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王小波
秦晖教授在一篇论王小波的文章开头说：“小波的早逝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一时有‘小波推渲成大波’之说，而文学界的反应却相对冷淡——确切地说是冷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句话，真是有某种谶语的感觉。
这样说未免有将王小波巫婆神汉化的嫌疑，但事实的确如此：在他去后，受到震动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表现冷漠的文学界几乎死水一潭。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在1997年之前以文学为主，此后却转为以思想为主。这并非刻意，也不是巧合，而是跟思想界的相对热闹而文学界的了无生趣有关。
至于性爱，我认为它是历万世而永昌的事情，跟社会主流观念未必有什么关系，金瓶梅的故事什么年代都在上演，这十年也未能有什么改变。改变的是说出来的性，而说出来的性其实不是性。性观念发生在上半身而不是下半身，它可以是认知，是权利，是政治，但不是性。
王小波把智、趣、性三者并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通常，人们认为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是脑和心，分别主宰着智和趣，王小波加了一个生殖器，主宰着性。西谚有云：年轻时不激进因为没心，年长时不保守因为没脑。你看，在普罗大众那里，没生殖器。雨果说：生命逝去了，岁月逝去了，季节逝去了，天上只剩下一件事物——上帝，地下只剩下一件事物——爱情。爱情自然包含了性。在大师这里，生殖器出现了。
智：作为思想家的朋友的作家
这十年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无疑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其讨论之深入、辐射之广阔、影响之长远，都远非其他文化事件所能比拟。在它之前的九十年代，有几场由文学而思想的论争，如以王朔小说作为靶子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王蒙、王彬彬）关于聪明作家之争等，但都有些始乱终弃的感觉。而这场讨论，则发轫于思想界，喧嚣于大众媒体，影响于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它演化、变异为其他问题，如激进与保守、改革与整顿、私有化与公有制、西方观念与传统文化等等，至今仍然波翻浪滚，绵延不绝，成为众多热点新闻背后的思想根源。
王小波跟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他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而且连一个旁观者都算不上。虽然在他之前有何新等人的立马横刀，但更多像一场闹剧，真正有价值的争论是在他去世以后展开的，一般认为是从汪晖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开始的，而高潮出现在1998—1999年。我个人从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受益匪浅，所以在读到甘阳先生的论战文章之前，基本上都认为新左派学者是在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甚至打胡乱说。但是甘阳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新左派至少揭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中的文化自省，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走向公众时必须要严肃回答的。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传播路上，这三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的普及面更大过前两位大师。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正在一些读书杂志和报纸的文化版面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无数的人们，年轻的，年长的，男人，女人，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王小波的书。从他的书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自由主义常识，知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比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要强很多。
