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九月 2007 ↓

电影看了四分之一，我觉得姜文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很了不起；到了最后一个镜头，我已经被无聊感折磨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是《太阳照常升起》。这个片名我挺不喜欢，因它假装不知道海明威写过那部伟大的作品。不过这只是一点小小的不快，就算《圣经》是公共资源吧——那里面说：“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照常升起。”
表现疯子的电影挺多，但是多数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旁观。这个电影的开头部分，是跟着疯子一起疯的。尽管周韵演得不够好，我还是很激动地猜想，它会不会一直把这种极端情绪进行到底？人类不过是一群疯子寻找所谓正常规则的一种存在，寻找就是遗失、迷惘和压抑的过程，到后来已经变成了要福柯来呼吁疯狂的权利的状态。假如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姜文无疑是世界级大师了。
摸屁股的戏是一个小品的放大，所以它也是最全剧中最浅白和轻松的段落。性压抑和性扭曲加上特殊的政治环境，稍嫌俗套，但是也很有意思。
接下来姜文扮演的老唐就被下放到边疆，整天跑到山上打猎。枪声大作之中，导演显然感觉快意无限。这让人想起那个笑话：年轻修女不知道如何对付情欲，求教于老修女。老修女交给她一把手枪说，再想男人的时候，你就跑到后山上朝天放一枪。果然见效。但子弹很快就打完了，情欲依然。年轻修女又来求教，正撞见老修女肩背机关枪、腰挂手榴弹、还拖着一门加农炮，正要出门狠狠地发泄一通。
于是，你发现整部电影，都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男人的春梦。那些绚烂的画面，那些东倒西歪的情节，都是为了几声枪响。飞驰的列车、燃烧的帐篷、铺满鲜花的铁轨，不免都有些无聊了，像是一个过度漫长的青春期。
没错，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但是由于萨特对“无用”的深切体察，对“无聊”的清醒与同情，在他的作品里，那些激情都有着悲凉的性格。姜文并不自觉，还以为那些无用的激情值得炫耀，值得铺张浪费。
大家纷纷对这个电影进行意义重构，因为它包含了那么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符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部电影显得十分猥琐了，写满了中国文人和艺人的胆怯与自慰。
作为一部作品，我必须承认，这个电影的成就超过近年来国产大片的总和，因为那些大片太烂了。其实，只要你把目光从那几个大片导演身上移开，就会发现中国到处都是才华。但是，由于集体性的对人性和政治都缺乏自省能力与批判精神，所以这些才华像是被无意中打倒的油彩，纯属浪费。整个都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一本强调文明史观的历史教科书被突然废止，本身也成了文明史上的一个事件。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目前关于事件细节的披露并不充分。相关报道讲述了该教科书兴废的前后经过，但在关键步骤上语焉不详。我们也很容易习惯性地满足于对重要环节的臆想和忽视，而津津乐道于旁枝末节。
该教科书由苏智良教授主编，费时六年，试用三年，经过上海市教委的审定和批准，去年开始在上海市高中投入使用，今年暑假被突然废止。苏教授感到委屈，很多学者也为他抱不平。对于废止的原因，学者们大多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外国媒体的歪曲报道，二是左派学者的强烈批评。
去年该教科书问世之后，《纽约时报》做了及时的报道。该报道引起了苏教授的强烈不满，至今也被学者们斥为不实。在我看来，报道中的确有些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基本事实并没有太大出入。报道中说新教科书（相对旧教科书而言）淡化了政治、强化了经济和文化等，也正是苏教授“文明史观”的题中之议。当时苏教授否认报道中所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现在他自己也坦承，“我编的历史教科书也是非常有政治倾向性的。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不是你个人的学术著作，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平心而论，苏教授和其他学者们对该报道的愤怒，更多地出于对该报道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的担心。尤其是国内媒体哗众取宠的转摘，过多地聚焦于意识形态，甚至具体的政治领袖，不能不让人提心吊胆。如今果然出事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再次拿该报道来出气。
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不得不指出，这是一种懒惰的惯性错误思维，有舍本逐末、欺软怕硬的嫌疑，类似于官员说媒体报道搞乱了治安。外国媒体一个有偏差的报道，如果真能引起一本经过严格审查的教科书的非正常死亡，那么问题也不在报道本身。
当然，一些学者只是顺便撒气，他们认为废止教材的真正原因是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发表批评意见，并上书国家有关部门。这些历史学者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而且“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如果这些学者明知这种批评可能对行政部门施加的影响，那么他们无疑是在“戴帽子”和“打棍子”。
