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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朋友之约写了一篇高考同题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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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诗意还是失意

长平

“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情况，我们都搞得一清二楚了。”欧比说着，脑袋突然耷拉下来，用手指着地图上一块特别的颜色，“除了这个。”
“你们已经为这个国家浪费太多时间了！”帕尔帕有些不高兴。
“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复杂了，太多的事情让人搞不懂。”欧比叹了一口气，又说，“比如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我就很难给你描述……”
“什么事？”
“我们的情报人员连续观察了多年，发现每年的6月7日，都会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几百万青年男女，肩负着一项神秘的使命，神情庄重地，心情紧张地，走进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房间……”
“一定是秘密的黑社会组织。”
“开始我们也这样认为，随后发现全社会都支持他们。警察会保护他们，车辆会给他们让道，领导会看望他们。尤其他们的家人全力以赴，在数月前就开始给他们喂食营养品，关掉电视以免打搅他们，甜言蜜语以免他们不高兴，甚至他们洗澡前都要先由家里其他人去试一下水温……”
“看来，他们都是精锐部队的战士！”帕尔帕说，站了起来。欧比笑了笑，说：
“他们的确被称为国家的栋梁，可是他们并不演练，很多人身体虚弱，眼睛近视，动手能力很差，生活不能自理。”
“他们的头脑一定非常聪明。”
“这个国家的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可是根据我们调查，他们被送到学校，并不允许随便读书，十年时间只能反复读几本教科书，都是一些陈词滥调的东西，而且几乎不让讨论，只能背诵。”
“听你这样一说，这个国家还真是有些奇怪哦。那么6月7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事情？”
“那些青年男女走进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房间，各自坐下，默不作声。这时，几个年长者走进来，把一张纸发给他们。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的跟踪，这些纸经过了很多道程序，又在仓库里存放多日，然后由警车押运而来……”
“一张纸？”
“绝对是一张纸，一张普通的白纸。”
“用来干什么？”
“那些青年男女们拿到那张纸以后，端详了一阵，就在上面划一些符号。据称，这张划了符号的纸将决定他们此生的命运。”
“这是一种巫术。”
“那些符号是表示一些奇怪的选项，最后还要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人生，诗意还是失意？”
“什么？！”
“人生，诗意还是失意？”
“竟然有如此古怪的问题，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帕尔帕又站了起来。欧比点点头，说：
“是啊，连地球人都搞不懂他们，何况我们外星人？尽管他们能力不行，但是招数奇特。我看，攻打地球的任务就再往后推几万年吧。”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选秀落幕，但争论还在继续。争论的焦点是，选出来的两位演员是不是最像林黛玉和薛宝钗？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毫无意义，而且非常荒唐。
投票选演员，本身就是一件怪事。投票原本是一种民主生活，是为实际的利益分配而存在的解决之道，到了我们这里，选不成真的，就纷纷虚化，投票选超女，投票选历史名人，投票选名胜古迹，现在干脆为文学作品中虚拟的人物投票了。
假如导演拥有足够的权力，他可以找来年轻的美女和靓仔选秀，好比古代的皇帝选妃。不过倘若由全体臣民来投票选出一位皇妃，肯定比皇帝钦点更加扭曲。
从艺术的角度说，像不像实在是一个太低级的标准，多年来那些特型演员就靠着这个低级标准混饭吃。就算认可这个标准，那也得有一个实体存在，比如说历史上真有毛泽东这个人，才有古月像不像的问题。《红楼梦》是一个虚构作品，早有前人说了，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个万个林妹妹，像不像又从何谈起？
不光是角色，而且对待整个经典作品，我们都有一个假设，那就是它有一个既定的标准。于是，理论家中就有一个最权威的解释者，剧作家中就有一个最完美的诠释者，演员中就有一个最仿真的扮演者。
导演为什么拥有如同皇帝选妃般的权力呢，就因为大家对这个唯一标准的归依，认为经典不可乱改，最好能动员举国之力，搞好这个文化工程。这样导演就获得赋权，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以为改编一回《红楼梦》，就成了曹雪芹。他不那样看自己还不行，全国人民不答应。二十年前是这样，二十年后还是这样。
87版电视剧《红楼梦》，大家都说经典，理由就是它“很像”。但我一开始看着就很别扭，演员们几乎是在背诵小说，拘谨，生硬，造作。因此，无论外表如何，我都觉得演得不好。我私下猜测，凡是觉得它好的人，都没看过原著，或者看了等于没看。
那个电视剧就音乐有价值，因为在原著中听不见音乐，那是王立平的创作。这就是我要说的重点：无论原创也好，改编也好，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谁像谁，而是创作本身，是演员是否符合导演的创作意图。
以前我也接受改编得像不像的观念，直到看了几个版本的歌剧《茶花女》。威尔第写就《茶花女》一百多年来，成功演出的版本就有几十个。不仅意大利本土有很多版本，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经典诠释。美国的豪情万丈，西班牙的浪漫风情，英国的皇家气派，当然，还有中国的邯郸学步。不光是唱腔变化，整个舞台布景，服装道具，都各不一样。2005年的一个意大利版本，同样的曲调和台词，却完全变成了一台现代戏。全然不顾传统的解释，主演在接受访谈时说，这个戏的主题是死亡。
看的版本越多，你越发现《茶花女》多么经典，而且每一次诠释都有激动人心的东西。而我们的《红楼梦》，有那么多红学家在审查准确不准确，有那么多观众在琢磨像不像，我很难相信，导演会有多少创作的空间——有没有创作的才华另当别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得最好的《红楼梦》，还是王文娟的越剧。如果让观众投票的话，她肯定是长得最不像林妹妹的人。

