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二月 2009 ↓

Chang Ping: Is Wu Hao a “Web friend” or a cadre?

When he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healthy citizens should not be as “fans” of their leaders, for example, and then talks about Barack Obama’s transformation into “Mr. President” on his inauguration day, one cannot help but think of the silly fan site the CCP has set up for its own president.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是个秃子，这个秘密只有他的理发师知道。可怜的理发师，不敢对任何人讲，心里却又憋得发慌。有一天，他实在憋不住了，跑到屋后山坡上，在一棵梧桐树下挖了一个洞，对着洞里大喊一声：“国王是个秃子！”然后赶紧用土埋掉。过了一些日子，秘密传到了梧桐树上，风一吹来，所有的树叶都哗啦啦地响，响声里变调重复着：“国王是个秃子！”

这个故事正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重演。那些曾经可能会被禁止传播的消息，以各种变调的方式进行传播。从2007年的“散步”，到2008年的“俯卧撑”，再到2009年的“躲猫猫”，都是风吹梧桐树叶的响声。但是，从“躲猫猫”开始，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里发生命案，警方解释说是几个在押人员玩躲猫猫游戏所致，遭到网民们的强烈质疑。面对汹汹舆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提出，“网络舆论要用网络的办法来解决，要真正信任网民，用非常坦诚、开放、开明的心态来对待网络舆论。”于是，他出面组织了一个以网民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委员会，前往看守所进行调查。也许出乎伍皓的意料，这个调查并没有平息舆论，反而掀起更大的风浪。

和人们对宣传部官员的刻板印象相比，伍皓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不同凡响。我对他的部分观点和行为不敢苟同，但是认为他释放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隐瞒的”，这显然不是宣传部官员的习惯观念；他把“尽快地揭示真相、发现真相、探索真相、呈现真相”，“满足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及监督权”视为宣传部的职责，这和我印象中宣传部官员的习惯作为也颇有些差异。

这并不是我的记忆误差或偏见，伍皓自己也持这样的意见，他认为宣传部过去的做法应该改变。令我略感惊讶的是，在中新社2月22日的一篇报道中，伍皓坦然地谈到了宣传部对付公共舆论的几个常规办法。身为媒体中人，我对这些办法都有所知晓，却是头一回听见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公然承认。兹整段照录于此——

伍皓说，以前我们面对这种公共舆论事件时，我们更多的，或者是常规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选择：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拖”的措拖。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网友的言论是东说西说，对网友的言论可以拖，碰到新的新闻点又转移了，这是一个策略。这是很多地方处理类似事件的方法。第二，堵。我们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利，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第三，删。我们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这也是一种做法。 第四，等。这个做法是更好的做法，因为这是司法案件，我们完全可以慢慢地等司法部门调查，按照法律的程序走下来。要把这个案子办完是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到那个时候公众的知情权无法满足。

我愿意相信伍皓有创新工作方法、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想，也愿意相信在云南省提出打造“阳光政府”的政策背景下，他所在的宣传部也“有走向公开、透明的决心”，但是我并不同意他说的“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如上所说，这个时代正在慢慢成为过去。我把伍皓在“躲猫猫”事件中的努力，视为宣传部门在意识到“风吹梧桐树”这个事实之后的积极反应。

最近网络上还流行一个虚拟的动物，它的名字叫“草泥马”。有模仿电视片《动物世界》的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有童声合唱的MTV《草泥马之歌》，还有带说唱的新疆民歌版《草泥马之歌》，以及一本正经的百科词条“草泥马”解释。这是其中的一首歌词——

在那荒茫美丽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勇敢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

河蟹从此消失草泥马戈壁。

熟悉中国话的人都能听出来，这里面隐藏着一些粗鄙的俗语和政治词汇的谐音。这也是“梧桐树叶的响声”，一些人心里憋得发慌之后的发泄渠道。相比“散步”、“俯卧撑”、“躲猫猫”来说，这里面充满了犬儒的气息，也充满了愤怒的情绪。显然，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我期待伍皓代表宣传部门释放出来的新信息，以及他所做的新尝试，有利于化解这些危险。

