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三月 2009 ↓

1. RSS订阅的折行问题解决了。

2.清除并屏蔽了垃圾评论。

海子的诗——

日记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
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辽宁密集调研企业，称他最关心裁员减薪。这让我回想他在两会记者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就业不仅关系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一个人的尊严。”

对于那场记者会的报道，国内媒体突出了两点：一是温家宝总理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二是他希望能到台湾各地走走，就是不能走，爬也要爬去。这是因为，这两点符合媒体吸引眼球的要求。

我觉得真正值得回味的，应该是这句关于生计与尊严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并不是温家宝总理的创造，也不是他第一次表达。其实，上述两个问题，也可以归入生存与尊严的关系。

在大众媒体上，资产安全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意味着向强大的美国喊话，让人觉得自己国家也很了不起；尤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随即在一个记者会上作出了回应，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应对其在美国投资的安全性抱有“绝对信心”，更让人感到兴奋。事实上，奥巴马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政客的漂亮话，他哪里能够保证你的投资安全？好在他说的是“绝对信心”而不是“绝对安全”。经济危机中，美国应该努力承担大国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危机本身就意味着投资的不安全，谁出来保证都没有用。经济学者早已经指出，要度过危机，美元贬值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何况美联储已经开动印钞机了。

至于温家宝总理想去台湾走走，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应该尽早满足他，完全不必等到他走不动了的时候。假如走不动了，他也不可能真的爬过去。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他的尊严。因此，这只是一个动情的表达方式，具有戏剧性效果，自然大受媒体欢迎。台湾的问题，更是从来都把生存和尊严并置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我还主动替温家宝总理延伸性地想到，“不仅关系到生存，而且关系到尊严”，不仅适用于就业，而且适用于更多方面，比如市民为化工污染问题上街“散步”，比如媒体争取言论自由的空间，比如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还比如政治体制改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工作报告中强调说，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作家连岳已经指出，“多党轮流执政”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党轮流执政，而是赢得选举者执政。有些政党从来就没有机会执政，有些政党执政几十年都还能选赢。其实，“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也很值得讨论。如果认定民主有各种样式，那么西方也就不止一套。如果认定民主有一套共同的原则，那么这一套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是不分西方与东方的。我们说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进一步认为，真正涉及到生存与尊严的问题，都发生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任何社会，任何时期，失业都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政治上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失业者也有尊严。

谁最了解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不是记者而是官员。一个丑闻发生之后，官员阻止媒体报道所花的心思，往往大过追踪新闻的记者，而且多半都能如愿以偿。受了委屈的记者，总是希望有机会扬眉吐气一番。

记者出气的最正当办法，就是加大针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但是这事并不容易，通常只能采用移形换位大法，逮住外地的低级别官员的混账事不依不饶。对于本地的官员，近年来媒体常见的一种得意洋洋的报道是，高级别的官员或者组织说话了，发文件了，要加强舆论监督了。

广州市委、市政府刚刚联合发布了《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这个文件里有很多内容，但是不出所料地，媒体毫不犹豫地强调了这一点：党政领导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将被问责！还有，新闻曝光材料将成为问责的线索！

诚如报道所说，此举凸显了政府部门的开明和进步。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媒体的胆子会大一些了，官员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了。但是，党政领导是不是就因此接受和配合舆论监督了，我颇有一些疑问。

要求领导干部接受舆论监督，这并不是什么新闻。我还居心叵测地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两年被舆论抨击的几起大事背后，当地官员都曾经强调过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而事情发生之后，当地媒体照样噤若寒蝉，眼睁睁看着外地媒体和网络在那里舞枪弄棍。

媒体要搞舆论监督，监督对象积极配合，想象中这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假如监督对象没有问题，他这么积极配合大概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放心。假如他有问题呢？积极配合可能就是找死。要求一个人主动找死，未免有些过分浪漫了。

从操作上说，怎样才算是配合媒体采访呢？有问必答呢，还是回答至少一半？谁来问责呢？好像是他的上级。假如这个事情并不大，上级一生气就把责问了。假如它足够大，曝光出来会影响到上级呢？同样的问题是：上级为什么要找死？

