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南都周刊报道，明日出版。
史上最牛钉子户在战斗
记者 苏岭 重庆报道
编辑 王海燕
导语：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18世纪中叶，欧洲人捍卫物权的经典比喻，
在21世纪的中国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故事的主角是重庆一个被拆迁户：杨武、吴苹夫妇，
他们被称作“史上最牛钉子户”
在四面沟壑的“孤岛”上，他们插上红旗，正在投入一场战斗
插入语：
“其实心里早巴不得马上解决。但绝对不签协议，否则太伤自尊。我什么都不缺，最看中自己的面子和自尊。”
“我会战斗到底！各人的权益，各人争取。”
一个折叠床、一瓶液化化气、几样炊具也被杨武拉进了房里，他准备驻扎在自己的家里，与自己的房子共存亡。
重庆最牛钉子户档案
地址：重庆市杨家坪鹤兴路17号
面积：219平方米
始建：1944年杨武父亲修建，为木制结构，一底一楼
充公：1957年依国家私房归公政策，该楼被房管部门收走统一分配
回归：1983年杨武与吴蘋结婚后，吴以书面形式，向上层层反映，讨回产权。
翻修：1993年，房子年久失修，吴蘋向当地房管所申请排危，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栋砖混结构的小楼。
正文：
3月21日下午4时，杨武来到杨家坪正升百老汇工地，沿着垂直的土坡，攀上了孤立于周围17米地基深坑的房子边。这栋如同孤岛般的小楼就是那栋本月初以来在网络和媒体上备受关注的“史上最牛钉子房”。杨武即是那个神秘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户主。
杨武从凿开的墙洞进入屋内，旋即出现在楼顶，展开一面国旗，左右挥舞。
二十分钟后，杨武将国旗插立于房顶，再在面向杨家坪轻轨站的一面墙上，拉出一条白布横幅，上书“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此时，杨武的妻子吴蘋和她哥哥正站在房基下，他们搬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及一床被子，准备运上去。房基边原来用于攀爬的十来道土坎，这天上午9时她哥哥来时尚有，现在已被铲去。他们只好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这个地方，吴蘋已经两年半未回来过。这次来，她本来是准备执行3月19日九重庆龙坡区法院的听证裁定——限期3月22日前搬迁的。按照法院裁定，在这个限定日期后，这栋219平方米的房子将被强制拆除，“史上最牛钉子户”将仅存于历史的记忆。
但杨武和吴蘋不甘愿，在斗争了两年半后，竟然是如此结果。
我要房子
这栋两层楼的房子毗邻杨家坪轻轨站。经轻轨站的廊道前往杨家坪步行街或坐轻轨的人，朝下俯瞰即见。
每次搭轻轨，吴蘋也像路人一样看一看，顺便聆听旁人的评论。她说她听到最多的是“好可怜，好造孽”，“肯定是开发商不对，不然早拆了”。这些话让她心里不是滋味，感到“又伤心，又怄气”。
对她而言，这栋219平方的小楼承载的实在太多。
这是丈夫杨武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修于1944年，原来是木制结构，一底一楼。1957年，国家将所有私房收归公有，由房管部门统一分配，杨家的这栋房子也不例外。1983年，吴蘋与杨武结婚，无处可居，吴蘋“通过书面的，层层的，向各级政府反映”，理据是杨家为穷苦人家，不属于没收，符合政策返还。如此，房子还到杨家手中。“当时很轰动，在重庆市可能都是第一户。”吴蘋回忆说。杨家有8个子女，杨武在男辈里最小，“加上唯有他生了男孙”，所以得以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一房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房子所在的鹤兴路是重庆杨家坪一带繁华的商业街，临街铺面主要是做餐饮，被当地人称为“好吃街”。拥有自己的房子后，杨武辞职，把房子变成酒楼，“生意红火得很，自己的房子，成本低，赚得比别人多。”
1993年，杨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垮塌危险。吴蘋向房管所申请排危，在交了十多万元配套费后，获批准在原址重建，杨武夫妇于是建起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这栋砖混结构的小楼，“连建带装修，花了几十万”。吴蘋说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隆）为拆迁开发商。同时，红线内的居民户口被公安部门全部冻结，准出不准入。
此时，在周围日益兴起的高楼大厦映衬之下，鹤兴路地区已成为危旧房集中的棚户区。除了杨家新翻修的房子之外，这里多是木制结构和穿逗结构（竹篾敷泥作墙）的房子，经常发生火灾，经常发生下水道堵塞。
南隆公司称，拆迁之后这里将建成53层高的商住楼，旁边还有裙楼，所有拆迁的经营户都将获安置到裙楼。南隆公司甚至将规划楼房的有机玻璃模型放在当地电影院门前展览。这对鹤兴路这些长久住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他们基本上都想早点拆迁。
“最划不来就是你。”邻居们纷纷对吴蘋和杨武表示同情。但吴蘋还是填了拆迁意愿调查表。在货币和还房两项选择上，她勾了“还房”。
不久，居民们看到有人来钻地表，取土壤标本。可是，后来就没动静了。几年过去了，吴蘋和其他的拆迁户多次找南隆公司询问何时拆迁，都说不知何时。
接着，鹤兴路居民中开始传言南隆公司是个空架子，1992年就拿到拆迁许可证，然后遇到宏观调控，从银行贷不到款，开不了工，到2002年政府又要收回土地，南隆成了居民口中的“烂龙”。