此前，张海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教科书并不等同于学术研究，教科书实际上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不光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我觉得教科书内容比学术成果晚十年是正常的”。我自己也在美国的大学旁听过历史课，那是魏斐德教授讲的中国近代史，也浏览过美国的中学历史教材，所知情况还真不是张教授说的那样。当然，你非要说人家的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学术自由、多元包容和创新思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至少人家的教材（大学谈不上什么教材，主要是阅读材料），多半是新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学者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学术观点，也可以上书政府部门，或者网络签名也可，上街演讲都行，问题在于权力部门怎样对待学界意见、怎样处置学术问题以及怎样管理教科书。准确地说，这些学者的作为只能算是“造帽子”和“递棍子”，真正给苏教授的教科书“戴”起来“打”下去的人，并不是他们，而是行政权力掌握者。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上，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只写到：“但５月中旬，上海市教委突然决定另起炉灶——今年9月1日，必须出版新的高一历史教材。”
一本已经开始使用的教材要被废止，应该经过哪些程序，应该由什么人来拍板，在此过程中所浪费的学界资源应该如何清算，所造成的影响应该由谁来承担？行政权力部门有义务向公众作出清楚的交代，而不是任随大家把几个“吹鼓手”当成“替罪羊”。万一有一天发现这个废止搞错了，莫非大家就满足于把张教授等人拉出来批驳一番？显然，这样更符合集权下的斗争史观而不是苏教授力主的现代文明史观。

今年3月“两会”期间，深圳市就明确表示，各级政府部门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要向市民登报道歉。本月14日，这个要求正式成为规章制度，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把道歉推为硬性制度，据说这是“全球首创”。
负责起草该《办法》的深圳市监察局有关人士解释说，这一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是对行政责任体系的完善”。的确，近些年来，深圳市为建立行政责任伦理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其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任何人做错了事都应该道歉，何况是掌握行政资源的政府官员，实乃天经地义。不过，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没有作出规定，而轮到深圳市来首创呢？我在为此感到骄傲的同时，也生出一些疑虑来。
先说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其实事关重大的细节。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向公众道歉，应当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我市主要报纸刊出道歉书等形式作出”。召开新闻发布会没有问题，而且政府官员道歉多半是大家爱看的新闻，媒体一般都会刊登。但是，万一这类道歉太滥，而且流于形式，不构成新闻了，媒体是否可以不加理睬呢？依据现代传媒理论，媒体有独立的新闻审核权，当然不是任何道歉都可以刊发的。既然规定了必须登报道歉，媒体不刊发怎么办呢？那就应该跟遗失声明一样，交钱刊登在分类广告里。我相信深圳市在作出这个规定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涉及到政府的权力边界及言论自由，是一个致力于“建设责任政府”的政府不应该犯糊涂的地方。
再说道歉本身。该《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实施检讨及道歉，应当主动、及时和真诚”。制定化可以解决“及时”的问题，但如何谈得上“主动”和“真诚”？这让很多人感到别扭。有论者认为，道歉是道德范畴的事，不应该搞成规章制度。其实把道德转化为法律的情况并不少见，不主动不真诚的道歉也并非没有作用。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到底该谁向公众道歉？
道歉的背后是责任，责任的背后是权力。谁授予你权力，你就向谁承担责任，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如果总统和市长是由公众选举产生的，那么他的权力就来自民众的授予，本国或本市出了重要责任事故，他们就应该亲自向公众道歉，这也是我们常见的新闻。
为什么很少见到部门负责人向公众道歉呢？因为他们的直接责任对象不是公众，而是顶头上司。事实上，公众不可能对政府部门的每一个官员进行直接选举，现代多数民主国家都采取组阁制。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俗称“一把手负责制”，而各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都是任命产生的。从大道理上说，每个官员都应该“对人民负责”，但从具体的组织程序和效率上说，他们更应该对行政长官负责，只有权力的直接来源才能真正管得住权力。《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他们要“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如果每个官员都直接面对公众，那么政府机构也不好运转了，所谓“一把手负责制”也就形同虚设了。
