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再深入探讨，写出来一下，几乎是上一篇的重复。或许多一点信息，所以也贴上来。
奶妈热的报道越来越多，各地家政公司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奶妈中介。我主张关注奶妈背后的母婴权利，认为奶妈的婴孩成了三鹿奶粉事件新的受害者（拙文见9月25日《南方周末》），一些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意见是，女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和乳汁。这就使我想到了有关卖血和卖淫的争论。
我也立即意识到，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论的，彼此都难以说服对方。但是，它的价值正在于争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事实、观念和逻辑的展开。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媒体报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封闭的、单一的价值判断。比如在“人乳宴”中，一窝蜂地道德谴责；在奶粉现毒之后的奶妈热中，又一窝蜂地肯定其对奶粉缺失的补充作用。
百度的“奶妈吧”中，有很多成人求购奶妈的贴子。这其中有相当部分纯属性骚扰，但是也有很多属于真实信息。有一些人有恋母情结，有一些人认为人乳营养美味，还有一些人心怀好奇，他们都是人乳的真实消费者。如果这种买卖是合理合法的，那么“人乳宴”到底错在哪里呢？
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跟卖血和卖淫相比，奶水的消费对象多半是婴儿，这似乎解除了它的道德枷锁。那么是不是制定一个法律，禁止成人买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呢？事情的双面性就在于，卖奶在帮助一些缺奶婴儿的同时，也让另外一些婴儿——奶妈自己的孩子——失去原本拥有的吃奶的机会。世界上不少组织认为，母亲有用母乳喂养孩子的义务，婴儿有吃母亲乳汁的权利。这是一个不能用金钱来回答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宁波一家奶妈中介公司强调，“我们收的都是自己小孩在6个月以前的奶妈，这个时候的奶质最好” 。我相信这不是孤例。这就意味着，有若干不满6个月的婴儿吃不到或吃不饱自己母亲的乳汁。
其次是生命伦理问题。这是一个始终面临争议的问题。人的身体可以商品化到何处程度？人体器官、骨骼、血液、精子、卵子、乳汁、毛发、性服务、涉性按摩、无性按摩，等等，这些东西中哪些可以自由买卖？最极端例子是，假如双方自愿，人可不可以卖身为奴？一般认为，人有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但是有两个前提，一是不能伤害他人，二是不损害人的尊严。第一点很好解决，第二点就见仁见智了。正是出于对尊严的不同理解，有些国家禁止卖血和卖淫，有些国家则允许。一个女人去别人家当奶妈，于尊严的损害到底几何？也许只有当事人甘苦自受了。我们则知道，在奶妈盛行的民国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奶妈形象都是被欺凌与被损害者。
最重要的还是社会问题。媒体报道中，都喜欢说到卖奶者的文凭，文凭越高奶越值钱。文凭高低与奶水质量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什么吃鸡就是乡下的土鸡更更贵呢？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问题。其次，要真正形成可以组织化的产业，就需要足够多的从业人员，根据目前的就业状况，这些人员只能大量来自贫困的乡村。尽管也不乏不为钱而卖奶、卖血和卖淫的人，但是普遍性地，这三者的共同背景是社会的贫富差距，多半是社会底层的穷人的职业。可以说，只要社会存在贫富差距，这类问题就会始终存在，无法彻底解决。但是，无法彻底解绝不等于可以视而不见，袖手不管，我们仍然应该尽力减小这个差距，并充分意识到底层人因为贫困而面临的权利侵害。
可能有不少奶妈会因为我把她们和妓女相提并论而感到愤怒，我完全能够理解。实事上，在上述几个问题的讨论中，二者都有充分的可比性。尤其在女性地位和权利方面，还可以进行更多的比较。但从社会伦理上说，卖淫的确承载着更加复杂的内容。因此，在解决方案上，我认同血液的处理模式，即由政府建立免费捐赠、安全存储的母乳库。这是很多国家已经采用的办法。资料显示，巴西等国的母乳库远远多于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由此可见，像中国这种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比发达国家更需要这样的政府服务。但是，很多朋友都指出，既然连奶粉的监管都可以失灵，母乳库里加水添毒，或者把无偿捐赠的奶水拿去换取暴利，怎么办呢？看来，解决政府行为的监督问题，还是一个前提。
含毒奶粉导致奶妈涨价，诱使妇女离家售乳，她们自己的可怜的孩子，成为这一事件新的受害人。
含毒奶粉事件愈演愈烈，奶妈职业重新走俏。这几天，各地媒体都在报道，有缺奶家庭高价求购，有哺乳期妇女待价而沽，有家政公司积极张罗中介业务，网络上也出现了专门的奶妈吧。据称奶妈行情看涨，最高月薪达到两万元。
