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版语文教材身影乍现，便引得万众惊扰，足见语文教学在国民心目中的分量。围绕语文教材的争论，涵盖了历史、文学、思想、政治等方方面面，却很少有人提到语言和文字本身。
语文到底教什么，是这个讨论的前提，或者说，是语文改革的前提。但是，在北京新版语文教材的编写上，这个前提并没有被理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改与不改都一样，甚至同意一些论者所说，这不过是教育背后的利益之争。
语文可以拆解为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文明，如果说语言和文学还可以合起来算一个学科的话，后两个组合则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把语文定义成这样，其他课程就不用设置了。但是，这几天的争论中，大部分就是冲着文化和文明来的。因此，旁观者一个最基本的感觉就是，语文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学生们听了，恐怕碰都不敢碰语文了。其实语文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语言和文字。
当然，语言和文字到底是什么，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们的意思是，语言和文字包含了一切。但是，细看之下，他们一个在说文学，一个在说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语文教学都不含糊，那就是教会学生阅读、理解、听写和交流的基本技能。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文教学的工具论。相比语文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观念而言，工具论教学似乎不够高级。其实，高级性应该体现在教育的整体设计上，而不是把每一门学科都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审美固然很重要，但是那应该到文学和艺术课上去学习。思想也很重要，所以应该有专门的哲学课，而不是我们现在的政治课。
更加重要的是，工具论语文教学正是为了反对把语言当作控制思想的工具。古人说，“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生之用”。让学生们掌握语言和文字的实用工具，是为了让他们能独立地学习和思考。而我们现在讨论语文教材中应该选这篇而不应该选那篇，都是思想控制的思路。
语文不能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如果把周作人放到文学中去，把“红色经典”放到历史中去，把《过秦论》放到思想史中去，现在人们争论的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而且，语文老师不是全能的，一个人怎么能够教得了所有的人文学科？
有人会说，开设那么多课程，学生的负担又会增加多少啊。其实，从求知的角度说，负担的多正是来自知识的少。如果语文课本加厚一倍，金庸和鲁迅的PK就不会这么激烈了。学生们懂得多了，也就不会被一知半解的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人们所说的负担是指来自高考的压力。就这一点，我要说，只要现行高考不变，哪怕只开设一门课，学生的负担一点都不会减轻。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看见很多小学生围坐在名画面前，听老师讲解艺术，非常羡慕他们的教学资源。但是我很快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资源问题，在我们这里，如此上课不是浪费时间吗？让学生背下名画的作者、年代和中心思想不就行了？我想起一个在中学教语文的朋友讲的怪事：考试大纲中说某篇古文只考最后一段，结果学生们把那一段弄得滚瓜烂熟，文章前面的内容，老师从来不会教，很多学生甚至都不会看上一眼。
这就是我们的虚伪现实：语文教材看起来是以人文思想为主旨的，而教学却是完全的工具化，应试的低俗的工具化。与其这样，不如实行真正的语言和文字的工具化教学。
公众熟知的事情是，穷人生病就医尤其是看急诊很容易遭到医院的拒绝，往往因此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昨天北京的一则新闻给这类悲惨故事补写了前传：穷人们怎样去医院？他们可能连遭到医院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昨天中午，朝阳区银泰大厦工地8名管道工午饭食物中毒，自感身体不适后立即前往医院救治。跟所有没车的市民一样，他们能想到的最快捷方式就是打的。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工地外先后拦了十几辆出租车，都遭到拒载。其中有人跪地求助，达20多分钟，仍然无人理睬。多数人只好步行赶到医院，另外两个人报警后得到110的救助。
出租车司机看到他们后都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原因还不全是像医院那样，怕他们没有钱支付车费，还有明目张胆的嫌恶，正如其中一个司机所说：“(你们)满身灰土的，坐垫受不了。”
