英文，MM负责翻译。

转自BEYOND THE SKY

twitter updates 见页末。 翻墙：www.zqzj.net/ 。2009.6.4以前的发帖时间均应加上8小时才是北京时间。

本周一（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隆重追思。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很多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是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曾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的时候，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崎岖坎坷，甚至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其实，此情此景中，我更想到了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http://jmsc.hku.hk/cms/content/view/535/1/

 //Prominent Mainland Journalist to Discuss Risi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China

  Tuesday, 07 April 2009

Chang Ping, leading mainland journalist

Mainland Chinese writers who speak out against official policy have long had to contend with Communist Party censorship.  Today, they also risk running afoul of a rising tide of popular nationalism.

Chang Ping, a leading mainland journalist, experienced the public’s wrath first-hand last year, after a commentary he wrote questio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extremely sensitive issue of Tibet. 

Many foreign critics consider China’s policy on Tibet and the Tibetans as a denial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a subjugated people.  To many mainlanders, this foreign criticism represents an attack on Chinese national unity and sovereignty.

Chang’s commentary appeared on the Chinese-language version of the Financial Times website on April 3, 2008.  Much of the piece dealt with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netizens” – a popular term for mainland citizens who fill the Internet with vociferous comments on current issues. 
 

Chang commended netizens who had exposed careless reporting on the issue of Tibet by western news organizations prior to last summer’s Olympic Games. Netizens accused foreign news organizations such as CNN of deliberately falsifying reports on China’s treatment of Tibetans – and Chang agreed with them on this point. 

But he also wrote that censorship of and distortion by the mainland media were more insidious.  “When individual media outlets make fake reports about real events, it is easy to correct, because just a few meticulous Chinese netizens can do the job,” he wrote.  “When media control is exercised by the state authorities, the whole world is helpless.”  The commentary, entitled "Tibet: Nationalist Sentiment and the Truth," suggested that perhap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as wrong in refusing to “reassess” the Dalai Lama, the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commentary unleashed an outpouring of nationalistic hostility over the Internet. 
 

On Wednesday, Chang will discuss the event in a public seminar entitled “Writing Against the Grain: China’s ‘Unhappy’ New Nationalism and Commentary Writing.”   The seminar will touch on how the currents of nationalism have change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on Tibet and other issues, and how this has affected the Chinese media.    The discuss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Putonghua.
 

Date: April 8, 2009,
Time: 5:00 p.m. to 6:30 p.m.
Location: Foundation Chamber, Eliot Hall,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onsor: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of the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For enquiries contact Ms Rain Li at 2219-4001, or at.

Chang Ping has served as news director at Southern Weekend, as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The Bund magazine, and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Southern Metropolis Weekly. He is currently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in Guangzhou, and a guest professor a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in Shanghai.

若干年前，我和一个朋友去新疆吐鲁番旅游，被当地的奇山异石吸引，离开现成的游览小径，跑进了荒山野岭。前面是一座小山，乱石磊磊，看不出任何人迹兽痕，我们决定爬上去。举目四望，我们相信自己所到之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爬到山顶却惊奇地发现，有人已经来过了，他们用碎石码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些名字已经长进了山里，少说也有十年以上。

面对这种“到此一游”的题字，我们丝毫没有感到不适，而是非常兴奋，如法炮制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会有人再来，通过这些信息穿越时空和我们相遇，或许永远都不会有。

今天，如果我去台湾旅游，在野柳地质公园的一处岩壁上，赫然发现“中国常州赵根大”几个大字，我也会和台湾记者一样感到不舒服，甚至和大陆网民一样觉得丢脸。可恶而又可怜的六旬老者赵根大，这些天来成为蜚声两岸的名人，被骂得无地自容。大陆游客的种种陋习再次成为话题，也再次和以往一样，将要在简单粗暴的辱骂声中落幕。其实，这也是中国舆论的一种陋习。

我想要弄明白的是，自己在吐鲁番留下的“到此一游”和赵根大在台湾留下的“到此一游”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前者可以接受而后者遭人反感？或者说，为什么赵根大会弄混这二者的区别，把旅游当作探险，把游人如织的台北公园当作荒无人烟的吐鲁番火焰山？

“习惯”是一种习惯性的解释，大家认为中国人就喜欢聚众喧哗，喜欢乱扔垃圾，喜欢签名题字，喜欢摄影留念，喜欢疯狂购物。问题是，这些习惯是怎样养成的呢？又一种习惯性的解释是，这是民族文化的特性。聚众喧哗是集体主义传统，签名题字是题壁赋诗的传统。既然是文化，那外国人最好忍着点。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前不久就说过：“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他认为，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

当时武副部长是针对大陆人和西方人的习惯差异说这番话的，现在他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台湾媒体为什么要对赵根大的“到此一游”大惊小怪？难道两岸的文化不是同根同源吗，为什么也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尽管各种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差异性，但是在这些旅游习惯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历史传承的逻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留下了壁画，可见在墙壁上记事和抒情并不是中国大陆人的专利。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就可以看到，欧洲中世纪的酒馆里并不安静。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也来自西方社会。如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礼数，和日本人差距很大，但是唐朝的时候如何呢？清朝呢？民国呢？显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不是传统而是当下，给了人们什么样的教养。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很多人家里的墙壁上都挂有一个像框，像框里最珍贵是照片是家人或亲友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那时我想象每个外地人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照一张照片，自己也打算有机会就这么干。现在的年轻人不再这样了，他们的私人相册里最珍贵的照片，是在埃及金字塔前、纽约自由女神像下或者巴黎塞纳河边的留影。并不是因为北京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去北京变得容易了。

