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矿难瞒报、封口费的消息不断传来，让人们看到地方官商勾结、记者出卖良知的丑陋现象。很多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这类事情越来越多？我一直认为，由于没有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够报道出来的其实只是少数，还有大量的事实被瞒住了，还有大量的嘴巴被封住了。
当《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点名揭露“三鹿”奶粉有毒的时候，我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有关部门至今都没有坦然正视三聚氰胺的问题；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揭发娄烦“8.1”垮塌事故瞒报的时候，我也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高层领导批示之后，网络删帖还在继续；当记者戴骁军在《中国青年报》报道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时候，我还是认为那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就在他拍摄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官方的通报仍然有大事化小的倾向……
不过，当这些特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眼前时，我不得不改变看法了。从这些丑陋现象的腐尸中，我闻到了信息自由的春天的气息。
我有一个猜想：如今我们看到瞒报越来越多，并不是事故责任人突然之间都瞒报起来，事实上他们从来都在瞒报，只是现在瞒不住的时候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发放和收受封口费，也不是一夜之间的创造发明，事实上这种交易一直都在进行，只是现在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我问了一些知情人士，他们都证实了我的猜想。谁也不能列出实际瞒报的数量，因为能够列出来的都是被揭露的瞒报。但是瞒报从来都存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媒体报道，就有6年前的广西南丹矿难瞒报，3年前的山西宁武矿难瞒报，两年前的山西左云矿难瞒报，等等。就拿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的封口费来说，9月20日发生的矿难死亡人数为1人，而且死者拥有培训合格证书，就为了瞒住这个事实，据官方通报，该煤矿向已公开点名的6家媒体支付封口费12.57万元，仅9月24日、25日两天，就有23家“媒体”的28人登记领取。按照这个标准，该煤矿发放的封口费不少于50万元，而揭发者戴骁军认为还远远不止于此。凭常理就可以推断，那些更多死伤的矿难责任人，更会想方设法瞒报，也愿意支付更多的封口费。
这些封口费有的给了真记者，有的给了假记者。其实记者的真假并不重要，矿主心里明白，凡是了解真相的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有些敲诈者并没有谎报身份，他们威胁说要把消息传给真记者，也得到了封口费。在我看来，矿主支付的更多的封口费，用在了和地方官僚的勾结上。为了得到官员的“保护”，他们送礼送钱，甚至送出干股。正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地方上由此形成了事故瞒报机制。一旦出事，此机制“自觉”启动，“自动”运行。那些负有监管和救援责任的官员，摇身一变成为帮凶。他们组织调查组，其实是阻止调查；他们组织救援，往往见死不救；他们发布“权威信息”，却又隐瞒真相。
由此可见，瞒报现象的确是越来越严重。然而，另一方面，封口也越来越困难。媒体市场日益多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简光洲、孙春龙和戴骁军三位记者，至少在这几件事情中，他们的嘴没有被封住，他们所在的媒体也没有和别的媒体一样沉默不语。更重要的是，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的生态。发不了稿的记者，可以通过博客来释放自己的良知。就算所有的真记者的嘴都被封住了，无数的假记者也可以上网发帖。此外，根据新的规定，外国记者的采访限制已大大减少，他们的报道在网络上“出口转内销”易如反掌。因此，消息的出口越来越多了，要想封住这所有的“口”，不要说煤老板不惜万贯家财，就是地方腐败官员滥用国家暴力，恐怕也比登天还难了。
习惯于收受红包的记者们要清醒，媒体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拿人钱财再也不能替人消灾，这桩生意做不下去了，而且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与其屈辱地被收买，不如堂堂正正去报道。习惯于控制舆论的官员们更要清醒，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们唯有改变策略，正视舆论，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唯一该得的报酬，就是纳税人付给你们的那一份薪水。那些多拿的东西，迟早也封不住口的。与其事后狼狈不堪地东遮西掩，不如事前清正廉洁地尽职守责。与其徒劳地限制媒体发声，不如顺势支持舆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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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不住的口越来越多