说到粗鄙，我想到刚刚看到的一个海报：美国女性戏剧《V独白》即将在北京公演。这是一个什么戏剧呢？看了英文名“The Vagina Monologues”才知道，原来是几年前在中国遭到禁演的《阴道独白》。如今把刺眼的“阴道”二字用它的英文首字母代替，它重新获得了登台演出的机会。我在美国看过这个戏，知道它的成功要素就包括语言的刺激性，不仅是标题，内容上也是如此。真不知道它的中文内容还会怎样变调。这真是太有趣的梧桐树叶了。我们的禁令有时候真让人分不清粗鄙和文明的区别。

云南“躲猫猫”事件还在继续躲猫猫，但角色越来越混乱，不知道是谁被蒙住了眼睛，是谁在惊慌中东躲西藏，甚至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被玩死。其中一个出乎意料地耀眼的角色是伍皓，他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网友。不过，他在这两种角色之间游刃有余，让我颇有些迷惑。

普宁县看守所出了命案，警方向公众解释说，几个监友玩躲猫猫游戏，其中两人发生冲撞，致一人撞墙受伤不治身亡。网民们强烈质疑这个说法，“躲猫猫”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伍皓就在这时候站出来，组织了一个以网友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团，并协调各方关系，让他们前往看守所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伍皓及调查组成员又遭到质疑。

我认为，作为宣传部官员，伍皓试图探索一些新的工作方式，也让公众对这个事件有了更多的关注，这个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应该予以重视。其中之一是他的角色定位不够明确。

毫无疑问，这个调查团如此广受关注，是因为它乃省委宣传部所组建。伍皓说，“尽快地揭示真相、发现真相、探索真相、呈现真相”，是宣传部门的职责，所以他才挺身而出，并设法让调查组成员顺利进入看守所。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动用了一定的公权力资源。然而，他同时也在扮演一个网友的角色。他组织调查团的方式，完全是一个网友的个体行为。他首先在自己所在的QQ群里发布消息，然后按照报名的顺序确定主任和副主任。在调查结果出来后，他也以一个网友的身份说“我也不解渴”。面对公众的质疑，他采用了公布网友聊天记录的方式来予以澄清。

一个人可以有多种身份，各种身份也会互相影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以这个身份做的事情，不该转移到那个身份上去，尤其不能以私人的方式来行使公权力。严格地说，网友也是一种友。你怎么能够以省委宣传部的名义，组织一群友人违反法律规定进入看守所，去调查一起公众事件呢？

混淆公私身份并不是伍皓的创造发明，而是官场的传统，甚至被当作一种好的工作方法。明明是同事关系，而且在严肃的工作场合，彼此之间也要去姓呼名，十分亲热。对公众则喜欢扮演亲友形象，网友便是最新的流行角色。民众也乐于如此，连战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来访，但我们称他为“连爷爷”。网民们也经常期待高官以网友的身份出来谈话，甚至作出某些决策。

在这个习以为常的做法中，其实掩藏着严重的问题。《论语》中记载，子路问孔子：有机会从政的话，您先干什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记得梁文道先生在一篇文章里介绍过，美国总统上任以后，就是他曾经勾肩搭背的哥们儿，也要毕恭毕敬地改称“总统先生”，因为“总统是一个制度上的角色”。奥巴马就职典礼当天，《金融时报》社论中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公民而非粉丝的盛大集会。”

我们的官员中，有很多网民，也有很多偶像，还有很多慈祥的长者。但是一定要记住，当他们履行公职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并不是这些，而是官员；我们的身份也不应该是网友、粉丝或者晚辈，而是公民。名正言顺，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陈水扁贪腐案像是一个脓疮，越揭越痛，也越揭越难看。一个医生面对脓疮，不得不仔细清理，然后诊断治疗。但是一般民众可能会感到厌恶，恨不得痛痛快快地将它一下子剜除。我原来知道大陆社会有这种情况，听了马英九最近的一个谈话，才知道台湾民众也是如此，对大案要案也有“从快从严从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心理要求。

