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家乐福应该放行

已经在今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居然也贴不上来。把可能的敏 感字词删了一遍又一遍(也有可能误删),好像这下可以了。全文可见凤凰网

法国媒体沿袭文人办报的传统,并不像美国媒体那样标榜客观中立,从来不避讳自己的主观色彩的做法,在这次____火传递报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爱国民众的感情。他们普遍认为,____火在巴黎街头遭遇的空前挫折是法国政府和媒体纵容的结果,于是通过互联网发起了抵__法货的活动,其中最具操作性的倡导是五一期间抵__家乐福。据悉,有关方面要求网络删除这类帖子,试图阻止这次抗议活动,我认为应该放行。
不少人仔细分析抗议的效果,认为抵__法货、抵__家乐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子是爱国民众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抵__日货的活动,但是日本产品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些朋友忽略了,对于抗议活动来说,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让人听见你的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效果,而不一定非要把法货日货赶尽杀绝才算成功。正如反全球化人士总是不失时机地表达他们的抗议一样,虽然并不能阻止世界日益扁平化的过程,却可以让人们重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外国人可以喊出抵______会的声音,中国人当然可以发动抵__家乐福的行为。通过游行、示威和集会来表达抗议,作为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应该得以保障。
家乐福出来喊冤了,说我承认你的权利,但是你找错了对象。反对这个抵__活动最强的理由如下:“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__家乐福,那我引申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第二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顺便抵__中国呢?”其次的理由是家乐福就地采购,并雇佣中国员工,抵__它也就等于抵__中国货和中国人。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并不一定符合抗议者的逻辑。我也认为最好是到法国使馆去抗议,但是也能理解抗议者选择一个更加方便、更加引人瞩目的法国标志物作为目标,以求得抗议效果的最大化。正如这次网民对我的炮轰,假定他们的目标是南都或南方报业,那么我就有些无辜;但是如果他们不肆意辱骂、造谣中伤和违法骚扰,我也不会有太大意见。
那么应该怎样组织这次抗议活动呢?正常的情况下,抗议活动都应该有明确的组织者,他们公开身份,宣传动员,周密策划,并主动与警方联络配合,保障公共安全。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这些人都不敢抛头露面,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进行匿名发动成为一个无奈的选择。这些“缩头”组织者令人感到遗憾,但也应该得到体谅。在互联网上针对个人进行“人肉搜索”,发布隐私信息,号召人们攻击,那绝对是既不道德也违反法律的行为,自然也就谈不上爱国,但是像这类公共信息,只要没有不实、诽谤或煽动暴力的内容,就不应该遭到删除。当然,这样发动的隐患也很明显,那就是有多少人响应是一个未知数,警方难以进行治安部署。
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动者和响应者都应该明白,抗议是你们的权利,不抗议也是别人的权利。你可以尽力说服更多的人来参与,但是不应该以“不爱国”为理由去辱骂旁观者和反对者,也不应该以阻碍、拦截等方式去强制别人参与。甚至有人号召跟踪打击购物者,那更是公然违法的行为。不要忘了抗议的目的,是让法国人知道中国爱国民众的愤怒,而不是让无辜的中国人受到侵扰。

南方周末: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这是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对文峰先生的回应,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

有人一时不理解不重要,同行偶尔误读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每一步,都将是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一个记录,都将是这个民族更有尊严地自立于世界的一个见证。来源:www.infzm.com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hot/fzrev/200804/t20080416_43029.shtml

而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是什么呢?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让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最少阻隔。南方周末是市场化的产儿,是读者的选择、读者的期待,成就了今天的南方周末。读者是南方周末的衣食父母,对自己职业的忠诚,从根本上说,就应该归结为对读者的忠诚,对读者知情权的忠诚。这就要求信息的充分供给。这种充分供给在转型时代尤为重要。转型时代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多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亢奋、容易走向极端的时代。这就需要公民素养来纠偏。信息的充分供给过程,就是公民自我教化的过程,就是公民素养不断提高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回到理性、回到均衡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达成底线共识的过程。推动这样的过程,是南方周末的天职所在,也是南方周末对读者最大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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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舟五号”到诺贝尔文学奖