我注意到，在含毒奶粉的阴影之下，媒体的奶妈热报道，几乎都持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五年前长沙出现“人乳宴”，三年前广州、北京、扬州等地出现职业奶妈，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且最后都是反对的声音占了上风。
不管含毒奶粉的后果多么严重，人乳买卖的问题依然存在。前两次争论主要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还不是全部。事实上，它还涉及到母婴权利的保障。
一些甘当奶妈的妇女告诉记者，其乳汁丰富，自家孩子吃不完，有盈余可售。那些高价聘请奶妈的家庭，真的只是让孩子吃一吃人家的剩奶吗？婴儿吃奶是很频繁的，如果两个孩子分居两地，也大不可能同时喂食，那么是不是都把他们弄到一块儿了呢？对这两个问题，我都很怀疑。我从媒体报道中看到的，更多还是传统奶妈的形象：她们为了生活，扔下自己嗷嗷待哺的婴孩，把甜蜜的乳汁，连同作为生产、储存和输出乳汁的器具的身体，出售给有钱人家。
一旦社会认同人乳商品化，认同奶妈是一种职业，这种情况就必然大量出现。不要忘了，在我国，贫富悬殊日益扩大，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数量巨大。那些矿工，为了每月千把块钱的收入，也都甘愿把性命搭上，奶个孩子就能挣几千块钱，对那些贫困妇女的诱惑不言而喻。
有些人会说，市场经济，只要你情我愿，就可以买卖。或者说，有人多奶缺钱，有人多钱缺奶，各取所需，岂不善哉？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血液和器官比乳汁更重要，往往性命攸关，但法律也禁止买卖。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人乳买卖的法律问题，并没有得到血液和器官那样明确的解决。曾经，在中国从皇室到乡村地主家庭，都雇佣奶妈；在西方社会，富人和贵族也大量使用奴隶奶妈。这些现象都随着文明的进步，作为人权改善或阶级平等的结果而消失殆尽。后来，不仅没有奶妈，连亲妈也不想喂奶了。婴儿配方奶粉的方便，使得奶瓶喂养一度成为妇女换取身体自由的时髦。直到近年来，人们发现母乳喂养有种种不可替代的好处。
也许正因为奶妈不再普遍存在，所以法律对此没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一般认为，人乳商品化侵犯母婴权利。在前两次的争论中，都曾有妇联站出来发表声明，认为经营“人乳宴”和奶妈中介违反了《妇女权益保护法》及《母婴保护法》。卫生部也曾经有一个批复：“人体母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不能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经营。”据此，“人乳宴”被宣布为非法。那么，雇请奶妈也就不会是合法的事情了。
每年的8月1日至7日是世界母乳喂养周，这是由国际母乳喂养行动联盟发起的，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国际组织的支持，旨在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该组织一再强调，母乳喂养是母亲与婴儿共同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和法律的保障。
婴儿离开母亲，除了营养问题，还会缺少关爱，可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含毒奶粉导致奶妈涨价，诱使妇女离家售乳，她们自己的可怜的孩子，成为这一事件新的受害人。
那么怎样救济缺少母乳的婴儿呢？很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母乳库，那些高产的妈妈，可以把多余的乳汁捐赠出来，经过母乳库专业的检测、灭菌和冷冻，再转给那些需要的家庭，类似于血液库的运作。显然，我国政府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推行这一符合文明标准的“现代奶妈”，而不是听任旧式奶妈职业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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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is time the tainted product was not imported into this country, the episode carries a serious warning for all Americans. Companies that buy goods from Chinese suppliers,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s who oversee import safety, must be vigilant in policing Chinese companies. Even the biggest and supposed best can fail to meet safety standards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纽 约 时 报社论
前两天没发出来，再试一下。