上周马英九在会见新同盟会成员时提及扁案，说有些人对他不谅解，要他赶快把陈水扁关起来。但是他强调，关不关不是他的权力；到现只是收押，在还没判刑之前，每个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

身为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马英九，在讲这些法律上的小儿科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感到悲哀。始信有人所言，在长时期的威权统治下，台湾严重缺失法治传统，到今天法治还在拖民主的后腿，还需要马英九耐心地做这些初级的普法教育。

这些教育对大陆人也颇有借鉴意义，因为听听那些台湾民众对马英九说的话，我们会觉得非常熟悉，差不多是异口同声了。马英九说，他到各地去，都有乡亲抓着他的手说：“你赶快把他（陈水扁）关起来，永远不要放。”人们责怪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软弱，这样没有魄力？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在面对民众痛恨的坏人坏事的时候，坚决果断，雷霆万钧，我们都习惯于称之为有魄力。很多政治人物都很喜欢这顶高帽，因为这样可以满足民众对脓疮的厌恶心理。不管马英九的法学课程学得怎样，这点基本的常识他还是不敢违背的，只得拒高帽而陈法理。他说：“我不能在这种地方展现魄力，那不是魄力，那是滥权，我什么都能做，但不能滥权，因为滥权危害比贪污还可怕，往往造成的祸害不只是一代，可能是好几代。”

拿权力来做点大快人心的好事，它的危害会比贪污还可怕？我们都知道，当权者滥用权力干坏事，那是要坚决反对的。但是假如他干的是好事，动机纯良，效果明显，就算越权行事，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同样会给他掌声，而且因为他如此“有魄力”，这掌声还会更加热烈。

光是从道理上说，也许很多人都能够明白马英九的意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滥权做好事的情形比比皆是，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比如，前不久发生上海话之争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说讲方言不仅不是没有文化的表现，而且还应该受到保护，但是从这个争论中，我看到别的一些没有文化的事情，比如制度性的身份歧视，对作者的谩骂和威胁，其中最没有文化的事情，是传言中的权力对于言论的干预。

出乎我的本意，这篇文章得罪了很多上海人。他们中间有人振振有词地说，既然你也认为讲方言不是没有文化的表现，那个作者打胡乱说，退休领导出来干预一下，等于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的看法是，对于言论空间来说，不管其中的争论多么尖锐，矛盾多么难以调和，权力都应该靠边站，离得越远远好。权力是会让人上瘾的，需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今天你允许它越界做好事，明天它就可能越界干坏事。而且，很多事情在结果出来之前你无法判断好坏，只能在它的发生过程中对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人坚决果断地挥舞权杖的时候，并不总是有魄力的表现，很有可能是一种滥权行为。

我写过一篇文章，期望人大代表别连普通网民都不如，只会谨小慎微地发点个人牢骚，而让有些网民僭越舆论影响的位置，把自己当作民意代表去行使决策权（见2月12日《南方周末》）。文章刚刚发表，云南那边就给出了一个新的例证，也就是引发舆论沸腾的“躲猫猫”事件。

不知道是底层民众怀着一种大多网民都无法理解的无坚不摧的乐观精神，还是云南晋宁县看守所的管理让被押人员幸福得童心大发，根据警方的说法，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于2月8日在该看守所和监友普某等玩起了天真烂漫的“躲猫猫”游戏，不慎（后又称因和普某发生冲突）撞墙头部受创，四天后在医院死亡。警方对于这起命案的离奇解释，受到网民们的普遍质疑。

网民们质疑的逻辑至少比“躲猫猫”的故事令人信服：在进行更加公正客观的调查之前，警方怎么能够自己宣布自己没有责任？尽管网民们怀疑其中存在刑讯逼供，但并没有像警方一样匆忙做出结论。但是，每当这个时候，网民们似乎忘了，或者因为不信任而没有兴趣，讨论一下应该由谁去调查，他们为什么没有履行调查的职责，失职行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以后如何防范此类失职事件的再次发生；而是亲自动手，依靠人肉搜索，或者奔赴现场取证，就像在陕西“周老虎”事件和南京“周至尊”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将铁的证据摆了出来，看你还能怎样狡辩？