一些废话,却总想翻来覆去地说,真让人绝望。

这是2003年10月写于美国伯克利的一篇旧文,希望不要被误以为是针对这次事件的自我拔高。

从“神舟五号”到诺贝尔文学奖

长平

“轰”的一声把人送上太空,绕着地球转14圈,然后安全地回到地球,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可以干这样的事,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神舟五号”成功着陆的那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碰巧凑到一块儿,就在校园旁边专门找了一家中国餐馆吃饭,以示庆贺。
事后想起来觉得惭愧的是,在这顿庆贺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晚餐上,几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悔不该扯到孙志刚案那一类事情,并由此扯到了舆论批评问题——刚好我最近老是遇到这个问题,就不依不饶地多说了几句,搞得气氛很不好。
吃了饭看电影,又刚好看的是《Veronica Guerin》。这是一部两天后才在美国公映的新片,因为内容跟本行有关,我们就被人请去先睹为快。Veronica Guerin是爱尔兰一位女记者,执着地报道贩毒和黑社会问题,多次遭到威胁,先后被人击碎住所窗户玻璃、击穿大腿、当面殴打、警告绑架孩子,她还是穷追不舍,“我发誓,正义的眼睛,新闻记者的眼睛决不会闭上”,她说,“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为真实而战”。1996年6月26日,她被人枪杀在车里,永别了她的母亲、丈夫和六岁的儿子。电影字幕上说,自此迄今,全世界又有198名新闻记者被谋杀。
这部由英姿勃发的金球奖影后Cate Blanchett主演、当作大片宣传的电影其实更像个记录片,严肃有余而娱乐不足,让人很担心它的票房——好像只有《辛得勒名单》可以例外。我想,这样的题材很容易让人一不小心就严肃起来,就像谈舆论批评一不小心就弄得气氛不好一样。
我看到这部电影的网站也不够娱乐,第一个讨论的话题是:Veronica这样做到底值不值。有个爱尔兰网友说,虽然在Veronica死后,当局开展了严打行动,抓捕了150多疑犯,但是毒贩至今仍在爱尔兰甚嚣尘上。——言外之意是值什么值。
果真是全球一体化了,这个话题跟国内很多讨论如出一辙,都在讨价还价。这样的结果总是不堪——别以为你们的几篇批评文章就能改变现实;如果现实改变了呢,“这是自上而下发动的市场经济的结果”,那天的争论中就有人这样说。
如果Veronica以为自己的几篇报道就能改变现实,那她也的确傻了,我宁可相信她没算这个账。
目前国内得到广泛认可的另一种讨论与此类似:替国家算账。它的理论基础是利益外交、强权外交的政治现实。应该说,这种理论来自国外,那句名言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前不久在纽约古根海姆艺术馆楼下的咖啡馆里,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就掰着指头对我说:布什拿3个兆的美元去帮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专制,太不划算了!他也认为美国管中国的一些事花钱不讨好,太不划算了。
