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到2009年，在全国人大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是怎样报道的？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最近却被网友以戏谑的形式揭示出来。这位网友贴出了这九个头版，感叹道：“当人民日报的美编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九年来的这一天，在这份最高级别的中共党报的头版上，几乎看不到时间的痕迹，版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左侧报头下面，是当天的头条，竖排标题由三级构成，差不多年年相同：主题是“×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在京开幕”，二级标题为出席会议的中常委名单，三级标题为时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会议、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次头条是一篇消息，报道最高领导在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或强调的意见。然后是一条稍小的消息或者标题新闻，报道次高级领导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除2008年外，每版刊发一篇会议侧记，题目大同小异，如“和谐的春天”、“春天充满希望”、“春来神州听和音”、“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中国信心，中国力量”等。从2004年至今，每版都刊发一组“基层代表委员的心声”或“代表委员议国是”。

最引人注目的是图片和版式。图片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三个类别：中常委出场、大会现场和大会主持人及报告人。其中2001-2003年、2004-2007年、2008-2009年三组分别几乎完全重复，乍一看难分彼此，这就是所谓的当美编容易。

当美编真的容易吗？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任职于成都一家报社，是编辑中心的负责人之一。那家报纸是市场化媒体中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手起家，几年时间里打败了本市的老牌晚报，如今一枝独大。当初它开拓市场的办法，就是以一种民间的姿态，颠覆媒体传统的假大空报道。到了1997年春天，它正和本市另外一家市场化的报纸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邓小平逝世。报社领导认为，这个事件的分量堪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但是那一年报社的最高领导还在上小学，最老的同事也在云南插队，谁也没有处理这样级别消息的经验。就算有，也是今非昔比。消息内容不同发愁，只能用新华社的电稿。但是怎么排版呢？标题横排还是竖排，用什么字体，字号多大，照片的尺寸位置如何，从美编到总编，全都傻眼了。到处打电话去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可靠的意见。

对于版式，宣传部门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谁也不敢擅自作主。甚至，心照不宣地，大家都没有发表意见，认为这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等待《人民日报》印出来之后依葫芦画瓢。是夜，各地省报都等候着《人民日报》的传版，但是市场化的报纸并没有接上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压力最大的恰恰是市场化的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比对手晚上摊，何况越是重大的新闻竞争越激烈。

我们的一位副总编灵机一动，亲自带人去到省报印刷厂等着。传版一到，他威胁对印刷厂的工人和领导说，这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谁也不能独吞《人民日报》的版面，为了出报安全，我们也需要一份拷贝；否则，我们出了错误，可别说我们没有来求援。印刷厂领导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我们的副总编得到《人民日报》胶片拷贝之后，飞快地跑到自己的印刷厂印刷，结果本报比省报和《人民日报》还提早上市，而版面它们完全一致。这一惊人的成绩，得到省市领导的表扬，也得到零售市场的回报，为该报在惨烈的竞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整个社会沉浸在巨人辞世的哀悼气氛之中，但是全报社都在或明或暗地为自己的聪明获胜庆贺，没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直到几天之后我看到南方的报纸。当时我们的资料室里订了广州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周末报的封面上，报道的也是这个重大消息。一张邓小平的侧身头像位居版面中间，旁边的标题只有四个字：“邓公长辞”。我简直惊呆了：这张图片和这些文字，都不是新华社的电稿；更不用说，这个版式，跟《人民日报》完全是两种风格。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们沾沾自喜的东西，原来可以什么都不是。我们以为是神圣的天条，原来可以轻巧地抹掉。而在此之前，我们竟然失去了自省的能力，反倒为被成功奴化而欢呼雀跃。从此我更加关注南方的报纸，很快就有了投奔过来的机会。

世界上大多严肃的报纸，对版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样的大事，对应什么样的版式，标题的字体字号，图片的大小位置，也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九份《人民日报》头版虽然死板，但也可以理解。但是，不同的是，别的报纸的内容和版式风格是自己决定的，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传统。而在中国，正如我在1997年春天的经历一样，只能或者以为只能被别人决定。曾经有一个传说，某市宣传部长每天都要到该市晚报当美编，亲自操刀头版的版式。看着校样出来以后，他才放心地离去。

