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月 2007 ↓

“嫦娥一号”成功发射的那个晚上，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写的一篇小说。我搜集整理了所有关于后羿和嫦娥这两口子的传说材料，编了一个婚姻失败的故事。有朋友听了故事梗概，说比叶兆言新近搞的那个“重述神话”工程好多了。的确和叶兆言编造凄美壮丽的神仙爱情不同，我写的是人间婚姻的琐碎和无聊，而这正是嫦娥奔月的原因。
神话中说，后羿为了挽救婚姻，去西王母那里讨来了灵药。这药两人分食则长生不老，一人独食则羽化成仙。我想，嫦娥看见你后羿就烦，还能忍受跟你长生不老？被逼无奈，她只好奔月去了。
当时我不知道雄壮的探月卫星会被命名为“嫦娥”，否则就不会写得这么消极。我想起它来是因为觉得，美国人搞航天技术能激发出《星球大战》，我们的飞船和卫星也不应该白跑，得搞几部大片出来。嫦娥奔月就是一个现成的题材。
朋友说，我的故事应该放到当代背景中来。在一家外资公司里，有一个白领名叫嫦娥，她老公后羿是中国射日集团的高层。由于最近股市疯狂，国企老总们钱多事多，婚姻变得苍白起来。嫦娥从法国前第一夫人塞西莉亚那里获得灵感，跟春风得意的老公说拜拜，搬到父母家去住。她父母住的那个小区名叫“月亮花园”。
这听起来像个韩剧，得不了大奖。朋友说，那就多弄点床戏，至少要有三场，而且不要裸替，要一览无余。这样倒是有可能得金球奖，但是国内放映就有麻烦，要剪掉至少七分钟，而且对白中嫦娥说“快飞，快飞”要改成“飞吧”。
或者让嫦娥去参军，做一个单纯美丽的女战士，在朝鲜战场上跟一个帅哥一见钟情。这个帅哥是从台湾来的，那边还有一个美女在隔海相望。远水难解近渴，女战士俘获了帅哥的心。但怎样让她奔月去呢？朋友说，那就让她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宇航员，第一个代表中国人登上月球。
如果让导演说，金鸭奖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奖，对他来说比奥斯卡更重要，那么这个电影肯定能获得金鸭大奖。不过颁奖典礼恐怕没多少人看，看了的人也记不住你，因为主持人会叫错你的名字。

郑州市出台新规，要求今后公共场所建设的公厕里，女厕面积一定要比男厕大。看到一些女性朋友为此感到高兴，就像看到民工听说春运不涨价而高兴一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些常识性的问题，醒悟过来为什么这么难？
两年前有个走红的话剧叫《厕所》，其实就是另一部《茶馆》，借厕所这个场所来说时代变迁，创意上又比《茶馆》更具现代性。不过这个戏的编导很明显都是男的，虽然有名女演员参演，但只是起着爱情润滑剂的作用，整个戏是以男厕所为主线，女权主义者也许会认为戏名应该改作《男厕所》。
这个话剧获得的评价很高，大家对它这样的忽略都不以为意。我当时只是从艺术上觉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现在看来也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
说起来，我对女厕所关注已久。这种关注并不是来自女权观念，而是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多年前开始，陪妻子逛街逛商场，帮她找厕所、等她上厕所，就成为我的一个负担。有时在电影院或大商场，女厕所外的队伍长得令人不可思议。看着那些明显体内紧急而又不得不耐心等候的女人们，我有时也会套用一个疑问：你们为什么不生气？
我以前认为这是一个中国问题，后来到欧美，竟然发现女人排队如厕是一个全球现象。但是也有不同的景观，比如有一次在美国校园里，男女两边都在排队，女多男少，一个女生大概忍无可忍，抢占了男厕所，使得后来两个厕所都变成了中性厕所，不分男女排队等候。回国后，我也几次在发现男厕所较空的时候，试图效仿此举，但女士们几乎都没有响应，妻子也最终没有胆量。显然，这里面也潜藏着观念问题。
二三十年前，公厕内女厕的面积往往只有男厕的五分之一，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女士出门的人次远远少于男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公厕一再演变，在设计和科技上都有了可观的进步，却未能将女厕数量问题解决，显然是由于观念上对女性和弱者的忽视造成的。
说女人们不生气可能不公平，据介绍，1999年，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实地调查西单地区27个公厕的设计与使用情况，提出公厕性别安排的不合理之处，并得到许多观众的响应。在2005年的一项市民调查中，有43%的女性将女厕蹲位少列为北京公厕的首要问题。在其他一些城市，也早已出现同样的呼声。
此外，还有一些妇女组织和医疗机构调查过女性因为公厕缺少带来的健康和心理问题。很多女性为了避免如厕尴尬，就采取少喝水和强忍的对策，结果导致膀胱炎、肾功能受损、尿中毒等疾病。心理专家还说，不少女人为此产生自我认同缺失，认为自己的身体就是麻烦和负担。
由此可见，女厕问题是公共政策早该惠顾的一个“角落”。
据介绍，美国纽约议会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台过“厕所平等法案”，要求公共建筑内女厕的数量必须与男厕一样。到了2005年，该法案得到修正，规定以后纽约市新建或改建的公共大楼内，女厕马桶数量必须至少是男厕的两倍。
从个人经验出发，我认为中性厕所应该大力发展。有一次妻子受伤，较长时间不能自行站立，我带她出门，上厕所不能入内搀扶，总是要央求别人帮忙，非常麻烦。有这些需要的人群更加弱势，更容易被受到忽视，而那些四肢健全的人以“心里别扭”这样的理由就可以把中性厕所轻易否决掉，这实在是文明的遗憾。

