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一个房地产论坛上，建设部原副部长杨慎表示不同意“房奴”这个说法，认为“有了住房贷款就是房奴并不客观”。此言一出，嘘声四起，网络上立即出现了大量反驳的文章。很多人不明白，一个自嘲的词，怎么会让他不满？也有人不明白，一个退休官员表示一下不满，怎么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弹？
“房奴”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化的用语，谈什么客观不客观呢？但是为了证明它也有客观性，有人对“奴”进行了认真的解释，称此处的意思为“人成了物质的奴隶，物质成了左右人的东西”。这个解释非常准确，不过在我看来，“房奴”一词的情绪性仍然大过其客观性。
据称，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供房者每月还贷款额超过了收入的50%，经济重压之下，他们心里自然充满了委屈和抱怨。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如果这些委屈和抱怨得不到发泄，社会将变得十分危险。正常的发泄办法是公开表达意见，抗议政府从房地产市场牟取利益，迫使其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民众压力。但是，在现实中这个渠道并不通畅。于是人们转向极富中国特色的办法，那就是自我嘲讽，自我贬损，自怨自艾，曲里拐弯地表达愤懑，自称为“房奴”。
经过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染，“奴”这个词已经变得含义复杂。自称为“奴”或“奴才”，比如妻子在丈夫面前，大臣在皇帝面前，既是对身份和地位的自我确认，也是向主子乞求怜爱和保护的一种表达。表面上看是奴才们自谓，其实质却是主人（比如丈夫和皇帝）的恩赐与应允。假如主人不想管你，很可能大发脾气道：“你也配做我的奴才？”然后把你赶出门去。
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易经》说得更明白，“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意思是话语权（包括命名权）非常重要，要牢牢掌握在当权者手里。相比那些连首期房款都付不起的人，供房者以为自己获得了某种身份，可以向“主人”（比如资本和权力）称“奴”，表达一下心中委屈，却不知道这样威胁到了“主人”的话语权。
话语的背后是权力，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被权势者铭记在心。在现代语言哲学中，话语就等于权力。深入研究权力关系的福柯更认为，不是权力发布话语，而是话语塑造权力，“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因此，一个有效的治理方法，就是不断地发明新词汇，让词汇来统治人民。
在市场权力争夺中也是如此，房地产商通过大量的广告，将自己掌控的词汇源源不断地灌输给消费者，如“奢华”、“江景”、“按揭”等等。在房地产商的强势压迫中，消费者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只能使用他们的话语，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房奴”是为数不多的消费者自己发明并流行起来的词语，尽管是一种卑微的姿态和哀怨的语气，但也对市场主人的权力产生了明显的反抗和消解，站在权力和资本一边的建设部原副部长自然要心生不满。
权势者所使用的话语通常是宏观而空洞的，正如这位原副部长所言：“我们国家的经济不断增长，我们的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的住房需求量不断提高，房价也不断的上涨，住房消费同我们城市化的进程是成正比的”。这种话语往往对个体遭遇的真相予以巧妙的掩饰，对人们内心的情感体验予以傲慢的漠视。
为了抗衡官僚话语对真实的社会生活的扭曲，“房奴”这一类民间话语必须存在，并且要向更多的方面发展。

在襄樊市的一个助学活动中，主办者宣布取消5名大学生继续受助的资格，原因是他们“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就因为没有当面言谢，慈善变成了对受助者的惩罚和谴责。主办方和捐助者真的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吗？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主办方组织的19位女企业家一年前曾经作出承诺，以结对子的方式，每年向22名贫困大学生捐助1000～3000元。承诺至少是一种君子协定吧，这些钱也不多，大学生们应该不会怀疑捐助者中途毁约，还有可能根据这个承诺安排了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如今，承诺才兑现了四分之一，女企业家们就要取消，没有听到感谢这个理由实在是有些勉强。不仅如此，还把他们作为“不知感恩”的“无情大学生”典型予以公开谴责。杀鸡吓猴，其他还在继续接受捐助的大学生的压力可想而知。
不能说这5位大学生没有过错，但是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中，女企业家们的做法过错更大，不仅使已经深受物质之困的穷人又增加了精神压力，而且扭曲了慈善的意义。
在中国，慈善被普遍视为一种施恩的行为。施恩的观念中不仅有自身高人一等的意思，而且往往要求受惠者的回报。这样就会给受惠者造成非常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感到屈辱，所以就有“嗟来之食”那样的故事。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国古人两头劝，一边强调“施恩勿念”，一边强调“受惠莫忘”。由于施恩者总是掌握话语权，所以书上到处写满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类训诫。
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慈善的定义有所不同。比如基督徒会认为它是依照上帝的旨意，怀着对他人的爱来为自己赎罪。从世俗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道德的满足,一旦付出，即已获取。在犹太教义中，慈善被视作一种公义，有钱人不过是上帝选中来保管和分配财产的人，自然应该散发出去。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又从社会正义的要求肯定了慈善的公义性，比如罗尔斯就认为，穷人获得救助是一种权利。我们最容易接受的是一种功利性的分析，即认为穷人能得到救助，社会就不会动荡，而稳定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富人。
