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王小波
秦晖教授在一篇论王小波的文章开头说：“小波的早逝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一时有‘小波推渲成大波’之说，而文学界的反应却相对冷淡——确切地说是冷漠。”十年后再回头看这句话，真是有某种谶语的感觉。
这样说未免有将王小波巫婆神汉化的嫌疑，但事实的确如此：在他去后，受到震动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多事情，而表现冷漠的文学界几乎死水一潭。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我在1997年之前以文学为主，此后却转为以思想为主。这并非刻意，也不是巧合，而是跟思想界的相对热闹而文学界的了无生趣有关。
至于性爱，我认为它是历万世而永昌的事情，跟社会主流观念未必有什么关系，金瓶梅的故事什么年代都在上演，这十年也未能有什么改变。改变的是说出来的性，而说出来的性其实不是性。性观念发生在上半身而不是下半身，它可以是认知，是权利，是政治，但不是性。
王小波把智、趣、性三者并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通常，人们认为人身上最重要的器官是脑和心，分别主宰着智和趣，王小波加了一个生殖器，主宰着性。西谚有云：年轻时不激进因为没心，年长时不保守因为没脑。你看，在普罗大众那里，没生殖器。雨果说：生命逝去了，岁月逝去了，季节逝去了，天上只剩下一件事物——上帝，地下只剩下一件事物——爱情。爱情自然包含了性。在大师这里，生殖器出现了。
智：作为思想家的朋友的作家
这十年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无疑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其讨论之深入、辐射之广阔、影响之长远，都远非其他文化事件所能比拟。在它之前的九十年代，有几场由文学而思想的论争，如以王朔小说作为靶子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王蒙、王彬彬）关于聪明作家之争等，但都有些始乱终弃的感觉。而这场讨论，则发轫于思想界，喧嚣于大众媒体，影响于社会现实。在社会现实层面，它演化、变异为其他问题，如激进与保守、改革与整顿、私有化与公有制、西方观念与传统文化等等，至今仍然波翻浪滚，绵延不绝，成为众多热点新闻背后的思想根源。
王小波跟这场论争有什么关系？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关系。他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讨论，而且连一个旁观者都算不上。虽然在他之前有何新等人的立马横刀，但更多像一场闹剧，真正有价值的争论是在他去世以后展开的，一般认为是从汪晖1997年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开始的，而高潮出现在1998—1999年。我个人从自由主义学者那里受益匪浅，所以在读到甘阳先生的论战文章之前，基本上都认为新左派学者是在生拉硬扯、强词夺理甚至打胡乱说。但是甘阳先生的文章让我觉得，新左派至少揭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例如改革中的公平与正义，全球化中的文化自省，这些问题是自由主义走向公众时必须要严肃回答的。
朱学勤教授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毫无疑问，在自由主义的传播路上，这三个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就公众层面而言，王小波的普及面更大过前两位大师。他的生存方式自然是自由主义者一个完美的姿态，而他的杂文和小说同样对自由主义的学理层面和文化立场功不可没。
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正在一些读书杂志和报纸的文化版面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无数的人们，年轻的，年长的，男人，女人，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王小波的书。从他的书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自由主义常识，知道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比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要强很多。
王小波华年早逝之后，一批在当时或者后来极大地影响公众思想的自由主义学者（或曰公共知识分子），如李慎之、秦晖、汪丁丁、许纪霖、艾晓明、崔卫平等，都认真地研读了他的杂文和小说，并写下了纪念论文，盛赞他的思想和文章。中国能够享有这种殊荣的作家，我所知道的仅此一人。
趣：文艺依旧只有三户人家
王小波强调思维的乐趣，也强调智慧之外的人生趣味。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对生命境况的自怜与自嘲，是他的小说给带给人们的惊叹。