十月 31st, 2008 — 未分类
礼仪之邦的崇洋媚外
十月 30th, 2008 — 未分类
“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这也是铁路的又一创举。”日本乘客写给沈阳铁路局大连客运段的这些感激之辞，在很多国内网友看来无异于讽刺和羞辱。8月22日，为了帮助7名日本乘客赶飞机，开往大连的2220次列车临时停车一分钟，让他们下车并用警车护送着赶往机场。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让网友们感到异常愤慨。
尽管大连客运段辩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乘客，铁路方碰到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停车，以前也有先例”，但是稍微有点旅行经验的人都可以肯定，同等情况下中国人断然享受不到这种服务。有人揭露说，为什么1291次列车没有临时停车一分钟呢？9月25日，在那趟车上，乘客曹大和因为狂躁而大喊大叫，被列车长和列车员用胶带捆住手脚，在扭曲挣扎中死去。还有人记得，6月29日，在K471次列车上，55岁的老人林国祥与列车员发生争执，也被他们用胶带捆住手脚，随后抬下车扔到曲靖车站广场绿化带的人行横道上。……这些事情，恐怕也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做不到的”。
不过对于铁路方面的另一个解释——“中国是礼仪之邦，帮助客人是中国的传统”——我倒认为并没有说错。虽然“日本人”三个字比较刺眼，但它并不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崇洋媚外”是大家普遍的认定，但我认为也不是关键。“崇洋媚外”是一个用得不太准确的词，同样隔着大洋的那些穷国小国，并没有人去崇和媚。这个词指的是对强国大国的讨好和谄媚，这和在国内巴结权贵是一回事。可以猜想，权贵们在铁路上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超国民待遇”。因此，这件事情的关键是缺乏平等意识。很多人在自豪于“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候都忘了，尊卑贵贱恰恰是中国古代“礼”的核心思想。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国以礼”，就是指要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荀子说，礼义“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韩非子说，“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说，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要给“外内远近”定级别，以区分对待，强弱大小是一个必然的标准。认为是蛮夷小国时，就睥睨之；发现是现代强国了，就崇媚之。
对于这些所谓的“封建礼教”，“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了猛烈的炮轰。我们熟悉的有胡适认为它反民主和科学，更有鲁迅“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其实陈独秀对它的恶果作过很好的归纳，其中一条是“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从文化上说，“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批判过火了。但是，从社会制度上看，对礼教的批判并不为过。尤其是他们强调现代民主、自由及权利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冲突，在今天仍有价值。即便是新儒大师如熊十力，也不曾否认这一点。他批判孔子早年“专主于古帝王之礼教”，反对汉儒主张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认为“礼之序自不得不随时变易”。
今天我们说到礼，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礼教，而更多是指对别人的尊敬和热情。但是，有意无意地，我们仍然把区分尊卑贵贱当作礼节，以为在大人物面前就要卑躬屈膝，在稀客贵宾面前就要自轻自贱——回想一下上级领导来你单位视察的情形，再回想一下奥运会前训练礼仪小姐的故事。
当你再次说到“礼仪之邦”的时候，即便你不同意鲁迅说它只会“吃人”，至少也要记得熊十力的“礼之序自不得不随时变易”，为它加入现代社会的平等意识。当然，要把中国民工和日本客人同等对待，对列车员来说暂时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只要我们不断地强调平等意识，“礼之序”终究会“变易”过来的。
谣言危害源自权威失信
十月 26th, 2008 — 未分类
你收到一条朋友转发的短信：“告诉家人和同事朋友暂时不要吃桔子，今年广元的桔子在剥了皮后的白须上发现小蛆状的病虫，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你该怎么办？
假如你置之不理，跟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很有可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你的孩子正被柑橘里的蛆虫吓得大哭不止，你的老婆正在为吃下蛆虫恶心呕吐，然后和你商量要不要带孩子去医院。这时候你只好偷偷掴自己两个耳光，然后赶紧把短信删掉（来得及的话先转发给朋友），否则会被老婆骂个半死。