这种赤膊上阵的草根精神，对于激活一些运转得不够灵便的社会机制，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形成非常精细的社会分工，司法调查有一套专业而又独立的系统；在民主制度方面，我们也有人大代表这样的代议制设计，民众对司法调查不予信任仍然舆情汹汹的时候，人大代表应该站出来，对你的选民作一个交代。

我们已经为这样的司法体系和代议制度支付了税金和其他社会成本，已经制度性地为一部分人授权，而且他们已经毫不客气地行使着这些权力，但是在我们热切关注的问题面前，他们却不吭声，不作为，甚至不见踪影，这怎么能行呢？人们常常打比喻说，这就好比我们花钱请了保姆，把家里的日常费用和钥匙都给了他，结果每天还得自己去菜市场一样。

事情还不止如此。你可以说，你就不信任保姆，而自己也精于买菜，多花点时间和力气，这口气也就忍了。问题是，作为全国人民来说，这个主人的群体太大了。每一件事都要让所有的主人跑到现场去，那会拥挤得连地球都转不平稳了。你不得不请保姆，不得不选代表。你把现有体制推选出来的代表撇在一边，另外派几个人去调查的时候，又遇到了代表的合法性和权力来源等问题。

这就是“躲猫猫”事件中主要由网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遇到的问题。这个调查活动的组织者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伍皓对媒体介绍说，他有个自己的QQ群，当认为应该为公众“解燃眉之急”的时候，他首先在这个群里发布了消息，然后才发布公告。“两秒钟不到，网友‘边民’就报名了，紧接其后的是‘风之末端’，第三人是‘温星’”，“取前4位，前2位任主任和副主任”。（见2月22日《南方日报》报道。）假如是一个网民的个体行为，这样搭建一个草台班子无可厚非。但是伍皓是以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在组织，他手里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资源——他自己承认说，“我们宣传部门还拥有一定的指挥媒体权利（力），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媒体都收声”，“把网上不利的，或者是负面的言论见一条一条删掉”。（见2月22日中新社报道。）我姑且相信伍副部长所言，他怀着为公众寻求真相的一片冰心，但是我不得不说，动用公共权力资源，在一场万众瞩目的事件中，如此草率地组织调查团，简直是在开玩笑。

这个调查团因为省委宣传部的名头而备受关注，权力虽大但货不对板，它的实际调查活动并没有超过几个普通网友所能达到的范畴。证人证据见不到，监控录像看不成，只能听警方把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结论当然是不知道。事实上，在此前的陕西“周老虎”、贵州“俯卧撑”等事件中，一些网络独立调查人调查出来的信息比这要丰富得多。

在没有证据证明这几个网友是“托”之前，我们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指责，而应该看到他们的行动加强了舆论的深度的正面价值。而且，正是他们的调查失败，让我们思考更多的问题：既然深入调查的民意呼声很高，那么动用公共权力组织调查理所当然；但是应该由谁来组织，怎样组织才更有效力呢？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在司法调查不能服众的情况下，人大代表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个调查委员会拥有法定的权力，（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也不存在代表性的争议，可以动用相应的调查手段，而且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说实话，就算是在令网友们感到骄傲的“周老虎”和“周至尊”事件中，假如我们已经付酬和授权的相关部门和人大代表尽职尽责，凭借他们的大权在握和专业手段，效率也远比网友要高。这次“躲猫猫”事件就更加简单了，问一问当事人，看一看监控录像，再读一读尸检报告，真相手到擒来，而不必令网民如此折腾。假如人大代表也要玩“躲猫猫”，网民们最该做的事情是，想办法让他下一次没机会当选。

