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四月 2007 ↓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天公布，将从6月1日起施行。网络舆论中，这个条例的其他部分都被视为老生常谈，最大的兴奋点在于规定公务员不得包养情人。条例中专门列出，有违犯此条者，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包养行为本来古已有之，但是把它写进法纪规章，还是近年来的新鲜事。一直有妇女组织代表要求将“包养二奶”写进法律予以惩戒，但法律专家总是回答说“包养”和“二奶”都不是严肃的法律用语。这一年来的地方行政法规，却越来越多地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海南把它和重婚罪相提并论，郑州则把它和“嫖娼”归为一类，用语都是“包养情妇”，怎么看都有些粗鄙，而且有性别歧视嫌疑，所以南京就羞羞答答地用了“干部婚姻状况发生变化”这样的隐语，简直比“生活作风糜烂”还不如。到了国务院的规定里，大概也是经过斟酌，变成了“包养情人”，显然更合适一些，但是从法律的角度讲，“包养”和“情人”这两个词仍然很有些含混不清。
在传统意义上，“情人”的含义本来是比较清晰的，不过近年来由于“性伴侣”、“一夜情”、“换偶”等观念和行为的搅和，这“情”字也就越来越淡薄了。尤其是“包养”二字往前面一挂，就跟“性交易”只隔着一层薄纸了。倒是“包养”越来越清晰，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写进法律文本的专有名词了，特指“提供生活费”并“发生性行为”这种事情。如果只是提供生活费的包养，那就是做善事或者养宠物；加上了性行为，就成了一种不道德的交易。人们熟悉的新闻中，有山东女大学生控告父亲包养二奶、广东女大学生包养协议曝光，等等。
为什么要明文规定公务员不得包养情人？从表面上，是要公务员率先垂范，做道德的楷模。实质上，则是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手里掌握着公共权力，很容易调动公共资源，如果没有足够的限制，则很容易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包括性的利益。在难以证实的民间传言中，领导干部包养情人的现象绝非个别，有的甚至包养几十上百个。从已经审结的案件看，贪官包养情人十分普遍，而且多数动用了公款。拿纳税人的钱去购买个人的性享受，这自然是难以令人容忍的事。
但是这个大快人心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公务员的人数远远大于实权在握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公务员养家糊口都要精打细算，哪里有财力包养情人？因此，规定他们不得包养情人，很有些陪绑的意味，显得不够公平。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规定的指向不够明确，到底是倾向法律呢，还是倾向道德？或者说，是维护公共利益呢，还是维护人性伦理？如果着重于“包养”可能涉及动用公权和公款，那么包养孤儿和宠物都有这个可能；如果着重于“情人”有违家庭伦常，那么包养不包养又有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纪律处分条例，一箭双雕似乎也无不可，但是搞清这个指向还是非常必要的。公务员的道德水平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从现代政治观念来说，纳税人出钱请他们出来做事，主要还是因为有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大部分公务员，不过是整天忙于处理具体事务的小人物，他们的性道德和私生活其实和公众利益没什么关系。到哪一种级别就有了关系，有多大关系呢？这是很难量化的，所以也就很难按照具体的规定来处理。而一个人的工作能力以及他的工作成绩，却可以相对量化。
现代政治中对公务员的考核和监督，常常分为业绩评估、法律监督和公共舆论三个部分，前两者都倾向于刚性的可量化指标，后者则是软性的可随时变化的指标。公务员的道德伦理，显然应该由开放畅通的公共舆论来监督，并通过对实权人物的民主选举来发生影响。公共舆论知道在文化、伦理和利益之间进行协调与抉择。政客私吞公款，在哪个国家都会触犯法律；而政客包养情人，在美国是性丑闻，在法国则可能是浪漫曲。
就中国而言，从法律上说，无论是包养情人，还是扶助孤残，公务员侵吞公款都是不被允许的；从道德上说，情人无论包养与否，都可能与传统伦常相冲突。按现有规定，公务员包养情人要被撤职或开除，假如出现情人包养公务员的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所以，法律术语对“包养”和“情人（或二奶）”的接纳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吏治的思路。

天涯：

消息1
发送者： 日期：2007-4-26 17: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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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兄，不好意思；刚刚接到上面的通知，全部网站不得转载您这篇文章。还请谅解。

消息2
发送者：值班编辑 日期：2007-4-26 17:25:00 [回复] [消息列表]

通知：你发表在『关天茶舍』内的贴子《叶利钦的最大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因不适宜在本版发表,现已被隐藏,隐藏的原因：“上级要求”，有意见请与斑竹或社区编辑联系，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新浪：

