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一月 2007 ↓

矿难为什么频繁发生？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点：一是事前安保不够，二是事后惩罚不足。此前媒体报道前者比较多，对后者的深究却不多见。大概正因为矿难频繁，新的伤痛很快掩埋了旧的血迹，给了当事人逃避罪责的机会。几天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一声责问，揭开了灰暗帷幕的一角。我随着这一角往里看，却发现越看越糊涂。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2005年11月27日，黑龙江七台河发生特别重大的矿难，死亡171人，伤48人。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当时的官方消息说，“为严肃党纪、政纪，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经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将出事的东风煤矿矿长马金光等1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另有21人及副省长刘海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快两年过去了，李毅中率督察组回访七台河，发现处理还没有结果，就请副省长刘海生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了解的结果是，当地有关方面反馈：“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谁都不清楚怎么回事”。 随后省长张左己说，该处理的干部已经处理了，但移交检察院的人仍逍遥法外，“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好好查！”
“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真是一句奇妙的回答，尤其是由当时因此事故受了行政记过处分的副省长去问出来，颇有讽刺意味。不过认真想起来，又不尽然如此。已经移送检察院的人，李局长为什么要让一位副省长去过问？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院和法院都是独立的司法机构，与政府平行，三者并列简称为“一府两院”。严格说来，副省长如果只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去了解，问出那样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答案来，也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省长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表示要“好好查”，又有些让人糊涂了。既然行政处分都已经完成了，那么省长是要查检察院了？法律并没有赋予政府长官这个职权。省长倒是可以以一个公民或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质询，不过那样的话恐怕不是如此口气。
记得年初的广东“两会”上，发生过检察院向政府“汇报工作”的争议。当时就有人指出，从法律规定上说，“汇报”一词的确不妥，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检察院说了实话，它在人事、经费等很多方面就归政府管着。本该相对独立的“两府一院”，其实界限模糊，地方政府可以一手遮天，所以当政府官员表示要追查司法机关的事，大家也都很习惯了，何况还可能是司法机关徇私舞弊的事呢。
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些缠混不清的关系，导致了“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样的结果。七台河矿难的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我自然也是不知道，但是从理论上说，如果政府可以让检察院去作为，那么它也就可以让检察院不作为。
这当然并不是说，检察院办案可以随意拖延。对于侦察和起诉的期限，法律都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加上所有能猜想到的特殊情况，一个案子两年不起诉也多半违法了。何况对于这样一起包含着171条人命的大案，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情况，也应该及时向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公布。当时的消息说，公安机关已对那11人进行刑事拘留。假如他们还被关着，不及时结案，不仅对受害者无法交代，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不公正。假如他们已经被放出来了，而且超过了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一年），更得给出理由了。
那么到底该由谁来监督呢？按照法律规定，有权查处检察院的应该是人大或上级检察院。既然此事已经到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地步，这两个机构为什么一声不吭呢？他们的不作为又该由谁来追究责任呢？如果没有责任追究，他们显然也没有动力。
谁最有动力？想必首先是那171名受害者的家属。但是这些家属在得到安抚的同时，往往被要求“不得聚众闹事”。既然不聚众，个体抗议的声音就细若游丝，消失在巨大的上访潮里（假如他们还被允许上访的话）。还有就是媒体，但是媒体要么被打了招呼，要么就冷漠于频繁的矿难，追逐“更有价值”的新闻去了。