王小波华年早逝之后，一批在当时或者后来极大地影响公众思想的自由主义学者（或曰公共知识分子），如李慎之、秦晖、汪丁丁、许纪霖、艾晓明、崔卫平等，都认真地研读了他的杂文和小说，并写下了纪念论文，盛赞他的思想和文章。中国能够享有这种殊荣的作家，我所知道的仅此一人。
趣：文艺依旧只有三户人家
王小波强调思维的乐趣，也强调智慧之外的人生趣味。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生命境况的自怜与自嘲，是他的小说给带给人们的惊叹。
思想界夸奖文学界，到王小波那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十年间思想与文学越来越隔膜，用脑子的人没有心，用心的人没有脑。前者靠着一些翻译来的资源，还算在不停地更新，后者则的确如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不会外语，连翻译都没有。我宁可这样理解顾彬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当然大不可必会外语；问题是当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向人家学习一下也好啊。去年的时候，还闹了一场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风波，双方都有些生气，就像鸡对鸭的嘴巴长成那样很生气一样。
文坛倒是不寂寞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钱。前不久《财经时报》弄了一个作家收入排行榜，让人以为中国作家有多富了。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才卖出这么一点书，跟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作家并没有钱，只有奔钱而去的一个姿势。但是，就连这点钱，人们也有些不服气。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
七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坛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抑或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沾沾自喜不够自信，顾影自怜又没风姿，仅剩无聊。当木心兜售他的酸文，当韩寒炫耀他的粉丝，当余华吆喝他的《兄弟》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这文章，继尔想到，王小波去后这十年的文坛，都在这三户之内。而鲁迅说了，“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鲁迅的话的确有些刻薄，但当我想到这十年来的影视戏剧等趣味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引用。在这一块领域，破落暴发户大行其道。鲁迅说，“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性：只允许下半身狂欢
按照传统的脑和心的分法，性可以一分为二，性观念属于脑，而性行为属于心。前者当然没问题，后者则不够准确。因为心关乎灵魂，而性可能是纯粹的享乐。非要每次都关乎灵魂，只有把性和爱紧紧捆绑。这种拔高有时美妙无穷，但有时也搞得很虚伪。
不妨继续把王小波巫婆神汉化：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我认为性行为从来都是独立的，但人们需要说出来，成为性观念。性观念没法独立。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
其实是在讨论立场和权利。在王小波去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一步步站出来，成为性权利的坚决主张者。有意思的是，当王小波还在广受推崇的时候，李银河却遭到上下夹击，以至于被要求闭口。
这说明，社会允许性独立，甚至鼓励性狂欢，但是不允许把它挪到上半身，成为心和脑，灵魂和智慧。权利的主张显然是智化了，不可以。
我愿意滥用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发现，网络论坛、恶搞风潮、超女现象、迷幻文学等等，都是性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是被允许给公众的下半身狂欢，但是不被允许和上半身有任何联系。
根据李银河的意见，我们自然会认为，公众首先有狂欢的权利。那些反对超女的人，肯定也反对一夜情。他们主张，要么因爱而性，要么就没有性。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爱。
下半身和上半身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超女是一种权利，所以当权者要管，将超男更名为“快男”。性权利也关乎其他权利，所以有女权主义者直接命名为“性政治”。