思想界夸奖文学界，到王小波那里就划上了一个句号。十年间思想与文学越来越隔膜，用脑子的人没有心，用心的人没有脑。前者靠着一些翻译来的资源，还算在不停地更新，后者则的确如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不会外语，连翻译都没有。我宁可这样理解顾彬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的东西，当然大不可必会外语；问题是当你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能够向人家学习一下也好啊。去年的时候，还闹了一场所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风波，双方都有些生气，就像鸡对鸭的嘴巴长成那样很生气一样。
文坛倒是不寂寞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钱。前不久《财经时报》弄了一个作家收入排行榜，让人以为中国作家有多富了。其实，这么大一个国家，才卖出这么一点书，跟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作家并没有钱，只有奔钱而去的一个姿势。但是，就连这点钱，人们也有些不服气。王小波之后，文坛没有创造力了。年华老去的先锋作家们露出苍白的底色，同时又欣喜地发现80后的孙子们连他们当年的先锋都没有。
七十年前，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坛三户》，说文坛只有三种人，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颓唐，是掉下来的悲声，暴发户的做作的颓唐，却是‘爬上去’的手段”；抑或是，“暴发不久，破落随之”，沾沾自喜不够自信，顾影自怜又没风姿，仅剩无聊。当木心兜售他的酸文，当韩寒炫耀他的粉丝，当余华吆喝他的《兄弟》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这文章，继尔想到，王小波去后这十年的文坛，都在这三户之内。而鲁迅说了，“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鲁迅的话的确有些刻薄，但当我想到这十年来的影视戏剧等趣味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引用。在这一块领域，破落暴发户大行其道。鲁迅说，“这一户，此后是恐怕要多起来的。但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
性：只允许下半身狂欢
按照传统的脑和心的分法，性可以一分为二，性观念属于脑，而性行为属于心。前者当然没问题，后者则不够准确。因为心关乎灵魂，而性可能是纯粹的享乐。非要每次都关乎灵魂，只有把性和爱紧紧捆绑。这种拔高有时美妙无穷，但有时也搞得很虚伪。
不妨继续把王小波巫婆神汉化：他把性与智、趣并列，昭示了这十年的中国性史走向，那就是让性从心和脑独立出来，从灵魂和思想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从虚拟性爱、一夜情到换偶等一系列性独立运动。
如前所述，我认为性行为从来都是独立的，但人们需要说出来，成为性观念。性观念没法独立。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
其实是在讨论立场和权利。在王小波去后，他的妻子李银河博士一步步站出来，成为性权利的坚决主张者。有意思的是，当王小波还在广受推崇的时候，李银河却遭到上下夹击，以至于被要求闭口。
这说明，社会允许性独立，甚至鼓励性狂欢，但是不允许把它挪到上半身，成为心和脑，灵魂和智慧。权利的主张显然是智化了，不可以。
我愿意滥用弗洛伊德，用性来解释更多的社会问题。于是，我发现，网络论坛、恶搞风潮、超女现象、迷幻文学等等，都是性独立运动的一部分。是被允许给公众的下半身狂欢，但是不被允许和上半身有任何联系。
根据李银河的意见，我们自然会认为，公众首先有狂欢的权利。那些反对超女的人，肯定也反对一夜情。他们主张，要么因爱而性，要么就没有性。但是当你真的要跟他谈情说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可爱。
下半身和上半身怎么能够分得开呢？超女是一种权利，所以当权者要管，将超男更名为“快男”。性权利也关乎其他权利，所以有女权主义者直接命名为“性政治”。
多数的性发生在男女之间，要懂得性权利就必须关注女权主义。王小波说，“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接近某种女权主义的立场。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尊重女权，就不能叫作一个知识分子。”那些称一夜情是玩弄异性的人，应该去打听一下女权主义者的看法。也许你会因此知道，为什么不能说超女亵渎了高雅艺术。只要权利平等，都被允许，它玩弄不了，也亵渎不了。
我看到一些专家在争论：这十年来，中国人在智趣性几个方面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呢？我只能说，按照进化论的一种观点，退化是为了更好地进化。比如尾巴的退化就是人类的进化，因为它没有用，还可能会发炎。
注：写作此文时，将王小波原话中智性趣的顺序弄错了，将错就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