回望三十年前，内地人到上海出差，上海人到香港出差，就跟现在大陆人去巴黎旅游一样，大包小包疯狂地购物。物资紧缺、贸易贫乏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去一趟上海不容易，你得有个出公差的机会才行。你的家人朋友、左邻右舍，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得为他们捎带一些东西。

我自己去过十多个国家旅游，刚开始很不喜欢购物，也对国人的购物癖持嘲笑的态度。但是，接触多了之后，我有了更多的理解，自己也开始买一些东西了。一些中老年游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前半生里去趟上海都是奢望，如今更是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机会到巴黎。紧紧地抓住唯一的机会，让自己此生无憾，也让没有机会的亲朋如同身临其境，这就是他们疯狂购物的原因。

 我看见一些旅游社为中国大陆游客安排的行程非常紧张，每到一个景点几乎只有照相留念的时间，但是游客们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心情来享受人文和风景，而是急于证明自己来过了。没有经历过被剥夺出行自由的外国人，以及在网络上辱骂赵根大的中国年轻人，是不能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也知道很多美国人一生都没有去过巴黎，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是自由的，觉得自己真是那么疯狂地热爱巴黎的话，总是可以去的。而且他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也怀着同样的心理，并不需要他们帮助满足幻想。

有些中国大陆游客到了国外，言行举止比在国内还要放肆，这是因为他们内心还没有摆脱被禁锢的阴影，或者觉得自己比别的国人更有能力获得自由，忍不住兴奋过度了。

襄阳溃坝事故后，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去职，留下“晋官难当”的感叹。仿佛回应他的话似的，他的继任者王君，以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资历，处处强调安全生产，仍然遭遇屯兰矿难，当众洒泪。尤其让媒体关注的是，襄汾溃坝事故导致时任临汾市委书记的夏振贵停职检查至今，山西省委相关领导到阳泉市等地物色他的继任人选，但不少人都推辞到临汾就职。

“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这是一句山西人自嘲的民谚，其中充满了对被撤换的领导的同情。从2005年到2008年三年时间内，山西省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任省长。而临汾由于矿产资源丰富，矿难事故频繁，人际关系复杂， 在这三年内也换了四任市长，被认为是山西省的缩影。因此又有民谚云：“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澄清，并不是就全民选择意义上说，没有人想到临汾当官。而是在官场内比较，在临汾当官比在别的地方要难一些，正如在山西当官要比在别的地方要难一些一样。就全民而言，我真不相信在中国会有一个地方没有人想去当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临汾人民说了算”只是一句代指他事的调侃，而不是真正的字面意思。 你也可以更加冷幽默地说，是死难矿工的尸体说了算。但是，当这些矿工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与势力强大的矿主的博弈中，他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死才有那么震撼性的力量。假如他们有发言权，也许很多人现在都还好好地活着。同样地，在不发生悲剧性事件的时候，临汾人民远不能做到说了算。假如他们真的能够说了算，很多事故也许都可以避免了。

单纯站在官员的立场看，有些领导的确值得同情，毕竟有些事故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仅仅因为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他们就失去了岗位和荣耀。不过这个游戏有它公平的一面，因为每一个地方官“空降”的时候，当地有更多的好事也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假如没有出事，他就会理所当然地享受下去。真正不公平的是，他们失去的只是职位，而在他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眼泪的背后，都有无数矿工的被黑暗吞噬的生命，无数家庭永远丧失的支撑和希望。假如死者能够说话，他们感慨的就不是“晋官难当”，而是“晋人难活”了。

你也可以说，“晋官难当”和“晋人难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一些灾难事故发生之后的反应。但是，这样说你可能忽略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假如晋人易活一点，晋官在突发性的层面上可能更好当一些，但是在日常性的层面上也许更难做一些，必须建立更多的制度，接受更多的监督。

让遇难矿工死不瞑目的是，一批又一批的生命被活埋地下，并没有换得安全制度上的根本性改进。专家们一再指出，中国政府承认的、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中，那些最基本的矿工权利，中国矿工也还远远没有获得，比如：在有理由关心安全与卫生状况时，要求并得到雇主和主管机关的监察和调查；了解和被告知可能影响他们安全与卫生的工作场所中的危害；获取由雇主或主管机关掌握的与他们的安全或卫生有关的资料；在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对他们的安全或卫生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从矿山的任何地点自行撤离；集体选举安全与卫生代表，等等。

媒体报道中特意强调，在山西尤其是临汾地区，各种地方利益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是胸怀大志的领导干部，去了之后也很难施展手脚，惊动一点就会得罪一片。此地古称平阳，“虎落平阳被犬欺”就成为人们对这些可怜的官员的评价。其实，这是旧时的青天思维，以为大小事情都由一个人说了算，在复杂局面中他需要挥动尚方宝剑，一举而定乾坤。这是错误的想法，他真正应该做的是，让权利回归民众，让矿工自己去争取活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