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一月 2008 ↓

1949年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时候，伴随他的是毛泽东写的一篇嘲讽奚落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再次回到中国的时候，已是几抔骨灰，一缕乡魂，中国人却给了他极大的尊敬，媒体的报道满怀深情：“低沉的音乐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杭州）安贤园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
彼时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毛泽东胜利在握，意气风发而又心怀愤懑，写一篇那样的文章也可以理解。问题在于，1949年以后的政治版图中，毛泽东越来越被神话，他的话成了金科玉律，一句顶一万句，容不得不同的陈述和意见。那篇文章的本意也不是为司徒雷登立传，而是借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事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但是其中对于司徒雷登漫画式的描绘就成了他的功过是非的定论，人们再也无从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事实。
司徒雷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原来“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的父母都是美国人，但是他出生在杭州，童年在西子湖畔度过，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1岁到美国受教育，20多岁又回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总共超过半个世纪。他在中国传过教，教过书，当过记者，还当过美国驻华大使，其中最有名的工作是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他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一流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并留下了如今北京大学所在的美丽校园。1962年他在华盛顿去世时，遗愿之一就是要安葬在他所热爱的燕大校园，和他的早逝在中国的妻子合葬在一起。
根据史料记载，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他也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公民，曾经因为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被日军关进集中营，直到日本战败后才获释。
在司徒雷登骨灰安放仪式上，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的后人、美籍华人傅履仁老先生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这样一个普通而又感人的心愿，为什么历经波折至今都未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司徒雷登在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同时，还当了几年美国驻华大使。正如毛泽东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美国那几年的对华政策，是扶持国民党政府，帮助他们对付共产党：“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
政治不仅抹杀了人性，掩盖了事实，甚至还篡改了历史。就在那篇文章中，毛泽东自豪地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然而，正是这个闻一多，在他那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中，认为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对中国是件好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闻一多和毛泽东的说法矛盾了，怎么办呢？这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就行了。但是，有关方面的做法并非如此，而是在将这两篇文章同时收入中学课本的时候，把闻一多演讲中这一段话不加任何说明地删去了，就当他没有讲过一样。
如今，“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期盼政治能够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让它们各自都得以自由地生长。

网络成瘾算不算精神类疾病？这似乎应该是一个精神医学专家去讨论的问题，最近却成为网民热议的焦点。也就是说，它从一个医学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到底是外行网友越界嚼舌呢，还是医学专家把手伸得过长？
这个争论的起因是，由总后勤卫生部组织、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首次将网络成瘾界定为精神类疾病。标准中一个被简化了的说法是，每天上网超过6小时的人就是精神病患者。网友们对此多持怀疑、嘲讽和抵制的态度。专家解释说，其实这是指“一个人使用网络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和工作，或者不利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平均每天连续使用网络时间达到或者超过6小时，且此症状已经达到或超过3个月”。又有专家把“不利于学习和工作”这种太说教化的词句改换为“无目的性”。按照我的理解，一个人每天超过6小时、连续3个月不间断地，干任何无目的性的事，恐怕都有点精神类疾病。
就有网友问了，那么为什么不制定打麻将上瘾、斗地主上瘾的诊断标准呢？我也怀疑专门制定网瘾标准的必要性——也许因为患上网瘾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实在是太多了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这些疾病的存在。打麻将、斗地主到同样的地步，肯定也是有点毛病的。单是从医疗救助方面说，我认为中国对精神病人的关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有太多患者被社会抛弃，独自在精神的黑暗中独自挣扎。
又有网友说，不该把患上网瘾的人称为“精神病”，而应该用别的词，因为精神病一般是指精神分裂症患者。我同意一位专家的解释，精神病是一个很广的概念，病情轻重不一，对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各异。然而，网友这个看似无厘头的要求，却反映了问题的症结：有病我可以承认，但别说我是精神病。为什么呢？因为“精神病”这个词里包含了太多的歧视。
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歧视，自古皆然。但是文明的进步，就是消除歧视的过程。如果你去问海德格尔、福柯等大哲学家，他们会告诉你，精神病首先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中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由此可见，网民们的讨论并非越界。这些讨论的目的应该更明确，就像那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干的一样，不是要去跟医学专家争制定标准的权威，而是要消除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像网瘾这种精神性疾病，跟感冒一样，也许不治而愈，也许非治不可，但是你既不必否认它是疾病，也不要因为上了医院就另眼相看。
更可怕的是，在中国，不仅存在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对精神病人进行迫害，或者借精神性疾病对非患者进行迫害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最新的例子，是杨佳的母亲王静梅的遭遇，因为儿子涉嫌谋杀警察，她被警方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警方不仅不通知家属，还对家属撒谎，假装不知情地以失踪名义立案，且一直回避媒体质问。如此荒唐的事情，警方居然认为，有一个“精神病”的帽子就万事大吉了，至今不予更多解释。无论王静梅是真患有精神病，还是警方只是借精神病的名义行事，这都是对精神病人歧视的典型例子。
歧视和忽视是一对孪生兄弟，而迫害则会导致逃避。因此，网友们抵制把网瘾归为精神类疾病，其实质是在充满歧视和迫害的社会环境中的自我保护。