北京总是在说，为了迎接奥运会，这个城市服务业的文明程度每天都在进步。出租车行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窗口，早就在吹嘘素质提升了。如果司机们最后只是学会了说几句英语，以及对外国人和有钱人更加客气，而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并随时怀着善心对待需要帮助的人，那么这个城市的人文素养恐怕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人文的口号、道德的谴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日常的社会运作中，惩恶扬善的机制更加重要。比如，梅尔•吉布森发布歧视犹太人的言论，如果他不道歉，则不仅影视作品遭到抵制，犹太社团还可能将他告上法庭，索要高额赔偿。在我们的社会，如果没有允许一些同性恋组织的合法存在，或者起诉之后法院并不倾向支持精神赔偿，那么那个演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坚持谬论。同样地，如果没有保护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民间社团，官方色彩的工会组织又并不真正关心他们，那么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伤害则无从申告。
就这个事件而言，我所想象的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由于民工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比城市人更需要服务和维权的组织，于是这类组织便应运而生，而且非常兴盛；而政府为了不遭到这类组织的非难，也加强了对民工的关怀。因为有了这类组织和这些关怀，民工们就懂得一些基本的城市生存规则和权利意识。比如，他们知道，而且比一般城市人更加牢牢地记住，出现食物中毒这种情况，他们有几种情况可以选择：
第一，他们可以要求所在的建筑承包商立即安排车辆送往医院急救，否则会有官司和高额索赔；第二，他们可以拨打120或110，知道获得紧急救援是每一位公民的权利；第三，他们可以自行拦招出租车，明白出租车司机不得拒载，否则可能遭到诉讼和高额索赔。
在这几种选择中，他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完全用不着下跪求情。他们来到城市打工，并没有施舍给城里人什么，同样地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可施舍给他们的。获得帮助自然应该心存感激，但是更应该明白自己享有什么权利。比如他们应该被告知，出租车行业是一种服务业，有一些作为公众契约的承诺，其中包括不得无理拒载。如果有人拒载，他们可以记下车号事后投诉或起诉。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应该有组织来帮助他们找回公道，或者他们知道也可以自行讨寻。比如，当他们发现身体不适，可能是食物中毒时，承包商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是否能够找到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到法庭去应诉？110得到求救之后，及时地就其中两人送到了医院，是否还关心了另外步行的几个人？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法院应该站在法律和公德的一边，将弱势群体所受的物质、身体和精神的损害都一并考虑，对施害者进行应有的严厉惩罚，让他们赔得下辈子再也不敢那样做了。
这几位民工最后被诊断为轻度食物中毒，身体很快就会康复，也许有人会觉得我这是小题大做。然而，社会公正体系的建立，正是要从这些小事做起，而不是一定要等到酿成大祸，中央领导亲自批示之后，弱势人群的权利才能得到声张。
距离“7•18”已经20多天时间了，济南城里被暴雨打乱的秩序正在恢复。让伤痛尽快成为过去，这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望。但是在如何才能让它成为过去这件事上，政府和部分死难者家属之间显然存在分歧。政府方面至今没有公布死难者名单，没有公开的悼念活动，没有道歉和赔偿的表示，显然希望事情在沉默中被人淡忘。一些家属却认为只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之后才能安心。上周，有两名死难者的家属从北京请来3位律师，要通过法律途径向政府讨个说法。
在更早的传言中，这3位律师是因“散布谣言”而被拘的网民“红钻帝国”请往济南的。现在看来，“红钻帝国”已经被动或主动地和政府步调一致，选择了沉默。但是，在这件事上，同样地，以沉默换取淡忘的做法恐怕难以奏效。从记者发回的照片上看，当事商家银座购物广场正在装修，不日即将重新营业，还会面对公众，公众不会那么健忘。
银座商场也是这次暴雨洗城的受害者之一，其损失非同小可，实为不幸，理应同此一悲。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它成了公众舆论谴责的对象，原因是它报警而导致“红钻帝国”因言获罪。尤其令人唏嘘的是，当初它报警的动机，恰恰是为了维护企业的形象，用银座公司董事长王仁泉的话说，网上一些人散布谣言说有人淹死于商场，“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他大概没有想到的是，“红钻帝国”被拘之后，银座商场的形象却更加负面，甚至有不少网民发帖“抵制银座商场”。从更长远的历史看，“红钻帝国”事件已经成为中国言论自由讨论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银座商场也成了这个案例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一个负面形象。
