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七月 2007 ↓

大英博物馆是免费的，这让同行的人惊讶不已。不仅门票免费，里面的小餐馆还非常美味，而价格一点都不比外面的更贵，这让习惯了中国方式的人忍不住啧啧感叹了。中国的著名景点给人的印象是，门票一涨再涨，饮食贵得离谱，而且谁也不会奢望好吃，吃了不拉肚子就是万幸了。
国人多半知道，大英博物馆掠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很多文物。但人们不知道的是，很多掠夺者或者收藏者把文物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又免费展出。捐赠的还好说，对于那些想挣钱的收藏者，博物馆还得花上大笔资金去买来。
不仅大英博物馆如此，英国的几乎所有国立博物馆、美术馆都免费开放。不仅英国如此，我也去过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雅典卫城、罗马圆形大剧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大体知道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在做亏本买卖。守着这么些举世闻名的文化遗产，都不能挣钱，这放到中国，市长大概都想辞职了。
不仅不能挣钱，政府还要买单。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些地方百分之六七十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财政拨款，其次是基金会和私人捐助。政府出的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中国搞文化遗产的地方必须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假如世界遗产是一个花钱的事，政府是否还会那么热心地组织申报？
我是一个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爱好者，去的最多的地方当然是在中国。从文明的角度说，中国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说，中国几乎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凡是有一点文化的东西，都会被政府关起来。这一关，不仅是门票的问题，更是让文化从百姓生活中隔离出去了，抽空了。有人说，博物馆已经代替教堂，成为伦敦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有谁敢说，故宫是北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一直认为，巴蜀文化是没有受到儒家主流文化足够重视的一个文化遗产。几年前成都市内发现了规模巨大的金沙遗址，来自商代的历史现场，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前不久我去参观了新建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发现门票竟然要80元。就相对值来说，比雅典卫城要贵七八倍。这不明摆着拒绝普通市民参观吗？或者让他们一辈子就去一回？它的后果就是，我所认识的成都人，没有一个人去过。对于多数成都市民来说，等于没有这个文化。
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但是美国人一直生活在短短的历史之中，随处可见一所普通的小学校墙上写着“建于1825年”之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到哪里去了？我以前认为，要么被毁坏了，要么被关起来了。现在我多了一点认识，那就是关起来的部分也在继续被毁坏。
我这些感慨都是因为前几天的一个新闻。世界遗产大会在新西兰召开，会上传出消息说，中国的故宫等六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随后新华社发消息说，亮黄牌是不实报道，只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组成考察组，对丽江古城和三江并流两处世界遗产进行实地考察并提交报告。
从生活常识出发，我敢说，没有人会怀疑头一条新闻的真实性。丽江古城和三江并流我都去过，我甚至觉得，不亮黄牌真是世界遗产保护组织的失职。中国还有150多个地方排着长队申报世界遗产，但谁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为了保护文化，而是为了出卖文化，变文化为商业。很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这是世界遗产保护史上的一个污点。

云南省政府首创诤言奖的消息发布之后，可能出乎主办者的意料，立即遭到媒体人士的广泛批评。也有个别媒体人士予以支持，并表示了对批评的惊讶：政府问计于外脑，我们鼓掌欢迎，问计于百姓，为什么反而遭到批评呢，难道不是老百姓更了解自己政府的问题吗？
这个惊讶其实没有弄明白批评者的意思。批评者从来没有否认问计于百姓的意义，而且正是基于更好更多地实现这一目标，才批评云南省政府的方法不对。正如大家已经指出的那样，集纳诤言并予以奖励并不是云南省政府的首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甚至比这做得更好。两千多年以来，直到今天，就算没有明确地设立什么奖项，这种奖励却一直存在。它的问题不在于诤言，而在于集纳诤言的方式，是单向控制的、集权专制的，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方向正好相反。
这些持批评意见的媒体人士没有说破的一点是，这种方式其实是对大众媒体的羞辱。从现代文明的分工上说，大众媒体的职责，一是信息发掘和公布，二是舆论监督，完全包含了集纳诤言的内容。大众媒体整天在那里奔波奋斗，努力调整自己的角色，承担自己的职责，有一天却突然发现，政府完全无视于自己的存在，需要集纳诤言时，还要另起炉灶，成立什么诤言奖领导小组办公室，悬赏以求。这就好比明明有一支天天训练的警察队伍，政府需要维持治安时，却临时重金招募一批保安人员，警察们感觉惊诧莫名一样。
政府作出这一抉择等于宣布媒体在这件事情上的无用，否则那个诤言奖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了。媒体的确应该感到羞辱，而不仅仅愤怒的是，在直言批评政府、广纳百姓意见方面，自己真的几乎是没有用的。领导一讲话，媒体就觉得重要；政府一决策，媒体就高呼英明。批评者说，诤言奖表达的意思是“我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诚实地讲，对于多数媒体而言，你让它批评它也未必敢真批评，它会化批评为表扬——政府敢于接受批评，多么伟大啊。是啊，你还是让我表扬吧，这样心里才踏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政府要真的获得诤言，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从财政中拿点钱出来奖励，也是一种很现实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羞辱一下大众媒体，倒是一个很英明伟大的决策。
没错，在大众媒体不能满足集纳百姓意见的需求时，政府另辟蹊径，也无可厚非。但是，云南省政府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信息要不要公开？过去君王可以不公开，因为天下是他家的，建设好天下也就是发家致富，这也是他采纳善言的根本动力。而现代社会中，天下是天下人的，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了。你要从纳税人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作奖金，你这个评奖小组的办公费用和工资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岂有秘密运作的道理？
政府撇开现有大众媒体，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平台，公开透明地评选，并允许讨论和批评，等于是新开设了一个媒体，那也好说。那样的话，问题变成了利用政府资源支持某家媒体的垄断行为。
我本来以为应该讨论的是这个垄断问题，因为云南省政府规定，“诤言以3000字以内的书面文字表达，国内外人士的诤言可通过直接送达、邮寄或向云南发展网‘诤言专栏’发送”。查一下这个云南发展网，是政府研究室办的一个网站，其普及程度肯定比不上多数大众媒体，莫非趁机来提高点击率？但是几天之后，这个网站发了一则声明，称“考虑到保护诤言者的隐私和作者著作权等因素，办公室要求我网站不能随意公开诤言者的个人情况及诤言内容。今后，办公室将收集到的诤言进行初选，对符合诤言基本要求的，每个工作日末对所收诤言题目进行公布”。这个声明比较奇怪，既然是公共问题，有什么隐私可言？如果有人附带了隐私，那显然不属于征文范围。至于著作权，更是让人糊涂了，难道一个文章发表了就没有著作权了？假如进言者声明放弃隐私和著作权，网站是否考虑发表呢？
这个声明的主旨是，连公布诤言题目都要经过审查。这完全映证了批评人士所说的“秘室政治”、“耳语政治”的特征。如此诤言奖评选，不仅羞辱了媒体，也羞辱了人民。