因为获得人民文学奖，东莞打工妹、诗人郑小琼得到去当地作协工作的机会，但是她拒绝了，依然留在工厂。她说，“我觉得还需要保持这种在场感，一种底层打工者在这个城市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让我不会麻木”，“打工的疼痛感让我继续写诗”。
我读过郑小琼的一些诗，认为她写得非常不错，比大多数拿工资写诗的专业作家或者靠着诗人名号混世的人强多了。但是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讨论诗艺，而是为她的耻辱感深受震动。相比较她的耻辱感、疼痛感，人们常说的从生活中寻找灵感，显得多么浅薄和做作。
一个对打工生活有所了解的人，或者读过郑小琼的诗篇的人，应该知道她的耻辱感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她有一首诗的题目就叫《耻辱》，其中写道：“我们在废纸上保持古老而优雅/内心灌满了耻辱”，“我们的羞愧来自沉默太久太深/我们在痛苦中宽恕脆弱的灵魂”，“习惯了沉默的/耻辱，还要我，过早的/抛下青春与愤怒”，“我们的人生正被时代删改或者虚构/在字的横竖间闪烁着耻辱的斑点”。
这种清醒的耻辱感，不仅是一个扣问人生处境的好诗人所必须具备的敏感，也是一个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普通人所应该持有的警惕。我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坦白过，作为一个时评作者，当我谈论那些敏感的话题时，尽力寻找一些巧妙的角度，小心翼翼地遣词造句，做到既“擦边”又不犯规。朋友们总是夸奖我的这种经验和能力，而我却每每感到耻辱。这种耻辱感让我稍觉宽慰，它能证明我还没有完全堕落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
《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把日本文化称为耻感文化，而把西方文化称为罪感文化，说罪感文化强调发自内心的自省和忏悔，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在的戒律和舆论的约束。中国有学者由此发挥，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根源。后来中央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观，又有学者认为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论语》中随处可见对耻辱的告诫，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孟子提到耻辱更是激愤，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这些论证都各有道理，但是这种媚俗和媚上的为学作风，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羞耻感的表现。
其实羞耻之心乃人之常情，无论是日本人，中国人，还是生活在所谓罪感文化中的西方人，在正常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态中，都会为违背良心或丧失尊严而感到羞愧和耻辱。《圣经》在强调人生而有罪的同时，也多次提到“耻辱”或“羞辱”，如“正义使国家强盛，罪恶是民族的耻辱”，“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像小说《红字》中描述的脸上刺字那样的羞辱刑，一度在西方社会也普遍流行。当代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一部代表作就以“耻”作为书名，写出了殖民冲突历史对个人生活的污染和扭曲。
耻辱感是人类捍卫尊严的基础，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和认知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丧失耻辱感的时候太多了，很多人为自己的麻木不仁而心安理得，为自己的犬儒混世而沾沾自喜，甚至为自己的坑蒙拐骗而洋洋得意。良知被出卖，灵魂被收买，历史被遗忘，真相被隐藏，规则被扭曲，律法被践踏，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情。
如果说诗歌与人的灵魂有关的话，那么耻辱感更是诗人和作家的守护神。那么，中国多如牛毛的诗人和作家中，有多少人保留了郑小琼那样清醒的耻辱感呢？在我看来，有些作家不仅自己无耻，而且还大肆宣扬无耻文化，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篡改历史，粉饰太平。
而一些由作家组织、为作家服务的机构，本身就是耻辱的制造者和施与者。例如，一年前，郑小琼曾参加东莞文学院合同制作家竞聘，却因为申报选题——调查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不够主旋律而落选。当她获得官方的主流文学奖之后，机会又不请自来。这前后遭遇，本身就是打工者和诗人的一种耻辱。