链接一：越有梦越痛苦

3年前佘祥林案发时，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曾发愤激的感叹：对生在农村而喜欢写诗的佘前妻张在玉来说，浪漫是种罪。我想，对身处社会底层“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的表弟来说，有梦也是种罪，越有梦越痛苦。

我甚至又想，对我的表弟来说，如果他仅只是在某条山沟里浑浑噩噩地放羊，在某个小城镇里做呼啸来去的小混混，也许不会有这种痛苦……一次春节回乡时，曾亲耳听到我的几个中学同学在讨论在珠三角抢劫的经历，那种咬牙切齿的兴奋让我极为震撼。这难道就是这个时代给青年们的出路？

链接二：寻找我的表弟罗炼！

百度近日成为众矢之的，被指通过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制造虚假排名，成为它赢利的主要模式；更进一步的增值服务则有屏蔽关键词，删除负面新闻。大家都对这种做法感到愤恨，但是在由此而引出的一个概念上产生了分歧：百度到底是不是社会公器？
反对把百度定义为社会公器的人士似乎占了上风，他们的理由简单干脆：百度是一家私人企业，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的义务。对于百度的问题，应该用有关发布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定来解决，谴责它违背媒体良知有泛道德化的嫌疑。
我完全同意那些利用纳税人的钱来运作的机构是社会公器，比如公安部所辖的“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居然拿公民身份信息来卖钱，实在是匪夷所思。但是对于媒体来说，企业属性的公私从来都不是判断它是不是社会公器的标准。
人们之所以把新闻媒体称为社会公器，是因为早期自由主义理论给了它一个重要的任务：它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的首要角色，就是对公权力部门进行监督，也就是社会良知的“看门狗”。这条狗忠应该心耿耿地服务于社会公众，无所畏惧地揭露官方滥用权威的行为。
从这个任务出发，西方新闻界产生了专业主义的概念。在美国，从《纽约先驱报》提出“提供一幅世界正确的图画”、《纽约时报》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1947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确立了媒体专业化姿态：“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这些自称从事“公共服务”的媒体人士，多数都是从私人所属的媒体公司领取薪水的。而且，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古典自由主义者首先要反对的就是政府提供资金办媒体。他们相信只有让媒体置身于自由市场，由公众用订阅和零售来监督，媒体才能完成那样艰巨的任务。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就曾经控诉说：“这个国家（英国）的公共电视台为他们获得政府资助的特权付出了代价，这一代价就是媒体的自由。”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被视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大多是在自由市场中搏杀的私人企业，而不是依靠政府拨款维持生存的公共媒体。以广告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也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之一。只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从而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
不过，这一传统理论很快遇到了挑战。人们发现，跟政治权力一样，经济权力对媒体的腐蚀同样可怕。那些大公司控制的媒体，很多都既为老板谋经济利益，又被老板用于政治争斗。当年控诉政府的默多克先生，如今遭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控诉。他去年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很多编辑记者都觉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末日来临，认为“这是一桩同魔鬼的交易”。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不管多么贪婪的资本，在新闻业中也必须有所避讳。默多克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致信《华尔街日报》的员工，反复重申他将“誓死”捍卫该报百余年来的独立精神和新闻至上理念。
英国媒体学者詹姆斯•卡伦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激进的媒体研究被一种假设的系统逻辑所困扰，他们以为政府控制的媒体就为政府服务，企业控制的媒体就为企业服务。事实上，这些假设低估了纵横交错的影响力：私营媒体为了赢利需要维持读者或观众的兴趣；它们还要维持其公共合法性，从而避免社会的谴责；而且，它们还要受到从业者所信奉的专业主义的影响等。如果非要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只能说，因为媒体公司出售的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产品，所以它不得不装入这方面的内容，注意这方面的形象。
现在再来看百度的问题，答案就很容易找到了。首先，百度是不是一家媒体？百度一下就知道，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介质，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百度显然符合这个定义。它虽然没有直接生产信息，但是它利用和整合信息，从而为公众提供信息搜索和传播服务。百度的信息中有相当多的新闻报道，那么当人们在使用和新闻相关的服务时，理所当然认为它是新闻媒体了。新闻媒体从业人员都知道，百度的竞价排名所犯的错误，其实就是报纸上的有偿新闻，也就是把收费的虚假新闻混淆在真正的新闻之中，从而误导读者。
假如百度并没有让公众误以为它提供的是客观公正的公共服务，而是旗帜鲜明地标榜自己干的就是有偿排名，不出钱就删除信息，那么它那竞价排名的价格肯定会大打折扣。