按：本文写于2007年5月，发表于《天涯》杂志2007年第4期，杂志出版后方贴出。

我是一张选票。我知道，多年以前，你们刚认识我的时候，我的形象不怎么好，总是被你们的报纸写成“政客争选票”、“金钱换选票”之类，怎么难听怎么说。不过，那时我总算还是跟着总统啊、首相啊这些政治大人物出名的。来到中国以后，我一向低调行事，因为你们的领导既不用争也不用换，没人重视我，甚至有人蔑视我，认为我不过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直到这两年，我突然出名了。但是呢，公众知道我，靠的是春晚、超女和林妹妹，我成了娱乐圈中的一员，一副随时准备和人上床的样子。
几天前，我终于有了一个履行本职工作的机会。我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从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往前推，直到最初的祖宗，都把维护公众利益当作第一要义。那天，我被请到了北京一个叫酒仙桥的地方，去决定是否实施危房拆迁。那个地名让我听着就有些晕，不过我还是乐颠颠地去了。原来那里在搞一个危房改造工程，据称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既不意外也不例外，拆迁补偿的方案引起了争议。有关方面脑瓜一拍，想到了我，说要进行“民主表决”，只要多数人同意拆迁，少数不同意的人，也只好搬出去，让人把房子捣毁。
你们可以去找来照片看一看，那可真是一个难得的选举场面啊。居民们排着长队，把我拽在手中，然后投入透明的投票箱。结果你们都知道了：在发出的5473张表决票中，共收到赞成票2451张，反对票1228张，无效票32张，1700余户弃权。
有关方面赶紧宣布说，超过六成的人赞成拆迁。不过马上有人指出，数学没学好啊，应该加上弃权票，赞成者只有44.8%。拆还是不拆，是一个问题。
不过，拆还是不拆是一个问题，投还是不投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先于拆还是不拆的问题。
作为一张选票，我要报案：我在酒仙桥被强奸了。
来到这个地方一看，我就知道上当受骗了。我们选票是用来干什么的？民主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内，通过选举的形式，实现由民众任命官员，由被统治者监督统治者的一种普遍的参政机制。可是在这里，我被用在了私人领域，成了统治者对广大民众的控制工具，还让民众之间互相埋怨，互相压制。简而言之，我成了打手，成了帮凶。
要知道，民主制度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是有了这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利作为基础，人们才有需要通过民主程序来予以保护。如果民主程序反过来剥夺了私有财产权，那么它有什么价值？
举例来说，你有一栋房子，外出旅游数日后回来，发现房子没了。有人对你解释说，通过投票，多数人同意对这条街进行改造，你的房子被“民主”掉了。你可能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这就是你们这些选票干的好事！
由多数人投票决定少数人的权利生死与多寡，托克维尔称之为“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和耶稣都死于多数人的暴政。北京酒仙桥的部分居民的财产权眼看着也要死于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账，有人算到我们选票头上，甚至怪罪于公众的民主素质不高，这真是冤枉。托克维尔说了，在选票和个人权利之间，应该有一道屏障，那就是官僚和法律。简单地说，选票应该选出官员，官员应该制定法律，法律应该保护私产。
酒仙桥的错误在于，选票直接指向私产，选民和选民斗争，官员和地产商倒在旁边渔翁得利。这不仅误解了民主政治，而且走向它的反面。民众上当了，选票被利用了。
这就是我，一张选票在酒仙桥的遭遇。在娱乐圈，我觉得自己被玩弄；在这里，我觉得自己被侮辱。恰恰是这些地方的人，最喜欢这样说话：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