他表示时刻关注事件进展 并会配合做公益事业 代言伊利的刘国梁愿意采取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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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本版PDF 北青网 – 法制晚报：吴薇薇 (08/09/21 23:33)
本报讯 作为蒙牛代言人，丁俊晖向消费者和球迷道歉。
近日，随着服用三鹿奶粉导致婴儿肾结石事发之后，蒙牛公司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及多款液态奶也先后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作为蒙牛企业形象代言人的丁俊晖得知此事后，向消费者及球迷道歉。
今天上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正在北京的丁俊晖的经纪人张萌。张萌称丁俊晖在时刻关注着此事的进一步发展，这几天他还通过各种方式向蒙牛了解情况。
张萌表示，丁俊晖作为代言人，因为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伤害，他诚挚地向蒙牛产品的消费者及球迷致歉。
丁俊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大家都不愿见到的，我也一样，感到很痛心。”
据介绍，接下来，丁俊晖将配合蒙牛方面尽力把事情处理好，如果有需要，他会积极配合蒙牛集团相关的慈善和公益事业。
据张萌透露，丁俊晖将于本月27日回国，在上海参加大师杯的比赛。
丁父反应
不太清楚道歉的事
今天上午，丁俊晖的爸爸丁文钧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不愿多谈此事，“我最近都没有和他联系，也没有上网，不太清楚他道歉的事儿。”
至于他们平时是否会喝蒙牛产品，丁文钧则表示：“我们平时也会喝牛奶，但是不会因为小晖是代言人就刻意喝蒙牛。” 文/记者吴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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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伊利 刘国梁愿退费
伊利部分批次的液态奶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作为品牌代言人的中国乒乓球男队主帅刘国梁愿意退代言费。
据媒体报道，知道部分奶粉出了问题后，刘国梁心里很着急，他透露，当时跟伊利公司签约是集体签的，具体细节他不清楚，但愿意采取补救措施，包括退回代言费。“出了问题我心里当然不好受，我们愿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果需要退回代言费，我都是愿意的。”刘国梁说。
今天上午，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主任刘凤岩针对此事表示，关于代言费的问题不是中国乒乓球队能独立处理的，需要听从总局领导的安排。
文／记者 谷欣 刘娜
三鹿奶粉出事以后，曾经为它代言的明星，邓婕、花儿乐队、薛佳凝、蒋雯丽等人，也受到谴责。这些明星的经纪人、家人、朋友纷纷为他们喊冤，一些评论者也替他们鸣不平，而明星本人几乎都不露面。我认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冤，也不该回避问题。
品牌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产品较长时间内在消费者中积累下来的口碑。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总共才30年，每年都有知名品牌蜂拥而出，主要依靠的就是广告，尤其是明星广告。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法规又长期缺位，明星代言挣钱很容易，往往对自己要求不严。
明星就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商家找他们做广告天经地义，他们拿影响力换点钱用也无可指责。不过，他们的影响力，本身又是一个品牌。以这个品牌去推广另一个品牌，利益捆在一起，赢了双赢，输了呢，当然应该是双输。就连普通人也知道，诚信是做生意的前提。但是，这些年来，明星在广告中大言不惭，当众撒谎，欺骗消费者，就算产品没有出事，有些人的形象也早该破产了，何况还有那么多孩子因为他们的欺骗而受到伤害。
明星广告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只出售形象，比如刘翔的脸和耐克的标志摆在一起，旁边来上一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虚话。这种情况不存在欺骗，但是也有关联。假如耐克出了问题，刘翔形象肯定打折；反之，刘翔出了问题，耐克也不得不想办法“救市”，甚至干脆弃用。挣钱都要冒险，天下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你遇人不淑，只能自认倒霉，有什么冤屈可诉？
中国明星广告更多属于另一种情况。在广告中，他们直接扮演起推销员的角色，满脸真诚地撒谎，诱人上当，这就涉及到欺骗了。假如刘翔说，“我只穿耐克”，而事实上他穿的是李宁牌，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在骗人。好吧，我们来听听邓婕的广告：“选奶粉我很挑剔，专业生产，品质保证，名牌产品，让人放心，还实惠，三鹿慧幼婴幼儿奶粉，我信赖！”她传递的意思很明确：我邓婕千选万选就选中了三鹿。是真的吗？