一个商场认为自己的形象被谣言负面化，正常的逻辑中，第一选择是向公众说明真相，以诚恳的态度和透明的信息来赢取公众的信任，第二选择是到法院起诉，让法官判断一下是不是构成诽谤。考虑到它是一家面向大众的零售企业，第二种选择实属下下之策，理当慎之又慎，非万不得已不可为之。但是银座商场把这两种选择都放弃了，作出了第三种选择——报警——请注意，它并不是在谣言已经导致或者可能导致现场秩序混乱的情况下报警，而是认为企业形象受到损害而报警，这就让人感到奇怪了。更加奇怪的是，警方真的就把参与讨论的“红钻帝国”给抓起来了。进一步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事件发生之后，民意汹涌，普遍质疑警方处罚不当，这时候银座商场却全然不顾公众情绪，公开支持警方，王仁泉表态说，“警方拘留的这位网民，也不能说成是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面对“抵制银座商场”的网络舆论，有这样维护企业形象的董事长吗？
在危机公关中，过分依赖公权力，甚至用公权力来恐吓民众，罔顾公众情绪，不愿甚至不屑于与公众交流，民怨沸腾之后则采取沉默回避的办法，寄希望于没有沟通的遗忘——银座商场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这一切特征，和政府机构中的官僚作风何其相似。
这一事件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官场游戏规则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有多么深刻。上网查一查银座商场，发现它的母公司山东省商业集团总公司是由原山东省商业厅转制而成的大型国有企业，“是山东省政府重点扶持发展的零售集团”。这一出身背景似乎可以解释它身上的官僚色彩为何如此浓厚，但是这些官僚色彩其实并不为国有企业所独有，在若干民营那里，勾结权力、炫耀权力的言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企业都趋利而动，它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些言行自有其牢实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就是，是权力控制着社会公众，而不是社会公众控制着权力。公众在判断一家企业的可信任度时，往往会把它和政府的关系当作一个重要指标，这就促使企业把政府关系当作一个重要的资源来经营，尽可能多地开发和利用。
由此看来，银座商场在维护企业形象方面的言行，虽然在道理上讲不通，却符合现实的利益逻辑。这时候如果你想起一些别国的例子，比如Google公司把“不作恶”作为企业口号，又比如墨西哥新晋世界首富因为本国贫富悬殊大而被视作耻辱，你就会觉得，不同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日本右翼对待二战历史的态度，一直让中国人感到愤怒。尤其是今年，“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这一问题更加敏感。好在美国人又一次站出来了。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议案，认为日本政府应以正式、明确的方式承认“慰安妇”问题，就这一问题进行道歉，并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无论是从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还是从美日长期的盟友关系来看，这一消息无疑都是对中国人的有力支持。
不过中国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谴责日本的议案是由一位名叫迈克•本田的日裔议员提出并推动通过的。虽然反对右翼、谴责政府的日本人我们并不陌生，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多次来华谢罪的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等，但是努力策动别国政府来谴责自己的祖国，很多中国人还是难以理解。
因此，尽管美国国会曾通过很多重要提案，我们都未必知道提案者何许人也，但是这一次，迈克•本田成了新闻人物。国内媒体的报道中，都试图对他的这一行为给出解释，但是大多数解释都显得简单、粗浅、庸俗甚至错误。
比如一种解释认为，本田先生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拉选票，因为他所在的选区韩国人比较多。这个解释并没有错，一个议员为选票着想，正是对选民负责任的态度。但是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本田先生为了蝇头小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如果他的选民也这样看他，那么他最终将“因小失大”，被人抛弃。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必须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他对选民的承诺。