哈维尔曾经对后极权时代的捷克社会有过一个观察和分析，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社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对于版式的选择。他发现那些蔬菜店的老板会在自己商店的橱窗里贴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问道，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吗？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哈维尔回答说：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为什么他要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来掩盖真实的现实呢？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但是，我还想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这个恐惧正在慢慢地消失。1997年，南方的报纸编辑心中已经消除了对新华社电稿和《人民日报》版式的敬畏。又十多年过去了，两会开幕的当天，各地的省报尽管还是以新华社的电稿为消息主要内容，但是在标题、版式和图片上，早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进行制作了。部分市场化的报纸，甚至可以在新华社的电稿中加入本报记者采写的内容，版式上也基本上是市场导向。《人民日报》的传统风格成为一种特例，就算它永远坚持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3月3日和3月5日晚上，北京市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北京市政管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开幕这两天，北京市所有夜景照明设施，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全部开启。如果这是作为国家重大活动的一个告示，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很多人因此强化了两会是一个节日的固有观念，那就是一个错误了。

两会是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简称。全国人大是中国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从制度上代表选民对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和决策。全国政协的官方定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的主流精英人士，每年一次被执政党邀请进京议政。

这两个会议要干的事情，可以说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大可以修改或制定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军委主席，选举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等。在没有换届选举的年份，他们也要听取、审议并表决政府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报告，最高法、最高检的报告。政协委员也要参与讨论，递交提案。

节日本来有多种含义，比如纪念日、庆贺日、祭祀日等等，但是如今都有庆贺、欢娱和休假的同质化倾向。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中国尤其突出。比如“三八”妇女节，在联合国看来是一个妇女权利日，今年的主题为“男女共同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但是，在中国它主要是一个妇女的庆贺日，社会要做的事情只是祝她们节日快乐。在这种情况下，把两会当作一个节日，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

事实上，就算北京不按照重大节日标准亮灯，也有很多人把两会当作节日来过了。首先怀有这种心态的是一些代表和委员。他们在媒体的表情，一律是喜气洋洋、欢歌笑语。会议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反复说，自己心情如何高兴，感觉多么兴奋。有的官员进京开会，出发前要干部盛宴欢送，回来后要群众夹道欢迎，要把节日的气氛带回去与大家分享。

代表和委员肩上的担子，并不总是那么轻巧欢快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去年悲惨的四川地震，谈到了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打击腐败、建立法治和完善民主等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也陷入了食品安全、户籍改革和网络治理等繁琐的现实困境。我不是说代表委员们都要愁眉苦脸，但至少不应该都是那么莺歌燕舞吧。代表委员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就可以采取沉默的态度。每一个人，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在重大问题上，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为了这个态度，他们也应该以一种更严肃的态度来深思熟虑。

其次是媒体的表现。报道好重大问题颇费功夫，很多记者更乐于搞些花絮回去娱乐读者。于是，两会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就越来越像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了。媒体也被要求，应该为代表委员们营造这样一种氛围，以“确保两会的顺利召开”。虽然我们未必要像某些国家和地区召开类似会议的时候那样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拳脚，但是无论如何，欢乐祥和不应该是两会的氛围要求。

再次，很多民众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为两会是一个盛大的政治节日，他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观赏和祝贺。网络上充斥着用于节日的祝贺用语，比如“祝全国两会顺利召开”、“圆满闭幕”。两会并不是一场演出，何谓顺利和圆满？有争吵、有反对算不算顺利？有弃权、有未通过算不算圆满？有些人觉得，为了让代表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开会，抗议者、上访者和乞讨者都应该有所收敛，甚至完全回避，等两会开完再说，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避免说不吉利的话一样。如果你理解了两会应有的意义，就会持相反的看法：这正是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