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选秀开始，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就背上了“糟蹋经典”的名声。最近一批演员定妆照公布，更是激起了一场讨伐的浪潮。我完全理解一个小说迷因为别人的改编不合心意而受到的伤害，但是认为需要对“经典”及其如何被“糟蹋”进行辨析。
　　
　　
　　什麽是经典？也许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其实不然。细看那些对“糟蹋经典”痛心疾首的文章，都强调经典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是民族文化的依托，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俨然一动就会导致民族精神大厦将倾。所以，有人直接把经典名作的改编者骂作“民族败类”、“不肖子孙”。
　　
　　
　　可是，如果去查字典，你会发现经典的定义里往往没有“民族精神”。通常它是指传统的、杰出的、典范的、历经万世而不朽的作品。卡尔维诺在《为什麽读经典》一文中不厌其烦地给经典下了十四条定义，没有一条定义里提到了民族精神。和那些把经典当作集体遗产供奉起来的意见相反，卡尔维诺强调“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出于职责或敬意读经典作品是没用的，我们只应仅仅因为喜爱而读它们”，因此他的第十一条定义是：“‘你的’经典作品是这样一本书，它使你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它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要知道，卡尔维诺是一个极其珍视民族文化的作家，他曾经走遍自己的祖国收集民间故事，整理出版了《意大利童话》一书。他比我们这里大多数口口声声要维护民族文化的人都做得要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把经典和读者都分别束缚起来，而是睿智地指出阅读经典是一种“个人关系”，那是“你的”经典。
　　
　　
　　那麽有没有糟蹋经典这种事情呢？当然有了。严格地说，对于一个热爱经典的读者来说，任何改编都是一种糟蹋。实话说，“公认”经典的87版《红楼梦》电视剧，我看第一眼就觉得不对劲，欧阳奋强和陈晓旭并不是我心目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同样地，我也不认同李少红剧组的“定妆照”。我同意，若曹雪芹地下有知，一定会被这些“90後”气得发疯，但我相信他也会为此前的所有改编生气。海明威曾经指着银幕对女儿说，“孩子，这种行为（即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在往爸爸的啤酒杯里撒尿啊”。最珍爱作品的人是作者自己。
　　
　　
　　有一些大家认为改编得成功的作品，其实也并非“忠实”原作，恰恰相反，导演大胆地改编成自己的作品了。比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并不是苏童的《妻妾成群》，《菊豆》并不是刘?的《伏羲伏羲》。《飞越疯人院》电影大获成功的同时，小说作者发誓一辈子都不会看一遍，而且因为电影改变了他原作中印第安人的叙述视角而提起诉讼。
　　
　　
　　再往下说，我们会发现，经典通常都是“糟蹋经典”的结果。如果以原作或者原本的事实及价值观为标准，那麽《三国演义》是对《三国志》的糟蹋，《西游记》是对玄奘取经故事的糟蹋，《红楼梦》更是对儒家经典中主张的纲常伦理的糟蹋。经典的确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过“糟蹋”也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卡尔维诺说的“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
　　
　　
　　事实上，只要是改编，就几乎不存在“忠实原作”这回事儿。有人说过，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导演亦是如此。李少红只能拍出“她的”电视剧，而不可能拍出曹雪芹的小说来。
　　
　　由此可见，就文艺作品而言，糟蹋经典这种事是有的，但是只有针对个人喜好的糟蹋，而不存在针对族群的冒犯。针对族群的冒犯，往往是对宗教典籍的改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了文艺作品中各种各样的耶稣形象。
　　
　　
　　反对“糟蹋经典”的人总是拿“文革”作为例子。那个时期糟蹋了几乎所有的传统经典，对于民族文化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其实，这正是因为人们没有也不被允许和传统经典建立起“个人关系”，并非对经典“想怎麽样就怎麽样”，而是只能一个样，以同样供奉神灵的方式来树立新的经典。
　　
　　
　　如果大家都和经典建立了“个人关系”，经典又随时都可以看到，那麽对于民族文化来说，“糟蹋经典”就是一个伪命题，在那种情况下经典不可能被糟蹋，也不需要被“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动辄喊着大口号这也不准那也不准的人，才真正有可能糟蹋经典。
　　

知青回城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已经出现在不少媒体的系列报道中，我看见其中一些变味的历史记录。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这类文学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像北岛等人就不承认“伤痕文学”，认为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文学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它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历史毕竟“江山代有才人出”，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他们通过展览、影视、回访等方式缅怀自己的动人青春，甚至一些餐馆也因为打扮成当年的模样而生意火爆。
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成功人士的记忆。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1600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政府官员，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寂寞而彷徨的青春、那些偷鸡摸狗的事情，都可以变成记忆中或艺术上审美的题材，这是无可指责的，甚至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具体地说，“上山下乡”是当局者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其实只有初中、高中文化水平，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就难以避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