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六月 2008 ↓

陕西“周老虎”终于被官方认定为造假。当事人周正龙被逮捕，13名相关官员受到处理。尽管“挺虎派”前仆后继，但是主流民意早已宣告了这个结果，并一直坚持呼吁官方查清真相。因此，这是一次值得欢呼的民意的胜利。
鉴于这场胜利来之不易，我认为比欢呼更重要的，是总结一下民意到底是怎样获胜的。也就是说，民间舆论是怎样推动事态的良性发展，怎样有效地影响政府决策的？
这个总结的必要性在于，民意既不必然代表正义，也不必然指向胜利。尤其是有了网络舆论空间以来，民意更多显现，也更多困扰。前者如引起广泛关注的“网络暴民”，后者如民间对一些官僚机构或垄断行业的怨声载道。
就“周老虎”事件来说，在具体情节上，至今还是有很多迷局待解。正如有评论者指出，周正龙的造假技术并不高明，对于官方来说，鉴定其照片真伪要比设立“特别保护地检查站”，派遣一支又一支考察队，并千方百计敷衍搪塞要容易得多。之所以“迎着困难上”，背后显然有一个官僚利益网络，有人刻意阻挠真相调查。那么，这些人的活动是怎样进行的，正义的力量又是如何斗争的？这么长时间，是正常程序所必需的，还是非正常人事的耽误？这样的结果，是体制运作的必然结果，还是某些领导偶然的“高度重视”？
尽管如此，在宏观的层面，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总结。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 事情发生之后，民间舆论很快就超越了对于周正龙个人的追究，而指向对他背后乍隐乍现的公权力操纵的质疑。对于个人的监督和谴责当然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不能逾越边界，没有约束地侵犯隐私，成为“多数人的暴力”。从“铜须门事件”、“姜岩事件”等网络事件来看，针对个人的“人肉搜索”和愤怒声讨中，这个边界是很容易被跨越的。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更有价值，而且越是深入价值越大，因为它是对一个系统的解剖。假如周正龙只是拍了一些假照片自娱自乐，或者拿去欺骗官府，但官府本身清正廉洁，明察秋毫，那么民意就没有必要如此汹汹。尤其可贵的是，主流民意一边不依不饶地追查真相，一边也对周正龙抱有适当的同情，认为他成了官僚利益的替罪羊。
第二，民间舆论并没有被一些抽象的概念绑架，在空洞教化的泥沼里打滚，而是实实在在地研究问题，摆事实讲道理。主流民意并不是挥舞着道德的大棒乱打一气，也不是给周正龙戴上“陕西败类”、“农民叛徒”等帽子高喊口号，无论是网民还是专家学者，一开始就本着实证精神，进行非常细致的图像分析，证据查寻，情景模拟，等等。事实胜于雄辩这个常识，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第三，最重要的是，民间舆论没有被权力操控。以上两点并不是说，在这次事件中，所有的民间舆论都理性澄明。跟任何事件一样，民间舆论总是泥沙俱下，很多人撇开事实一味地羞辱谩骂，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权力利用舆论，操控舆论，限制舆论的充分讨论。此一事件中，地方官僚也试图干预舆论，比如本地媒体上就没有充分的报道和讨论，“两会”上也没有委员和代表吭一声，都隐约可见权力之手的压制。但是整个舆论空间基本健康，并没有受到较大的限制。我相信，在没有权力幽灵的开放舆论空间中，理性的声音必然被人听见而且最终引导方向。