多数的性发生在男女之间，要懂得性权利就必须关注女权主义。王小波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那些称一夜情是玩弄异性的人，应该去打听一下女权主义者的看法。也许你会因此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超女亵渎了高雅艺术。只要权利平等，都被允许，它玩弄不了，也亵渎不了。
我看到一些专家在争论：这十年来，中国人在智趣性几个方面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呢？我只能说，按照进化论的一种观点，退化是为了更好地进化。比如尾巴的退化就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发炎。
注：写作此文时，将王小波原话中智性趣的顺序弄错了，将错就错罢。
杨丞琳是台湾80后艺人，自我定位为“幼女型”，也就是说以天真稚嫩博人怜爱。王朔就说他很喜欢她那个“小肉乎脸”。不过越是这种类型在某一方面越危险，那就是当大家心中怀有亡国恨而无处消解时，最痛恨的就是唱后庭花艳曲的商女了。她果然被逮着了：四年前在一次综艺节目中，她说抗战才八年而已。大陆网民一听就火了：才八年而已！什么意思？仗打得还不够惨烈？受辱的时间还不够长？于是抵制该“幼女”的网络运动开始了。她的唱片发行想必是受了影响，连请她做广告的麦当劳也遭到谴责。上周，她来北京开记者会公开道歉了。
可以预料的是，她的道歉不会被大多数网民接受。我都想不起来有哪一次类似的道歉被接受过。不被接受的理由也大体相同，就是道歉者不够真诚。这可能也是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幼女”会为自己并不了解的宏大历史流下真诚的眼泪。这场抵抗与道歉，本身就有很强烈的“功夫在诗外”的意味。
在爱国题材尤其是中日关系上，被网民们砍杀的艺人已经若干了。从赵薇、章子怡、孟广美到杨丞琳，无一例外都是女星。这让人想到红颜祸水的传统逻辑。国家兴亡，美女有责。妲己、褒姒、西施、貂蝉、杨玉环……无一不肩负着国家民族的重任。只要把这些祸国殃民的妖精诅咒下了地狱，国家就有救了。另一方面，在国难当头时，妓女爱国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流传。
谁都不是傻子，砍杀“幼女”的爱国者其实也有点心虚，生怕人家骂自己素质低，所以早就准备了更猛烈的抵制。结果久等不见骂声，干脆自己为对方编了一个。杨丞琳说，她没去新加坡说什么大陆网民素质低，而这个消息却在网民中盛传，并激起了大家更加强烈的爱国情操。正如章子怡当初那张“中国女人被日本男人压在身下”的剧照是编造的一样，大家其实并不在意，没人追究真假，也没有造假者出来澄清和道歉。对于网民们来说，最好它就是真的，否则这满怀幽怨往何处倾倒呢？
立志解决历史问题的人，应该多去关心历史才好；一心图谋政治策略的人，应该去多参政议政才好。这些人如此认真地研读综艺节目，还真是令人疑惑。过去全国山河一片红也就罢了，现在是台上后庭花要唱，而心中亡国恨未消。做艺人的，不仅要训练演技，还要熟读中国近代史。做观众的，一边赏戏，一边爱国，还真会享受。
有些东西，乍一看你忍不住要鼓掌，稍微一想就发现是错的。重庆市日前出台的一份新闻改革文件就是这样。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份从今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文件规定，市领导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重庆日报》报道一律放到二版以后，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电台、电视台也是如此。
这个规定对于所涉的一线新闻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消息，令他们感到十分振奋。只有熟悉头版新闻工作的人，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解放。长期以来，报纸的头版，电视的头几条，往往是最枯燥乏味而又最费心费力的稿件，领导的排位、字数的多寡、字体字号的讲究、照片的大小和位置，都是按照官场游戏规则制定的。不小心出了错，就可能被戴上政治错误的帽子，编辑记者如履薄冰。《重庆日报》的总编辑说，假设领导讲话有7点，只有3点有新意，另外4点还得报，“说丢了肯定不行，即使这一点前年就曾讲过” 。该报一位时政记者说，她写的这些稿子自己都觉得味同嚼蜡。从报业经营和新闻原则来看，这些新闻投入太大，效率太低，予以改革，岂不快哉！
文件要求，通常情况下，《重庆日报》头版、重庆广电总台、广播电视主要新闻栏目对基层的报道不低于各自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以前市领导专享的位置，现在让给了老百姓，读者也会感到欣慰。
如果重庆市有关部门把这份文件当成是加强新闻管理，让媒体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改变形象，我倒没有什么话说。然而，从这个报道看，重庆的新闻工作者显然把它看作新闻业的巨大进步。那位总编辑兴奋地说，“这一文件有很强的先锋意义，这样做，全国惟此一家。”那位记者则说，“我们有了方向感。”《重庆日报》为此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采编大培训，信誓旦旦地“必须改变党报传统的话语体系，真正遵从新闻规律写稿”。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先锋，什么样的方向呢？就很值得商榷了。