从权力来源上看，只要民众真正能够对官员命运起决定作用，并不需要什么规定，官员做错了事就会主动、及时、真诚地公开道歉。目前我们的一把手通常是等额选举产生的，二把手们反倒来自差额选举，这对“一把手负责制”是一个挑战，也把到底该谁向公众道歉的问题弄得更复杂了。

在伯克利的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过这样一个美国人：他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但说话很吃力，语速极慢，而且逻辑混乱。再看他衣衫不整，须发凌乱，眼神游离，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常见的精神病人。但是让我感兴趣的是，他会说中文，手里还拿着一个记满了中文单词的小本子，于是和他聊了一会儿。通过很艰难的对话，我大概明白了他的经历。
十八岁的时候，他是美国一家名校的大学生，而且是登山队的主力。有一次，他从山崖上摔下来，颅脑严重受伤。经过治疗以后，他成了一名智力残障人士，不能继续上学，也不能工作，靠救济度日。在生命的黑暗中挣扎了二十多年后，他被人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南方一个城市里当上了英语教师，还交上了中国女朋友。按照美国的规定，他要领救济，就不能工作，因此三年之后他又返回美国。但是中国的经历大概是他唯一的生命之光，所以他努力学习中文，争取再次去中国，找回那份工作。“在这里女人们都不和我睡觉”，他说。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的故事让我非常难受。一方面，我对他的遭遇充满同情，为他的奋斗而感动，甚至为中国能给予他的生命一丝光亮而高兴。另一方面，我为一个文化弱势民族而深感悲哀。尽管一名智残者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的母语能力也还对中国学生有用，但是他的故事背后，毕竟是一个民族在英语学习上的畸形生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希望讲述它既没有冒犯残疾人，也没有冒犯李阳和所有的英语老师，但是这些天关于李阳的新闻让我想起了它。先是在包头一所中学，李阳号召学生集体下跪以谢师恩，随后又在武汉一所高校，他鼓动女大学生“剃发明志”，成为其“亲传弟子”。舆论一片哗然，认为李阳损害学生人格尊严，不配为人师表，李阳则坚称其行为正当，还要发扬光大。
李阳辩称下跪和鞠躬和点头一样，都是一种感情表达方式，显然没有说服力。那么多人向他点头，他怎么不放到博客里？下跪无疑是一种极端的形式，和后两者具有本质的差别。从“疯狂英语”的商业诉求上，我倒是十分理解李阳的做法，这本身就符合那种把事情做到极端的“疯狂”之道。听听李阳的名言：“暂时把脸皮放进口袋，只管去大声说吧！”“重要的不是现在丢脸，而是将来少丢脸！”就应该知道他的态度。
李阳无疑对中国人学习英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就像我说那位智残的美国人对中国学生的贡献一样，事情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学习英语而至于“疯狂”，一幕幕气功现场或者宗教仪式般的学习场景，本身就带有精神疾病的特征。任何宗教仪式的背后，都是普罗大众对自我的迷惘、对现实的怀疑和对救赎的渴望。把学好一种语言当作救赎，把英语老师当作救世主，是一种病态现实的写照。如果说外国人学汉语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诚实地说，在“疯狂英语”培训班里，在新东方学校里，在书店里堆积如山的英语工具书后面，大部分学习英语的人，都怀着出国的梦想，甚至是一种逃离的渴望。首先应该检讨的，是现实社会的贫乏和压抑。
仅仅学好一种语言，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在这种“疯狂”的背后，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如今，大部分中国大学生，都学了十年以上的英语，但是大多数都不能应用。要想应用，还得跪拜于李阳这样的老师门下。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个民族的类似例子。我所知道的外国人中，学习汉语一两年的，都能进行基本的交流，远远好过学习十年英语的中国人。从此一门学科可以想象，学习了十年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只是有些学科不像英语这么好检验罢了。
这种诡异的教学效率，导致另外一种严重的民族精神疾病症状，那就是英语学习方面的“高分低能”。这种“能”倒不是听说英语的能力，而是综合的人文素养。在这种教学模式中，一个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学好英语，势必耽误其他方面的学习。换个角度说，其他方面学习很好的学生，英语未必是强项。于是，我见过许多这样的留洋人士（以人文学科为主）：他们除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外，脑袋里空空如也，眼界狭窄，思想浮浅，言行轻薄，热衷名利。但是他们利用文化的尊卑和隔膜占尽便宜，在国外冒充中国文化的使者，让外国人以为中国人都这么弱智；回国后又拿留洋历经来蒙骗中国人，一副学贯中西的样子。在民族精神病征表现为集体自卑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简单的崇洋媚外者，言必夹带英语单词；如今民族精神病征越来越多地转向集体自大了，他们又摇头一变，成了最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声称外国的丑事见多了，动辄就要捍卫中华文明。其实，这种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外国，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主要精力都用来学外语，在外国的时候又主要在吹嘘中国。一些头脑清醒的留学生，给了他们一个刻薄的外号，叫做“精装白痴”。