还有一种解释说，他的二战遭遇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这个说法不够准确。迈克•本田出生在美国加州，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还是一个幼儿，但还是和家人一起被关进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集中营。当时美国政府担心间谍太多，干脆把所有的日裔，无论男女老少，都关到集中营里，并强迫劳动。几年前我在加州南部路过这样一些种植园并驻足观望，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仍然能感觉到几十年前无辜的日裔所遭受的歧视与屈辱。显然，如果说这种遭遇会留下什么怨恨的话，那么它应该直接指向美国人而非日本人。事实正是如此，战后日裔美国人发起了向美国政府寻求道歉和赔偿的运动，本田是其中的主将。
影响本田先生政见的事件并非发生在二战期间，而是在1988年。那一年，他们的索赔运动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里根总统签署法令，对12万被关押日裔公开道歉并提供赔偿。政府对待错误历史的态度使本田深受触动，他说：“作为一名年轻时曾在收容所里住过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但是我的经历也表明，只有通过国家层面上的道歉达成的和解才有意义。”
真相、道歉、和解，这是一个国家面对自己的“黑暗的历史篇章”的必经之路。于是在上世纪末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声音甚嚣尘上时，作为加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迈克•本田开始提出推动日本政府就战争罪行道歉的提案。2001年8月，他曾率30多名加州官员访问南京，掌握大屠杀资料。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在迈克•本田心目中，并非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普世价值高于祖国利益。或者进一步说，就像哈贝马斯多次强调的那样，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民族国家正在过时，未来属于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政国家。迈克•本田并不在乎自己的血管里流着谁的血，并不在乎自己的黑眼睛和黄皮肤，他更认同知错就改的美国文化。
但是这并不符合迈克•本田的实际情况。祖籍和血统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和轻松，想摆脱就可以摆脱得了。事实上，迈克•本田从来就没有忘本，而是珍视自己的日裔血统。他说，“我的姓是本田，我认为没有什么比我的姓更能显示我的日本血统了。”在家里，母亲一直坚持跟他们说日语。餐桌上也永远摆放着日式食物。他说：“我记得我唯一吃过的美式食物是罐头猪肉。”直到今天，本田在跟日裔美国人说话时都改不掉在英语里混杂日语词的习惯。这些血统认同，让他在提议案时不可能忽略自己的身份。
就算他忽略了，也会有人提醒他的，上有日本政府，下有身边同胞。在他提提案之初，就有日裔美国人责怪他：现在大家日子都过得好好的，你翻这些陈年旧账干什么？不仅会造成民间的尴尬情绪，而且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何苦来着呢？日本政府也派人跟本田接触，估计也会晓之以祖国之理，动之以故园之情。
本田先生胸怀人权，大义灭亲，这是一层逻辑。更上一层，可以更准确地说，他是在大义救亲。他珍视血统，热爱故园，并不等于他要热爱政府。如果日本政府拿祖国来对他进行感情敲诈，那无疑是一种绑架。因此，与其说他在反对自己的祖国，不如说他在反对糟蹋祖国的政府。在他眼里，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才是害日本的人，他们很可能让政府和民众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我膨胀，众叛亲离。关于这一点，二战足以为鉴。
这几天大家都在为标语口号高兴，很多人写了文章，有几家报纸还发了社论，因为国家决定要清理、规范、更新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口号了，而且还不是一般性的整顿，据称这次整顿的范围涉及全国所有可悬挂、张贴标语口号的地方，不留一个死角，看样子是要掀起一场治理风暴了。
这件事的确有值得高兴的地方。包括计生宣传在内的中国式标语口号，很多内容低俗、霸道、违法，如“一人超生，全家遭殃”、“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流不流，扒房牵牛”等等，充分暴露了权力的飞扬跋扈，管理的冷血粗暴，早已被人收集起来当作荒唐的笑话在网络上流传，同时也有学者对其毒害性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希望引起当局的重视。如今，这些语言暴力都将会被清除，而代之以由国家人口计生委认可的正确表达。
既然这类标语口号不只是计生工作独有，就有人立即呼吁其他部门也应该行动起来，把所有领域的不良标语口号都清理一遍，同样不留一个死角。从今以后，“飞车抢劫，当场击毙”、“谁穷谁丢人”、“乱倒垃圾，全家死完”这一类标语口号都将成为历史，而代之以“他家也有好几口，你怎忍心下毒手”、“其实、穷人更需要关怀”、“垃圾说：让我离这里远点”之类的更人性、更温馨、更和谐的标语口号。
当大家都对此怀着美好憧憬的时候，我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国家应该放弃使用标语口号，公权力根本就不应该染指这个空间，还是多留一些“死角”为好。
