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翻到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诗《追物价的人》，吓了一跳。诗中说物价和“我”本来是同行者，后来它坐上了火车飞机，“我”怎么都追不上了。其中写道：

虽然我已经把温暖的家丢掉，
把好衣服厚衣服，把心爱的书丢掉，
还把妻子儿女的嫩肉丢掉，
但我还是太重，太重，走不动，
让物价在报纸上，陈列窗里，
统计家的笔下，随便嘲笑我。

这首讽刺诗写于1945年，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普通百姓受够了物价狂飙的折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仅无法控制局面，甚至借机生财。老百姓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足够坚强，扔掉幸福，“迎头赶上”，“不要落伍”。
由此可以理解当今的央行为什么如此果断，在5月CPI数据预计“乐观”的情况下，出其不意地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导致股市发生“八级地震”，哀鸿遍野。面对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压力，股民惟一能做的事情也是让自己足够坚强。
不过也有人猜测央行还不够狠心，因为央企等大量占有资金的机构不够坚强，否则为什么不直接加息呢？在经济学上，对付通胀，加息要比提准备金有效得多。这是一个利益博弈的结果，有话事权的机构往往显得最为脆弱。
银行和地产也是强势产业，也照样显得不够坚强。据媒体报道，深圳四大银行集体违规，放松了对央行关于第二套房贷款规定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给普通百姓提供优惠，但是专家分析说，这是银行和地产商勾结起来，要把风险转嫁给购房者。看来，房奴们要足够坚强。
这自然让人想起今年四川高考作文题目，曰“坚强”。大家都知道，这是针对地震劫难出的题。在大自然的无情肆虐面前，人类惟一的选择就是坚强，正所谓众志成城，同舟共济。那是一种无限伤痛的坚强，很多考生边写边流泪。当然，要想取得高考好成绩，考生们能做的事情也是要足够坚强。他们也真的努力了，交出了《阳光总在风雨后》、《在风雨中微笑》、《中国人民的脊梁是压不垮的》这样令人满意的答卷。
灾区百姓也有显得不够坚强的时候，他们顿失亲人，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远离灾区的幸福的人儿，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体谅他们的痛和苦，而不是没心没肺的“含泪劝告”。毕竟，坚强要有坚强的理由。正如莫文蔚那首爱情流行歌中唱道：

慢慢的流，掩盖不住的口，
破裂在我的心头，
要说些什么，你早已不在乎，
无法接受，倾而尽出的痛。
……
我该相信些什么，我现在需要，
安静的角落，我再也没有，
坚强的理由，坚强的理由。

如上所述，需要坚强的地方不光是地震灾区。仅就自然灾害，南方还有水患，北方还有冰雹。而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层面，温家宝总理在年初就已经预言：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只能选择坚强，也都需要坚强的理由。
给我一个坚强的理由，我就一定能渡过难关。正如我们常常拿来励志的郑板桥诗《竹石》所言：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身为教师的范美忠，在地震中丢下学生独自逃命，并写文章自我表扬，成为反面教材。舆论给他的第一个有力反驳，估计也是他受到的第一个致命打击，来自一位旅美教师的批评，因为范美忠宣称自己极度向往美国的自由民主，以为自己的行为在美国合理合法甚至还会受到赞赏。然而，人们普遍地从这位旅美教师的批评中看到了自己已经拥有的道德批判，却没有看到自己所缺少的由道德演化而来的行为规范。
这位旅美教师说，“在美国做事做人比在中国要累得多，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具体的责任，这些责任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落实到个人”。他举的例子是加州的一个校区，“其‘紧急状况职责’的文件明确规定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每一个教师都有责任直接监管学生，一直与学生在一起直至被指示其他的做法’”，“这个文件还明确教师有责任在火灾、爆炸、地震等紧急状况下组织学生从建筑物里撤离”。又有消息称，“不论是火灾或地震，加州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疏散步骤，在演习时也会检视撤离所有人员需多久的时间，一旦灾难发生，所有人都应依照紧急步骤来避难”。可见，美国学校不仅有“落实到个人”的具体规定，还有训练和演习。
范美忠辩称，中国的《教育法》没有规定教师在地震时一定要救学生，所以他没有违法。有人列出了《义务教育法》第24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安全制度和应急机制，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管理，及时消除隐患，预防发生事故。”《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教师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不过这些规定的对象都是“学校”而不是“教师”。有人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一部分，所以范美忠难辞其咎。这个说法显然值得商榷，比如法律规定你所在的单位要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如果你的同事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法律来追究你的责任，理由是你是单位的一部分，你觉得有道理吗？《教育法》的规定十分清楚，是要求学校建立制度和机制。学校到底建立没有，才是判断的依据；如果没有建立，违法者应该是学校。我们不能因为要惩罚一个无良教师，就一定要曲解法律。
由此，我认为范美忠所在的学校都江堰光亚学校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是否根据那几个法律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机制，以此确立了教师的职责伦理？假如有了制度，甚至定期演习一下，范美忠还会这样糊涂吗？学校在处理他时还会迟疑难决吗？作为一个对照，可以看看受到广泛赞扬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它坚实的校舍，却忽略了它的制度建设。据我的同事说，与硬件相比，该校的规范管理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从墙上残存的各类安全规章制度上可见一斑。规章上甚至明确了在发生地震火灾等情况时，如何疏散，教师站立的具体位置”。他在报道中写道，“如此看来，地震发生后，483名学生无一受伤，老师们能带着71个孩子翻山越岭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个奇迹般的成绩当非偶然”。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自古以来，教师这个职业的确凝聚了无数道德力量，人们似乎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行最适宜于以德治之。在我的少年时代，教师基本上没有什么行为规范，一切都可以用“为了学生好”取而代之。事实证明，有些好心也办了坏事，比如动辄体罚甚至羞辱学生。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越来越讲究职业行为规范。在范美忠事件中，道德谴责和伦理辨析也许是必要的，但是这方面的反思也不应该缺席。
从这个意义上说，范美忠向往美国并没有错，他或许也应该向往像美国学校一样建立了“落实到个人”的行为规范的刘汉希望小学。在那样的地方，他要么不会犯错误，要么犯了错误也会“死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