真要遵从新闻规律，就应该让媒体在法律的规范之内，相对独立自由地安排版面，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差异化的格局。细看重庆的新规，竟有40条具体措施，“其中不乏字数上限的精确限定”，比如，市“两会”期间，市领导“参加所在代表团审议作单独报道，《重庆日报》稿件不超过1000字，参加其他代表团审议发综合消息，报道上述每位领导同志讲话内容的《重庆日报》稿件不超过300字”。同样地，重要报道，对电台、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也作了硬性规定。宣传部长明确要求，“如果《重庆日报》在一版登他参加会议和活动的报道，必须经他本人审阅、确认”。
也许编辑记者高兴得太早了，要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并不比以前在头版报道更容易。而且，领导活动到了二版，是不是还要按官职而不是按新闻排位呢？该文件还要求会议新闻必须生动活泼，如果开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会怎么办？强行活泼和强行死板，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严格地说，新闻恰恰是不可预测的东西，随着社会生活而千变万化。有些事情的发生可以预测，但是它发生之时的效果和影响，也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情景。比如，每年的“两会”热点并不相同，民众对领导讲话的反应也不一样。假如领导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大家十分关心，报纸要在头版大篇幅报道，并在更多的版面跟进报道和讨论，是不是算违规了呢？或者相反，某领导在一个重要场合讲的话，一点新内容都没有，是不是一定要在某个位置报道1000字呢？或者电视台和报纸的意见不同，是否可以按照各自的理解报道呢？
稍微懂得一点法律的人就知道，正确的结果只能来自正确的程序。如果有地方不按司法程序把一个人抓起来，那肯定是违法了；随即又不按司法程序直接把人放出来，并给予他丰厚的赔偿，这样是不是就对了呢？不，这也是违法的。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规定的内容是好还不坏，而是该不该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规定。
背负着上面一份详尽的规定，想要办出一份读者喜欢的好报纸来，是违反新闻规律的事情。
前几天看见一个演惯宫廷坏蛋的演员在电视上大谈两岸关系。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说有一年他们一堆艺术家去台湾视察，因为自己惟一感兴趣的东西是台北故宫，逃掉了别的一些访问。事后老搭档告诉他，哎呀你错过了，人家台湾就是好，今天我们在某市拜访了一位女官员，年轻漂亮，温柔甜美。演员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没过多久就出大名了，她就是璩美凤啊！然后夸张地大笑。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台湾社会是多么糟糕，民主有什么好，把一个偷情的女人选成议员！哈哈哈哈！
这个演员一定觉得他这个故事真是太妙了，太有说服力了，殊不知他的笑声表明，他不仅对政治无知到极点，而且缺少对一个女性、一个受害者的起码的同情和尊重。你看性爱光碟了，就可以把人家当初对你们大陆艺术家的热情接待一笔勾销？幸好人家没借钱给你。如果按照王朔的思路，也让这个艺术家去当一个什么副部长，他肯定可以义正辞严道：我们祖国大陆的官员从来不会偷情，只会生活腐化堕落而已，而且绝对不会让人偷拍！
从法律上说，璩美凤是一个地道的受害者。但是，一个女政客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不会饶恕你，这是铁的纪律。赖斯是最好的榜样，连生活作风都不要了，自然就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所以璩美凤只好解甲归田，从头再来。
有人一朝怕蛇咬，十年怕草绳，也有人因此而成为著名的捕蛇者。跟那些一旦被新闻伤害就痛恨媒体一辈子的人不同，璩美凤如今当上了澳亚卫视的新闻主播和主管。我觉得女权组织应该给璩美凤一个奖励，因为她绝地反击成功。有人说她趁机捞了一把，这话是没错，但难道捞就不是劳动吗？而且是在那样一种境地中去捞！写书也好，开演唱会也好，出国学习也好，都是艰难的抗争。如今，她爱情幸福，事业也上了台阶，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典范。在万恶的旧社会，一个妇女陷入流言蜚语，风刀霜剑严相逼，最好马上去死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克林顿能做到的，莱温斯基也能做到。