先来看看标语口号的效果。那些标语口号的粗暴，一方面的确是权力无所顾忌的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也跟标语口号自身的特点有关。要想用短短的一两句话来准确而全面地宣传政策和法律，本身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也不够庄重严肃。以国家人口计生委推荐的190条标语口号为例，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难免偏颇和误导，比如“低生育，素质好，男女都是宝”，难道多生的孩子，有残疾的孩子，就不是宝了？那些抒情的句子，肉麻且不说，通常都不准确，比如“地球妈妈太累了，再也擎不起太多的孩子”，其实并不是全世界都在搞计划生育的。更多的情况是，为了正确，只好说废话，比如“创造良好人口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样的蓝天下，一样温暖的家”，有什么意义？
为了这些错误的说教、不当的抒情或者正确的废话，却要掀起“不留死角”的治理风暴，这难道不是权力的滥用吗？如果各个领域都轮番清理一遍，把所有的标语口号都刷新一遍，那将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曾经有媒体调查过标语口号的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揭示这也是一种政绩工程，层层摊派，你追我赶。比如因“造字”甚于“造林”而出名的湖北郧西县，在山上造标语口号数千条，其中“封禁治理、美化汉江”8个大字长达两公里，跨越三座山，用水泥、石头砌成，共投入2500个劳力，做了3个月，耗资巨大。而且这些字不“封”不“禁”，本身就造成了山林毁坏和水土流失。
上面这两点反对标语口号的原因只是表面的，我想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从政治原理上说，标语口号本身就不应该属于政府，而是天然地归民间所有。政府掌握有国家权力和公共资源，其中包括政策发布、宣传和执行的渠道。标语口号就跟集会演讲、出版书籍、发表文章一样，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很多人在国外看见人家的标语口号五花八门，机智风趣，也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这类比较往往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国外的标语口号大多出自民间和个体，所以可以自由挥洒，多元表达，而中国的大多出自政府，难免刻板空洞和权力炫耀。你可以看见一个英国人在议会大厦前的草坪上扯着横幅，上书“求求你，让我们的孩子从伊拉克回来吧”，却很难想象落款为“白宫宣”的大幅标语“当兵不打萨达姆，不如回家卖红薯”。
回顾口号标语的历史可以发现，在1949年之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重要的反对力量，充分地利用游行示威、文艺演出、标语口号等形式，有效地传递了自己的声音，宣传了自己的立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1949年之后，这些民间形式却被带进了政治庙堂，多元的表达通道演绎成为权力的多种手段，尤其在“文革”十年间达到巅峰状态。随后，新的政治文明又开始建立，政府对游行示威和文艺演出的利用逐渐减少，如今也应该让标语口号回归民间了。
济南网友“红钻帝国”被拘事件成为舆论焦点，至今已逾一周，案情进展如何，自然万众瞩目。但是，她竟然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人知道其下落。有人说她已经被释放，在网上露过一面，但不愿说话。7月31日，《财经》杂志记者向济南警方询问，警方人士以不知情为由谢绝了采访。
事情如此怪异：按照现代法律和政治原则，犯罪嫌疑人应该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有权行使沉默权的是“红钻帝国”本人，但她却向警方承认自己造谣；当一起案子成为公共事件之后，执行公务的警方理当出面讲清事实，说明理由，但济南警方却选择了沉默，自始至终竟然没有一句正式的通报。
“红钻帝国”不愿说话，大约有两种情形：一是她的确曾经说谎，如今感到羞愧，不愿旧事重提；二是她受到警方的压力，身体获得自由灵魂却仍被关押，即使面对有利于她的公众舆论，也只能配合警方保持沉默。
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她的选择都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济南警方都应该受到质疑和谴责，直到他们站出来让公众了解情况。
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还在网络上激烈地进行。为了让讨论更加清晰，也为了让警察的角色更加明确，我从中整理出以下三个问题：一，“红钻帝国”到底有没有造谣？二，假如她造谣了，应该受到什么惩罚？三，假如惩罚错了，警方应该干什么？
第一个问题涉及基本事实部分。对于一个公民，警方在执行处罚（治安拘留）之前，应该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这件事情而言，一是造谣的证据，二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从媒体报道看，不过是有一家企业（银座超市）报案，警察就抓了人；根据她的一句话——说有朋友的老爸在超市工作，看见有人死于超市——审问这个朋友是谁，她说没有，就作出了拘留的处罚。不要说济南警方是否尊重了她的沉默权，凭常理就可以推断，如果她真有这个朋友，在那种情形下，她能说出来吗？说出来以后警察会不会马上就会把她的朋友也抓起来？我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坚信她没有说谎，而是强调一个常识：即使警察明明知道某人犯了罪，也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处罚，而且这些证据应该由警察自己去找。