我坚决支持有人算账。把账算清楚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宁可把这些人看作是会计师、经理人或者外交家,而不是知识分子。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比其他人高尚——正如其也不低贱。我只想说,大家要有不同的分工。国家也好,整个人类社会也好,健康发展有赖于多元化的分工。所谓多元化,就是说要允许、也需要有人不算账,或者不那样算账。经济学者总是希望所有人都有经济头脑,正如诗人总以为所有人都在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犯的都是同一种错误。
其实我只是想重复别人反复说过的话:知识分子(这里是指一部分人文学者、一部分新闻记者和一部分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批评。他们的批评基于正义、事实和逻辑,而不是现实利益。
而且我越来越相信,和其他社会分工一样,批评是一支很重要的建设性力量。针对批评报道,近年国内媒体很流行“建设性”这个词。我越来越奇怪:无论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不知道其他语言如何),“批评”和“建设”从来都不是一对反义词。如果基于“批评”,反义词应该是“赞扬”,如果基于“建设”,反义词应该是“破坏”。我越来越怀疑世界有什么事情尤其是媒体关注的社会事务是完美到不可批评的。当代史上一片赞歌的时代大概只有“文革”了。事实上越是繁荣社会批评越多,因为批评本身就是繁荣的一部分。我们政府也承认,美国是发达国家,很多方面比我们强,但是你翻开美国的报纸,到处都是批评的声音。在布什发表“邪恶轴心”几个月后,我还在本地杂志上看见漫画把布什及其同僚放在三K党旗帜下,说“这才是邪恶轴心”。如此激烈的批评除了起到警醒布什再不要乱讲话这样的建设性作用之外,我看不出它会破坏什么。美国媒体也有失去立场的时候,但知识界总会有人敏感地提出批评。因此我要说,“批评”是在“建设”一边,“赞扬”是在“破坏”一边。
在大家都认为该批评而不敢批评的时候批评,需要诚实和勇气。但是批评最大的挑战还不在这里,而在大家都认为不该批评甚至该热烈赞扬的时候批评,比如“9.11”之后对美国爱国主义的批评,比如对中国“神舟五号”的批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履行批评的职责,而实现社会的平衡,但在这种时候履行职责的知识分子最为孤立。在“神舟五号”成功之后,我有幸听到了科学家的不同声音。有科学家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科技强国,而且还“远远不是”。
这让我想到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J.M.库切。九十年代南非战胜种族隔离政策,实现了非洲人管理非洲的大好政治形势,全世界为之欢呼,库切却不合时宜地出版了小说《耻辱》,描写了黑人统治下的南非的黑暗与压抑。为此他被几乎所有的方面,包括政府、宿敌和朋友,孤立起来,以致背井离乡移民澳洲。哗众取宠,心理阴暗,我们这些年很熟悉的这类词无疑都加到了他的身上。正是这本书让他赢得了世界最大的文学奖,虽然成功也许会带来更多的诅咒,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词——出卖民族感情和利益,迎合西方社会。
这还不是最好的例子。上月刚刚去世的爱德华•萨义德——他执教哥伦比亚大学40年,猛烈地抨击西方偏见——也不是。他们毕竟得到了世界声誉,变得大名鼎鼎。我宁可相信更多履行批评职责的知识分子的境况是这样的:他们一生都在承受误解、谩骂和打击,最后在孤独中凄凉地死去。