从本质上说，对于一个负面事件，配合的舆论监督不叫舆论监督，那是当事人的良心忏悔；只有监督对象不肯配合而仍然把采访进行到底，那才是舆论监督。

媒体不能依靠尚方宝剑，否则那把剑也随时可能伤着自己。比为问责办法中的配合条款而更值得欢呼的，是媒体的独立性。

        贾樟柯新作《二十四城记》在广州首映时，我受邀上台去讲了几句话。主持人并不知道，我对电影记录的420厂有些了解。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应该比电影中出现的新大门前的地方更宽阔。每到下班时间，大门一开，工人们潮水般地涌了出来，然后向四周散去。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封闭的东西，里面装满了活物，一旦打开来，就会有不可阻挡的阵势。
这个电影也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成都的往事潮水般地涌了出来。我就假装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正在接受贾樟柯的采访，滔滔不绝地摆了起来，以至于主持人不得不连指手腕，提醒我注意时间。那么我现在接着摆。
后来贾樟柯对我说，你没有记错，成都修二环路的时候，420厂老大门前的广场被占了。是不应该记错，因为我上学的时候还去那里搞过演讲。离开学校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一边给书商写点稿子，一边在城南开了一家干杂店。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厂，不是420，但也有些类似。干杂店的隔壁，是一个茶铺。茶铺的顾客，多半是些青壮年，也就是那个大厂的年轻工人。
那时还没有出现优化组合、下岗再就业的概念，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这些大型国企很不对头。当年热血沸腾地听我们演讲的工人，如今无所事事，每天去厂里报个到，就到茶铺里混上一整天。他们年纪轻轻，精力旺盛，却没有地方去消磨。可惜我当时没有明白这一点，为一点小事还惹恼了他们。这下可好，几乎所有的人一拥而上，把我暴打了一顿，小小的干杂店被砸得稀烂。
当时我异常愤怒，现在则是另外一种心情。我想，他们不砸我的店，也会去砸别人的店，总得有点什么事情给他们干吧。于是我又对茶铺的老板娘心怀感激了。那个老板娘，整天愁眉苦脸的。她的茶铺里，也有那么一两个廉价的小姐。她毫不掩饰地，对这些小姐充满了厌恶之情。然而，她不得不把茶铺后面的一张床一分为二，晚上自己睡，白天小姐睡。我想，要不是这些小姐消耗了那些青工的部分精力，我可能会被打得更惨。
又过了若干年，我是《南方周末》的一名记者，被派往西安去采访下岗工人。在那个城市，也有一些420这样的大厂。那时工人们不去砸人家的干杂店了，他们已经被时代淘汰，正忙着为人生寻找新的方向。我写的是一组报道中的一篇，发表在1999年的正月初四。那时报社刚受过批评，所以策划这个选题，要找一些逆境奋斗的故事，做它个正面报道。
我在西安采访了两位下岗女工。准确地说，另一位是曾经下岗的女工，现在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她在十年前离开了工厂，随后打过各种工，经历了种种艰难，终于有了自己的事业。她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身体强壮，思路清晰，口齿伶俐，长得也不错，是媒体报道中自强不息的典型。
我又采访了一位叫郭喜爱的下岗女工。做了半天说服工作，她才接受采访，但是一旦坐下来，就十分坦诚。当然，她一家三口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个15平方米的房子里，也不能不坦诚。她生活的简陋，让我感到惊讶。时间对于她来说像是凝固的一样，几十年如一日地贫穷，而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直到工厂不再要她。她几番努力，也没有找到新的固定工作。只好一边帮人带孩子，一边等待着再就业中心的消息。
她的脸上不像女企业家那样神采飞扬，但也没有更多的怨尤，有的只是一种坚韧，一种对政府的信任和等待，也就是当时的媒体狂批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在多年前被称赞为“钉子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绝对信任、终身相许的心理。她才是大多数下岗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拿了一辈子低工资，以为也有一辈子的高福利，一夜之间啥都没了，社会还要责怪他们没有另起炉灶的本事。
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媒体都来报道再就业成功的女企业家，对更多的下岗工人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过度的苛求，对这个群体的状况描述也是不真实的。于是我选择了郭喜爱，写了一篇极短的报道，题为《简单生活》。文章的开头是：

已经四五年了，郭喜爱没有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一双袜子。她目前还穿着８年前买的一条裤子。她用１元一袋的珍珠霜；１•２０元一斤的洗发膏，一斤可用数月；１０元５块的三笑牌香皂。

让领导有些失望的是，这组文章编好以后，色调颇为黯淡，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今天看了《二十四城记》，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有现场观众在博客中写道，长平讲到了历史的公平问题。没错，我要说的就是这个。那些把青春裹在蓝色的工装里，祭献给了伟大祖国的下岗工人，我们不能抛弃了他们之后，还要羞辱他们。否则，啥时候又换了一种玩法，我们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