抱歉，您发表的文章《叶利钦的最大政治遗产是面向自由》已经被系统管理员删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如有疑问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收到邮件24小时内给您回复。

那30吨滚烫的钢水倾倒下来，和32名工人的躯体以及他们痛苦的哀嚎浇铸在一起，在地上形成一个巨大的伤疤，一个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深感耻辱的伤疤。这就是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4.18”事故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当网友们提议以这些钢水浇铸死难者纪念碑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仍然是这一景象。
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恶性校园枪击案，33人无辜丧命。同一天，河南省宝丰县王庄煤矿发生爆炸事故，同样数量的矿工不幸遇难。国内媒体对于前一起事件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报纸不惜版面，事无巨细，连篇累牍，网络上开设了随时更新的专题，死者照片得以一张一张的展示；而后一起事件则被轻描淡写地放在了报纸和网络的角落里，也没有多少追踪报道。有人为此感到愤怒，称中国人的生命不如美国人的生命贵重。
面对这样的言论，我首先想到的是，从新闻的价值来说，这是一种误读。中国的矿难太过频繁，毫无新意可言，导致人们反应迟钝，感觉麻木。而校园枪击案无论从场面的戏剧性还是背后的故事性，都具有较强的可传播性。同时，报道外国枪案也没有过分渲染和炒作之虞。因此，媒体的报道规模无关乎生命价值，仅关乎新闻价值。
仿佛是给予这种分析一记重重的耳光，两天之后，辽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发生了钢水浇人事故，32名工人在1500度高温的钢水中遇难。从新闻的新奇性上说，这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惨剧；从新闻的重要性上说，这是钢铁企业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从新闻的贴近性上说，如此怪异的严重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然而，你在报纸上依然看不到长篇报道，你在网络上依然无法向死者的照片致哀。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辩解说，钢水浇人的新闻价值仍然比不上校园枪案，因为后者的故事性仍然大于前者，而且其死难者均为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更容易引发人们的痛惜和哀悼之情。尽管这些分析也不无道理，但是我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用新闻价值来回避对生命价值的追问。
矿难频发真的是视觉疲劳和感觉麻木的原因吗？就其发生的频率和纠正的难度而言，美国枪案的确堪比中国矿难——只不过一个是为自由理念付出的代价，一个是制度缺陷的陪葬品——但是，有谁能够想象，假如美国枪案以更加频繁的次数发生，民众会听得疲倦、漠不关心吗？也许相反，那会激发他们更大的兴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甚至会激发他们的抗议行动，要求有关方面必须拿出新的应对措施。
仍然从新闻价值上看，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校园枪案发生之后，新闻源总是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以此次枪案为例，扩大和增加的新闻包括总统讲话、校方声明、万人哀悼、降半旗、遗照上网、摆石块作纪念、祈祷与献花等等。每一次扩大和增加新闻，媒体都会跟进报道。而国内发生矿难时，地方政府对新闻资源显然是在做减法，巴不得谁也不知道，新闻媒体往往无更多信息可以报道。
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些兴奋与麻木的背后，在这些新闻增减的背后，是人们面对生命价值的理念和态度，是在生命遭受威胁与损害时的情感与行动。
有人说，中国重大伤亡事故太多了，如果每一次都隆重悼念，领导们还忙得过来吗？如果每一次都充分报道，新闻媒体还有空间刊载别的内容吗？对这种疑问的回答是：如果每一次都隆重纪念了，如果每一次都充分报道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重大伤亡事故发生了。
一些网友们正在讨论，辽宁铁岭“4.18”事故中的钢水应该用来浇铸成什么样的纪念碑。有人提议铸成一个方碑竖立在工厂外面，有人提议分割成32块交给死者家属。这些意见都很有价值，而我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那块烙在地上的惊悚而耻辱的伤疤——由此我明白了：更加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上，从观念上，从制度上，在我们心中竖起一座生命纪念碑。