璩美凤说，一日新闻人，终身新闻人。她的本意是，自己曾经做过记者，对新闻有强烈的兴趣，一辈子都离不开了，所以现在做的工作算是专业对口。不过这句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只要你曾经成了新闻的主角，一辈子都是新闻的主角，否则全世界那么多新闻主播和主管，为什么偏偏要采访你的职业生涯？全世界那么多男女都“夜夜笙歌”，为什么偏偏要报道你小两口“生活性福”？看来这两个“新闻人”她是当定了：一个做新闻，需要攻；一个是新闻，需要守。但愿她能一直处变不惊，攻守自裕。
杨丽娟到底有没有病？这是一个问题。假如她在医学上被确认为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么媒体这样连篇累牍地报道她的言行，就会面临新闻伦理的质疑。一个精神病患者，是否应该不知疲倦地接受记者采访，恐怕得问问医生的意见。而这些患者的言行被当作社会新闻予以详尽报道，无论记者的动机如何纯正，也脱不了拉出病人供人围观的嫌疑。而很多精神病患者，正是受到被人围观的激励，做出了更加疯狂的举动。
看得出来，一些媒体已经感觉到这样的压力，改变了前几天不顾一切追逐新闻的态度，不仅有所自律，而且纷纷采访精神病医生。几乎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认为她可能患者妄想症等精神疾病。其实早在一年前，当她痴迷刘德华的消息刚刚见诸报端的时候，就有精神病医生指出这点并愿意提供帮助，但是遭到了她父母的拒绝。如今又有医生进一步说，她的父母也有精神疾病的症状。同样的困境仍然横亘在医生和媒体面前：据报道，杨丽娟母女多次声明自己没有病；接受采访时，她先问记者的态度，支持她还是反对她，如果听到不愿听的话，马上挂掉电话。
这正是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区别。尤其是妄想症，思维和语言能力与常人无二，只是陷入妄想之中不能自拔，而且讳疾忌医，拒绝救助。这种情况下，媒体很难提供有效的帮助，最好的作为也就是尽量不予报道。不过，在她被确认为精神病患者之前，媒体似乎只能把她当作一个正常人。对于正常人身上发生的离奇事，要让媒体不去报道，似乎也讲不通。
由于社会对精神病患者存在歧视，更由于一些精神疾病需要强迫治疗，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需要专业人士通过专业程序来诊断。在患者拒绝就诊的情况下，就需要其监护人的配合，劝导说服甚至强迫其就医。媒体或者其他人，不仅不能僭越这一职能，甚至也不应该大声嚷嚷谁有病——不管有病没病。
杨丽娟的监护人无疑是她的父母，现在只剩下母亲。但她的父母一直拒绝正视女儿的不健康倾向，而母亲自己也身患疾病，并且长期没有工作。假如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位母亲显然无力承担监护人的责任，甚至自己也需要监护人。那么谁是她们的监护人呢？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其监护人除父母、子女之外，就应该由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朋友担当。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些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朋友，报道中一再提到杨家找亲戚借钱，这些亲戚为什么都不出面来帮助她们呢？按照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下，应该由她们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如果没有可以指定的对象，那么就由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按照法律规定，似乎不应该有精神病患者满街乱走的现象。但是现实显然并非如此，更何况是妄想症这种未必直接伤害他人的精神疾病。在何种情况下，监护人才能决定对患者进行强迫治疗？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断定监护人未能承担监护责任而需要重新指定监护人？又在何种情况下，民政部门等社会机构才能对患者进行干预？这些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通常的原则是以对他人或者社会造成伤害为提前，否则一个耽于幻想的艺术家或者宗教人士都可能被送进疯人院。但是，在强迫手段之前，监护人、监护单位和社会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在杨家陷入困境之前，是否应该有一些来自亲戚、邻居和社会组织——这些潜在的监护人——的关怀？从现有的报道看，他们仿佛是在孤岛上生活，从来不曾有过来自亲戚、邻居和社会组织的交流和沟通，畅行无阻地往悬崖边走去。
对于杨丽娟的疯狂追星，此前媒体在肯定的倾向中，出现一些怂恿性的报道，显然是不应该的；但是更不应该的是，这几天媒体在否定的倾向中，又出现了一些侮辱性的报道，比如有歌星公开说，我对她的厌恶压倒了怜悯。假如杨丽娟被确认为精神病患者，假如她的监护人担负责任的话，这些报道就有吃官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