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二月 2009 ↓

在某颗小星下

作者：〔波〕申博尔斯卡
我为把碰巧称为必要而向它道歉。
我为万一我错了而向必要道歉。
请幸福不要因为我把它占为己有而愤怒。
请死者不要记得他们几乎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为我每一秒都在俯视世界而向时间道歉。
我为把新恋情当成初恋而向老恋情道歉。
原谅我，远去的战争，原谅我把鲜花带回家。
原谅我，张开的伤口，原谅我刺破我的手指。
我为米奴哀舞曲唱片而向那些在深处呼叫的人道歉。
我为在早晨五点钟睡觉而向火车站的人道歉。
原谅我，被追逐的希望，原谅我一再地大笑。
还有你，啊游隼，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还在同一个笼里，
永远目不转睛地凝视那同一个地点，
宽恕我，即使你只是一只玩具鸟。
我为桌子的四脚而向被砍倒的树道歉。
我为小回答而向大问题道歉。
啊，真理，不要太注意我。
啊庄严，对我大度些。
容忍吧，存在的神秘，容忍我拆掉你列车的路线。
不要指责我，啊灵魂，不要指责我拥有你但不经常。
我为不能到每个地方而向每样事物道歉。
我为不能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而向每个人道歉。
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就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我是正当的，
因为我自己是我自己的障碍。
不要见怪，啊言语，不要见怪我借来笨重的词，
后来却努力使它显得灵巧。

一个朋友的精辟见解——

A！ 说 (20:49):
 政协大会—->临时演员大会
A！ 说 (20:50):
 巩俐就是参加了之后发现自己演技太差，才决定加入新加坡籍的
A！ 说 (20:50):
 受了刺激

各地两会正陆续召开，全国两会即将开幕。在网民数量急速增长的今天，两会报道中总是说，网民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网络民意和两会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梳理的问题。

根据往年的经验，我留意到，一方面，两会中委员、代表们所讨论的事情，都是网民们所关心的问题；另一方面，网民们所关心的问题，却并不一定是委员、代表们讨论的事情。比如去年大家都期待陕西“周老虎”事件能够成为两会热点，结果侃侃而谈的委员、代表们却当它并不存在。今年情况又将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举个例子。最新的消息说，有网友曝出汶川县威州镇政府购置万元笔记本，认为用于公务太奢侈。记者打电话给该镇一位官员时，得到的回答是：“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这自然让人想起不久前北川县政府购置豪华车的风波，那车也由网友曝光出来，县政府的回应也是针对网友，说“网友可能误会了”。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的感觉：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从包括中国人大在内的代议制制度设计上说，政府开销首先应该面对并说服的是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或议员，而不是作为舆论监督者的网民。在这些事情当中，人大代表都到哪里去了呢？

官员重视网络舆论，毫无疑问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舆论作为一种监督机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应当处于“第四种力量”的位置。在舆论之前，还有政协、人大和司法等等力量。这两年时兴政府官员和网民直接对话，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起外国电影里政府官员和议员的唇枪舌战。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为什么舆论的力量只能位居“第四”呢？当前三种力量尤其是人大代表都不作声时，“老四”的冲锋陷阵，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这就涉及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问题。直接民主是古代希腊与罗马城邦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近现代国家普遍实行的是间接民主。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有什么公共事务，大家都来投票，当场就可票决。它的好处是把公平直观化，坏处一是不好操作，二是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间接民主则先由公民投票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授权他们来负责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务。人大代表就是这些被选出来的人。间接民主虽然避免了直接民主的坏处，但它本身也有坏处：假如代表或议员选得不好，或者当选了不作为，公共事务难以搞得好了。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如果非要在公共事务的操作环节上排序的话，在直接民主中，公共舆论居于第一力量，在间接民主中，它则让位于代表和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这时候，公共舆论的作用在于“影响”，而不是“决定”。因此，网民们并不需要证明自己有多少代表性，也没有必要动辄说自己代表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但是人大代表就不一样了，他们的作用首先是“决定”，而不是“影响”，因此需要证明自己具有合法的代表性，并真正代表他所代表的民意行使权力。

在现实中，我常常发现一种错位：网民们把自己当作代表，超越舆论的位置，想要直接行使决策权。而代表们把自己当作网民，自动放弃决策的权力，只想说点个人意见，期望影响政府官员；更有甚者，只会鹦鹉学舌，连普通网民都不如。

最近上海发生了一起“文化事件”：某晚报刊发《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文中说，“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这句话“严重伤感了上海人民的感情”，该报社发表致歉声明，责任编辑已被停职，作者被网友“人肉搜索”。

一般而言，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的语言交流中，方言口音愈重，受教育程度愈低。这是一个事实，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是，例外的情况不计其数，很多大作家、大科学家在发音方面也缺乏能力。更何况，在和自己相同族群的人交流时，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方言，因为方言里包含了更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信息。正因为如此，保护方言又成为一件很有文化的事情。“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这个判断显然失之粗疏，让文化教育不足或者自愿选择方言的人感到情感受伤，也可以理解。

不过，如果只是这样去理解这篇惹事的文章，就有些断章取义了。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该文并无意讨论方言和文化的关系，而是在说一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全世界很多人都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生活的中国人尤其如此。几年前，我在上海媒体工作的时候，同行们不止一次提出“新上海人”的概念。上海人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偏见遮掩，身份歧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设计，没有人可以逃脱。在这种制度之下打拼而获得成功的外地人，以及同情甚至赞赏这些外地人的本地人，都急于要为他们获得身份认同。

如果说老上海人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制度性地排斥外地人取得的，而且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那么新上海人在争取自己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往往也犯着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试图排斥老上海人。“说上海话没文化”就是新上海人把标准普通话或者外语当作武器，对老上海人进行的一种攻击。

如果文化并不只是文凭，而更多地是指现代文明教育的话，那么这种攻击本身是没有文化的表现。不过，比它更没有文化的是，在这个“错误言论”发表之后，上海网友对作者和报社的攻击。这无疑是自己证明给世人看：我们不是那样没文化，而是这样没文化的。有文化的人，应该宽容不同的言论，并用事实和道理进行反驳。看见不同的意见，跑到事实和道理之外，去搜索作者的家庭、电话、学校、单位，然后进行威胁，这不仅没有文化，不讲规则，而且极其野蛮。

新闻报道中还说，“更有网友透露，这篇文章甚至引起了上海一些退休领导的不满”。有人认为，网友的威胁并不足以让报社道歉，让编辑停职，“退休领导的不满”才是事件的关键所在。众所周知，在有些国家官员退休了就成为平民，但是在我们这里他们退休了仍然是领导，所以有一个专门的阶层叫“退休领导”，他们的权力永远不退休，有时甚至大过在职领导。这些退休领导，因为受教育的年代等关系，往往说着方言，或者方言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网友们受到伤害之后，除了用“人肉搜索”进行威胁之外，更去寻求权力干预，而权力也真的就出手了。其实，这才是此次事件中最没有文化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