然而，拆迁公告一出，10年的经营好景便如流水而去。“1992年一说拆迁，鹤兴路门面就不值钱了，成了渣滓街。”同是拆迁户的曾清惠说。
他们都走了
2004年8月31日，鹤兴路又张贴出拆迁公告，拆迁公司中增多了一家叫重庆智润置业的公司，九龙坡区房管局和开发商方面的代表也再次来到片区调查拆迁情况。
那天，吴蘋也跟着众人去叫调查表格。
“我的户头，17号的户头谁管？” 吴蘋问调查人。17号是她家在鹤兴路的门牌号。调查人指定了房管局一个王先生后，吴蘋对他说“我就还房”。
动迁开始的那个月，虽然自己已经不住在那里了，但吴蘋天天到鹤兴路去。她得到的补偿评估情况是：货币安置，商铺平街每平方1.3万，二楼每平方3000多；住宅每平方1000多。实物安置按“拆一还一”，还到临近的谢家湾。这一价码令所有多数经营户无法接受。要知道，“当时就算是在石坪桥（重庆的偏僻地段），修好的商铺每平方米也卖1.7万，那里的位置无法与鹤兴路相比，鹤兴路紧邻轻轨站和2003年建好的杨家坪步行街，是九龙坡区的商业中心地段。而附近杨家坪普通的商铺也在每平方3万左右。”一位
迁户说。
而让吴蘋更加不满的是，她家的房子是新翻修的砖混结构，按照这个评估，她得接受跟其他穿逗机构和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一样的补偿标准。
在与开发商多次交涉之后，2005年夏天再度评估后，价格调整，拆迁户们的实物安置多了两个选择：地段稍好的斌鑫世纪城二、三楼或者位于拆迁原址的正升百老汇楼负一楼。
这一补偿计划公布之后，更多的拆迁户离开了鹤兴路。到2005年年底，281户只剩下了7、8户。
原计划要跟吴蘋战斗到底的陈志强不得不也走了。陈手上有6本产权，其中一个门面是跟朋友合股。朋友做生意借了钱必须还，手头亏空。更主要的原因是，“这里越来越越危险了”。多数住户拆迁时，鹤兴路失火三次，一次是吴蘋邻居；一次是房管所的房子，基本烧光了；一次是陈自己家，房子的楼板烧穿了。陈的妻子吕亚丽说，她见过以前强拆，把人从房里强拖出来，指甲壳都拖掉了的情况，怕了。
陈志强接受了原地回迁——负一楼30多个平方米的补偿。
那天，协议未签之前，吴蘋给陈志强打电话，电话里说了很久，她问陈为何要走，她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陈志强说，他必须走了。
到2006年9月，鹤兴路这个拆迁片区，只剩吴蘋一家。
一个人的战争
到现在，成了著名钉子户，吴蘋没想到。
3月9日，吴蘋接到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电话，她才知道自己和家里的房子在网上一夜暴名。吴蘋不上网，她不知道是谁在网上发的帖，帖子上说的她“要价2000万元”的话让她不安。“我没有要这么高的价格啊！”她说。
在这片工地施工的小卓本来一直忙于准备施工资料，没有时间上网。几天前，他的一个朋友突然问他：“你们那里是要搞个天井，还是弄文物保护”？
大家都在问“最牛钉子户”从何而来。
从2006年9月以来，吴蘋和开发商多次协商，记录在册的就有三次，分别是：2006年9月14日、9月18日和2007年2月9日，地点都在房管局办公室。
第一次，第一次，吴提出除实物安置外，另补偿约515万元。分别是：1、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00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2、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元。这是因为但是南隆公司进行了前期拆迁工作后，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地段价值损失，店铺经营亦受损失。同时，她还要求，在原拆迁范围进行还营业房，“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左右一点均可”。
但是智润只同意，货币安置的话，给350万元，因为杨武的房屋评估价只有250余万元；实物安置不能回迁，安排到邻近也在杨家坪步行街范围内的斌鑫世纪城二、三楼
4天以后，双方再次协商。吴蘋又在第一次补偿的要求之上增加了价码，这包括“补偿楼顶10平方断水冒亭和85平方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价值12万）、装修补偿18万”。
问题久拖不决。
智润向房管局提出行政裁决申请，要求杨武限期搬迁。2007年1月11日，房管局做出了裁决：要求杨武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自行搬迁，并将房屋交由智润公司和南隆公司拆除”。
然而，因为因为吴阅后拒绝签收，法院的裁决书一直都不算真正送达杨武、吴蘋手中。
智润与吴蘋的协商没有因此断绝。2月9日，智润表示愿意增加70多万的货币补偿。“南隆问题上，货币安置补助40万，实物安置，补10万；智润问题上补助10万；断水冒亭和违章建筑每平方补助300元；共墙补偿每平方500元；被管物补偿1万元；装饰补偿1.5万……”。
双方从下午2点半协商到晚上十点，晚餐一人吃了一个面包，最后还是最后还是因为吴不满意智润给的补偿价格，没有谈拢。
智润未想到2006年5月的第一铲下去后，事情会拖至今日。
“我们投资了3个多亿进去，每天光利息就6万多。而且我们还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智润开发部经理王伟说。占智润股份51%的正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升）是国企。
王伟一直代表智润，跟吴蘋协商，“谈了不下30次”。在王印象中，吴蘋一直表态很好，总表示配合。事情闹到这个世人皆知的局面，王认为“可能是吴心目中的补偿价格与政府批准价格差距太大”。而且，吴蘋坚持要原地址、原位置、原朝向安置，“原址在规划中居于主力商店的中庭，不可能安置给她。”王说。