赴台旅游团首发在即，两岸的无数民众都翘首以待，台南市卫生局长胡淑贞却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使得大家的欢欣鼓舞大打折扣。针对一些人称大陆肺结核患者众多又爱随地吐痰的说法，胡局长回应说“陆客走过的地方都会进行消毒”。这番话引起台南市议员哗然，批评这是歧视大陆游客，“闹国际笑话”；大陆这边也有网民高调回击，号召抵制台湾游。
虽然胡淑贞辩称“口误”并已道歉，但有人写文章认为台湾人歧视大陆人并非孤例，实为很多岛人的真实心态。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但我相信由于多年的政治隔阂，台湾人要攻击大陆游客并非难事。且不说那种称大陆有5.5亿肺结核患者的胡言乱语，就是一些真实数据，由于两岸人口总数的巨大落差，说出来也会吓台湾人一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跟彼此隔膜相比，流言蜚语并不可怕；治疗流言蜚语的办法也绝对不是抵制，而是更多的交往。
我第一次和台湾人交往是在二十年前，一个壮实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学生宿舍门口，称他是从台湾大学来大陆旅游的学生。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对大陆有如此兴趣的知识青年，却以为大陆还处在“文革”的环境中，到处都在搞阶级斗争。多年以后我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讲起他们童年时代“抓匪谍”的故事，说上面会派人偷偷到学校厕所等地方张贴“共匪谍讯”，如果没有被迅速发现并撕毁，学校就会受处罚。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受到的无处不在的“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的威胁，遂知道大家都是政治敌意的受害者。在这种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只能靠更多的知识来帮助自己走出狭隘的对立意识，其中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就是互相交往和了解。
几年前我在旧金山的地铁里遇到一个白人男人，他问中国有没有地铁，我的肯定回答让他很失望，随即他又比手划脚地说你们中国的地铁一定破旧不堪，是蒸汽机牵引。交谈中我发现，这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你对他的无知更多的反应是同情。任何一个有稍见识的美国人心中都不会装着那些可怜的问题。同样地，在中国，大多数骂美国的人没有去过美国，骂日本的人没有去过日本。如果他们有机会出去看一看，至少会放下一些完全因为无知而产生的基本问题。
但是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几个旅游团就能紧接着政治人物的“破冰”、“融冰”之旅而造出汩汩温泉来。我见过太多恨日本的人，到了日本之后变得更恨了，因为很多人的眼睛只用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他们可能放弃了那些基本的问题，但是可以发现更多的“证据”。两岸人的实际交往并非自今日始，我总是听见截然不同的观感。最早过去的是一些基层官员，他们考察回来往往会说，台北的发达程度比北京上海差远了，高楼大厦也没几个。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女权主义朋友，考察回来往往羡慕得要死，说两岸女权的差异不可以道理计。
我知道即将来到的旅游首发日7月4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为了这个时刻，多少风云际会发生过，多少政治口水飞溅过，所以难以避免地，大家会对它寄予太高的期待。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店主“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盛情，也很担心他们会失望。如今经济低迷，大陆游客未必会像传中说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而在大陆这边，一些知识分子也劝说游客们不仅观光，更要多看看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也是一种不现实的寄望。我更愿意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普通的旅游者，他们的目的，除了投亲访友，就是观光消闲。
恰恰是这些真正的民间交往，是促进了解与和解的最可靠途径。不要怕交往中的误解与诋毁，那是必须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一两次交往可能让误解更深，但是更多的交往只会让了解更深。7月4日快点到吧，我们就要去台湾啦。

《功夫熊猫》和梦工厂此前大获成功的3D动画《史莱克》走的是同一条路子，核心故事是传统的励志童话，但形式上故意颠覆传统：主角不仅长相上没有传统美德，性格上也有弱点成堆；通过善意的嘲笑与自嘲，这些弱点成为搞笑的题材。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创人员都仔细研究了各自的传统文化。不过，二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史莱克》恶搞起西方传统童话经典肆无忌惮，如果放在中国必然“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功夫熊猫》在得心应手的外表之下谨小慎微，恶搞的都是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充分照顾了动辄得咎的中国民意。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是一部非常聪明的电影。
但是梦工厂还是没有逃过中国人的抵制：一个叫赵半狄的行为艺术家，和朋友跑到广电总局门口去拉了一个横幅，要求“《功夫熊猫》滚回去”，并在博客上发表了抵制檄文。几天后，他便宣告了抵制的一个小小的胜利：成都各大影院暂停放映。
这是一件极其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这场抵制活动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几乎遭到一致的“抵制”，或大赞这部影片如何尊重中国文化，如何老少咸宜，或大骂赵半狄如何无理取闹，如何自我炒作，甚至挖出历史证明他本人才是恶搞熊猫的“元凶”；另一方面，广电总局却反应迅速，又是接见抗议者，又是暂停放映。从赵半狄的博客看，还有官员亲自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的“胜利”。
要仔细想起来，还真是让人忍不住心里酸溜溜的：曾几何时，针对广电总局的抗议和批评有多少啊，什么时候广电总局这么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过？什么时候这么当机立断、“从善如流”过？
大家纷纷骂赵半狄，其实目标并不十分准确。争论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赞同大多数反对他的意见，但是倘若因此就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发言，那就错了。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也有胡言乱语的权利。胡言乱语流落民间，要么是不被理会，要么是公平讨论。在这件事情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言论是如何影响公权力的，公权力的决策程序到底是怎样启动的，又是怎样运行的？
再一分析就更有意思：从广电总局的利益看，其实它也应该觉得赵半狄是捣乱才对。这也正是大多媒体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赵氏而力挺熊猫的一个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广电总局为什么要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还冒着违背民意的风险？
点破机关其实并不困难。赵半狄的抵制檄文虽然逻辑混乱，但是他知道怎样点中官场的穴位，文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敏感词”：莎朗•斯通，斯皮尔伯格，等等，等等。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有一些东西，哪怕民意万千，也只是“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绝对不会被理睬；有一些东西，哪怕只有一个人提到，也可以宣布代表十三亿人，吓得官员手忙脚乱。
如果靠一些敏感词来决定行政作为，那就可能导致如此荒唐的结果；只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评估机制，来决定各种不同的抗议应该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对待，那才是一种社会常态。