假如你一见短信就赶紧转发，不放心还打电话叮嘱，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传言的效果被你放大了，那些不辞辛劳精心呵护没让柑橘生虫的果农，成为你的传播的受害者，一年的希望变成泡影，孩子的学费再结愁肠。
那些声称要追查谣言源头的地方官员，我想邀请你们一起来面对这个难题。又假如你们并没有享受“特供”，那么我猜想你们的解决办法，首先是给熟悉的检疫官员打电话，以公私兼有的身份，问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会告诉你，确有此事，但是并非“一大批”，比如广元市旺苍县副县长殷扶炯说，他们销毁了1252吨柑橘，其中有虫柑橘仅12吨。你一听，12吨也挺多的，于是说：不管量大量小，一个我也不想让孩子吃到，你们为什么不全都排查出去呢？又假如对方并没有玩忽职守，或者搞权钱交易，而是像对媒体一样光明磊落地回答：这不能怪我们啊，“这种病虫不属于全国检疫对象，属于市场补充检疫对象”。又说，这些蛆虫吃下去危害也不大嘛，还没吃下去的扔掉就行了。
我很想知道，亲爱的官员，这种情况下，你会怎样处理这条短信呢？你会不会转发，或者通过别的形式传递，比如给你的老婆打个电话？你会若无其事地到大街上买两斤橘柑送给丈夫娘吗？
有道是“谣言止于智者”。这个“智”一是指聪明智慧，即有足够的分析判断能力；二是指知识，也就是供你分析判断的相关信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既知道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是怎么回事，又知道橘柑里长蛆虫到底有多可怕，还知道一场矿难会导致多少人死亡。也就是说，依靠个体的“智”是无法阻止谣言的。人们的解决办法就是社会分工，有人管煤矿安全，有人管食品质检，有人管蔬果检疫。这都需要专业的人才、专业的工具以及专门的程序，还需要专门的权力，这就构成了政府公共部门。有了这么多“专业”和“专门”，这些公共部门理所当然就是权威。普通百姓出钱（纳税）供养这些部门之后，就再也不必去当一个不可能的“智者”了。
在这方面，官员和普通百姓一样，都须仰仗于公共部门的权威。所不同的是，官员可以通过工作的便利，了解到更可靠的信息。普通百姓本来也是信任权威部门的，以为在合法经营的商店购买牛奶，就可以放心地一天喝一斤，没想到长出了结石。问问权威部门，原来他们免检了。又说，即便不免检，也不一定能查出来，因为三聚氰胺虽然有毒，但不属于原来的法定检测范围。那些蛆虫虽然恶心（且有“不大”的危害），也不属于检疫对象。假如他们不想长结石，不想吃蛆虫，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传言不实就是谣言的话，那么谣言肯定难以避免，因为谁也不可能一开口就说百分之百准确的话，何况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话都是个疑问。谣言又一定会造成伤害。那么怎样才能把这些伤害降到最低呢？就食品安全来说，只能依靠公共部门的权威。如果大家都能充分信任，公共部门足够负责，也有足够的能力，他们都会及时发布信息，那些信息虽然不敢保证百分百准确，但是比谣言可靠一百倍，那么谣言的危害自然就减小了。
对于自家柑橘没长虫的果农来说，他们交了一定的手续费，从有关部门那里获得一个检疫过关的凭证，也就等于获得了一个权威的资质担保。如果公共部门权威失信，不管你是否检测过关，消费者通通不买，那么果农的损失，也自然应该当由担保失效的权威部门承担责任。你不能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连一条谣言的作用都还不如。
怎样建立公共部门的权威呢？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只要堵住那些批评的声音，抓了那些造谣的人，我的权威就树立起来了。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只能适得其反。且不说纳税人有批评政府的天然权利，单就效果来说，越是害怕批评，你的诚信就越是可疑；依靠暴力恐吓来辟谣，反而会扩大谣言的传播。政府官员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找出更好的办法来，让这些公共部门真正取信于民。
哈，“长平”就是我
十月 23rd, 2008 — 未分类
转自http://www.bullog.cn/blogs/zanaizong/archives/192856.aspx
没错，‘文峰’就是我！”
先让权力流转起来
十月 20th, 2008 — 未分类
最近我接到一个农民工老乡的求助电话。他上班时晕倒在机器旁，老板送到医院治疗，但医疗费从他未领的工资里扣除，并让他马上走人，没有任何补偿。他的医疗费一千多元，加上应得的解聘补偿，共三千多元。我让他去找劳动仲裁，他说找过了，你知道没有用的。是的我知道，但是找媒体也没有用，这点钱太少了，不算什么新闻，没有记者会感兴趣。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解释，对于他们来说，这钱已经够多了。
大多农民工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没有任何积蓄。疾病缠身之后，他们只能身无分文地离开工厂。按照某些专家的设计，这时候他们应该抱病还乡，守着那未因私有化而卖掉的一亩三分地养老。但事实是，我这位老乡并没有回去，他正托人另找一份工作，继续在城市苟延残喘。因为他非常清楚，城市里的生存机会还是更多一些。