用“白痴”来骂人当然不对，但是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做一个调查：那些“疯狂英语”培养出来的学生，那些被教唆不怕“现在丢脸”的人，将来是不是真的“少丢脸”了？

南都今日社论

昨天，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反腐败成为一项万众瞩目的艰巨任务的当下，这个以国家之名、列入国务院直属序列的机构的成立，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这是根据中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经过四年多时间反复研究论证之后成立的国家级预防腐败的机构。人们有理由期待，它将带来反腐败格局的新变化。
无论是中国民众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切身感受，还是来自中纪委和国家司法部门的反腐数据，或是全球反腐机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均表明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自去年底以来，更因为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高官的涉案，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性建设更见迫切。
虽然我们知道，在这四年多的反复研究论证中，人事安排、权力分配、部门利益、报批程序等事务性工作占据了相当部分，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挂牌成立之前，国家预防腐败局筹备组织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考察和部署，对于遏制中国目前的腐败高发势头已经利剑在握，对于未来中国的廉政制度建设已经成竹在胸，而不仅仅是多挂了一块牌子，多设了一些官衔，多授了一些权力。
在此之前，中国并非没有以预防腐败为职能的机构，如纪委系统的宣教室、党风室、纠风室，检察系统的预防犯罪部门等。这些机构并非没有如常运转，但是对预防腐败的作用有限。对于新成立的该局，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它能够相对独立地，从整体出发，对预防腐败进行系统的研判，从而推动全局性的反腐制度创建。但是前者的经验是什么，教训在哪里，是否都是缺乏整体视野的原因？该局在厉兵秣马之前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清理。
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在成立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该局的工作计划，一是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二是通过深化改革，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三是不断创新和完善预防腐败的各项制度，四是集思广益，逐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腐败的良好局面。但是，媒体最感兴趣的是马局长那句提纲挈领的话：国家预防腐败局要以加强对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权力滥用。媒体报道中，普遍将“防止权力滥用”写进标题。
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几乎已经成为“正确的废话”，但是仍然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发言中最有分量的话，仍然是媒体最追捧的新闻，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我们并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始终如一地监督权力。事实上，贪污腐败的案情通报中，充斥着情妇的魅影、道德的谴责和悔恨的眼泪，却少有对权力的深入追究。
作为国家级的预防腐败机构，仅有这个常识还远远不够，人们更关心的是，怎样才能重点防止权力滥用呢？马局长没有具体展开。但是，一些媒体又敏感地抓住了该局副局长屈万祥的一句话，同样写进了标题。屈副局长表示，我们一直在抓紧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在适当时候将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也是一个预防腐败的基本制度，已经被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证实功效显著，尤其是各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备的制度可以借鉴，在我国也不存在理论上的争论，但实践中一直没有确立其法律地位。2005年《公务员法》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未能写入，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大失所望。一个从理论到操作都水到渠成的官员基本行为准则，却没有能够进入法律，本身也反映了民意在权力监督中的缺位。