从2001年到2009年，在全国人大开幕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是怎样报道的？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最近却被网友以戏谑的形式揭示出来。这位网友贴出了这九个头版，感叹道：“当人民日报的美编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九年来的这一天，在这份最高级别的中共党报的头版上，几乎看不到时间的痕迹，版面上没有什么变化。左侧报头下面，是当天的头条，竖排标题由三级构成，差不多年年相同：主题是“×届全国人大×次会议在京开幕”，二级标题为出席会议的中常委名单，三级标题为时任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会议、国务院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次头条是一篇消息，报道最高领导在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或强调的意见。然后是一条稍小的消息或者标题新闻，报道次高级领导参加某省代表团审议。除2008年外，每版刊发一篇会议侧记，题目大同小异，如“和谐的春天”、“春天充满希望”、“春来神州听和音”、“迈上新的辉煌征程”、“中国信心，中国力量”等。从2004年至今，每版都刊发一组“基层代表委员的心声”或“代表委员议国是”。

最引人注目的是图片和版式。图片是差不多完全一样的三个类别：中常委出场、大会现场和大会主持人及报告人。其中2001-2003年、2004-2007年、2008-2009年三组分别几乎完全重复，乍一看难分彼此，这就是所谓的当美编容易。

当美编真的容易吗？我想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往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任职于成都一家报社，是编辑中心的负责人之一。那家报纸是市场化媒体中一个成功的典范，白手起家，几年时间里打败了本市的老牌晚报，如今一枝独大。当初它开拓市场的办法，就是以一种民间的姿态，颠覆媒体传统的假大空报道。到了1997年春天，它正和本市另外一家市场化的报纸正打得难分难解，突然遇到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

这件大事就是邓小平逝世。报社领导认为，这个事件的分量堪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但是那一年报社的最高领导还在上小学，最老的同事也在云南插队，谁也没有处理这样级别消息的经验。就算有，也是今非昔比。消息内容不同发愁，只能用新华社的电稿。但是怎么排版呢？标题横排还是竖排，用什么字体，字号多大，照片的尺寸位置如何，从美编到总编，全都傻眼了。到处打电话去问，没有人能够提供可靠的意见。

对于版式，宣传部门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谁也不敢擅自作主。甚至，心照不宣地，大家都没有发表意见，认为这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等待《人民日报》印出来之后依葫芦画瓢。是夜，各地省报都等候着《人民日报》的传版，但是市场化的报纸并没有接上这个系统。另一方面，压力最大的恰恰是市场化的报纸，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比对手晚上摊，何况越是重大的新闻竞争越激烈。

我们的一位副总编灵机一动，亲自带人去到省报印刷厂等着。传版一到，他威胁对印刷厂的工人和领导说，这是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谁也不能独吞《人民日报》的版面，为了出报安全，我们也需要一份拷贝；否则，我们出了错误，可别说我们没有来求援。印刷厂领导打了一圈电话，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我们的副总编得到《人民日报》胶片拷贝之后，飞快地跑到自己的印刷厂印刷，结果本报比省报和《人民日报》还提早上市，而版面它们完全一致。这一惊人的成绩，得到省市领导的表扬，也得到零售市场的回报，为该报在惨烈的竞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整个社会沉浸在巨人辞世的哀悼气氛之中，但是全报社都在或明或暗地为自己的聪明获胜庆贺，没有人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直到几天之后我看到南方的报纸。当时我们的资料室里订了广州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周末报的封面上，报道的也是这个重大消息。一张邓小平的侧身头像位居版面中间，旁边的标题只有四个字：“邓公长辞”。我简直惊呆了：这张图片和这些文字，都不是新华社的电稿；更不用说，这个版式，跟《人民日报》完全是两种风格。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我们沾沾自喜的东西，原来可以什么都不是。我们以为是神圣的天条，原来可以轻巧地抹掉。而在此之前，我们竟然失去了自省的能力，反倒为被成功奴化而欢呼雀跃。从此我更加关注南方的报纸，很快就有了投奔过来的机会。