网络争论最激烈的其实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完全有这个可能，“红钻帝国”造谣了，根本没有那个朋友，也没有任何人目睹银座死人的事，那么她该受到何种惩罚？我完全理解有些网友对于谎言的痛恨，认为历史和现实都充满了肮脏的谎言，以谎言对抗谎言就像以暴易暴一样，无效而且无耻。理解之余，我却要说：首先，为说谎（造谣）者辩护并不都是可耻的。连杀人犯都有法律权利，何况说谎者乎？其次，道德批评不能混同于法律惩罚。说谎者自然应该受到惩罚，这些惩罚一来自良知，二来自公众舆论，三来自法律。如果说谎者自省的话，良心会折磨他；如果周围的人都识破他的谎言，往往会鄙视和疏远他，功名利禄离不开人际关系，这自然也是一种惩罚。这两种惩罚都属于道德范畴，弹性很大，而一旦涉及公权力，动用法律武器，则应该相对刚性一些，要经得起法律意义上的推敲。再次，要分清公域和私域。个人或企业如果被人造谣诽谤，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进行阻止和索赔，但是要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捕公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必须谨防滥用警力。有网友分不清上述几层关系，以痛恨谎言为由支持警方，甚至搬出了古代对说谎者割舌的酷刑来——我要告诉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了，从法律上说，你的罪恶大过说谎者一万倍；从道德上说，你的凶残也大过说谎者一万倍。
这样讨论问题，给人一种误解，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清教徒国家，大家都有道德洁癖，容不得半点谎言。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红钻帝国”被拘事件的关键不在造谣与否，而在于有人任意解释法律、滥用公权力打击言论自由。一个又一个因发送短信、网络发帖而获罪的案件，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危险的倾向。因此，第三个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如果对“红钻帝国”的惩罚是错的，济南警方应该怎么办？如果要赔偿，言论自由到底值多少钱？
有人透露说，“经过媒体的报道，济南警方已经不打算继续就暴雨网络谣言抓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该抓，为什么不继续抓呢，不怕被追究失职吗？如果不该抓，“红钻帝国”就白抓了吗？既然已经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对于这些问题，济南警方没有权利保持沉默。
济南警方的沉默，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漠视，是对公权力的亵渎；如果“红钻帝国”受到压力而沉默，则是言论自由和事实真相的进一步遭受践踏——想通过让人闭口来让真相消失于新闻和历史，这种把戏不要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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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山西黑窑失踪者之
零壹号寻人启事
寻找“冯建伟”
“冯建伟”，山西省洪洞县曹生村砖窑获救３１名奴工之一。２００７年５月底，“冯健伟”在解救后再次失踪。
我无法提供冯建伟更详细的情况，他大概二十多岁，可能是河南洛阳人，也有可能是安徽六安人，他的本名也不一定叫冯建伟。
我惟一知道的，由于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他的头脑目前已经不清醒，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家庭地址，甚至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只是这个接力的发起者，但如果您不伸出手来，他和他的父母就有可能一直迷失在人生的苦海之中不得解脱。
请帮助完成这个接力寻找活动，您可以：
１、在你的BLOG或你经常去的论坛转贴这份特别的寻人启事；
２、链接这个寻人博客；
３、通过你的任何通信工具转发这份寻人启事；
４、印刷这份寻人启事并尽可能广泛地张贴；
５、在当地媒体刊登这份寻人启事；
……通过任何手段传播他们的头像，传播越广泛，找到山西黑窑失踪者的可能性就越大。
如果您有任何与他们相关的信息，请与本博联系。
寻找山西黑窑失踪者之
零贰号寻人启事
寻找“史国强”
“史国强”，２００７年６月中旬山西省开展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后，他被黑窑主赶出砖窑。遇救时自称家住河北保定高碑店白沟镇白沟公园附近（我们通过该地派出所寻找未能找到），约16岁，哥哥名叫史国宾。后来于山西省永济市再次走失。