终于忍无可忍，老艺术家们站出来了，在京城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声疾呼：“抵制网络歌曲恶俗之风，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老人们赤心拳拳，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里，他们的话不过是一块石头砸进大海，泛起一阵涟漪之后，很快就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如果你觉得悲哀的话，那么这是新陈代谢的生命本身的悲哀。
在我看来，这件事的本质，不是雅俗之争，而是代沟问题。老年人对年轻人看不惯，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要说那么老的艺术家，就我自己，偶尔打开侄辈的QQ空间，看见他们的那些火星文，听着他们挂的那些歌，都忍不住要感叹：什么玩意儿啊！
代沟问题常常被替换为雅俗之争。老艺术家们总是被质问：你们现在认为高雅的东西，比如李谷一吧，更不要说邓丽君了，在八十年代不同样有被认为低俗的时候吗？就是歌剧，高雅得不得了吧，也不一直都有雅俗之争吗？我们当年热爱的、老艺术家们现在还难以接受的崔健，早都已经老成经典了。
音乐当然有好坏之别，也有诚实与虚假、深刻和肤浅、熟练与生涩的不同，但是雅和俗、健康和病态往往是一些伪问题。老艺术家们认为，电视上不应该播放《老鼠爱大米》这类肤浅的歌，但从诚实的角度看，我还真不认为它就比《好日子》、《咱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这样的歌曲差多少。那些公然撒谎的、谄媚的假大空歌曲，如今都被列入高雅之列，在电视上一次又一次地播放，它们对青少年的毒害，显然比网络歌曲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艺术家们不反对那些歌曲，是因为他们听着习惯。把自己的习惯称之为高雅，把别人的习惯叫作低俗，这多少有点让人听着害臊。但是老人们真就那么认为，他们也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说了也就说了吧，大家不用那么紧张。
现在大家担心的是，这些老人们在无力“推动网络歌曲健康发展”之后，会不会气急败坏，然后游说权力，对网络歌曲进行查禁？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老年人的艺术主张和修养，没有耳染目濡、春风化雨地传递给年轻人，而必须通过这么激烈的抵制号召甚至权力大棒来实现？
世界是年轻人的，这句话其实也不怎么正确——世界当然是大家的，年轻人应该拥有历史和传统，老年人毕竟见多识广，经验丰富，应该受到尊敬。我一向认为，虽然我们号称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但是历史和老人在年轻人心目中并没有真正的位置。在西方国家，名胜古迹、博物馆、老记者、老歌手、老作家，受到的礼遇都比我们这里好。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文化领域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老一代的精神要传承下来，应该靠自然的感染，而不是强行的灌输，更要警惕染指权力。抵制和呼吁，在形式上，其实更像年轻人的举动。艺术的力量也是人格的再现，如果老艺术家们能够在反省自我、体察人心、阐释社会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让年轻人感觉到正义、真诚和善良的激情，他们的影响力就会更大一些。

　　
　　又见学校师生给总理写信，又见总理的亲笔回信(批示)。最新的这封信是福州市延安中学师生9月25日写给温家宝总理的，5天时间就得到了温总理的批示。批示全文是：“请福州市政府转告延安中学全体师生：来信收读。希望学校发扬光荣传统，取得更大进步。”这让我对那封信感到好奇，赶紧往下看。

　　根据报道，福州市延安中学的师生字斟句酌写好，并由全校57个班的班长和校长、书记在信末署上名字的那封信，并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解决，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反映。信中共有三点内容：一是对总理重视教育、关怀师生表达敬爱之情；二是就本校成绩进行了一番自我表扬；三是表决心，说学校将“为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革命新人而不懈努力”。

　　近两年来，屡屡见到师生致信总理，总理亲笔回信的报道。这些信的内容都大同小异，以感谢开头，以决心结尾，中间介绍一下自己或者学校的情况。总理常常用毛笔认真回信，回信也多是简短的鼓励。