至今，王伟未见过杨武，拆迁的事情都是吴蘋出面。
王记得在早期的协商中，吴蘋谈及国际、广州、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房价，也说到2005年杨家坪新建最贵商铺的价格每平方米10万元，然后说“你们开发商往上喊价，100万、200万，一直往上喊，喊到我说停”。
“我一直只要房子。”吴蘋不认。
“秘密武器”失手
3月19日下午2点40，吴蘋来到九龙坡区法院。10多名素不相识者早就坐在旁听席上等候，他们是来自重庆其他地方的被拆迁户，想从吴蘋那里看到希望。
渝中区朝东路165号房屋所有权人曾代芬说她的房子在1995年的规划区外，却被强拆4年，她拿着厚厚一摞材料来了。陈志强夫妻也来了，站在门口，他们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房子要拆迁，他想看到自己的明天，尽管他说希望吴蘋和开发商“彼此让一步，就最好”。
他们向吴蘋致意，吴说：“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
其实吴蘋并不希望走到这步，因为坚决不愿意打官司，才那么较真地与开发商谈判，“在中国打官司是最蠢的。官司打不起，三个月的官司，最少一年。”她颇有感触。
这一天，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酝酿已久的《物权法》正式得以通过。这使吴蘋充满信心，觉得自己掌握了重磅“秘密武器”，眼眉带笑。
同时让吴蘋感觉有保障的是《宪法》第13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5条“一切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吴蘋没有请律师。成为拆迁户后，她几乎读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法律条文，加上自修了很多年的法律，自觉差不多是个法律专业人士。两年半来，她留心收集各地拆迁户情况。湖南嘉禾事件经历两次裁决，被拆迁户要求赔偿60万；北京某被拆迁户在强拆时，将《宪法》第13条大书于自家门前，并在上面插上国旗。想起这些，她的情绪不由激昂。
房管局、南隆公司、智润公司代表和房管局律师，作为强制执行申请人坐在一起。吴蘋独坐对面。按程序，先后互验证据，就各自证据陈述，吴蘋对强拆申请提出异议。四点，审判长戴庆伟宣布休庭半小时，交合议庭合议。
话毕，戴走到吴蘋身边，问签不签协议。她拒绝了。这个话，几天前戴就问过她。“其实心里早巴不得马上解决。但绝对不签协议，否则太伤自尊。我什么都不缺，最看中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她说。
半个小时后，戴宣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准予先予执行房管局行政裁决书中的第三项，即强制执行拆迁”，向吴蘋下达了《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非诉行政执政裁定书》和《重庆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限期改造通知》，申请执行费由杨武承担。
吴蘋有些意外。这个裁决是当庭宣布的，她以为起码要议上几天，“看起来，像是早打印好”。
“我们永远支持你”，听到旁听者的高声安慰，她缓过神来，脸上重现惯有的神气：“我会战斗到底！各人的权益，各人争取。”
“最牛钉子户”在法院输了，但争议之声绕梁不去。
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第四十二条 写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物权法》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民商研究所主任杨立新认为如何界定公共利益，还需更细化，《物权法》是个原则，还没有操作性，要有《征收法》和《拆迁法》，才不至于出现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至上，对个人侵权。
资深媒体评论者长平则撰文称“最牛钉子户是我们的好榜样。从现代法治精神来说，任何追求公正的过程都是值得赞扬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一样珍贵。”。他指出法律文本的出台，仅仅是完成了万里法律长征的第一步。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和舆论环境，没有让“钉子户”动起来的法律程序，那它和一个死板的行政规定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战斗到底
一个折叠床、一瓶液化化气、几样炊具也被杨武拉进了房里，他准备驻扎在自己的家里，为自己的房子战斗到底。
本来杨武不会为拆迁的事露面。相当一个时期他在进行强化训练，准备复出，代表重庆武侠与俄罗斯“散手王”穆斯里穆一决高下。50岁的人挑战23岁的人，虽然习武30年，仍需要充分准备。20年前，他是“渝州武术散打擂击赛”75公斤级冠军。
当个人权益被深触时，杨武决定放弃晚上与穆斯里穆的初会。这意味着，他同时放弃了比赛，而选择了挑战强拆。
3月20日晚上，杨武还没有这个决定，说自己易冲动，像吴蘋那样处理，早就出拳了。他含情地望着妻子说：“这两年半，变得更能干了，懂得更多法律，也更漂亮了”。吴蘋原来被称“江南一枝花”，跟儿子出去会被误为女朋友。他骄傲地告诉记者曾经有50亿等着她，现在还有很多人追她，但他仍然放心。