明星可以辩解说，我这是在演广告，就跟拍戏一样。非也！拍戏的时候，谁都知道那个人是王熙凤，而不是邓婕，王熙凤说的话不一定代表邓婕的主张。代言广告不一样，除非你让人明白，你在广告片扮演的角色不是邓婕而是王婕，是三鹿公司的一个小推销员。
据媒体报道，欧美国家的广告法中明确规定：代言产品时，无论是明星、名人还是专家、权威人士，都必须是产品的真实使用者，否则便是虚假广告；同时，如果证词广告暗示证人比一般人更权威，也应有理有据，否则视为违法。歌星帕特布恩、杰克逊等都因为虚假广告惹上麻烦，或遭谴责，或被罚款。在日本，明星做了虚假广告，必须向社会公众道歉，并面临失业危险。在法国，电视主持人吉尔贝曾经锒铛入狱，罪名就是在广告中夸大产品功效。
请注意，目前人们谴责明星代言三鹿，还不是因为他们在广告中夸大其词，而是他们百般推荐的奶粉是含毒奶粉，有数千名婴幼儿成了肾病患者，至少三人死亡，造成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他们真的不知道，很多妈妈就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看了他们的广告才买的毒奶粉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的确不了解这奶粉有多毒，出来为自己的推荐道个歉不应该吗？
明星们觉得最冤的地方，正在于他们的确无法检测产品质量。他们都声称自己看了权威部门的质检报告、荣誉证书等等，全都盖着红红的大印。这也很简单，如果产品有问题，那就是这些权威部门骗了明星，明星又拿来骗消费者。正常的反应，明星应该感到愤怒，出面澄清、道歉并谴责这些部门，而不是当缩头乌龟。明星不是都标榜自己有社会责任感吗？事实上，社会责任感也是明星用来换钱的自身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社会责任，绝对不只是无关痛痒地捐点小钱，更是在危机面前挺身而出，推动社会进步，何况这个危机还跟你有关呢？
近日有网民发帖声讨CCTV-8，说它除了韩剧不会播别的节目，建议它改名为韩剧频道。声援者众。
其实，这个声讨内容有失公允。包括8套在内的所有央视频道，从来都是国产节目占绝对主流。准确的说法是，在它所播放的境外电视剧中，韩剧占了最大的比例。可悲的是，不管国产电视剧及其他节目占了多少时间，在这些网民眼中仍然等于个零。
我也经常陪着家人看几集韩剧，但总是忍不住“预告”情节，比如当两女爱上一男，矛盾难以化解时，你不妨大胆设计一场车祸——果然，刚刚播完的《可爱的你》又让我说中了。所以我完全理解这些网民的意见：人物雷同，故事单一，情节拖沓，男强女弱，等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恰好就是这些特征，让韩剧风靡中国乃至亚洲，培养了一群固定的观众。我相信，这也是CCTV-8选择韩剧的主要原因。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对我来说，无论是剧情的想象力，还是对人性和现实的触摸深度，美剧都要精彩得多。而日剧虽然有着和韩剧同样的温情，但是更朴素更真实，更关心社会底层。
央视为什么不顾及我这样的观众呢？我猜想它有自己的苦衷：韩剧那种空中楼阁般的美好爱情及和谐社会，更容易通过审查。美剧中的性、暴力镜头多了点，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也不少，删了就没意思了，而且对配音要求高，CCTV-8播过的《绝望主妇》，就因为这些原因收视率不高。日剧的底层奋斗有时让人过分心酸，而近年来的动漫倾向又低龄化，剧情也不够标准主旋律。
再说，从市场定位的角度说，CCTV-8在已经有了众多国产电视剧滥竽充数的情况下，如果再一股脑地把这些文化不同、风格迥异的电视剧弄到一块儿，那它更什么都不是了。较多的韩剧毕竟为它遴选出一个可以描述的观众群来，他们以上班女性和家庭主妇为主体。我敢说，假如真的像那位网民建议的那样，索性把CCTV-8改为韩剧频道，这个观众群会更加稳定，并进一步扩大。
果真这样，有民族情绪的人就有意见了：央视才几个频道，就让韩剧占掉一个，那不是在文化侵略面前拱手相让吗？美剧再占一个，日剧再占一个，还有台剧、港剧，我们的民族电视剧还有位置吗？这些人忘了，全中国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各自又辖若干市县，共有多少个电视台，多少个频道？答案应该是几百上千吧？既然有那么多韩剧粉丝、美剧粉丝、日剧粉丝，在几百上千个电视频道中，分别占用一个频道，应该不算过分吧？
这几个频道可以不来自尊贵的央视。那么地方台，比如湖南卫视行吗？那也不行，湖南总共才几个频道，韩剧占领一个，岂不成了沦陷地了。依此类推，别的地方也不行。问题就在这里：尽管我们有几百上千个电视频道，但是每个省市的电视台都不过是微缩版的央视，其整体框架和风格趣味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并不觉得丰富多彩，而是资源有限。
我在美国小住的时候，装好电视机顶盒之后，拿起遥控板来，惊喜地发现，竟然可以看到几百个频道。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真正的惊喜在于，这几百个频道几乎都不是重复的，看光频道名字就五彩缤纷——并不全是乏味的州县名字，更多是具体的收视指南，如新闻频道、历史频道、迪斯尼频道、探索频道、花花公子频道、公共政策频道、爵士乐频道、园艺频道等等。