我们在期待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台的同时，也应该知道，这项制度在中国并非一片空白。1988年，全国人大便起草了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199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2001年6月15日，中央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尽管这些规定中，申财产的官员范围不够广泛，申报项目还不够全面，申报对象也不是全体纳税人，但是已有的规定执行得如何，显然也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官员的财产申报更项目更具体了、向全社会公布了，就一定可以受到监督吗？没有中立的调查机构，没有独立的新闻报道，在动辄就以造谣获罪的网络生态中，谁可以去质疑那些数据的真实性呢？
郑筱萸作为一个高层监督者大肆贪污腐败，已经画出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巨大问号。权力的监督必然涉及到权力的来源，让全社会监督权力的前提只能是让全社会授权。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怎样预防，权力如何监督，是一个国家腐败预防局无法独自承受的问题。

深圳执法人员火烧民房的震荡还没有平息，重庆某商场保安拳打脚踢搬运工的照片又传遍了网络。这两起事件的画面，都让我想起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MTV《They Don’t Care About Us（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监狱版）里的场景，简直就像是专门为它而表演的情节。这首歌控诉了底层民众所遭受的不公和伤害，歌中反复吟唱，“我想说的所有话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眼下的这两个新闻，无论其中有多少道理可讲，都无法掩盖它们所传递的直观而强烈的信息：权势者根本不在乎底层民众。
迈克尔•杰克逊在歌中唱道：“告诉我我的生活变成了什么，我有爱着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但我现在成为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了。我已经厌倦成为仇恨的受害者，你们还在掠夺我的尊严……所有我想说的话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告诉我什么是我的权利，对我视而不见我就不存在了吗？你曾向我承诺自由，现在我已经厌倦成为蒙羞的受害者，他们还在对我泼脏水，我无法相信这就是养育我的土地……”
穷人从来都被教育要对未来充满希望，也就是对社会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权势者充满信任，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贫困的处境。所以，当他们听见“和谐社会”、“城市发展”这样的宣传时，一定认为对自己大有好处，而不是因为衣衫不整而被暴打，因为房屋违章而遭火烧。权势者的粗暴凶狠一次又一次地让穷人明白，原来“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这是一种绝望的情绪，也是一种危险的情绪。
这种绝望感权势者不容易体察，但是其危险性却能被他们看到甚至被夸大。不过面对危险他们很少检讨自己的言行，而是继续对穷人泼脏水，指责他们“非理性”，“不知道感恩”，“仇富”，指责呼吁公平和正义的媒体“煽动仇恨”。他们不知道，跟一个身处绝望边缘的人谈理性和非理性有什么意义，责怪一个家园被焚毁的人不理解国家政策岂不是滑稽，追究一个被暴打的搬运工是否骂人了简直非人道。对于穷人来说，所有这些要求，不仅对他们的“仇富”情绪无济于事，而且雪上加霜地实践了“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迈克尔•杰克逊早年有一首歌《Beat It（避开）》，更是道出了底层社会辛酸的生存法则，那就含恨忍辱，苟且偷生——“他们告诉他：你胆敢再来？不想再见你，你最好滚蛋！他们眼中充满怒火，话也说得够明白，那么你就避开吧，避开……他们赶来抓你，你最好尽快离开，别像个孩子，充当男子汉。如果你想要活命，最好尽你所能，避开吧，避开……避开吧，避开，没人想要认输，都来逞能，不要在乎对错，避开吧，避开……”前不久，这首歌被胡戈在影片中“恶搞”成中国版《被逼的》，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胡戈的影片讲到，黑帮分子乘人之危搞欺诈时，唱了这首歌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本来都是一个个良民，从小就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生不是坏蛋，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我不做个坏蛋就得滚蛋，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被逼的……”相比迈克尔•杰克逊在前一首歌中义正辞严的话——“打击我，憎恨我，你永远无法击垮我；利诱我，威胁我，你永远无法消灭我”——而言，中国人更熟悉这种黑吃黑的逻辑，一种失去关怀和信任感的游民的生存哲学。事情到了这一步，“被逼的”底层民众已经不在乎权势者是不是care about他们了，哀怨已经变成了冷漠，忍耐已经变成了狡诈，愤怒已经变成了暴动。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流行歌曲里大概没有多少道理，只有情绪，但深圳、重庆这些欺压弱者的事情显然也不是要让人思考道理，而是直接激发民众的情绪，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些歌曲。权势者以及为权势者献策的精英们，总是自认为掌握道理，从而贬低情绪，一句“非理性”就轻蔑地打发开去。这里我要提醒的是，非理性的情感也是人类的正常情感，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尊严。要想让社会真正“和谐”，权势者尤其要正视底层民众的非理性情感，要学会体察他们的绝望和愤怒，不要动辄拿“依法整顿”这类空话来恐吓和蔑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