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做的包子”，这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那条虚假新闻的标题，很容易让人想到一句俗语：纸终究包不住火。这个新闻很快被证实是记者的胡编乱造，震动了中央，相关责任人受到了空前严厉的处理：除了编造者被刑拘以外，还有包括主管副台长在内的多人丢了工作，中宣部等三部门向全国发出通报，要求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是的，这些雷厉风行、毫不手软的处理，理由都是发生了虚假新闻，让人觉得，我们对新闻真实度的要求非常高，好比眼睛里忍不得半点沙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有个疑问：那纸里熊熊燃烧起来的，到底是什么火？换句话说，我们所不能容忍的，到底是什么，是虚假的新闻，还是影响恶劣的新闻？
这两天发生的另外一个虚假新闻印证了我的疑问，那就是所谓“史上最毒后妈”事件。江西女孩小慧因病吐血，却被报道为遭其继母残忍毒打，如今被证实为策划和编造。这个消息不仅电视台播了，报纸和网络也广为报道，网民们还对无辜的继母群起而攻之，令其受尽辱骂和威胁。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听说有领导感到震惊，也没有听说哪家媒体受到处分。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新闻的真假，而是影响的好坏。同样是编造新闻，“纸包子”的编导被刑拘，“毒后妈”的撰写者却可以站出来解释，称其动机是为了给小慧治病，于是得到广泛的理解和同情，谓之“善意的谎言”。
再多想一想，我们会发现一些虚假新闻甚至受到肯定，获得表彰。比如过去一些英雄日记、劳模事迹，虽然疑点重重，但仍然被大力宣传。又比如主流新闻报道中常见的“会议圆满结束”、“形势一片大好”、“灾民们兴高采烈”、“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感到愤慨”等等，显然经不起推敲，但仍然长期占据版面的头条和新闻奖的头奖位置。对这些新闻的肯定和表彰，不是因为它们最真实，而是因为它们“效果好”。
也许世界真的有所谓“善意的谎言”，但是至少在新闻报道中，我坚决支持中宣部等三部门通报文件中的用语：“坚决杜绝虚假新闻”。按照字面去理解，这句话显然应该被注释为：不管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无论其影响是恶劣还是美妙，只要是虚假的新闻，都不应该被容忍。尽管从哲学意义上说，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客观真实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在传播学上，客观真实始终是新闻报道第一位的目标，并有其自身公认的标准。新闻的真实要求记者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事实，而不是按照效果来设计新闻。
几年前，世界老牌报纸《纽约时报》自揭家丑，报道自家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多起假新闻的事实，无比沉痛地宣告，这是它创刊150年来最大的耻辱，雄心勃勃的总编辑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记者到底干了些什么呢？按照我们的标准，他编造的那些新闻其实都说不上“影响恶劣”。比如，他编造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人生经历，编造对一个战地英雄的父亲的采访。这些编造都合乎人们的想象逻辑，并没有“纸包子”或者“毒后妈”那样惊世骇俗的效果。但是对于新闻来说，无论效果如何，编造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从文化上说，我们没有求真的传统，而是比较重视实效。因此，要真正做到坚决杜绝虚假新闻并非易事，不只是领导需要改变观念，民众也应该反躬自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不能容忍影响恶劣的虚假新闻，是否曾经为效果良好的虚假新闻鼓掌欢呼呢？如果媒体习惯了说谎，今天可能是善意的，难保明天就不是恶意了。前一种虚假新闻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只有后一种虚假新闻也被视为耻辱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才开始生根发芽了。

环保进入了新的时期。这话不新鲜，两年前就有人说了。从起那时，环保总局连掀几场“环评风暴”，清理了一批涉嫌违反环境法规的建设项目，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新闻界进行了通报。前不久，潘岳又向新闻界通报，因为水污染严重，环保总局自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污染严重的地区实行“流域限制”，对一些排污企业实行“挂牌监督”。媒体称之为“再掀风暴”。
媒体明显在偷懒，这两次“风暴”大不相同。前几次的确是“掀”，由环保总局自上而下发动起来，是一次执法行动。而这一次，应该说是一次“卷”，是民众自下而上推动的浪潮。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环保新时代刚刚开始。
从第一次环评风暴算起，这已经是第四次了。风暴过后，山川何如？潘岳说，“我不敢有什么奢望，因为环保局的权限太有限。”这个话值得分析，在政府要反对的事情上，它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在政府要维护或者干脆就是政府干的事情上，它从来都不是站在环保的立场上，而是宣布臭水可以喝、脏河可以泳、化工污染不要紧，这时候它的权力越大越害人。
环保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是没有完全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的政府的一部分。新的环保力量则不然，它来自最底层，来自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水、空气和食物。今年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爆发，臭气熏天，自然民怨沸腾。厦门等地的化工项目，更是严重威胁空气质量。洞庭湖区老鼠横行，安徽小村苍蝇肆虐，动物昆虫都凶猛，民众不抗争无以为生。
民众的抗争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古老的拦路喊冤。安徽蚌埠鲍家沟村民，趁着国家环保总局检查组前来视察的机会，集体“紧急下跪”。二是现代的宪法赋权。厦门市民为了抗议化工项目可能造成的严重污染，通过网络组织起来“上街散步”。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一种话语圈套的破产。
这种话语圈套是这样的：凡是对权贵有利的事情，就被说成是当务之急；凡是百姓渴望而权贵们不喜欢的事情，首先是抹黑，没法抹黑的时候就承认其正当性，然后将其论证成遥不可及的目标。最典型的是民主自由，早先总是加上“虚伪的资产阶级的”、“西方式的”之类的负面前缀，后来有人从新加坡借来了“亚洲价值观”的说法，认为亚洲人民更爱专制，民主自由妨碍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充分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把民主自由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说法完全不靠谱，专制者从来没有给民众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有机会，一定会选择以民主自由的模式促进经济发展。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让这种极具蛊惑性的说法不攻自破，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人能够否则民主自由的价值，于是就有人努力论证那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要等大家饱暖之后再去考虑，好像那是淫欲一样。
环保也是这种话语圈套中的一分子。他们挖空心思论证，环保和发展是对立的，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是有钱人的追求，与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无关。环保爱好者被描绘成过分理想主义甚至情绪偏激的人。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社会发起环保运动以来，发达国家的人们对自身处境和全球资源有了充分的认识。就像民主自由一样，环保成了生活常识。不可否认，在一些当下的环保工作已经做得较好的国家，环保的确针对的是长远目标，是人类和地球的未来。比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宣言中所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是“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社会”。口口声声最重视子孙后代的中国人，面临环保问题时其实是在做断子绝孙的事。
关键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些国家，环保之所以看起来是未来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现在就在做；如果现在不做，那么它马上就会变成当下的问题。跟民主自由一样，它应该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而不是衣食无忧之后的奢侈品——那样的日子永远坐等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