我曾经工作过的报社的一位副总，有一天经过人行天桥时惊讶地发现，自家报社的一位年轻记者正躺在地上痉挛，表情十分痛苦。他疾步上前救助，谁知道那位记者却使劲地向他摇头摆手——原来该记者在策划新闻，看看有多少路人会对陌生的求助者伸出援手。
这是那位记者看了国外一篇报道之后想出的主意。那个报道说，有记者在路边扔了20美元的钞票，看看有多少人会拣起来，拣起来以后会干什么。
近日“茶水发炎”事件之后，记者策划新闻成为公众话题。很多人不理解记者为什么要策划新闻，困惑于其中包含的职业伦理问题。其实策划新闻早已不是新闻，它是新闻报道一种常见的手段。很多时候，策划新闻是记者调查的一部分。比如上述两则策划新闻，人们会当作一种社会小调查来读，由此或许可以了解一点世态人心。
常见的策划新闻，属于现象总结类，几乎所有媒体都会涉历，比如年终专题、奥运特刊等等，这种时候不做策划甚至也成为一种策划了。我的新闻经历中，参与这一类策划比较多，比如曾经工作过的周刊在世纪之交组织了“记者回家乡”行动，我作为一个记者参与了报道；又比如我现在工作的周刊去年底做了一期“反向新闻辞典”，我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
本文开头列举的两则新闻，以及“茶水发炎”事件，则属于事件类策划新闻。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世上本无事，记者自扰之；待记者参与之后，大家才看到，原来背后有好多问题。上面两个例子可能显得轻松，其实这类策划手段更多地用于采访困难或者危险的场所，有时跟便衣侦探的工作难分伯仲，比如记者冒充毒贩采访贩毒活动，假扮商人采访参与政府采购，带着针孔摄像机前往制假窝点，等等。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几乎每一集里都有这样的策划。这一次，医院怎么就成了记者的策划对象，的确是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在传统印象中，医院是站在黑社会和黑心商人的对立面，扮演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角色。
这类策划新闻，不可避免地，带有欺骗的性质，甚至是对人性的打击。比如自从“茶水发炎”之后，我不知道那些当事的医生会不会老怀疑患者假装肚子疼，化验师会不会老觉得人家的尿不是尿。所以，策划这类新闻时，记者必须说服自己，也必须说服读者，你所报道的事情，其价值大过一次撒谎，或者说，其社会效应大过个人诚实。尽管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少数坏人的撒谎是为了对社会公众的诚实，但是，老实说，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答案。同时，这需要一定的表演才能，这是我所缺乏的。所以，在我的新闻经历中，几乎没有实践过这类策划，也不鼓励记者进行这类策划。
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我会读这样的新闻，并从中了解一些真相，或者受到一些启发。所以，我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新闻的一类。这一类新闻，看起来是虚构的，但往往是基于可能性事实的假设，甚至做成了真实的新闻。一个“茶水会不会发炎”的假设，却牵扯出一系列的真新闻：验尿仪器遇到非尿会如何？公众在媒体误解医院时的态度如何？卫生部门如何对待有争议的舆论监督？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拿错了尿样，却怪罪于医院。如果这不是记者策划的，而是真实发生的呢？它不过是一个疑问，需要医院或卫生部门出面解释。记者策划的假新闻，恰恰就是为了测试医院和卫生部门的真态度。假如这是真的，卫生部门会不会也像这样，在进行技术解释的同时，质疑当事人的伦理道德，指责他扰乱医疗秩序、恶化医患关系呢？这就是公众在卫生部门已证明记者失当之后，仍然怒气难消的原因。
现在大家都把不能拿茶水当尿检测说得像常识一样，其实细读最早的新闻，那些策划的记者也采访了专家，记者是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问题的。事后卫生部门组织了专题研究，并有近百所医院自发实验，可见即便是在医疗人员中，它也不是常识问题。记者遇到这样的非常识问题，专家应该做的是给予解释，而不是谴责其职业伦理。

