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获得人民文学奖，东莞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得到去当地作协工作的机会，但是她拒绝了，依然留在工厂。她说，“我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打工的疼痛感让我继续写诗”。
我读过郑小琼的一些诗，认为她写得非常不错，比大多数拿工资写诗的专业作家或者靠着诗人名号混世的人强多了。但是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诗艺，而是为她的耻辱感深受震动。相比较她的耻辱感、疼痛感，人们常说的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显得多么浅薄和做作。
一个对打工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郑小琼的诗篇的人，应该知道她的耻辱感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耻辱》，其中写道：“我们在废纸上保持古老而优雅/内心灌满了耻辱”，“我们的羞愧来自沉默太久太深/我们在痛苦中宽恕脆弱的灵魂”，“习惯了沉默的/耻辱，还要我，过早的/抛下青春与愤怒”，“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这种清醒的耻辱感，不仅是一个扣问人生处境的好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敏感，也是一个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人所应该持有的警惕。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坦白过，作为一个时评作者，当我谈论那些敏感的话题时，尽力寻找一些巧妙的角度，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做到既“擦边”又不犯规。朋友们总是夸奖我的这种经验和能力，而我却每每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让我稍觉宽慰，它能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堕落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
《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把日本文化称为耻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说罪感文化强调发自内心的自省和忏悔，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在的戒律和舆论的约束。中国有学者由此发挥，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后来中央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又有学者认为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论语》中随处可见对耻辱的告诫，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提到耻辱更是激愤，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这些论证都各有道理，但是这种媚俗和媚上的为学作风，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羞耻感的表现。
其实羞耻之心乃人之常情，无论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生活在所谓罪感文化中的西方人，在正常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中，都会为违背良心或丧失尊严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圣经》在强调人生而有罪的同时，也多次提到“耻辱”或“羞辱”，如“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的耻辱”，“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像小说《红字》中描述的脸上刺字那样的羞辱刑，一度在西方社会也普遍流行。当代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一部代表作就以“耻”作为书名，写出了殖民冲突历史对个人生活的污染和扭曲。
耻辱感是人类捍卫尊严的基础，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丧失耻辱感的时候太多了，很多人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心安理得，为自己的犬儒混世而沾沾自喜，甚至为自己的坑蒙拐骗而洋洋得意。良知被出卖，灵魂被收买，历史被遗忘，真相被隐藏，规则被扭曲，律法被践踏，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如果说诗歌与人的灵魂有关的话，那么耻辱感更是诗人和作家的守护神。那么，中国多如牛毛的诗人和作家中，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清醒的耻辱感呢？在我看来，有些作家不仅自己无耻，而且还大肆宣扬无耻文化，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篡改历史，粉饰太平。
而一些由作家组织、为作家服务的机构，本身就是耻辱的制造者和施与者。例如，一年前，郑小琼曾参加东莞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竞聘，却因为申报选题——调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不够主旋律而落选。当她获得官方的主流文学奖之后，机会又不请自来。这前后遭遇，本身就是打工者和诗人的一种耻辱。

要说高考作文没有现实感，还真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恰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没有现实感的文风：无病呻吟，虚情假意，陈词滥调，华而不实。
看看这些题目：人生，诗意还是失意（全国卷Ⅰ）；春夜细雨（北京卷）；必须跨过这道坎（上海卷）；诗意的生活（湖南卷）；想说爱你不容易（江西卷）； 行走在消逝中（浙江卷）；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山东卷）；一生与一步（四川卷）；怀想天空（江苏卷）。这些题目无一不在呼唤：写一篇空洞而又滥情的文章吧。
有很多人比较过高考三十年来作文题目的变化，仿佛多么沧海桑田，我却很遗憾地发现，就没有现实感而言，它们几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这些题目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凌空蹈虚的政治口号，如“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是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生有所息生无所息”、“战胜脆弱”、“心灵的选择”；三是抽象虚构的社会问题，如“理论指导实践”、“习惯”、“尝试”、“包容”、“近墨者黑”、“一枝一叶一世界”、“两个圆圈”；四是矫揉造作的抒情倾向，如“肩膀”、“我想握住你的手”，以及上述今年的各地题目。
没有现实感就没有真问题，抒情是在作秀，议论是在诡辩，显得极其无聊。我甚至看不出这些题目和中国古代的科举作文或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讨论有什么区别，前者如“以予观于夫子至远矣”、“千林嫩叶始藏”，后者如“一个针尖上到底站着多少个天使”。
当然，有人会说，语文考试不是政治考试，必须关注现实问题，也不是哲学考试，必须考察思考能力，它的目的是测试学生的语言能力。但语言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能力呢？根据语言学的观点，可以说语言就是行动，形式就是内容，没有思想就没有话语。这些无病呻吟的题目到底要考察学生的什么语言能力呢？是无数作家那种无关痛痒的写作呢，还是无数领导那种不知所云的套话？
到网上去查查国外的学生作文考试题目，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法国的作文题：是否所有的权力都伴随着暴力；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利；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又比如美国的作文题：谁是你们这一代的代言人；你是否认为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创造的；写一份关于自己未来职业的报告；假设自己是杂志编辑，为2010年的元旦撰写封面故事；为一个电视节目撰写计划书。
很多人都参加过TOEFL或雅思考试，这些可是为外国学生设计的纯粹的语言能力测试题，要规避文化、政治、风俗等各种差异性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有太强的“现实感”的，但是其作文题目也没有我们的高考作文那样没有人味儿，甚至非常“现实”，仅举几例：向市政府申请10000美圆的创业基金，说明你的资历和如何花销；说说私立学校和公例学校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女性犯罪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如果有一家大型工厂要建在你的社区附近，你怎么办；你选择在家乡还是海外上大学；你是否同意犯罪是天生的这种论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高考作文中最有“现实感”的题目，是一个著名的广告语“我能”（辽宁卷）。这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如果出题的老师真是帮人家做广告，那么其“现实感”实在是超强，于情于法都无法容忍；如果他并不知道全国电视、报纸、路牌随处可见的这个广告语，那么其现实感又弱得同样让人无法容忍，对现实如此隔膜的老师凭什么来考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