中国各地也在安装机顶盒了，收看数百个频道已不是梦想，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一堆省市名字，而且知道这些名字下面都是大同小异的节目构架，那只会让人感到更加乏味。假如这些名单中，有一个韩剧频道赫然在列，那一定可以给人一点惊喜。
仇和为官个性十足，常以妙语传世，尽管争议未绝，但也颇堪玩味。12日，他又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被很多媒体作为标题，那就是“新闻媒体是我们的保健医生”。
当日，昆明市建立重大党务政务信息公开、主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聘请中央驻滇、香港驻昆和省属新闻媒体担任新闻舆论监督员，承诺做好跟踪督察和整改。作为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新闻会上说，“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软权力’，具有其他力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魔力’，没有人能回避这种力量”，“新闻媒体就是我们的‘保健医生’，媒体的舆论监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谁不能够切实做到重视媒体、善待媒体、依靠媒体、借助媒体，不断增强引导新闻舆论服务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能力，谁就是不称职的干部。”
仇和这些话中，最易于传播的是“保健医生”的比喻，听着最爽的是“谁就不是称职的干部”，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句看似常识的判断：“现代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力量。”没有这个常识作为前提，其他的话再好听，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闻媒体被誉为医者，有病治病，无病咨询，仁心仁术，妙手回春，不可谓不受尊崇。但是，这个比喻也让我想到中国历史上“神医”华佗的故事。华佗生逢乱世，精于方药，四处行医，救民于疾苦。他是外科医生的鼻祖，发明了麻药“麻沸散”，可以全身麻醉，施行剖腹手术。他的针灸技术也十分了得，针到病除。他还留下了著名的健身操“五禽戏”。人们都相信他还有很多伟大的学术和临床成就，可惜没能传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整理好这些遗产的时候，就被曹操杀害了。
曹操杀害华佗的故事，有两个出处，一个是小说《三国演义》，一个是历史《三国志》。小说不如历史可信，但传得更广，具有民间想象和理解中的逻辑合理性，所以不妨也分析一下。
曹操弄权，自立丞相，威风赫赫，但他也会生病，头痛欲裂，遍寻良医，有人就推荐了华佗。华佗来了一看，说你这病根在脑袋中，光服药不行，要做手术。我让你全身麻醉，然后用斧头砍开脑袋，取出病源，方可根治。曹操听了很生气，说你这不是要杀我吗？这时候华佗不太策略地说，人家关羽中毒之后，刮骨疗伤，毫无惧色，你怎么不学习学习？曹操更被激怒了：让我学习敌人，你这不是汉奸思想吗？于是逮而下狱，随后杀之。
假如曹操只是得了伤风感冒，华佗针灸两下，立时痊愈，一定会得到重赏，皆大欢喜。问题是，假如需要做大手术，甚至有性命之忧，这医生应该怎么做？被仇和书记封为“保健医生”的新闻媒体，也会面临这个问题。古代历史上的御医，往往避重就轻，虚与委蛇，逢迎圣意。但华佗是身为名医，显然具有医者的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只把曹操当作病人，坦然告之，遂惹来杀身之祸。
《三国志》的记载也许更准确，强调的恰恰是这种专业精神和独立意识。华佗本来是一个赤脚医生，四处行走，为曹操治病之后，曹操就想独占，召为侍医。面对这个捧金饭碗的机会，华佗却不乐意。他借口思乡心切，要回家看看。回去之后就不想再来，曹操多次召请，他都推三推四，说自己妻子生病了，走不开。曹操了解真相之后，把他抓起来。有人求情说，华佗医术着实高明，关系到多少人的性命，宽恕他吧。曹操不以为然：“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还是杀了他。
如果新闻媒体真的是医生，那么领导干部该如何对待？仅仅为我所用，还是为天下人所用？既然现代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力量，那么它就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性，而不只是一个侍医，这时候怎么办呢？无庸讳言，一些领导干部所采用的办法，正如仇和书记所言，“习惯堵、习惯压、习惯逃避或恐吓”，甚至如曹操对待名医华佗那样，逮而诛之，遗臭万年。
《三国志》中还记载，华佗临死前很想将自己一生所著《青囊书》传下来，交给狱吏，令人万分痛心的是，“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三国演义》作了演绎，说是狱吏接了书拿回家中，被妻子烧了。其妻说：“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
也许有些领导干部要的就是这种杀鸡儆猴的效果：堵压一些新闻媒体，希望别的媒体也噤声。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仇和书记的意思，他是那么恳切地说：“深怕工作失误，所以亟盼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