他们这段婚姻曾经不易。吴的父母是50年代的老干部，家境非杨家能攀，然“美女爱英雄”
吴虽觉得自己的身心深受影响，“常彻夜难眠，老得快了一些”，仍然选择跟杨为自己的家打一场持久战。
图：3月21日下午，吴女士的丈夫爬上楼顶挥舞五星红旗。
在一个建筑工地的大坑里，一栋两层楼的房屋孤零零地站立着。这是重庆市内的一个场景，因被人拍了照片发布到网上而广为人知，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前天，当地法院举行了听证会，裁决这栋房屋将于三天后被强制拆迁。
大批媒体前往重庆采访。这个新闻的背景是，起草数年、几经争议的《物权法》刚刚在全国人代会上通过，记者们显然为这个新鲜的法律找到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这个案例真的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吗？
几天前就有媒体评论说，最牛钉子户也一定牛不过开发商。这一强制拆迁的裁决，似乎印证了这个判断。也有人说，胳膊怎能扭得过大腿，一个人去跟政府（房管局）和开发商较劲，肯定是白费功夫，甚至输得更惨。这里我必须要说，强制拆迁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不公正的。在还不清楚具体的结果之前，我只能说，希望户主吴女士通过艰苦的努力，最大化地维护了自己的正当得利。当然，很有可能，她最后所得到的，跟开发商最初开给她的条件一样。这样的结果难免会让一些仍在抗争的拆迁户感到沮丧，但是我要说，即便如此，吴女士仍然是一个好榜样，她维护自家私产的努力，正是《物权法》精神的体现。
在大多开发商和政府官员那里，“钉子户”就是“刁民”的代名词。自古以来，“刁民”都被官方用来指称那些争取个体权利的人，多年前的消费打假英雄王海就被戴上这顶“桂冠”。在普通百姓做惯了“顺民”的中国，尤其在个体居民一直处于极端弱势的城市拆迁活动中，每一个“刁民”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可能开发商和官员甚至普通民众都会认为，假如结果和当初一样，吴女士的抗争岂不是多此一举，白白浪费自己和国家的人力物力？他们不明白，从现代法治精神来说，任何追求公正的过程都是值得赞扬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一样珍贵。甚至，在多年来的拆迁活动中，一向付诸阙如的程序正义，一向认为是政府说了算的观念，遭到挑战和追究，显得更加珍贵。
即便是在吴女士如此执著的挑战中，重庆市九龙坡房管局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可以申请强制拆迁，以保障该建设工程的顺利推进”——这是一个极为偏袒的表述，法院的任何裁决，都不应该只是为了保证一方的利益，为什么不说也是为了保障拆迁居民的正当权利呢？
该图片在网上出现后，很多网民的第一反应，是这家户主一定有“背景”，否则不可能这么牛。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拆迁居民的普遍极端弱势地位——大家都认同，假如没有特殊的“背景”，谁敢这样跟开发商和政府对着干呢？
吴女士真的是“史上最牛钉子户”吗？不，在这种国情下，中国不可能出现最史上最牛钉子户。别的国家一个最普通的拆迁居民也可能比吴女士牛上千百辈，甚至在两三百年前就已经比她牛多了——这里有必要再重温一下那个著名的物权法故事：专横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曾在波茨坦建立了一座行宫，发现不远处一个磨坊妨碍了观瞻。他找磨坊主多次协商未果，便令人强制拆迁。磨坊主将其告上法院，法院竟判国王侵犯私产，要求赔偿损失并照原貌重建了磨坊。到了威廉二世，磨坊主的儿子因为穷困，要将磨坊卖给王室，威廉二世并不借机抹去让父亲丢脸的史迹，而是赠其金钱，让他将磨坊永久保留，因为它象征着司法独立和审判公正。
哈耶克说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现在我们至少有了从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有了通往正义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我们就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实现正义的机制。
去年底，宋祖英在纽约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据说很成功，媒体报道时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的标题：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久前，赵本山也去纽约演出，据说很不成功，还惹上了官司，媒体报道的宏大叙事一下子就不见了，甚至有媒体报道说这是美国华人律师借机炒作。
宋祖英和赵本山，每年央视春晚的铁定人选，一个都不能少。他们的确是某种民族文化的代表：一个用华丽的嗓音和空洞的内容歌唱时代，是为媚上；一个以底层百姓的无知与无奈炮制笑料，是为欺下。媚上与欺下，是春晚的永恒主题。拿他们两人在美国的表演，来探讨民族的与世界的这样的伟大主题，也不算找错了对象。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刚开始听上去还挺顺耳的，后来就越来越不知所云了，成了井底之蛙的自我辩解——仿佛那蛙在说：井底的也就是天下的。“世界的”也有好有坏，需要进行甄别，“民族的”同样如此。“民族”二字绝不是谁的护身符，正如人们发现“国际惯例”也常常成为骗子的口头禅一样。