法学院博士生董彦斌起诉北京一家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要求两者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北京西城法院初步审查起诉材料后，要求董彦斌先提供足本《色戒》。
这个案子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从表面事实看，其实是李安自己删剪的影片，并由电影公司卖出了这个不同的版本。影城进了一个劣质货，但也没有欺骗消费者说它是足本。这背后的事，谁都知道，是广电总局不让放映足本。从利益关系上说，影城恐怕比消费者还想状告广电总局，他们至少损失了那些跑到香港电影院和耐心等待足本DVD影碟的观众。
但是法院没有理睬这些关系，而是找了一个看起来更加聪明的理由。既然足本根本不允许在祖国大陆合法存在，这位法学博士到哪里去弄到足本呢？非法得来的证据又不能算数。法官们大概正得意地想：你告广电总局分明刁难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刁难你，看看到底谁更聪明。否则的话，法官们应该着眼事实：能够证明影城没有放映电影足本这个事实的材料，找起来显然要比足本本身容易多了。
这让人想起河北的聂树斌案来。聂树斌被判死刑处决以后，一个叫王书金的人却出来自认是真凶，而且提供了一些明显的线索。从一般人的常识来看，如果死者被冤枉了，那就应该为他洗冤昭雪，至少你得查一查吧。但是河北法院就是不查，理由是聂家不能提供原审判书。为什么不能提供呢？因为法院拒绝提供。法院说，依据当年的规定，不用提供这个审判书给家属。就事实而言，聂树斌被判死刑非常容易证明，但是法院不管这个事实，就要你提供你手里没有我手里有但我不肯给你的审判书。
这两起案子性质迥异，轻重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法院当众耍无赖。把赖皮当法理，把小聪明当大智慧，罔顾事实，纠缠于子虚乌有。
小聪明和无赖往往被当作民间智慧广为流传。比如阿凡提说一昼夜是一年，财主说是一天，两个人打赌，阿凡提就等到除夕，或者带财主走到北极，战胜了财主。更多的故事中，弱者以无赖对付强者的无耻。比如财主说阿凡提在隔壁闻到了肉味，要他付钱，阿凡提就把铜钱弄出响声，让财主听听，算作付账。这些故事听起来不过是阿Q似的的自我安慰，天下哪有这么好欺负的财主？其实它们的现实基础是，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寻求公平和正义，又不能动辄“引刀成一快”，只好用这一招来试试。惯于耍无赖的穷人，被称作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手中无钱无权，在一个正义系统未能建立的社会里，做流氓求生存，以无赖讨公平，尚有其现实合理之处。从法学上说，就是在公共救济缺失或者失效时产生的一种私力救济。别的私力救济还包括造谣、决斗、世仇等等。
私力救济无法建立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治取而代之。减少甚至消灭私力救济，尽量以公权力实现社会正义，正是现代法治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获得了公众的授权。
法官既已手持权杖，如果又耍起无赖来，那就相当于天使兼做魔鬼，医生暗怀杀心，豺狼披着羊皮，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远胜于私力救济本身。

有调查显示，中国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这真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有人把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归结为三个字“强国梦”，并得到普遍的传播和认同。如此说来，有志者事竟成，中国人的奋斗终于成果昭彰，简直该开一个世纪庆功宴。然而，就像一场苦战到头的婚外恋一样，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迷惘：强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消息说，应法国France24电视台和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的请求，法国社会研究所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根据本次民调结果，世界上第一强国是美国，第二是中国。持有这一观点的被询问者在各国的比率分别是：法国93%，美国90%，德国和英国87%，意大利88%，西班牙86%。
看来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强国了，中国人自己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中国一家网站调查显示，有65%的网民不认可这个结论。的确，这只是一份媒体调查，很难说有什么真正的学术价值。但是强国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是从学术中产生的，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感性认识；如果非要学术化，那么得细化为一些可以量化的子项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它包括政府行动能力、经济规模、国民生活水平、军事力量、文化感召力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中国网民普遍都认为，拆分以后，在这些指标中，我们距离世界第二还挺遥远的。
比如，此前有调查显示，在最新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美国居首位，中国大陆排第34位；在联合国年度最宜居住国排名中，挪威第一，中国第81；在一份全球生活质量指数调查中，法国居首位，中国第116；在一份全球生活质素排名中，芬兰居首位，中国是第84……