关于史国强，我惟一能确认的，也是：由于经受了残酷的折磨，他的头脑目前已经不清醒，不能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家庭地址，甚至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只是这个接力的发起者，但如果您不伸出手来，他和他的父母就有可能一直迷失在人生的苦海之中不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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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冯健伟
如果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四处躲藏的人；那么为了爱，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一个希望我们找到他的人？
关于冯健伟
从山西回来好像已经很久了，我一直处在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有时想强迫自己忘掉这件事――我说过，去之前是因为发现语言已经无力，去之后发现行动也是无力的；有时却又好像是得了强迫症一样，在网页上乱翻有关那些奴工的网页，或者在自己的电脑里乱点，看自己拍回来的照片，视频。申海军（就是曹生村那个被打断腿的奴工）的妈妈一次次对着我说，他们还骂我……她说的“他们”是她去上访时遇到洪洞县政府的工作人员。
可是我又看到“冯建伟”的照片了。
他站在广胜寺派出所的门口，有点迷惘的样子，又好像前面的阳光太猛烈。这种表情我在山西时经常看到，救助站里那些说不出自己家里的地址的获救奴工，都会有这种表情。在永济市栲栳镇敬老院的救助站里，他们穿着政府发的红色衣服――红色利于辨认，以防他们走丢。院里的植物绿得很茂盛，这些不可能指证罪犯的证人们，像在人生的苦难中途突然获得了一次休假，显出不适应却又享受的复杂表情来。
“冯建伟”，也是曹生村获救的那３１个奴工之一。他的照片是去山西寻找孩子的家长余和潘给我看的。他们在洪洞县民政局看到这张照片时，惊喜地叫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孩子，虽然名字和籍贯都对不上号。
但“冯建伟”在获救以后再次失踪了。
洪洞县政府据说也专门组织了寻人组去寻找这些再度失踪的获救者，不过我出于惯性还是很疑虑。姑且信他们在努力寻找，但我还是想自己也来寻找。
我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多么大的失望，可每次总还得硬要让自己打起精神来，去做一些事情，好让自己能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坚持下去。
你也愿意做这件事情吗？最低限度，你可以转发这篇寻人启事，或许真就转到让一个见过“冯建伟”的人看到它。又或者几个人可以合起来去报社登一下这篇寻人启事，又或者有媒体能够愿意刊登这份特殊的公益广告……
跟那个蓝丝带的想法是一样的，只能寄希望于每个个体对良善的的认同与传递。
我们能找到“冯建伟”吗？
不知道，我只是跨出了第一步，希望有人能够接力吧。
然而我还是充满信心的。想起当初通辑马加爵的情形――如果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四处躲藏的人；那么为了爱，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一个希望我们找到他的人？
我的想法
这些被解救后又再次失踪的窑工，就是一个象征。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的陷落，就像是经由人性的集体沉沦而造成的一个触目的塌陷。有人想忘记，但我无法释怀。
找回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
是为我所属的这个民族所作的一次自我救赎。
我的想法
这是不是一个过于天真的行为？我仍然问自己。
我又读了一遍这句话：
“如果为了恨，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四处躲藏的人；那么为了爱，我们怎么会找不到一个希望我们找到他的人？”
为了给自己打气。
我问过一些朋友，各有意见。
最后还是决定以完全个人的名义开始做这件事情。
我希望接下来，每个愿意接力的朋友也这样，完全以个人的名义把这一份份寻人启事传递下去。
去说服你的亲人和朋友，请他们一起传递这些寻人启事。
不知道是不是过度了，我只能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一件事意义重大。
南方都市报评论山西黑窑事件时有一句反问，我记忆犹新：“黑工被解放，黑窑被肃清，文明就重现了么？腐烂掉的人性如何重生、麻木掉的人性如何复苏？请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这些被解救后又再次失踪的窑工，就是一个象征。
他们在茫茫人海中的陷落，就像是经由人性的集体沉沦而造成的一个触目的塌陷。有人想忘记，但我无法释怀。
找回他们，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
是为我所属的这个民族所作的一次自我救赎。
让我们一起在寻寻觅觅中救赎自己。http://blog.sina.com.cn/lansidaihttp://blog.sina.com.cn/lansidaihttp://i.amv.blog.163.com/http://www.bullog.cn/blogs/lansid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