要说高考作文没有现实感，还真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恰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没有现实感的文风：无病呻吟，虚情假意，陈词滥调，华而不实。
看看这些题目：人生，诗意还是失意（全国卷Ⅰ）；春夜细雨（北京卷）；必须跨过这道坎（上海卷）；诗意的生活（湖南卷）；想说爱你不容易（江西卷）； 行走在消逝中（浙江卷）；时间不会使记忆风化（山东卷）；一生与一步（四川卷）；怀想天空（江苏卷）。这些题目无一不在呼唤：写一篇空洞而又滥情的文章吧。
有很多人比较过高考三十年来作文题目的变化，仿佛多么沧海桑田，我却很遗憾地发现，就没有现实感而言，它们几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这些题目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凌空蹈虚的政治口号，如“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二是大而不当的人生讨论，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生有所息生无所息”、“战胜脆弱”、“心灵的选择”；三是抽象虚构的社会问题，如“理论指导实践”、“习惯”、“尝试”、“包容”、“近墨者黑”、“一枝一叶一世界”、“两个圆圈”；四是矫揉造作的抒情倾向，如“肩膀”、“我想握住你的手”，以及上述今年的各地题目。
没有现实感就没有真问题，抒情是在作秀，议论是在诡辩，显得极其无聊。我甚至看不出这些题目和中国古代的科举作文或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讨论有什么区别，前者如“以予观于夫子至远矣”、“千林嫩叶始藏”，后者如“一个针尖上到底站着多少个天使”。
当然，有人会说，语文考试不是政治考试，必须关注现实问题，也不是哲学考试，必须考察思考能力，它的目的是测试学生的语言能力。但语言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能力呢？根据语言学的观点，可以说语言就是行动，形式就是内容，没有思想就没有话语。这些无病呻吟的题目到底要考察学生的什么语言能力呢？是无数作家那种无关痛痒的写作呢，还是无数领导那种不知所云的套话？
到网上去查查国外的学生作文考试题目，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比如法国的作文题：是否所有的权力都伴随着暴力；能否将自由视为一种拒绝的权利；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否受科学知识的局限。又比如美国的作文题：谁是你们这一代的代言人；你是否认为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是他们所处的具体时代创造的；写一份关于自己未来职业的报告；假设自己是杂志编辑，为2010年的元旦撰写封面故事；为一个电视节目撰写计划书。
很多人都参加过TOEFL或雅思考试，这些可是为外国学生设计的纯粹的语言能力测试题，要规避文化、政治、风俗等各种差异性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有太强的“现实感”的，但是其作文题目也没有我们的高考作文那样没有人味儿，甚至非常“现实”，仅举几例：向市政府申请10000美圆的创业基金，说明你的资历和如何花销；说说私立学校和公例学校的优点和缺点；分析女性犯罪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如果有一家大型工厂要建在你的社区附近，你怎么办；你选择在家乡还是海外上大学；你是否同意犯罪是天生的这种论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高考作文中最有“现实感”的题目，是一个著名的广告语“我能”（辽宁卷）。这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如果出题的老师真是帮人家做广告，那么其“现实感”实在是超强，于情于法都无法容忍；如果他并不知道全国电视、报纸、路牌随处可见的这个广告语，那么其现实感又弱得同样让人无法容忍，对现实如此隔膜的老师凭什么来考别人？