从百度诞生的那一天起，针对它的质疑就没有间断过，但是这一次它被央视曝光，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央视《新闻30分》节目播发连续报道，揭露百度竞价排名的内幕：大规模人为干预网络搜索结果，花钱越多位置越靠前，不愿花钱的企业则可能遭到彻底屏蔽，花钱足够多的还可以得到“公关保护”，删除负面新闻。
有人从商业道德的立场，指控百度对顾客搞欺诈，对企业搞勒索。于是又有人指出，百度应该注明“本网站内容为竞价排名结果，敬请用户谨慎使用”，这样便免除了法律责任。问题是，如果百度仅仅是一个排名工具，谁会去竞价呢？它处身立世的资本在于它是一个媒体，有着舆论公器的性质。它犯的错误，就相当于报纸把新闻稿件和广告软文混在一起发表，刻意误导读者。
此前人们多强调网络的工具性、创新性和虚拟性，很少用传统的舆论公器来看待它。很多传统媒体也是商业化操作，但是它一直摆脱不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赋予它的“看门狗”的角色。它不得不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寻求公共合法性，也不得不从这个角色出发去维持读者或观众的兴趣。同时，相当多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信奉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理念，也促使老板要以此来招徕人才。但是，很多网站都是从纯商业起家，尽管它们从一开始就发挥着信息发布、观点讨论的功能，却没有传统媒体职业规则的负担，可以相对单纯地考虑商业运作。
网络固然有它的虚拟性，但是对这方面神话般的描述让很多人产生了虚幻感，以为它真是另外一个世界。事实上，无论怎样虚拟，网络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英国哲学家彼得•文奇说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遵守规则，而后者呈现规则。网络出现以来，很多人都当它是一株植物，观察它的成长规律。这种态度可以理解，但是极容易误导，甚至异化人们的行为规则。比如有人在大街上纠集人去打架，警察肯定会管，但是他们在网络上号召人发动攻击，警察却视而不见。又比如有人鼓噪搞实名制，也是对网络的另眼相待——只要传统媒体上还允许使用笔名，网络当然就可以使用网名。
现有的大多数法律法规，仍然适用于网络，不应该动辄对网络另行立法。同时，网络上的一切活动，也应该受到现有法律法规的制约，不应该成为无主之地。如果我们发现，规则妨碍了网络空间，那么它也妨碍了现实世界，理当一同改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作为人类的创新领域，应该带动现实规则走向完善，而不是另辟蹊径，我行我素。
有人说Google和百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学者，执著于计算和优化，后者是一个商人，为了利润不顾一切。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现实规则的许可，也就是它们能干什么。Google的口号是“不作恶”，这显然更像一个媒体口号，是低调版的“正义、良知、爱心”。作为一个媒体，竞价排名这种挣钱方法被人唾弃，它就只好去做好计算和优化了。否则，像百度这样，从竞价排名中得到的好处，占了其总收入的八成以上，就决定了它要把技术用于违背网民利益的另一面。
还应该看到，更重要的现实规则是，跟很多“民族企业”（尽管身份并非真实）一样，百度也是在过度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它的竞争对手Google一度受阻，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还不知道Google的“网页快照”可以使用了。百度危机再一次证明，这样的娇生惯养没有什么好处。

转朋友们的几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