看一下节目单就知道，宋祖英搬到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东西，还是内外有别的，并不就是春晚上塞给全国人民吃的年货——只在最后唱了一首《爱我中华》，但紧接着加唱了一首《美丽的美国》，算是扯平了——更多的节目，是没有任何“时代色彩”的民歌。也就是说，她给美国人带去了华丽的嗓音，却把空洞的内容留在了国内。
赵本山却没有这个本事。美国华人作家撰文说，赵在纽约的表演“内容庸俗，言辞粗鄙，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一个华山律师说，“他们的演出无聊、下流，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看来他在内容上还是坚持了春晚方向，而且还发扬光大了一下。
有媒体评论说，井水不犯河水，“喝自己的井水，让别人去歌颂河水吧！”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不过我想，假如赵本山在纽约很受欢迎，这个评论肯定要说不管井水河水，最后都要百川归海。没错，这井水“来自民间、扎根大地”，却未必那么“纯净、清亮、甘甜”。嘲笑弱者和弱者自嘲，的确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在赵本山的身后，有着千千万万的民间艺人。但这个传统的形成，不过是千百年皇权专制下，底层民众的怯懦、无奈和扭曲而已。
以挖苦嘲笑别人为乐的节目，在美国不是没有，而且为数众多，那就是电视脱口秀。这些脱口秀的主持人一个个都伶牙俐齿，但是借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嘲笑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嘲笑的主要对象就是总统和明星，也就是有权有势者，从发音不准到智商偏低，从衣着打扮到私隐绯闻，想挖苦什么就挖苦什么，一点也不为尊者讳。他们认为，大人物的心理承受能力，显然应该比普通百姓强，更何况这也是一种民意监督呢。
这样的“河水”要流过来，恐怕也真是水土难服。前几天就有媒体大肆揭发某酒吧节目中“恶搞”领袖，有关部门迅速叫停，但是多少酒吧每天都在“恶搞”小人物，大家就习以为常。
《南方都市报》今日社论。发表时略有改动。
单位自建房引发争议
市场化方向应该坚持
全国“两会”昨天拉下了帷幕，代表们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的热言已经扩散，诸多话题还将持续下去。其中，单位自建房政策的争议是一个重头戏，因为住房问题一直是民生的热点、舆论的焦点，还因为这一政策勾起人们对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的记忆，更因为它涉及到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从表面上看，单位自建房争议是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和它所影响的房地产经济，而在它的背后却是近年来关于改革遇到问题时解决思路争议的延续。
今年广州“两会”期间，市长张广宁透露，广州有地有钱的单位在符合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建房解决单位内职工的住房问题。在全国“两会”期间，张广宁市长对这一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称其要旨是为了解决企业内中低收入职工的住房困难，并平抑过高的房价。
众所周知，在住房市场化改革的导向下，延续数十年的单位福利分房政策在本世纪初寿终正寝。单位自建房是不是福利分房的死灰复燃？反对它的人士认为，这是开历史的倒车。张广宁市长认为这是两码事，其区别在于政府将对这些房子进行“三限”：限制户型、限制价格、限制销售对象。
应该说，这个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不仅无法回答人们所关心的外部公平问题，反倒更多地增加了内部分配的不公平性。
企业不是政府，它的经营管理服从市场原则，其分配依据显然应该是员工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如果按照“三限”政策，那些对企业贡献较大因而收入较高的员工反倒分不到自建房，而对企业贡献较小因而收入较低的员工，因为一套自建房与商品房之间的巨额差价，其实际收入可能超过前者。这在企业内部分配上引起的不公平性，以及由此给企业管理所带来的难度，甚至高过本世纪前的福利分房政策。
更大的不公平来自外部。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对于得到自建房的企业员工来说，这无疑都是一宗福利。这些福利从何而来？一是国有企事业单位享有国家无偿划拨的土地，不用交纳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二是这些单位本来应该上交国库的利润，作为企业成本用来建房。对于那些无钱无地单位的员工、私营企业的员工以及没有单位的公民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有特权单位瓜分国有资产的嫌疑。
不必讳言，单位重新拥有建房分房的权力之后，福利分房政策终止之前的一些弊端，例如单位对员工的控制、对人才市场化流动的妨碍等，都难以避免或多或少地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和弊端面前，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这一政策。身处有钱有地企业内的人们自不必说了，不在这些单位就业的人们也期望通过这些政策能把过高的房价降下来。