南方都市报今日社论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在今日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又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尤其不能忽略的是，规模的壮大带来的并不是掌声的增加，深情的怀念里也裹挟着深刻的反思，高考改革再一次成为不能回避的话题。
三十年前，恢复高考成为中国教育走出十年“文革”阴影、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无数青年男女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整个国家通过高考遴选人才，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由于高考在个人成才和社会选才的绝对垄断性作用，在对青春奋斗历程的纪念与回忆中，它轻而易举地被罩上了玫瑰色的光环。
如果拨开一个国家百废待兴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个人青春回忆中的诗情画意涂抹，回望三十年前的教育里程碑，与其说是恢复高考，不如说是全面恢复了大学教育，使其从惨遭破坏的状态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秩序，从而恢复了知识和思想的尊严，恢复了人们通过求学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考将“唯成分论”变成“唯分数论”，使得每一个人都有竞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机会，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令人兴奋甚至狂喜。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高考以一个较好的标准去取代较坏的标准固然可喜，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标准唯一性带来的致命问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的并不仅仅是拥挤，正如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唯一的标准也必然导致教育的扭曲。在高考这跟指挥棒下，在升学率的压力之下，学习不为求知问真而为应试，学校不是读书而是做练习题的地方，考试取代了教育，自由的思想成为一种奢谈，独立的追求成为一种错误。
教育改革成为社会的呼声，其中的焦点聚集到高考。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高考不予改革，中学教育中的一切变革都可能成为学生新的负担。比如有的地方将中学会考作为大学招生的一个参照，有的地方将素质教育分数化，本意都在于减轻学生的高考压力，没想到会考却成为学生每年都要紧张应对的“小高考”，素质教育更成为学生时时都要全力争取的抢答表演。
但是一旦弱化或者取消高考，人们又担心连最基本的公平都会失去。如果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招生办将可能直接转化成腐败的温床。因此高考改革的另一种呼声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要求高考的题目更加统一，名额更加均衡，条件更加量化。这是高校行政化的结果，它成了权力的分配场，必须通过严格的程序进行监督，这显然有悖于现代教育的理念。
正如三十年前恢复高考的本质是恢复高校教育一样，高考改革的前提在于教育的改革，而教育改革的根本在于高校的独立。唯有思想的独立，学术的独立和体制的独立，才能使高校的自主招生变得有所着落，有所意义，才能拒绝行政规范对知识求索和真理探讨的压制。唯有高校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才能打破高考统一指挥棒的垄断。
高考改革的两派争议看似激烈，其实本身并不矛盾，因为问题并不在此。如果高校大一统的格局不变，行政化的色彩不减，那么高考的公平性就应该加强，而教育的目的则将继续遭受质疑；如果高校独立性加强，学术空气更加自由，自主招生成为必然的选择，那么高考的公平性问题并不存在，中学教育多元化自然呈现，素质教育并不需要刻意为之——如此再过三十年，中国教育必将是另一番风景。

窗外蝉声又起，操场秋千正闲。千万学子最后冲刺，备战高考。
加厚的书包，延长的课时，匆忙的脚步，紧张的神情，丰富的补品，短缺的睡眠；最耐心的老师，最殷勤的家长，最关爱的社会；一人赶考，全家动员，万众瞩目，举国皆然；命运系于一线，三天等于一辈子。
这样的景象，已经三十年。
三十年前，那些从农场赶往考场的知青，那些流连于山坡和图书馆的少年，那些要把损失的十年光阴夺回来的中年，那些刚刚跳完忠字舞的姑娘，那些油印地下诗集的小伙，突然之间潮水般涌向校园。他们满怀希望与梦想，如同秋天的红叶怒放。他们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铸就了今天的中国。
三十年来，风云际会，沧海桑田，高考依然。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高考依然。那些策动国事的高官，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那些兢兢业业的商人，那些报道真相的记者，多从考场里走出；那些贪污腐败的蛀虫，那些不学无术的伪儒，那些滥用权力的警察，那些坑害业主的发展商，也多从考场里走出。三十年的荣誉归于高考，三十年的困扰归于高考。归于那些单薄而沉重的试卷，归于那些大汗淋漓的面颊。
三十年后，世界越来越平坦，经济走向市场，政治呼唤民主，文化盼望多元，高考面临挑战。那些稚嫩的少年肩膀，真的能够负担整个国家的现实？那些迷茫的青春双眸，真的能够看得穿一个民族的未来？一张张试卷摆在在高考自身的案头：有多少分城乡差别，有多少分地域歧视，有多少分死记硬背，有多少分文字游戏？为什么一锤定音，为什么高分低能？什么是标准答案，什么是素质教育？
三十年，于历史很短，于个人很长，于民族很短，于国家很长，于求学很短，于考试很长。
回头看，正当时。