这是怎么回事呢？除了调查本身的准确度之外，原因在于这里有两套标准。传统意义上所谓强国并不是这么“人本主义”的，而是指国家所能调动的总体资源。就此而言，中国居第二并没有太大的疑问。像挪威、芬兰这样的小国，无论在细化的指标中怎样第一，也不会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强国。如果向往那些具体的指标，我们就要追问最初的原点：强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从历史课本中得知，强国的第一要义是“落后就要挨打”，还要被历史洪流抛弃。且不说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有了很多理论反思，当初革命者这种简单的总结本身就不够准确，有些偏狭和误导。一百多年前的殖民时代，中国被人欺负，整体国力羸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社会制度、人文风尚、科学探索方面让人看不起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如今殖民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非洲也有很多穷国，欧洲也有很多小国，他们并不一定就要挨打。综合国力强大有助于改变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但也不尽然如此。一些观念错误、心胸狭隘的外国人，他们歧视中国人，跟中国的所谓综合国力没多大关系，而是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人文和科技方面都没有为世界文明作过什么贡献，甚至对明显不合理的重要社会问题也能安之若素，乐得其所。
强国的第二要义是富民。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前苏联。在解体之前，它当之无愧地和美国并称世界两强。解体之后，国内媒体对俄罗斯经济不振的报道容易让人误解，以为苏联时期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其实从后来公布的资料看，苏联商场的货架上往往空空如也，苏联人民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排队买面包也是常有的事。那种幸福感觉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蒙蔽真相的结果。正如一个笑话所讲的那样——苏联幼儿园的阿姨对小朋友说：“在苏联，小朋友们都生活得很幸福，有糖果吃，有新衣穿……”苏联小朋友想：啊，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的国家！不等老师说完，纷纷举手说：“我要去苏联，我要去苏联！”
强国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强民富也是一个政治逻辑，从学术上未必完全讲得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国力强大要靠税收，税收多了老百姓的钱包就瘪了。当然，如果政府能够把税收用到刀刃上，又会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因此，国强之后民富不富，还要看政府怎么用钱。如果民不够富而国过强，那么就是国家财政从老百姓钱包里拿得太多了。

中国有很多美剧迷，据说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集中在白领阶层。这些人可能很少想到“罢工”这个词，偶尔想到也觉得那是蓝领阶层的事，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美国偶像，那些满脑子智慧的美国编剧们，这几天罢工了。中国媒体好像比他们更有智慧似的，很快就下结论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由于编剧们认为自己没有从网络等新媒体的收益中分够报酬，编剧协会和影视剧制作人协会开始了数月的谈判，谈到上月还谈不拢，就放出罢工的话来。本月5日，罢工正式开始。编剧们关上心爱的电脑（或者放下手中的笔），走上街头，举着标语口号，大声抗议。随后一些明星演员也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表示声援。于是，一些电视节目被迫停播，中国白领也追看的热门电视剧《英雄》、《绝望主妇》、《迷失》等也停拍了。整个娱乐业遭受重创。
美国编剧的收入并不很低。据报道，好莱坞编剧的平均年薪为20万美元，大牌编剧一个电影剧本就可拿到四五百万。相比之下，附近的洛杉矶县去年的人均收入才5.26万美元，全美人均收入为2.5万美元。美国一位律师不同意罢工者打出的“中产阶级对抗管理层”的说法，认为他们的收入比一般中产阶级高多了。这说明，无论是底层劳工、中产阶级还是上流社会或精英阶层，其权利都有可能受到侵害，都有可能走上街头去游行抗议。
影视剧制作人协会指责编剧协会说，他们选择了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从经济上说，罢工对谁都没有好处。编剧不干活，就意味着导演要停工，演员要休息，观众要换台，广告要停播，一环套一环，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损失谁可担当？从个人来说，底层编剧也许本来无活可干，可是大牌编剧收入颇丰，不敲字损失巨大。当然，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广大观众也损失了更多喜闻乐见的娱乐节目。我们这些看热闹的媒体，自然也就发出了廉价的感叹：没有赢家。言下之意，要么他们都特别傻，否则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要么他们的政府太无能，这么明显有害无利的事也不制止。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他们所获得的首先是一种表达和抗争的权利。