对历史的怀念往往基于对现实的失望，这是近年来诸多社会、经济矛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甚至在去年引发了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议。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有人就怀念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和严控；城市治安问题严重，有人就怀念收容审查制度，呼吁提高城市准入门槛；发现“一夜情”、“换偶”等违背传统伦理的行为，有人就怀念过去年代的思想单一和道德至上。同样地，对于那些深受高房价压迫的民众来说，如今几乎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无论政府采取什么办法，只要能把房价降下来，他们都会鼓掌欢迎。但是理性的决策者和媒体应该思考的是，这些办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不可否认，一些老套的办法的确可以缓解眼前的城下之围。例如强化户籍管理、恢复收审制度，对于缓解城市治安重负肯定有效，但是从现代政治的义理和长远的民众利益来说，则是一个应该抛弃的选择。有人认为单位自建房是为了引入社会力量多渠道平抑房价，这就像为了严打犯罪分子而让各单位保安都拥有警察的权力一样，肯定会有临时的功效，但它所暗藏的危害，从长远看可能更为严重。
这并不是说解决燃眉之急就不重要，房价偏高，政府显然应该采取措施，但是应该在市场化改革的导向下寻找真正的原因，发现更好的路径。除了怀念历史，现实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究。例如，单位自建房政策争议中就呈现出一个吊诡的问题：有人认为政府谋取过高的土地收益金是房价偏高的原因，张广宁市长解释说政府需要这些钱来进行城市基础建设，但是假如单位自建房真的将房价平抑下来，政府的土地转让收益必将减少，国企的利润上交额度也必将减少，那么政府怎样进行城市基建呢？如果那时候会有办法，为什么现在不就立即采取那些办法，直接让利将房价平抑下来呢？
今年两会上，分别有代表提议国家确认国山和国服。前者是指泰山，由山东来的代表提出，引发了人们对地方利益争夺的联想。后者由多个代表提出，虽然背后也隐含着利益诉求，但人们仍然延续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争论。
在我看来，比这些联想和争论更可怕的是，国字号总是对权力充满了渴求。正如“儒学大师”蒋庆真正让人惊讶的不是他倡导儿童读经，而是他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并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民众信仰，这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权力的孜孜以求，让人不得不有所疑虑。
如果有人到处宣讲泰山如何了不得，汉服如何不得了，那谁也管他不着，但是如果他要拿到全国两会上，向国家权力要尚方宝剑，就超越了旅游和文化的边界，搞起政治来了。当然，人大代表本来就是搞政治的，但是他们应该明白现代政治的要义就是对权力的高度警惕。如果“泰山安则天下安、泰山稳则天下稳”这种文学情话政治昏话都成立的话，那他应该直接到联合国去申请“世界山”的命名好了。
我不知道在这些代表在心目中，国家权力应该怎样“确认”这些伟大的国字号。想想既有的情况，“国宝”、“国学”、“国母”等都由民间约定俗成，由国家权力规定的只有“国旗”、“国歌”和“国徽”，不仅写进了宪法，还分别有专门的法律。莫非这些代表希望国家修改宪法，在其中加入“国服”、“国食”、“国山”、“国水“、“国花”、“国草”、“国猫”、“国狗”，并分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否则我无法想象现代政治权力如何对其“确认”。毕竟，自从大家明白要依法治国之后，由人大作出的“号召”、“倡导”越来越少，而代之以法律条文了。
国家权力对服饰的“确认”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代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如此。殷周时就“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后来这种等级分明的礼仪制度越来越强化，隋炀帝、唐高祖都亲手制定过《衣服令》，唐玄宗颁发过《禁僭用服色诏》，对从皇帝到百姓、尤其是各级官僚的服饰都进行了非常细腻的区分，比如“紫为三品、绯为四品、浅绯为五品、深绿为六品、浅绿为七品、深青为八品、浅青为九品”，不仅外衣要等级分明，连内衣也不能乱穿。这样的“确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甚至在“文革”时候，谁敢整天西装革履呢？虽然表面上看是大家平等的革命服，但其实质是同样的文化专制。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话，那么它的确是依靠强大的权力才能维持的。
不知道人们为何这么健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家不都穿着统一的国服吗？那时“国家形象”倒是很突出、“民族自尊心”倒是很强，但是又怎么样呢？八十年代国家领导人改穿西服，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大新闻吗？其实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改穿过一次西服了，其结果跟我们八十年代的改革一样，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强秦的劲敌，只可惜后人不争气，又倒退回去了。