当范美忠以“追求自由和公正”为自己弃学生而奔逃的行为辩护时，有人立刻站出来说：看，这就是自由主义者的品行。随即有学者从理论上廓清：第一，自由主义并不排斥责任，恰恰相反，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真正担当责任；第二，自由主义者也不反对道德，反对的只是伪道德。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和非自由主义者各自那里，责任和道德有着大不相同的含义。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人物，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写道：“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这个责任是指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非自由主义者往往要求个人对整个集体以及别人做的事情负责，比如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更是复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里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权利和善如何相处。但是在一些道德君子那里，道德是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优先价值。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责任和道德并不是总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如此一来，要完整回答范美忠事件提出的问题，还应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有发展有流变，其对立面有过宗教、观念、习俗、利益等等，也有过保守主义——通常情况下它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保守主义。在当代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往往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它的核心对立面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滥用的公权力。
可以说，自由主义就是为反对公权力泛滥私领域而诞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对抗教会的权威。这个概念的明确定义最早出现在约翰•洛克的书里，那本书的名字叫“政府契约论”，一听便知道它讨论的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后来英国的辉格党、西班牙的自由党等政党直接用它来反对君权，主张宪制。再后来，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到了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大的对立面就是极权主义。
最早把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是严复，他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更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个中文书名非常准确地提炼了自由主义的精髓，那就是分清公私权域：公域讲权力，私域曰权利；公域讲民主，私域言自由。
自由主义为什么要把被滥用的公权力当作它的对立面呢？这是因为只有它才可能真正妨碍自由。自由是什么？伯林说自由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不被囚禁或奴役，是“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之不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他引用卢梭的话说，“知道枷锁的性质比用鲜花装饰它们要好”。不言而喻，这些话都是针对公权力说的，否则就没有意义。伯林不承认古希腊有个人自由观念，就因为“公共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通常都不得逾越的那个边界，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清晰地出现”。
严复当年变更书名，还因为“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怕被人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令人感慨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误解并没有因为严复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消弭，反倒有所增强，比如著名的红色经典文章《反对自由主义》。范美忠事件一出来，就有人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行为，也正是基于这种误解。
又比如，总是有人振振有词地问我：你不是主张“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吗，为什么要关闭个人博客评论呢？你自己不喜欢被人骂，政府为什么要容忍批评呢？你不是要求政府宽容谣言吗，那我来给你造个谣如何？这就是典型的公私权域不分。我和很多人一样，关博客评论是因为有人疯狂辱骂，又懒得诉讼。然而，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关闭个人博客评论，甚至关闭整个个人博客，都不能形成对批评者自由的限制，你只需换个地方即可，除非我能派警察来把你抓起来——那样的话，我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还有人义愤填膺地质问某主张自由民主的报纸为什么不刊发自己的文章，犯的也是同样的糊涂。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承诺，是指要允许不同类型的媒体存在，而不是强求一家报纸发出所有的声音。尽管很多报纸为了平衡读者的需求，尽量多地刊登不同意见，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报纸立场的倾向性会妨碍言论自由，除非这家报纸能够阻止你在别的媒体发言——那样的话，它动用的就是公权力了。
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范美忠对于“道德绑架”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错误在于把责任和道德当作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了。而余秋雨的错误在于，他试图以一种抽象的公共利益，去压制、剥夺乃至抹杀具体的个体权利，为公权力的滥用提供了说辞。