这些慈善观念都对具体的受惠者没有要求，很难想象比尔•盖茨期待着非洲艾滋儿童寄来什么礼物，或者巴菲特到中东国家去接受群体叩拜，公费上学的美国学生也不会给布什写感谢信。美国的确有个感恩节，但它的来源是白人对本土印第安人的感恩，和我们常想的穷人对富人的感恩、人民对政府的感恩、儿女对父母的感恩根本就是两回事。
在爱心和公义的观念支配下，慈善行为往往通过教会和慈善机构进行。捐赠者可能知道钱款的使用方向，或者大概的受助人群，但对跟具体的受助者保持联系未必有兴趣。结对子这种慈善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慈善机构和救助渠道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施恩图报”的心理在起作用，捐助者期望藉此享受恩人的待遇。我参加过希望工程“1+1”的回访活动，发现“恩人”们以看望受助学生的名义去接受感谢的时候，很少有人在意孩子们心理上的别扭。
从整个社会来说，毫无疑问，有钱有权的人对穷人做得太少，要求太多。他们出力的时候，就要求无私奉献；他们受惠乃至获取应得利益的时候，就要求知恩图报。农民终于结束交了多年的苛捐杂税，电视上总是看见他们在感恩；下岗工人好不容易找了一份工作，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煤矿工人生命安全得不到基本保障，被救出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感恩；贫困大学生得到捐助后没有写感谢信，就要被“取消资格”。
“知恩图报”固然是一种应有的情感，但是不能成为捐助者的公然要求；“施恩勿念”才是慈善业的基本态度。否则，感恩就会成为穷人在物质贫困之后，进一步遭遇到的精神索取。

新华网上周末发布一条消息说，中共十六大以来清除了16名省部级贪官。这些贪官的名字经媒体反复报道，公众大多耳熟能详，并列在一起仍然能让人感到震撼，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等。其中王怀忠、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当然，没有人会忘掉正在查处中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
这则消息是作为近年来的反腐成绩报道的，以表明中共反腐的决心。然而，反腐成绩和反腐决心又是一个双面镜，它同时也反映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人们忍不住会问：这些贪官们被关被杀以后怎样呢？怎样才能防范更多的官员前腐后继，而不像有些人调侃的那样“十六大以来16个，十七大以后17个”？
报道中引用了两则国外媒体的评论：英国《经济学家》说，查处陈良宇案件，“表明中国政府惩治腐败是认真严肃的”；日本《每日新闻》称，胡锦涛主席将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干部腐败问题视作“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来严肃对待。
如果我们满足于这样的评价，那就实在是对自己要求太低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腐都是认真严肃的，但相当多的国家反腐不成功，说明只有姿态还远远不够。反腐的确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但是更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声张社会正义，即使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也不应该容忍腐败的存在。因此，比这两点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的日常运行中，是否建立了反腐的有效机制，这些贪官的落马是否促进了这个机制的完善？
人们常见的贪官忏悔书或者他们面对媒体的反思都是“辜负了党的多年教育、对不起人民的重托、放松了思想学习”等八股文章，最真诚的也不过是想念亲人、追悔莫及。1986年，新加坡原社会发展部长郑章远被揭发受贿40万新元，畏罪自杀，他在留给李光耀的信中称，自己是“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并非我们的贪官总是多情重义，别人总是理性刻板，而是不同的制度塑造了不同的思维。
我们总是寄希望于贪官落马的两个警示作用，即震慑和劝谕。这二者都作用于人的心理，固然有所功效，但是要依赖于当事人的主观意志，如果他的感悟力弱、承受力强，也就是胆子大一点、脸皮厚一点，这两个作用都会明显减弱乃至完全失效。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反腐的根本不在情动于衷，最能起作用的，是比人心更客观外在的法律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反腐败法，而这些法律制度都是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形成的。
近年来，中国也正在将反腐政策逐渐推上法治化轨道，出台了一系列的反腐法规，并且已经于2005年加入了《联合国反腐公约》。然而，在每一次贪官落马之后，人们几乎只记得他们的忏悔。为了教育官员，纪检部门还常常让贪官们一个个“深刻检讨”，反省自己的道德不端，觉悟不正，然后制作成纪录片放给每个某些级别以上的官员学习。至于法治建设方面，这16名高官落马之后，连最基本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没有推动。
有学者在比较中国和美国的矿难的不同时，列举了美国煤矿安全法规的建立过程：每发生一次恶性矿难，都会推动安全法规的完善，迄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保障体系。媒体在报道时说，这是让矿工不能白死。从这种意义上说，贪官也不能白死。没有人生来就是贪官，他们本身也是制度的牺牲品。因此，他们落马之后，首先受惠的应该是制度建设。
不知道这16名省部级贪官被查处，是否能推动一些迄今还未能明确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并不复杂，且已在世界各国反复实践，它们是公开与透明、监督与制衡、公众广泛参与及媒体独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