有后现代理论认为，符号就是现实的虚化，强调符号就是抽空现实。我一直相信，一个民族越唠叨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它的文化自卑心就越强，在现实中就越找不着北。西装源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西方那么多国家和民族都穿得信心满怀，没听说因此而伤了多少民族自尊心。日本和服也来自中国唐朝，也没听说日本人要换回自己民族更古老的“贯头装”。代表们在会上拿来作为例子强调的，马来西亚把我们的中山装确定成他们的官服，不也正说明穿“别人”的衣服照样可以堂堂正正吗？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我倒不反对有人要提倡穿汉服。但是因此就要让依赖权力的专制传统死灰复燃，那就是政治上的倒退了。
3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2006年别国人权报告》。3月8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了《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场政治干戈，但是我认为其中也含有超越具体事务的普遍性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谈到这一事件时，劝美国人多读中国的四书五经，说中国古人早讲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在《大学》里给出的答案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于近年来复兴传统文化的争议，媒体显然觉得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所以都在显著的位置做了报道，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段人权公案。但是，如果将人权问题完全工具化，让民众认为这仅仅是我国政府在外交领域进行的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显然对神圣的人权不够尊重，对人权的宣传也有误导，不符合1948年联合国颁发《世界人权宣言》时特别强调的对人权观念的阐释和传播的要求。
人权就是人之为人的诸多基本权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从理论上，人权观念已经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政府敢于公开宣称其反对人权。毫无疑问，这是最具有全球普适性的价值观。
但是，各国政府对人权的态度和实施差别很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人权”在中国是一个不容易见到的词，曾经一度甚至是彻底的禁区。那时候，当人们看见“人权”时，它一定是和“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干涉别国内政的大棒”这样一些说法绑在一起。事实上，在冷战时期，人权也的确被工具化，成为美国抢来握在手中攻击苏联等国的武器。由于人权是一个普遍性的价值观，它也的确是一件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武器。道理很简单，美国说苏联人权纪录不好，指的不是苏联对美国不好，而是它对自己的人民不好，这就让热爱自己政府的苏联人民很尴尬。主张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实在不应该让这样的武器落到资本主义国家手里。
美国的《别国人权报告》是从1977年开始的，到现在刚好30年了。年复一年地，这个报告都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作为一个重点，以此对中国政府进行指责。中国政府自然非常生气，到了2000年，开始每年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政府也从来也承认，这就是针对美国的那个“报告”而进行的反击。看起来，这主要是“以牙还牙”的政治斗争，但它的背后却有着丰富的含义，那就是人权观念在中国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术刊物和媒体越来越多地正面阐释人权观念。1985年，邓小平提出“什么是人权”的问题，区别了中国和西方的人权观，被人认为是间接地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也要讲人权。1991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成为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其中称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1997年、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一起，被认为是世界人权宪章。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了中国宪法，成为世界人权史上一个件大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权的价值得到肯定，人权成为一个很正面的形象，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美国也做了那么多违反人权的事，太坏了啊。如果早三四十年，中国不会用这样的办法，因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那就让美国越多越好嘛。不过，那时外交部发言人也断然不会搬出《论语》和《大学》来，因为那时孔老二也一样不是好东西，跟林彪站在一起挨批呢。