那些以为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的专家们，是在可笑地拨着小农经济时代的算盘，这就好比给城里人一小块地，让他们自己建房子一样——算一算他们的收入和原材料价格，每个人都住得起一套大房子。事实上，农村早已经纳入整个市场体系之内了，谁也不可能再抽身回到过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只能按照市场价计算。如果他们从事的种植业或养殖业的产值不能平衡这些支出，那么他们只能破产。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都是农业生产的破产者。他们把土地撂荒，头也不回地来到城里受苦。
好了，现在传来好消息，村里的干部通知他们说，政策又要变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买卖了，说不定会卖个大价钱呢。你要赶紧把拖欠的计划生育款交了，赶紧交点手续费把第二代身份证办了，否则你可能保不住户口了，那一大笔钱你就得不到了。此外，咱们那里不是有点偏僻吗？为了让大老板们看得上，村里计划修条公路，每人集资一千元……
毫无疑问，每一次政策变动，都会让乡村干部们聪明许多倍。他们会挖空心思“用好政策”，小变小挣钱，大变大发财。道理也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别的财源，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守在农村，而不能像别人那样进城打工。如果不能“用好政策”，不仅行政无法运转，家庭生计也难以为继。何况，既然当了干部，日子总不能比别人过得差吧。
这三十年来，农村土地政策也有若干次调整，每一次都成为乡村干部权力寻租的狂欢派对。土地值钱的地方，他们就大玩“流转”牌，什么两田制、三田制、反租倒包制、股田制，结果无一例外地是，干部的权力越“流转”越大，农民的权利越“流转”越少。土地不值钱的地方，乡村干部就变着花样搞行政摊派，除了修公路、建办公楼之外，还出现了什么秸秆砍伐证、养猪证之类的“证腐”行为。从理论上说，政策调整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但是专家已经论证，农民并没有从土地上获得任何增收，甚至只有负增长。那些所谓的收入提高，除了统计上的窍门外，几乎都是农民工在城里卖命挣的那一点钱。
我并不是要反对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改革，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天理良知之所在。而且，不用任何经济学知识，也知道扩大中国农村内需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多么大的贡献。因此没有必要理会那些“姓公姓私”的争论，很快你就会发现它跟当年“姓资姓社”的争论一样无趣。但是，如何让改革成功，不可不深思而慎行。
在我看来，“土地流转”是一个奇怪的词组。如果我们跟城里人说，你的房子可以去流转一下，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物权法》中所说的土地“流转”——转包、互换、转让、入股、抵押，都是交易行为，城里人也可以拿自家房屋干这些事。为了权利和法律的一致性，对同一件事情的表述，不应该实行城乡二元体制。据说乡村干部很喜欢这些含混的词，因为“交易”就意味着清晰的权利概念。从语义学上说，“权力流转”、“土地（使用权）交易（买卖或租赁）”更通顺一些。因此，我提议，在土地（使用权）交易之前或者同时，进行民主改革，让权力流转起来。而且，期待权力越流转越少，权利越交易越多。
见车行礼的权力隐患
十月 17th, 2008 — 未分类
每当有车辆从身边经过，中小学生们都要举手敬礼，这是贵州省黄平县教育部门正在推广的一种礼仪方式。这种礼仪被媒体报道之后，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教育部门的官员给出两点理由，“一是表示对驾驶员的尊重，二是防止安全事故发生”。我了解到，在一些贫困地区，这种做法已经实行若干年了。
举手敬礼并不是人际关系中的普通行为，而是一种格外的尊敬。为什么驾驶员应该得到这种格外的尊敬呢？难道就因为他会开车？会开车的可是什么人都有啊，谁也保不定他就不是一个逃犯，刚刚抢劫了银行、绑架了人质或强奸了妇女，向他敬礼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防范交通事故，这倒可能真的有点效果。这等于是说，大爷您别撞我，我给您敬个礼行不行？黄平的教育官员一定没少看电视上的清宫戏，那里面动辄就见人双膝跪地，说道；“老爷，奴才给您请安了！”是奴才对老爷的人品或才华格外尊敬吗？不，是老爷对奴才无所不在的安全威胁。奴才通过自我贬低和甘受屈辱，可以换来暂时的平安。
为什么这就不是一种文明礼貌呢？在发达国家人口稀少的地区旅游，你会发现不管路口有没有红绿灯，驾车者都会主动礼让行人，他们还常常从车窗探出头来，向行人微笑或点头示意。这并不是什么权力部门的规定，而是人在正常状态下的一种自然反应。民谚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这是公平合理的资源分享，但是当车辆遇到行人时，面对同样的道路驾车者显然占了更多资源，本能地就会有一种歉意。这才文明礼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行人向驾车者敬礼，那就是一种反文明的礼貌。
但是，即便是在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停车礼让的情况也不多见。这是因为交通拥挤时，人们的心思都用在抢占道路资源上了，否则你就可能寸步难行。这时候不得不依赖权力部门来分配人车权利了，那就是红绿灯的作用。
那么在贵州黄平这些人口稀少的贫困山区，为什么会出现反文明的礼貌呢？这是因为反文明的权力关系在作怪。