世界上大多严肃的报纸，对版式都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样的大事，对应什么样的版式，标题的字体字号，图片的大小位置，也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九份《人民日报》头版虽然死板，但也可以理解。但是，不同的是，别的报纸的内容和版式风格是自己决定的，每家报纸都可以有不同的传统。而在中国，正如我在1997年春天的经历一样，只能或者以为只能被别人决定。曾经有一个传说，某市宣传部长每天都要到该市晚报当美编，亲自操刀头版的版式。看着校样出来以后，他才放心地离去。

哈维尔曾经对后极权时代的捷克社会有过一个观察和分析，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社在报道重大新闻时对于版式的选择。他发现那些蔬菜店的老板会在自己商店的橱窗里贴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哈维尔问道，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吗？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哈维尔回答说：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为什么他要用一种意识形态的谎言来掩盖真实的现实呢？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但是，我还想用自己的经历来证明，这个恐惧正在慢慢地消失。1997年，南方的报纸编辑心中已经消除了对新华社电稿和《人民日报》版式的敬畏。又十多年过去了，两会开幕的当天，各地的省报尽管还是以新华社的电稿为消息主要内容，但是在标题、版式和图片上，早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见进行制作了。部分市场化的报纸，甚至可以在新华社的电稿中加入本报记者采写的内容，版式上也基本上是市场导向。《人民日报》的传统风格成为一种特例，就算它永远坚持这样下去也没有什么问题。

3月3日和3月5日晚上，北京市灯火通明，流光溢彩。北京市政管委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开幕这两天，北京市所有夜景照明设施，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全部开启。如果这是作为国家重大活动的一个告示，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很多人因此强化了两会是一个节日的固有观念，那就是一个错误了。

两会是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的简称。全国人大是中国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从制度上代表选民对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和决策。全国政协的官方定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协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界的主流精英人士，每年一次被执政党邀请进京议政。

这两个会议要干的事情，可以说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大可以修改或制定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军委主席，选举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等等。在没有换届选举的年份，他们也要听取、审议并表决政府工作报告，计划、预算报告，最高法、最高检的报告。政协委员也要参与讨论，递交提案。

节日本来有多种含义，比如纪念日、庆贺日、祭祀日等等，但是如今都有庆贺、欢娱和休假的同质化倾向。这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在中国尤其突出。比如“三八”妇女节，在联合国看来是一个妇女权利日，今年的主题为“男女共同努力消除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但是，在中国它主要是一个妇女的庆贺日，社会要做的事情只是祝她们节日快乐。在这种情况下，把两会当作一个节日，是非常不恰当的事情。

事实上，就算北京不按照重大节日标准亮灯，也有很多人把两会当作节日来过了。首先怀有这种心态的是一些代表和委员。他们在媒体的表情，一律是喜气洋洋、欢歌笑语。会议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反复说，自己心情如何高兴，感觉多么兴奋。有的官员进京开会，出发前要干部盛宴欢送，回来后要群众夹道欢迎，要把节日的气氛带回去与大家分享。

代表和委员肩上的担子，并不总是那么轻巧欢快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谈到了去年悲惨的四川地震，谈到了今年严峻的经济形势。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打击腐败、建立法治和完善民主等艰巨的历史任务，同时也陷入了食品安全、户籍改革和网络治理等繁琐的现实困境。我不是说代表委员们都要愁眉苦脸，但至少不应该都是那么莺歌燕舞吧。代表委员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提案和建议，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就可以采取沉默的态度。每一个人，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在重大问题上，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为了这个态度，他们也应该以一种更严肃的态度来深思熟虑。

其次是媒体的表现。报道好重大问题颇费功夫，很多记者更乐于搞些花絮回去娱乐读者。于是，两会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中，就越来越像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了。媒体也被要求，应该为代表委员们营造这样一种氛围，以“确保两会的顺利召开”。虽然我们未必要像某些国家和地区召开类似会议的时候那样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大动拳脚，但是无论如何，欢乐祥和不应该是两会的氛围要求。

再次，很多民众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为两会是一个盛大的政治节日，他们要做的事情主要是观赏和祝贺。网络上充斥着用于节日的祝贺用语，比如“祝全国两会顺利召开”、“圆满闭幕”。两会并不是一场演出，何谓顺利和圆满？有争吵、有反对算不算顺利？有弃权、有未通过算不算圆满？有些人觉得，为了让代表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开会，抗议者、上访者和乞讨者都应该有所收敛，甚至完全回避，等两会开完再说，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避免说不吉利的话一样。如果你理解了两会应有的意义，就会持相反的看法：这正是各种意见充分表达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