中国发表《美国人权纪录》，其目的表述中，除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美国的人权纪录”外，还有一句话是“推进国际人权事业”。不管撰稿者的初衷如何，我认为这并非一句空话套话。事实上，中国每年花费人力财力去做这件事情，肯定对美国的人权状况有促进作用，这是世界人权舆论重要的一部分。每一次美国政府做了违反人权的事，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它都会有所顾及。假如拉美等被美国指责的国家都站出来做美国人权年度报告，可能会让美国政府难堪，受益的却是美国人民。仔细阅读《美国人权纪录》，你会发现大部分材料都引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也就是说，监督政府的人权纪录，让政府难堪而让人民受益，这本身就是美国媒体的日常工作，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联合国的人权宣言和一系列人权公约，都明确人权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是国际性的准则。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骚乱，中国政府谴责了这一事件，印尼官员认为这是干涉其内政，正好这时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中国媒体就理直气壮地指出人权的普世性原则。如果有美国人站出来指责中国没有资格发表美国人权纪录，我们同样可以这样回答。
前不久有篇文章叫《民主是个好东西》，讲了些基本常识，却成为网络热文广为流传。按照这个认识基础，我们也应该再说一遍，人权是个好东西。任何公正的人权观察和纪录，除了外在的政治干戈功用之外，都有利于推进国际人权事业。
《通天塔》就要上映了。多年的大片引进筛选，败坏了观众的胃口，也误导了势利的国产导演。但是这一部与众不同，类似当年的《阿甘正传》，不是让人只知道傻笑的电影。当然，从视听娱乐上说，它也毫不逊色，证据就是如果它得了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谁也不会感到意外。
有人说它的剧情有点像去年的最佳影片《撞车》，但是比后者格局更大。在我看来，这格局倒是有点太大，大倒略显牵强，只好观念先行了，不像《撞车》那样紧凑，更何况它还拉了《圣经》中的通天塔故事来作为片名。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却正是观念，和这个片名有关的观念。导演亚里桑德罗接受媒体采访时，大谈观念，他说本片“影射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及政治问题”。
观念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文艺全是空洞的观念先行，弄得大家很反感。现在呢，又倒过来了，大家都害怕有观念，其实是同样的俗套，而且，更重要的是，十分的犬儒，甚至连犬儒都不如，就是怯懦和猥琐。惊天动地的摇滚艺人，明明大家从他的歌词里听到了反叛的力量，但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他只关心音乐；才华横溢的电视剧编剧，明明在写腐败，现实中又腐败成堆，但他总是强调说没有联想现实，还自鸣得意地找到理论：我是作家不是评论家；兴师动众的电视政论片的导演，一听到人说民主就急。生怕说他们影射了，生怕说他们思考现实了，多少天才和饱学之士就这样被吓得连屁都没有了。
如果大家觉得《通天塔》的影射和思考不算什么，可以去看看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那里面毫不客气地揭示了政府不顾人性地塑造战斗英雄的丑态。可惜这样的影片不会被引进，更不用说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了，它说的是前东德的极权统治对文艺的全面监控。
跟自我阉割的电影电视相比，今年的全国“两会”倒是出人意料地热闹，比一部国产大片好看多了。有美女记者穿梭于峨冠博带者之间，有峨冠博带者互相揭底，有痛心疾首的提案掷地有声，也有稀奇古怪的主张哗众取宠。看“两会”新闻，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通天塔故事。
《圣经》中的通天塔（巴比塔），是一个沟通无限的故事：如果大家都讲一种语言（可以自由交流）的话，其力量之大，耶和华都会感到害怕。考古发现的通天塔，要么是古代巴比伦国王炫耀文治武功、彰显荣耀与威严的建筑，要么是科学家和诗人们观察天象、思考宇宙的平台。全国“两会”的通天塔，到底属于那一种呢？
耶和华生气之后，让世人说上各种语言，通天塔就无法建成了。“两会”代表的发言，有时也觉得彼此鸡同鸭讲，难以沟通，不知能建一座什么塔来。
可惜了，这么好的故事没有文艺创作者敢来关注。那大家先去电影院看《通天塔》吧，甚至你可以只关心音乐——把最佳配乐奖给了它，证明奥斯卡还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