　　这就难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要给总理写信？

　　此番首发消息的《东南快报》说，很多读者都对写信的原因感兴趣，记者带着这个疑问去采访了福州市延安中学的校长王金石。王校长说：“师生给总理写信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借校庆的契机，抱着盼望总理能来学校看看的愿望。”

　　其实这个目的并不单纯，因为根据媒体报道，它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原信中，只能算作是原信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表达言外之意是一门技艺。把更多的、甚至主要的意图掩藏在一封感谢信中，在我看来，这是众多师生给温家宝总理写信的共同特点。我并不否认那些感激之情和上进决心的诚实性，但也试图探讨一下那些漂亮言辞背后更多的意图。这些意图并非每一个写信人都主观具有，但客观上几乎都能实现。

　　首先，这是一种廉价而又高效的宣传策略。不管多么寂寂无名的学校，只要得到总理的回信，媒体就会蜂拥而至，令其暴得大名。举例说，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给赣州市滨江第二小学师生亲笔回信，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聚焦赣州。一份报道说，“仅三天时间，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刊发的相关稿件已有400多篇(条)，并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新华社3月17日播发通稿《温家宝总理人大会上回信激励赣州滨江二小千名师生》，在18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光明日报》头版报眼位置刊发通讯《温总理给我们回信了》。《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也在显要位置进行重头宣传，《江西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相关新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江西电视台等滚动播出相关新闻40多条(次)。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中央级主流网站纷纷在首页或头条位置刊发，刊发的有关新闻稿件达90多条，全国有300余个网站作了转载。18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派骨干记者到达赣州，制作长达25分钟的专题，新华社、《光明日报》记者也前来赣州进行深入报道。”

　　其次，领导人的亲笔字迹(更不用说亲往视察了)能起到威震四方、保驾护航的作用。福州市延安中学一定会像别的很多地方一样，把温家宝总理的字迹拿去裱糊起来，挂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让前来视察、参观和拜访的人们都能看到，肃立其下，一股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这样一来，地方领导不敢刁难了，教育经费不敢拖欠了，社会不良也不敢侵扰了。出现任何情况，媒体都有可能在报道中强调“总理回信(批示、视察)过的学校”如何如何，从而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

　　这种做法源远流长，大家心照不宣。在中国很多名胜景点，都会专门拿出一间屋子来，张贴悬挂领导视察的照片，或者领导题词的墨迹，情同此理，既尊重领导，又抬高身价，还庇护自己。

　　事实上，给领导人写信更是一个传统，而大多数去信都并非空洞无物。我在报社工作十多年，见到无数喊冤叫屈、揭发腐败的来信，这些信多数都会同时寄往中央领导。这类信函，想必有关部门也选送给总理看过不少，总理也会批转相关部门处理。如果媒体一味地追捧总理的亲笔回信，而忽略那些更难处理的沉甸甸的去信，也很容易造成不恰当的言外之意。

湖南株洲要电视海选女干部，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这也正是海选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但是它和传统宣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兴趣带来了大量质疑的声音。地方官员作出如此明显荒唐的举动，让我怀疑他们心怀高尚的动机，为了普及民主的常识而自我牺牲。倘若不是如此，他们自己则要补上一些常识课了。
这个活动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不海选男干部？“超女”是娱乐节目，为了好看就可以男女分场；选举干部是政治活动，区分男女应该有更加严肃而充分的理由，否则就逃不脱性别歧视的嫌疑，更无法解释清楚活动的动机。
很多人想到的动机是，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活动，而是一档选秀节目，一种商业行为。公务员只是对一个行业的统称，而不是一个具体的职务。在这个行业中，不同的职务之间千差万别。把管交通的、管统计的和管自来水的放在一起选拔，那就只能比赛唱歌跳舞了。“超女”的经验证明，要在电视上比赛唱歌跳舞，女选手更有可观赏性。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活动违反国家招考公务员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的规定，而将报名年龄设置在26岁以下。我们也可以想象，参赛内容虽然也规定了笔试、面试等程序，但电视节目最能展现的显然是所谓“仪表、气质、思维、表达、才艺”等等，而不是国家规定的“按照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在年度考核的基础上进行晋升考核”。
主办者说，“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发现、推荐一批优秀人才，储备、充实女干部队伍”，难道男干部队伍就不需要储备、充实？或者说，这个活动带有实验性质，反正女干部也是摆设，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成功了再推广到男干部？就现实而言，这可能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理由。再进一步说，很多人会认为，其实相当多的男公务员也无足轻重，正所谓“什么都干不了只好去当官”、“只要不贪污就是好官”，与其让上级官员任用亲信，或者卖官鬻爵，那还不如拿来娱乐，至少有个选举的形式。
这些说法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发泄”。我们必须思考的是，为什么地方官员敢于拿这些严肃的问题开玩笑，竟然可以不分职务和资历，直接把笼统海选出来的前10名获胜者由组织人事部门安排到领导岗位上？
答案是，在我们的现实政治中，这些职位在公共事务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无足轻重，女干部就更是被视为凑数。举足轻重的唯有长官意志，甚至一些貌似技术性要求很高的职务，比如统计部门的工作，也不过是长官意志的数字化呈现而已。
民主的真谛在于选举长官，而不是具体的行政人员。民众不可能对每一个公务员进行直接票选，这已经是民主实践的常识。真正管事的长官通过直选，就等于得到民众的授权，他（她）再使用这个权力去组织政府，这在西方叫“组阁制”，在我国叫“一把手负责制”。从逻辑上讲不通的地方是，我们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却在多数情况下都不对“一把手”进行差额选举，更不进行海选，而对“二把手”以下搞差额选举，甚至对更下层的公务员进行海选。这让海选出来的公务员直接对谁负责呢？又让“一把手”怎样负责、对谁负责呢？
如此看来，海选女干部纯属误用民主、忽悠民众。如果株洲人对此并不生气，那是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选举之间的关系被隔离了。假如直接选举市长，他们就知道到底想听市长唱歌跳舞，还是更想听他（她）阐释施政纲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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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诺贝尔奖正陆续揭晓。有一个答案不待揭晓也世人皆知，那就是此奖将又一次与中国人无缘。拿不了奖的确不算什么，但是恐怕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国人明知获奖无望，却又耿耿于怀，年复一年地谈论咱们为什么不能获奖。道理讲了一茬又一茬，奖还是没有拿到一个，某些方面甚至还更加遥远了。比如文学奖，早先北岛获奖的传言还有点可信度，后来说到王蒙，很多人都宁可他不获奖，到现在连传言都没有了。