仅作资料。不过看了也觉得很多网民还应该补上高中教育。 转自昝爱宗博客。

我承认，我也有过王兆山先生的认识。在他的大作风行天下之前，我也想过写一首诗，叫做《假如没有地震》。构思中，那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在临死之前，那些埋在废墟中的孩子，听到了总理亲切的声音，他们一定感到很幸福。他们一定纷纷挪动着血肉模糊的躯体，为了听得更真切一些，甚至想要借助那一线光亮，从缝隙中看看总理慈祥的脸。假如没有地震，他们只能就着家里破旧的小电视，从沙哑嘈杂的喇叭里，从雪花点点的屏幕上，听见和看见敬爱的总理……
这么好的题材被王兆山先生抢先写了，他不愧为作协副主席。现在大家都在骂他，好像他是一个异类，有多么与众不同。果真是那样吗？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这首大作6月6日在《齐鲁晚报》发表的当天，山东省作协举办了“诗衷歌恸鲁川情朗诵会”，会上王副主席亲自朗诵了此诗，“朗诵完毕后，掌声大作，在座的作协诗人们无不纷纷叫好”。我认为，王副主席写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大家别不承认。至于他自己，我相信这是真情流露：即便贵为作协副主席，他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多的“党疼国爱”，多么荣幸啊，羡慕死了，真的，“纵做鬼，也幸福”!
网友义愤填膺地说，这首词不顾灾区人民失去亲人的现实痛苦和感受，“其价值观的诡异、奴性的张扬、意淫的高超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假如没有地震，这些价值观就不存在？就没有登峰造极？还有那位愤而退出山东省作协的作家，你真的感到意外吗？难道你认为王副主席会写一首《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像你这样天真纯洁的人，早该退出作协了。你不该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是中国最畅销的作家。
总之，我认为王兆山先生创作了一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歌，它记录了一个时代。

狄兰•托马斯在《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的最后，重复吟咏一个常识：“第一次死亡之后，再也没有另一次死亡。”这个常识让人感到如此悲痛。但是更为悲痛的是，我们总是忍不住要设想：假如还有另一次死亡……这些天，我总在想，假如没有地震，我家乡的那九万乡亲，他们将怎样生存，怎样死亡和失踪？
我居住的小区的居民大多是知识白领，自从5月12日以来，很多人就一直在忙着组织捐款捐物，已有大批的钱和物从小区运往灾区。我在浏览小区论坛上那些感人的帖子时，忍不住泪如雨下。不，不是为这些善行而感动，而是为那些死去的乡亲而哀痛。世间有这么可以给你们的爱，有这么多可以给你们的钱财，而你们却无福消受。你们的亲人得到了，却是以丧亲之痛及自身残肢断腿为代价。悲何其哉!
假如没有地震，汶川只是大城市的白领们去九寨沟旅游途中从车窗外一晃而过的一个路牌。那里的村民，只是秀丽风景中一个装饰的小点。尽管他们依然生活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尽管专家发表了很多文章提醒这一带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尽管他们的孩子依然在那样的校舍里上课——假如没有地震，他们要敢有点意见，余秋雨先生们估计就不会这么客气地“含泪劝告”，而是“愤怒呵斥”了。
哦，我不能有这么多情绪，我只是想说，假如没有地震，那几百亿的拨款和捐款是不是就跟我的那些乡亲们没有关系了？有没有一些渠道，让这些地方这些人和北京、上海和广州联系得更紧密一些，让这些钱在阳光灿烂的和平日子里也能给过去一点，快乐地做一点事情？
我还想说的是，不用等到下一场死亡发生，我们现在就可以想一想，在汶川之内，在汶川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处在危险之下，还有哪些人处在困难之中，赶紧伸出你的援手吧，朋友，趁他们还活着!
我看见一个孩子的作文写道：假如没有地震，我还不知道祖国有这么伟大，解放军叔叔有这么可爱，我还不知道人定胜天……我就想，王兆山先生小时候的作文是怎样写的呢？哦，余秋雨先生的少年才学倒是有一些传说。因此，一定要告诉孩子们生命的价值，让他们在总结自己的收获之前先体谅别人的痛苦，趁他们还年轻！

转两篇文章，都在纸媒公开发表过，但这里贴不上来。请点击阅读：

1黑。。。。一年后

2.地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