我刚写了一篇文章，说番禺学宫等地举行儿童开笔礼，舆论群起批评，其实大可不必，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拜拜孔子也无妨。随即就有一个朋友说，开封官员要拜包公了，怎么看？我说，这是应该反对的。
朋友说，昨天拜孔子，今天拜包公，谁知道明天要拜什么？看来不能随便支持啊，时评可不慎乎！我说，不，我支持拜孔子反对拜包公的理由并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熟悉的“要防止扩大化”的思维逻辑，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判断的一种说法。什么叫“扩大化”？多小是小多大是大？凭什么小的可以大的就不行？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最后就只好由执行者“酌情考虑”了。
我支持拜孔子反对拜包公也不是基于如下理由：孔子是文化圣人，整理典籍，开启教化，主张德政，其语录成为千百年来的最高指示；而包公不过是一个跻身官场的大侠，虽廉洁正直，断案如神，但他往往无视程序，动辄刑讯逼供，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我的理由很简单：番禺拜孔子是民间倡导，开封拜包公是官方行为。
对于民间文化，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评议，但也要给予适当的尊重。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要允许别人去尝试。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有存在的可能。办开笔礼拜孔子像，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过也没有那么多坏处。只要教育是开放的，就不必惊慌失措，胡适、鲁迅他们都没被四书五经害死，何况现在的学生？就算这些复古仪式作秀挣钱，那也是文化市场的一种供求选择。
但是开封的事涉及公权力的使用。报道说，在纪念包公诞辰1008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及包公后裔共同提出：政府应组织新任职干部面对包公像缅怀先贤，并立下廉洁正直、勤政为民的誓言。
这个建议的表述听起来冠冕堂皇，其实就是要拉出一位古人来，由政府确立他为偶像，创设一个仪式，让新任官员都去参拜。政府可以这样干吗？
现代文明就是宗教社会或皇权社会世俗化、平民化的过程。从这个观念看过去，任何偶像崇拜都具有危险性，很容易被操控，而且背离现代法治原则。但是现代文明又肯定人有信仰宗教或崇拜偶像的自由，怎么办呢？在宗教色彩浓厚的西方社会，早就有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政教分离。虽然拜包公这样的偶像崇拜还远没达到宗教信仰的地步，但道理是一样的：民间社会爱拜谁拜谁，但不允许利用公权力和公共资源来造神。
比如，甘肃姑娘杨丽娟因为做了一些怪梦，就啥也不干了，只管追刘德华，这谁也管不着；但是如果甘肃地方政府认为刘德华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勤奋敬业，以德服人，于是拨公款发号令，组织全省青少年都去追他，这就不可以了。严格地说，政府塑造任何典型，都是有悖于现代政治原则的行为。
在西方社会，也还留有一些跟权力有关的偶像崇拜，比如在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往往要手抚《圣经》，小学生每天宣读的誓词里有“在上帝庇护之下”。这些多是一种习俗，个人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比如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就改为手抚《宪法》宣誓。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提出异议，小学生的誓词就有过一场著名的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学生家长要求取消这句话，法官最后认为，它不违反政教分离原则，只是对宗教遗产的认可。
有人就认为，官方组织拜包公，也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认可。事实上，在西方社会，那些违背现代政治原则的习俗只可能一点点减少，而不会一步步增加。如果有人提出要恢复已经中断的中世纪教廷的仪式，肯定不能得逞。更何况，古代开封的官员履新时要拜包公吗？这是哪里来的传统？与其说恢复传统，不如说生造偶像。
造出这个偶像来祭拜，所谓的专家说是为了宣誓“廉洁正直、勤政为民”，但是这个会议的实质主题是“开发包公文化旅游”，谁都明白其醉翁之意在于经济。把严肃的执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用来矫饰旅游开发，其心术何其不正，导向何其错误，不值一评。