结婚

有人嘲笑说昨天的贴文太中产阶级价值观。感谢对一篇随手涂鸦的娱评这么计较。好吧,重贴一个文学青年价值观,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结婚》。

结婚

长平

那天夜里有多人在一起喝酒。
啤酒一瓶一瓶地罐下去,满屋子的话语像酒泡一样一团一团地冒出来,醉醺醺的飞了。
小琴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把放在屋角的雨伞,只在出门的时候才会被人想起。“小琴呢,小琴呢?”出门的时候总是有人招呼着,怕把她丢了似的。
“小琴呢,小琴呢?”又有人叫起来。
这一回没有应声。大家都着急了,坐上出租车的人又跳下来,到酒吧里找了一圈,才有人发现伍未也不见了。
小琴和伍未沿着深夜的大街一直往前走。灯光不太亮,车辆穿梭着,难得见到一个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人在恍惚中行走。
把小琴送到她居住的楼下,傍着铁栅门,小琴望着他。他觉得那目光像磁,要把他吸进去,可是他的手却举起来,做了一个很酷的再见。
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又摆摆手,让它走了。继续在大街上走。从大街到小巷。小巷安静得可以听见街坊的鼾声,与白天的闹市相比判若两个世界。人的影子很长,有些飘。他突然觉得身后有人,一阵毛骨悚然,猛地转过身去。
“是你!”
“回去也睡不着,看你也是。”小琴说。
“要不去我那里坐坐?”
伍未醒来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小琴已经走了,屋子里昨天的样子也被她带走了,留下崭新的模样。昨天是凌乱的,散漫的,今天是整洁的,秩序的。伍未有些怅然,在床上呆坐了半天,忽然生起气来,一脚踹开被子,跳下床来,急躁地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好像要把什么地方弄乱,又有些舍不得的样子。随后他发现了小琴留在桌子上的一张条:
“懒虫,居然连炉灶都没有。从楼下给你买了点吃的,吃了去上班。下班见。”
他把纸条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坐下来抽了支烟,然后把早点吃了。
傍晚的时候,夕阳把半个城市染成了彩霞一般的颜色,彩霞透过窗户,涂在伍未的书架上,床上和墙壁上,屋子里美丽得,伍未感觉,像童年的一种记忆。躺在童年的记忆里看现在,总是浮生若梦的样子。响起了敲门声。
小琴肩上背着一只大背包,手里拎着锅碗瓢盆之类,笑盈盈地站在门口。
伍未一时没有回过神来,惊讶地望着她,半晌没动静。
“我……可以进来吗?”小琴羞涩地问。
包里是小琴的许多衣服和几本书。小琴很娴熟地将它们放到房间的一些位置,它们也就很适意地呆在那里。伍未觉得有些不自在,好像坐在别人的房间里看着主人忙碌似的,他差点站起来说“我该走了”。主人倒没有冷落了他,不时地问问他“这件好不好看”之类,他总是笑笑,有时小琴就会走过来嗔怨道:“明明这么好看,你还无动于衷!”然后倒在他怀里撒娇。
他吻她,觉得很甜蜜。
“你是不是不喜欢一起过?”小琴问。
“没过过,不知道。”他笑笑。
“我爱你。”小琴说。
“嗯。”伍未说。
“我想跟你一起过,我觉得你需要人照顾。”
“嗯。”
“要不……我还是搬回去住?”
“只要你喜欢,怎样都行。”
小琴就哭了,边哭边以极快的速度把她的东西重新收拾进包里。伍未想上去劝劝她,但又不知说什么好。看她收拾好了,就说: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我也没说什么呀,你干嘛要走呢?”但这时小琴已经走出门去了,一边抹眼泪一边快速地下楼梯。
伍未觉得让一个女孩子这样实在不妥,就追了下去。但小琴死活不肯回来,还没好气地说:
“你不用这样,你没有做错什么。”
伍未很落寞地回到屋子里,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他感到生活已经被改变了。怎么能够这样呢,小琴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啊。想着想着,他觉得小琴跟天仙似的好。他有些后悔,打算去找她,但又想起自己刚才的表现,觉得时机不成熟,不妥。
太平无事地又过了两天。伍未心里还是放不下小琴,就向一个认识小琴的朋友打听,朋友说小琴这两天精神很不好。
差不多已经忘了小琴住在哪一栋楼里,转来转去,伍未找得好辛苦。
一进门,小琴便紧紧地抱住他。
夜里,小琴像一只猫一样蜷缩在他的怀里,抚着他的胸口,说:
“你不爱我。”
他用玩笑的口气说:“哇,你怎么知道?”
小琴没理会他的玩笑,又哭了起来。“为什么你要承认?为什么你不肯骗骗我,说你爱我,说你喜欢跟我在一起?”
“我不骗你,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那你就经常来,你不要离开我。”
伍未就经常到小琴那里去。有时候他高兴了,就去那里坐一坐,把高兴的事讲给小琴听,小琴格格地笑。有时候他累了,就去那里躺一躺,小琴会给他做好吃的东西端上来。有时候他会带小琴去旅游,没有目的地,不停地换乘车,直到时间用完为止。不管他做什么,小琴好像都很高兴。他也很高兴。
终于有一天,小琴又提出了那个问题。
“你爱我吗?”她问。
伍未心想,这么久了,难道还应该说出别的答案来吗?于是他几乎不加思索地说:
“爱。”
“你为什么从来不肯说出来?”
“干嘛要说出来?”
小琴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他也很满意。
过了一会儿,小琴问:
“你会娶我吗?”
“你会嫁给我吗?我可是家徒四壁呀。”伍未说。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琴生气了,“不想嫁给你,我会跟你同居?”