权利远远大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从长远来说，维护权利也就维护了利益。从更大范围还可以说，一个有维权能力的民族，才有独立意识，也才有创造力。从社会运行上看，这种谈判与罢工维护的是一种博弈的机制，这种机制将使利益各方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让整个社会更有序地良性发展。当然，罢工不是越多越好，有人就认为法国太容易罢工，平衡点没落准，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看看别人，难免要想想自己。借助美国编剧罢工的机会，中国编剧也在媒体上大倒苦水，说自己更多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辛辛苦苦编一个剧，不要说经济利益，有时连人格尊严都赔进去了。
有人趁机问这些中国编剧，既然牢骚满腹，你们为什么不去游行呢？有一个刻薄的回答是，他们无工可罢，或者说他们早都罢工了——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这么多电视台等米下锅，这么多观众嗷嗷待哺，那么庞大的作协和剧协，一年编了几部好戏出来呢？
但是编剧们可以辩解说，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好的人才都流失了，剩下的人的才华又得不到激励，好剧本怎样产生呢？
严格说来，不干活不等于罢工。身在作协或剧协而不干活的人太多了，但他们只能算是怠工、停工、偷工减料、失业或者转行。罢工是指一种有预谋有组织的抗议行为，带有谈判条件，并且存在谈判机制。
我们这里没听说过编剧集体罢工上街游行，有什么事都忍着，打掉牙齿往也肚里吞，是不是就多赢了呢？既然有那么多人在看韩剧、日剧和美剧，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罢工当然不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一天作协或者剧协开始为作家和编剧们争取权利了——经济权益或者创作自由——那么社会也就进步了。

北京城内一家餐厅的厕所成了新闻，并引来工商部门的行政指导书。指导书认为，该厕所的名字取得不好，是“不良文化的恶搞”，要求清除和改名。这家餐厅的名字叫“过去的年代”，被称为“红色主题餐厅”，服务员全部是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装扮，墙上也贴满了领袖照片和行军作战地图。在通往餐厅厕所的外墙上画着一个红色大箭头，上面写着“解放区”三个大字。
厕所也就是“解手区”，从字面上讲和“解放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因为“解放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词汇，这样叫就开了历史的玩笑。一些顾客表示，这个名字玷污了他们对解放区的神圣感情，对不起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强烈要求行政部门管一管，行政部门就这样顺应了民意。
我能理解那些顾客对于解放区、更多是解放区这个词所赋予的美好意义的深厚感情，但是觉得工商部门指导查处的理由经不住推敲。如果说不准恶搞，那么用恶搞思维取名的商店、餐厅多得去了，更不用说网络上的各色称谓了。就拿厕所来说，就有用“观瀑洞”、“听雨轩”这样古典意境来区分男女的，那也伤害了一些热爱传统文化的国民的感情，工商部门却未必会去指导。
这个厕所如此迅速地被指导，应该说是源于政治和历史两个原因。从政治上说，一些特定名词或符号上的神圣意义被解构，成为波普化的艺术和商业，令一些保守人士难以接受。保守并没有什么过错，任何社会都存在新锐和保守的观念差异，但是保守人士是否可以要求政府部门去铲除那些波普艺术和商业呢？这就值得探讨了。从意义呈现上说，红色主题、怀旧主题等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对一件事物的不同表达，在政治上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只要不导致社会动乱等严重后果，就不应该被要求闭嘴。再说了，厕所取名并不需要经过工商注册等程序，相当于有人在餐厅墙壁上写了一句反动标语，就算要管也不该由工商部门出面。
事实上，这些餐厅的主人倒未必真有什么政治或艺术见解，他们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对历史的毫不在意。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些强调此“解放区”伤害了革命感情的人，看起来非常敬畏历史，其实也没有真正在意。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革命的东西有感情，反革命的东西就应该没有感情，“国统区”、“满洲国”、“慈禧墓”就可以随便乱搞了。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导致了“文革”时期大量历史文物被破坏，大量历史事实被篡改，大量历史名词被“恶搞”。
“文革”只是一个极端展示，这种历史观其实是我们的传统。西方历史观念变化很大，流派很多，但大体上都是对历史抱持回眸审视的态度，并且把自己也置身于历史之中，看作是文明传统的延续和中继，正如布莱尼茨所说的“现在怀着未来的胚胎，压着过去的负担”。既然如此，每一个历史细节都值得重视。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更多地相信历史是一种循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改天轮到我”，每一次都可以视作重新开始，历史不过是资治之鉴，为我所用。有用的东西就好好利用，没用的东西就弃如敝屣，妨碍我的更是要统统打倒，掩埋甚至篡改。这种“实用理性”或者“谋略文化”使得历史本身没有位置，也没有价值。在西方，柏拉图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地位是始终如一的，但孔子在中国一会儿被尊为神圣，一会被骂作小人，甚至拿来和章子怡比谁的贡献大。