按照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理论，权力关系无所不在，具体而微，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这谁都知道。福柯最重要的论述是，权力是一种关系或事件，而不是静态的所有物，它是多形态的，流动的，变化的，是一种针对行动的行动，对抗是它的基本结构。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反抗并不需要被号召起来，而是权力关系网络中固有的东西。
中国人对这种权力观念一点都不陌生。清宫戏里的奴才并不是固定的奴才角色，他转身在比他地位更低的奴才面前，马上就变成了老爷，甚至变本加厉地把刚才受的气找补回来。
从福柯的权力分析中，我们发现奴化教育并不是安全教育，因为更大的压迫必然意味着更多的反抗。奴才的梦想并不是做一个文明人，而是做一个作威作福的老爷。这从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暴力革命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由此可见，人们担心贵州黄平的孩子们被奴化之后，到了大城市面对川流不息的车辆，举手不止敬礼不息，累死在街头，显然是杞人忧天。黄平县的教育官员也说了，如果不强迫他们敬礼，孩子们的自然状态是会在路上玩耍，甚至会扔石块去砸车辆——这种行为当然不对，但是如上所说，这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凭什么你要比我多占道路资源呢，而且还对我构成威胁？正确的教育，应该是让这些孩子说出他们砸车的原因，然后告诉他们社会是如何平衡这些关系的，比如车辆会交养路费等。有了这些平衡，再去砸车就不公平了。现在的教育是，不仅压制他们砸车的冲动，还要让他们屈尊敬礼，这种双重屈辱的后果是，他们迟早会找到补偿的办法的。因此，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黄平县教育部门推广的并不是安全教育，而是不安全教育，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了隐患。
其实，开车的人并不都是高官大款，大多还是普通人。一个文明社会的普通人，并不像黄平县的官员想象的那样，心安理得地接受过度的礼仪。有人突然给你跪下，你一定会吓一跳，而不是像官僚们那样甘之如饴。人们常常说，不敢当，受不起。这并不是谦虚。为什么呢？从权力关系看，你必须要所有报偿。用一句电影台词来说就是：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克鲁格曼很生气
十月 14th, 2008 — 未分类
除了获得文学奖的高行健之外，我最熟悉的诺贝尔奖得主，并不是杨振宁或者钱永健，而是保罗•克鲁格曼。
我曾经很爱看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我爱看是因为，他总是怒气冲冲地骂布什政府，不管布什干什么，他都能找得到理由骂。
更因为，他不仅骂得狠，也骂得非常有趣。记得有一次，他这样骂：“如果说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他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又跑出来扮孤儿乞求怜悯，那么这个人就是格林斯潘。”我读得哈哈大笑，拍案叫绝。
还因为，他不仅骂得有趣，而且说得在理。我先前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他说得挺专业，专业到我经常看不懂，就去查他的背景，原来是普林斯顿的教授，一个大经济学家，还获过克拉克经济学奖。
这一下我被震住了。
我为什么被震住了？不是因为他是大学问家，其实我对他的新贸易理论一无所知，而是因为当时在中国，刚刚流行起“理性、建设性”的口号，一大群道貌岸然的专家学者，把平庸当理性，把术语当专业，把乏味当深刻，把拍马溜须当建言。
这股歪风邪气，还污染了一大群记者，他们也跟着那样写文章，还自鸣得意。
我当时真想高高举着克鲁格曼的文章，一步跨过太平洋，塞给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记者，嚷嚷道：你们看，你们看，人家把学问做成那样，还把文章写成这样！
其实，文章写得好的大经济学家为数不少。我当时那样激动，完全是因为国内的媒体背景。
昨天看到克鲁格曼的获奖感言，他还挺谦虚地说：因为我是一个（获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我的文章写得乏味时，也许读者会原谅我。
回国以后，他的文章我就看得少了。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个古老的道理：还是内容更重要啊。文章写得再好，说的事情与你无关，你也不会花时间去看。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门心思骂布什。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也说过一点中国。
我也小心翼翼地写过一点批评政府的文章，老有网友留言问我：你怎么不骂美国？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傻啊，我又不是美国人，凭什么帮他们骂政府？而且人家布什也没动我的税钱。
再说了，有克鲁格曼这些人在，我算老几，能骂得过他们吗？如果你想看人骂美国政府，你上网去读他们的文章好了，一定让你觉得爽歪歪。哈，乔姆斯基就不用我推荐了。
最后，我还想到了，假如克鲁格曼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在报纸上（也许只能在网上）写这样怒气冲冲的文章，得了个诺贝尔奖，那会怎么样？
那一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