　　本来对这些分析和传言已经毫无兴趣了，但今年有一种声音引起了我的关注。这种声音不算新鲜，但好像比往年更受追捧，那就是“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希望获诺奖”。有一篇几年前的文章又被网络翻出来，得到广泛的应和。文章列举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国家，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强大乃是获奖的根本”。还有人新写文章说，如果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可以颁给集体的话，那么中国早就获奖了。嚯，幸好这个奖不是颁给国家的，否则我们早就想办法获奖了。

　　我很难想象一个奖项经常颁给集体而非个人，从激励机制来说肯定不合算，更何况西方有人本主义传统，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体生命的张扬。就中国人而言，最需要激励的更是个体而非集体或国家。

　　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怎样怎样，这是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固定句式。从字面意义上看，它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在正确的方面毫无意义，等于是废话。如果国家强大是由个体强大组成的，而且相互促进，那为什么要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呢？因为它还有不协调的方面，那就是把国家或集体和个体对立起来，所谓舍“小家”保“大家”，抑制个体而服从集体。别的事情姑且不论，至少在摘取诺贝尔奖的目标上，这条道路肯定走不通。

　　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置的，它恰好具有肯定个体和反对以国家或民族等集体的名义抹杀个体的要求。遗嘱中说：“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这个遗嘱当时在瑞典国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种不分国家、地域和民族，而只看个人贡献的“普世原则”。到现在，大概没有人会怀疑，正是这样的原则，使得此奖对于促进全球文学、科学和良知进步起了巨大作用。假如有人提议它只颁给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典人首先就会反对。

　　近代以来，西方人文和科学的突飞猛进，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艺复兴对于其传统人本主义精神遗产的清理和弘扬，而这种精神传承中明显具有反对国家民族观念的性质。自然科学研究中，从表面上看，国力的强大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巨额的研究经费、先进的实验设备以及让科学家衣食无忧的薪酬等等，都不是个体之力可以解决的。但是，中国的国力真的是所有获奖者所在国家中最弱的吗？当然不是。正如无数论者所指出的，我们缺的是有效的科研体制。而有效的体制所激励的，正是个体的创造性。

　　至于文学奖，那更是跟国家强大没有关系了。且不说南美、非洲和亚洲有若干弱国的作家获奖，那些强国的获奖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正是在反省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中走向人类的精神高地，从而走上领奖台的。更不用说，很多获奖作家根本就是受国家统治当局打压的人，如苏联时期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当今南非的库切、土耳其的帕慕克等等。

　　如果说文学奖代表感性能力，科学奖代表理性能力，和平奖代表人类的道德和良知的话，中国大陆如此之大，竟然在100多年中无人获得诺贝尔奖，这的确是一件令国人羞愧的事情。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带有国家民族主义色彩，和诺贝尔遗嘱中“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精神相背离。只有个体精神强大起来，超越了国家民族的思想藩篱，心中怀着全人类的福祉和公义，中国人才有希望获得世界性的推崇，比如获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