这种庸俗势利的历史观念被人们广泛接受之后，五千年文明有时也让人感觉不到历史的存在。只有时间的流逝，没有历史的积累，也就没有历史的进步。几千年前人们在用感情判断历史价值，几千年以后依然如此。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厕所取名“解放区”，我更希望听到人们说，因为那是历史，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说它伤害了我的感情，坚决要求清除。尊重历史源自人文教育，形成一种习俗，让肆意破坏者冒着令顾客尴尬和愤怒的市场风险，而不应该转化为一种权力，交给工商部门去指导和处罚。

42岁的开封女医生江帆，已经花了11年时间上访。据《中国青年报》上周报道，“从1996年起，她开始奔波在几个部门之间，从最初的反映家庭暴力，到後来的状告非法精神病鉴定”。她被领导指示、不合程序地鉴定为“偏执性精神病”的直接原因是到省城上访，起因却是家庭暴力。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在遭到丈夫的殴打之後，又被公权力迫害和凌辱。
上访者被构陷为精神病患者，或者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和权利，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让本已含冤受辱的人遭受更大的冤屈，这种行为实在令人发指。因此，消息一出，开封市有关部门即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不过，舆论在声讨权力滥用的同时，却对江帆上访的第一个原因——家庭暴力——有些忽视。
江帆称她遭遇的家庭暴力从婚後就开始了，“每次打完我，把我赶出门，还要把我身上的钱搜走。怀孕8个月了还打我。”孩子出生以後继续挨打，夫妻分居以後还要挨打。如果江帆反映的情况属实，那麽她的丈夫显然应该遭到制止和惩罚。但是，我们无从知道她的遭遇到底怎样，因为虽然她四处投诉，却没有任何机构受理并调查，以至记者在报道中也使用了化名，可以说全社会共同掩护了一个施暴嫌疑人。
这与家庭暴力长期遭到忽视有关。从表面上看，“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共识，时不时会出现在妇女权益的宣传活动中，但是它更像一个空洞的道德劝诫，在法律实践中形同虚设。从媒体惯用语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家庭暴力多半只能“反映”，它很少和“指控”、“调查”和“起诉”这些词连在一起。江帆反映家庭暴力，其遭遇可想而知，人们会认为这是夫妻间的家务事，组织上不好插手。更有甚者，一个女人到处反映被丈夫殴打，往往遭人嘲讽，被认为是她自己做人失败，不会建设和谐家庭。
我前不久看了一个电视报道，讲四川雅安一个男子将妻子肢解後抛入大渡河，很快被捉拿归案。这是极端残忍的家庭暴力，但是在记者的镜头中呈现出另外的模样。尽管死者亲人讲到该男子平时就有殴打妻子的习惯，但是记者对此毫无兴趣，而着力讲述了一个婚外情故事。镜头中，杀妻的男子声情并茂地说，自己太爱妻子，而妻子发生婚外情令他妒火中烧发了狂。记者不加证实地总结说，这是一个女人不会处理婚外感情，从而导致深爱她的丈夫丧失理智的悲剧。于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几乎成为死有余辜的淫妇。我相信，这样的讲述很符合大众口味，因为无法正视家庭暴力是一个传统。
对家庭暴力的忽视导致它的大面积发生和高速增长。调查显示，全国3.2亿个家庭中，有近三成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全国妇联的负责人说，近两年，该组织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量近5万件，年均增速为70％。
今年7月的一则消息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据新华社报道，全国妇联联合公安部等九个部委，即将推出《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它将首次对警方所承担的职责、任务以及立案和处理程序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为警方迅速采取行动去制止家庭暴力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如此众多的遭遇家庭暴力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当时的若干媒体评论中，相当多的却是为公权力过度介入个人私领域而担心。
家庭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私领域，夫妻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属于个人隐私，并不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任何个人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显然大于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组织，否则就法律就不允许离婚了。但是，无处不在的公权力滥用令人草木皆兵，人们对它的害怕和回避又正好成为暴力侵犯的掩体。
江帆的故事表明，个体权利的保障和防止公权力滥用恰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假如当初江帆被领导成功地送进了精神病院，家庭暴力和非法鉴定为精神病患者，这两种罪恶都将被一起掩藏。

消息1
发送者：天涯社区 日期：2007-11-7 00:36:00 [回复] [消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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