近日广州番禺学宫举行儿童开笔礼，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谓开笔礼，是中国古代儿童破蒙读书时的一种仪式，番禺学宫从2004年起恢复推出，迄今已经办了70多期，共有穗港上千儿童参加。据报道，宁波等地也举行过这个仪式。仪式的内容各地大同小异，有拜见孔子像、朱砂开智、启蒙描红、诵读《三字经》、过青云桥、跃龙门等。
说是争议，但媒体评论多以批评为主。有人认为开笔礼大搞形式主义，对儿童进行刻板教育；有人担忧它神话孔子，捡起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人识破它的商业伎俩，以儿童为对象进行诱骗敛财；也有人从教学方法上进行探讨，指责它提倡死记硬背。
我个人也对一些人孜孜以求的复古运动不以为然，认为目前中国学习现代文明比恢复传统文化紧要得多，但是当我听见这一窝蜂的批评之声时，又不免有些担忧——在民间文化上，任何一边倒的主张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恰恰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法则。尤其是有人呼吁政府部门出面关闭这些机构时，我表示坚决反对。
用“封建迷信”来批评这些祭拜活动，显得过于简单粗暴，是多年以前的做法。如今，很多当年清扫一空的“封建迷信”活动，如看相算命、求神拜佛、超度亡灵等，都恢复如常。任何仪式，都有神话、升华对象的倾向，更不用说真正的宗教活动了。至于敛财，应该是这些机构运作的一个目的，不过包括各大宗教场所本身，绝大多数提供仪式服务的机构都有敛财的功能。只要没有明确的欺诈行为，就很难从法律上进行阻绝。
对于这些复古活动，第一要反对以文化之名，勾结公权力、利用公共资源来施行一己之主张，攫取一己之私利；第二要反对以传统之名，煽动民族情绪，号召人们排挤外来文化、拒绝现代文明。除此之外，对它们有必要进行充分的评议，但不必驱赶和取缔，而且对儿童求学的多元选择，对民间文化的多样化生存，应该持肯定态度。有人要祭拜孔子，寄托良愿，自我激励，并没有什么不妥。
很多人担心拜一拜孔子，儿童就学到了奴性文化，读一读《三字经》，儿童就被灌输了错误观念，这就有些杞人忧天了。不用说，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就算那些糟粕，也未必想害人就能害得了的。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只要学习是开放的，只要有机会学习现代文明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孩子们就会有正常的甄别能力，就会有正确的价值判断。现代教育的精髓在于教给孩子们思考能力和学习方法，如果只是有选择性地灌输，那么灌输西方文化与灌输四书五经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有意思的倒是，这些机构所宣扬的传统文化，很多东西在中国也中断若干年代了，也是他们看了韩剧才醒悟的，去了日本才学到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外来文化”。而这些机构是否都坦然地告诉了自己的客户呢？比如开笔礼中的过桥、许愿等仪式，就让我想到曾经参观过的一个日本文庙。那是福冈太宰府的天满宫，那里供奉着被日本民间神话了的古代文化圣人菅原道真，很多日本学生在开学、赶考前都会由家人陪同前往祭拜和许愿，木制的许愿牌挂满了庭院。和走（平步）青云桥类似，在那里，也有象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座桥供人行走。还有跟古老传说相关的梅酒、梅饼和梅茶供应。当然，吃喝和许愿牌都是要收钱的。
人们大可以说，日本文化本身就源自中国传统。不过具体到这些仪式上，谁是谁的传统，恐怕已经很难分得清了。对我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就算有人要直接跑到日本天满宫去祭拜，我也没有意见。

十年前的今天，作家王小波辞世。十年来，他的书一版再版，他的话被反复引用，他的思想有人专门研究，他的文风成为一种流派，他的追随者越来越多。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怀念，甚至有人发起了“重走小波路”纪念活动。除了“作家”之外，生前没有其他头衔，身后没有组织追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完全以作品本身赢得如此殊荣的人，王小波乃绝无仅有。
王小波用他短暂的生命给世间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人欣赏他的杂文的讥诮反讽，有人享受他的小说的天马行空，有人赞扬他激情浪漫，有人仰慕他特立独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他一生最珍贵的东西，是对自由的追求。
正如他的妻子李银河所说，人们喜欢王小波，首先是喜欢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自由是一个最美好的词，一个最美好的价值”。
王小波用他的生活和写作，去实践这种价值，传播这种价值。他让人们看到，一个自由的人，既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拥抱理性与常识，也可以跟随灵魂的舞蹈，在凡俗生活之外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人，是最具有判断力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人。
毋庸置疑，有人对自由怀有偏见，居心叵测地进行了曲解。而这些曲解，经过反复的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相当多的人认可、接受并传播。从个体心智上说，人们总被暗示，自由可能导致放任和堕落；从社会组织上说，人们总是听说，自由与失序、混乱甚至动乱联系在一起。王小波以他的作品，并以他的为人和他的生活，向世人展示了一颗自由的心灵在思考着什么，在感受着什么，在渴望着什么，在给予着什么。在摆脱体制的束缚，获得自由的状态之后，他既没有吸毒，也没有上街，而是沉迷于思想的芬芳，驰骋于想象的旷野，并通过他的文字，将他收获到的美好与我们分享。他让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一个自由的人首先想要的东西是过美好的生活。
有人说，王小波只是一个特例，生活不是文学，社会不是空想，纷繁复杂的人类世界更需要法律和秩序。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是暗含着很多错误的判断。首先，强调王小波是特例，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既非理性和又缺乏诗意，这显然是一种歧视和偏见。其次，在谈论自由时强调法律和秩序，等于是将二者对立起来。在此我们要感谢王小波不仅创作了小说，还发表了大量的杂文。他通过这些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
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就不会产生出公平有效的法律来。
有人总是自以为得意地说，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然而王小波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让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地道的废话。对于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世界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恰是最能体谅他人的人，最具宽容精神的人，最有协调能力的人，因此从来就不会要求绝对的自由。只有专制者才会渴望绝对的自由，这句话应该去说给他们听，而不必烦扰王小波及他的追随者。
自由并不是在一条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只能是这条道路本身。因此，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王小波的价值在于，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