有人问到高考意见，想起写过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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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上学，但不准读书

长平

泰戈尔说，“我们误读了世界，反而说它欺骗了我们。”前不久有一家报纸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这句话，作为它的一组报道的点睛之笔。
那组报道叫“中国人误读的世界”，其中一个误读是“美国学生都很轻松”，说出了我心中梗塞已久的一个疑团。据我在美国粗略的观察，美国学生的书包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空空荡荡，而是相当地沉重。在大学校园里，一些学生还用上了拉杆箱包，因为里面的书已经重得背不动了。
不过，就中小学生而言，“书包沉重”这个充满怨气的词应该归中国专有，用在美国并不准确，要改为“充实”才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很少有人强令学生读什么书；第二，学生书包里装的是真正的书——除了教材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书，有的是传统的经典作品，有的是刚刚出版的新书。
而我们的学校，从来都是强令只读教材。严格地说，教材其实不是书，只是一个导读材料。只让学生读这个材料是非常滑稽的事，就好比我们去旅游，只允许听导游讲解而不允许看风景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学校不是读书的地方，而是禁止读书的地方。
肯定有老师会觉得委屈，说自己从来都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没错，的确如此……且慢，听听，在他的话里，在广为接受的正统观念中，真正的书都成了“课外读物”，俗称“闲书”是也。
因此，我所谓的强令，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
在我上学的年代，课外读物常常被明令禁止，带到课堂上随时可能遭到没收，粗暴的老师甚至会当场撕毁。现在的老师文明多了，但是他们也学会了软刀子杀人，用教材和它的练习题挤占了学生全部的时间。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的一份调查显示，近八成中学生没有时间读课外书；那两成的阅读者中，又以休闲娱乐类读物为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间接的强令从三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从观念上让你觉得读真正的书是不务正业，受人鄙视，甚至该遭体罚；二是不给你读书的时间，让那些书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三是——这一招最恶毒——通过教材和它的练习题让你对读书感到厌烦，就算真正的书摆到眼前你也不想碰它。
为什么导游要喋喋不休地说到游客呕吐，却不让他们去看真正的风景呢？因为他们害怕游客看见了风景，就知道了真相；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相信他们的讲解了。
所以，在决定人生命运的各种考试里，真正的书里怎样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一教材里怎样说，是出题人的标准答案里怎样说。导游说，醉翁之意全在酒，不在山水之间也。
看起来，一个人要读书，最好的选择就是不上学。正如一只鸡，如果被关进饲养场，只能吃人工配制的饲料，成长为一只肉鸡，如果逃到外面，当一只野鸡，还能捉到一些美味的虫子。
不少孩子被逼走上了这样的道路。
然而，野鸡毕竟是野鸡，不能进入社会主流鸡群。这是因为，从本性上说，人跟鸡一样，都需要过群居生活，一个孩子不可能独自长成社会人；从法律上说，不上学是被禁止的——《义务教育法》中规定适龄儿童必须“上学”，而不是“读书”，而学校又必须经过审批，也就是说要喂统一的鸡饲料，所以上海孟母堂会被关闭，一些自己在家教孩子的家长会受到警告，只有郑渊洁这样的名人可以明目张胆地作奸犯科。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这文明是如何传承的，社会是如何进步的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导游和他们编印的旅游指南并没有能够一手遮天。第一，应该承认，导游有时也会泄漏天机，聪明的游客往往能够辨别出来；第二，只要有一次机会，游客可以一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容，导游的欺骗就会破产——去年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人后悔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有过反清洗的经历，也就是在读了几本真正的书以后，必须把学校里灌输的东西清洗掉才能装得进去。一个学生毕业后，社会对他的评估，不是看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有多少，而是看他清洗掉的东西有多少。
最近有一位小学老师提出，不想当特级教师的教师才是好教师。他的醒悟，是学校的悲哀，却是社会的幸运。因为那些特级教师，往往颠倒了泰戈尔的话，令事实成为：学校欺骗了我们，反而说我们误读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