保印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

在看守所里的“躲猫猫”，却并不是什么“游戏”，而实际上是一种私刑，并且这种“躲猫猫”的私刑，已经在看守所这样的特殊地方，流行了N年。所谓“躲猫猫”私刑，也就是说：在看守所里，对不听话的犯人，管教民警会让犯人们做“躲猫猫”的“游戏”，并暗示或直接指示牢头，在“游戏”时将不听话的人安排为“蒙眼人”。这样一来，一旦“游戏”开始，私刑也就开始了。这个“蒙眼人”，马上会被其他人拳打脚踢，但因为被蒙住眼，“蒙眼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被谁打的。打的轻重，视不听话的程度而定。这一次，也许是巧了，也许是李荞明太不听话了，结果，终于被“玩”死了。详见他的博客。

“老百姓满意度很高”，这是官员们的常用语。江苏启东市等地的民调造假事件让我们知道了，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笑话。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就很自豪地说，“去年我们经过了省里的抽样调查，老百姓对我们启东的小康社会的满意度达到了94.8%，是目前江苏省所有达到小康社会的县市里，老百姓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近日媒体揭露，当地老百姓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满意度，因为它完完全全是造假的结果。

规模宏大的造假行为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动用公共权力来实施，并由公共财政来支付贿赂成本。其具体办法是收买并威胁村民背诵标准答案，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按照小康社会的标准答案回答；说谎者给予现金及实物奖励，说实话者将被追究责任；还让学生放假回家背题，协助家长回答。当地群众对这种做法极不满意，但是在接受调查时所有相关答案只能是“满意”。孙书记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有三句话，不含水分，人民得实惠，老百姓认可。”事实上，这三句话都应该反过来听：水分很多，官员得实惠，上面认可。

政府官员为了编造政绩，胁迫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全体公民说假话，简直寡廉鲜耻，令人发指。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做法并非启东一地独有，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见怪不惊，习以为常。造假行为之所有能顺利启动，圆满造出94.8%的满意度（看来还得胁迫5.2%的人说“不满意”才能以假乱真），是因为它已经建成了一个造假系统。民众的事后反悔和愤怒，成为捅破这个系统的一个良机。舆论对这起民意造假事件进行了谴责和嘲讽，认为有关官员应该受到严惩。两会正在召开，不知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会不会再造一次假——假装自己不知道？

事情还不能到此为止。关于背诵标准答案，我想到了中学英语课本上的一个笑话：拿破仑要来视察了，他的军队里有人没过语言关，小官僚也想出了编造标准答案的办法来应对。他们了解到，拿破仑通常逮住一个小兵，按照顺序问三个问题：你多大了？参军多少年？我的两次战役你都参加了吗？为了不出差错，小官僚要求所有士兵统一按顺序回答：21、3、Both（都）。这一天，拿破仑鬼使神差地打乱了顺序，他问精神抖擞地站在面前的小兵：你参军多少年了？小兵高声答：21！拿破仑吃了一惊，问：那你多大了？小兵高声答：3！拿破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耳朵，说：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小兵高声答：Both（都疯了）！

这个笑话可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在此类问答中，一个巴掌拍不响，就算你背诵了标准答案，调查者略微变通，也可以让你出尽洋相。人们在对启东市等地造假行为表达愤怒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调查问卷是怎样泄漏出去的？调查者有没有设计规避接受调查者说谎的办法？确保调查的客观公正，可是调查机构的基本功啊。然而，事实是，在被调查者爆出造假丑闻之后，我们甚至没有听到调查机构立即宣布调查结果无效。

是谁在调查谁呢？原来是上级在调查下级，政府部门在调查政府部门，自己调查自己啊。我不能说江苏省有关方面在本次调查中故意放水，但是从道理上说，这种调查本身存在逻辑上的缺陷：下级的政绩也是上级的面子，谁也不希望调查的结果不好看。

民意调查是现代社会一个惯用的了解和通报社会状况的办法。但是在中国，大量的民意调查，尤其是民众对政府施政满意度调查，都掌握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手里。尽管西方主要由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有很多瑕疵，但是由政府之外的社会独立机构来操作显然更具说服力。独立的民间调查机构，它不仅具有专业的调查能力，而且它必须顾及自身的行业声誉，因此它会应对被调查者的各类造假行为，千方百计让调查结果接近客观公正。出现调查中大规模造假、导致调查结论成为笑话的事情，不仅是被调查者的耻辱，也是调查机构的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