伍未拉她到怀里,紧紧地抱着,说:
“那,咱们就结婚吧。”
小琴笑了,说:
“你别说得这么悲壮,赴汤蹈火似的。你要是不愿意,就再往后拖一拖吧。”
但伍未好像不能还原了,闷闷不乐地,一连抽了好几支烟。
半夜里,小琴醒来,发现他还没睡,小琴就哭了。哭状很惨,整整两个小时都没有止住,让人听了觉得很荒凉。
“你哭什么?我只是烟抽得多了,睡不着。”伍未说。
但小琴还是哭。这时候窗外吹着风,下着雨,满世界的荒凉。伍未很绝望地躺在床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说:
“咱们来点刺激吧。”
小琴就和他来了点刺激,随后不哭了。过了一会儿,小琴又要来,很激情。激情中物是人非,仿佛是前朝旧事,遍地的残香冷腻……
晚上回来,小琴不在家。打传呼过去也没有回。伍未这才发现一些变化。屋子收拾得很整洁,电器的电源都被拔掉了,仿佛主人出远门似的。然后又发现小琴的衣物少了许多,房间空空荡荡的。
“她走了。”他自言自语道,悻悻地在屋子里走了两圈。
接连几天,小琴都没有回来。
随后,他回到自己久违的小屋。但是生活已经被改变,他不太习惯一个人过了。独居变成了残缺的日子。小琴在什么地方呢?他不禁有些担心。他想,依照书上的说法,她已经成为他命运中的一个女人。
于是在一个下午,他来到她上班的那幢楼下等着。黄昏来得很早,天上的云朵大红大紫,变幻莫测,城市的建筑变得温情而美丽,令人浮想联翩。这在诗一般的时刻,小琴终于下班了,和一个女伴
说有笑地走出来。
他迎了上去。小琴的脸沉下来。
“他来干什么?”
“小琴,我们回去吧。”
“你想怎样就怎样?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根本不懂得感情!”说完,小琴叫住已经走开的女伴,跟了上去。
伍未从来没有见过小琴这种嘴脸,满脸透出一种恶毒之意。他突然如释重负,苦笑两声,很轻松地回去了。
他约了朋友出去喝酒。从朋友处他得知,这些日子里小琴在朋友圈里说了他不少难听的话,说他自私自利,对女人不温柔体贴,说他不会挣钱,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他不怎么明白,一个女人为了自尊,到底可以做到哪一步,但是他觉得说得真是痛快。原来就欠着她这么一点,这一下算是两清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他说了一大通半醉不醉的话,表示要悔过自新,从头再来。半夜回来,却发现小琴在屋里等他。
后来朋友对他说,小琴用行动表明,爱之切,恨之深。
后来小琴对他说,其实你是爱我的,只是不善于用言词表达。后来她干脆对女友宣称他笨嘴笨舌。其实那些女孩子觉得他挺能说的,还有人称他口蜜腹剑。
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他先到小琴的父母家求婚,经受了一番考验之后,得到去办结婚证的授意。办结婚证很麻烦,说明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重视。在拿到结婚证的时候,街道办事处的一个老太太问他们是不是马上准备生孩子,他说再等等看,老太太就指着他的鼻子说:
“一定要做好避孕工作!流产对女方身体损害很严重,你们男人要负责任,不要只图自己快活!”
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头公猪,因为有了肮脏的情欲,所以就没什么德行。
小琴坚持要办婚礼,而且要办得隆重。经过反复的计算,按照既定的规格,收支相抵,可能还会亏一些,但是他们决定不在乎钱了。
婚礼上请了乐队,当新人入场时,鼓声很重地响起来,他们都吓了一跳,随即意识道,新的生活开始了。

贺卫方:开放报禁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贺卫方答德国之声记者问

贺卫方:任何重大的活动受到某种程度的抗议在我看来都是很正常的。西方国家有很多事情也是抗议不断。比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到现在还引发抗议活动,其他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也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媒体过度解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涉及了西藏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义务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比如如何与dl喇嘛进行更加友善的、更加积极的沟通;第二如何对待真正的自治;第三如何真正保护藏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第四如何解决汉人和藏人之间的关系。西方人很关注藏人说的他们的文化被汉化。但是如何换成一个西方国家,会不会允许一个州、一个省为了保全自己的文化,不允许其他族群去居住。我想很多国家都倡导一种更大的融合。我们要看到西藏文化需要保护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要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人民应当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隔绝。在目前这个时刻,我认为中国应当更加开放,我们本来承诺了给外国记者更多的自由,在西藏事件发生后出现了不应有的限制,这会带来外界更大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