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虽然我要说的事情并不血腥，但是我认为它比血腥更为可怕——它谋杀的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它并非出自恶念，而是源于善意；它并非不同寻常，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案子里甚至没有坏人，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受益者，但其实人人都是受害者。
这是我读了上期《南方周末》一篇报道后的感受。这篇报道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标题：“‘集体’是谁？”说的是今年央视春晚一个节目背后的故事。这个节目是打工子弟诗朗诵，那首诗题为“心里话”，作者署名为“集体创作”。报道揭示这首诗的原作者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秦继杰，他被迫违心地放弃了作品的署名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作品被篡改。
这个节目打动了许多观众，同时因为其中的两句诗而遭到广泛的质疑。这两句诗是：“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有人认为它过分功利和庸俗，更有人认为它认可并劝导人们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而且分明是糊弄穷人的谎话——没有今天何来明天？起点不公平，过程也不公平，如何迎来结果的公平？这两句诗被当作反面说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有意思的是，这两句诗，正是央视“集体创作”添加上去的。原作者秦继杰在正式演出前听到了这两句诗，也觉得“很生硬”。他认为篡改者根本不了解打工子弟，他们的自尊心不允许强调自己的父母。
绝非巧合，这些篡改十分典型地展现了央视“集体”是如何篡改民间声音、漠视民间情感、抹杀民间思想的。他们有一整套现成的观念和娴熟的技法，把真实的变成虚伪的，深情的变成轻浮的，厚重的变成空洞的，尖锐的变成圆滑的，生动的变成呆板的……以适应报道中所说的“春晚语境”。又比如这首的原标题叫“我是谁”，是那些从小随父母生活在城市却被城市拒绝、身世飘零的孩子们对社会沉痛而尖锐的追问，却被央视“集体”篡改为“心里话”，成了软弱的温情的告白，而且以一句“我和别人比明天”的阿Q精神把他们遭遇的所有不公不义化解为零。从某种意义上说，篡改后的诗作的表达走向了原诗的反面，成为央视屏幕上又一个蒙骗百姓、讨好领导的点缀。
我这样说一定会让那些煞费苦心的央视编导们感到委屈，那些被节目感动的观众也会觉得我过分苛求，这正是这套集体主义机制的成功之处。应该说，这个案例虽然典型，但并不完美。真正完美的是，尽管声音被篡改、思想被抹杀，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这个案例的不成功之处在于，诗歌的原作者秦继杰感到很不满意。
正是对那两句诗的不满意，促使他给广电总局写信，希望通过追讨署名权而与央视沟通。据央视编导对记者解释，当时离直播还有三天时间，更改署名要层层上报，“确实来不及了”。无可争议的原作者找上门来，三天时间竟然改不了一个署名？竟然要层层审查，是审查作者是否冒名顶替呢，还是他的家庭出身和思想面貌？这就是一架“集体”机器的可怕之处。最后，编导又是通过集体主义话语，成功地对原作者的著作权进行了剥夺——他“开玩笑似的”指着那些正在排练的学生说：如果你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节目因此而上不了，最伤心失望的就是这些孩子了。这一套使秦继杰毫无反抗的余地：“我当然要顾全大局，这还用说？”于是他违心地签了一份放弃署名权的合同，无可奈何地看着那两句“生硬”的诗句在“集体创作”的名义下被塞进自己的作品。
而又正是这些刀砍斧凿，反倒让篡改者们从法律上找到了自我辩解的证据——编导对记者说，这些改动正是“集体创作”的证明。无论法律是否饶恕，这里面都有些无耻的味道。我这里讨论的并非法律问题，而是每天都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思想谋杀事件。
刘军宁曾经撰文比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他说，“‘集体权利’的概念（即权利属于集体，而不是属于个人）意味着‘权利’属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某些人具有任何他所喜欢的方式来处置其它人的权利，这些特权还包括许多其它僭取的权利”。
“集体”是谁？这是一个值得反复追究的问题。

“最牛钉子户”的男主人杨武爬上了建筑工地大坑中的“孤岛”，那里是他祖辈留下来的房屋，曾经温暖的家，如今因为与开发商的持久谈判而成为舆论的焦点。他知道四周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的镜头在对着自己。他站到了屋顶，挥动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个瞬间被记录下来，随后出现在各个网站，甚至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的头版。
国旗的这类用途——握在抗议者的手中，并登上报纸的头版——并不多见，因此每一次都显得意义非凡。杨武夫妇这样做，是受了北京一位老人的启发。这位老人为了在拆迁运动中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曾经将《宪法》第十三条大书于墙上，并在门口插上国旗。那条规定是：“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时，国旗和公民权利站在一起，它彰显着《宪法》的尊严，它抒写着公民的真正的国家意识，也就是在个体权利受到威胁时，向《宪法》和国家寻求保护。从现代公民意识上说，这是国旗的荣耀。
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期间，媒体上也反复出现人民大会堂的国徽与国旗，读者记忆犹新。钉子户手中的这一面国旗，使庙堂之高的国家象征与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有了一个连接的通道。
不可否认，赋予国旗这一荣耀、使它得以完成这一连接的是大众媒体。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杨武就不会去挥动国旗，或者说挥动了国旗也没有意义。世界上任何地方，抗议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传播环境、有舆论监督。
正是因为如此，阻止或漠视抗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舆论。这是地方政府惯用的伎俩，或者说是地方媒体和政府长期合作达成的默契，成为一种惯性思维。重庆出了个“史上最牛钉子户”，位于市区的一个轻轨站旁，其独特的景观人人可见，长达两年多时间。借用重庆市房管局一位官员的话说，这件事大到已经影响了城市形象（所以必须强制拆迁）。这么重大的事情，重庆媒体却不约而同地、或者是应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而在这些媒体上，可以肯定的是，每天都会报道若干件意义比这件事小得多的事情。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物权观念根深蒂固的背景中，杨武夫妇肯定算不上“史上最牛钉子户”，我甚至怀疑他们也不是中国最牛的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在哪里呢？我们未必知道，正如一周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重庆这个钉子户一样。在上海就有一个几天前刚被拆迁的钉子户，曾经以自焚抗议，其激烈程度远甚于杨武夫妇，但是因为媒体未能进行报道，人们对其“牛”劲如何不得而知。
所幸的是，我们拥有了互联网。虽然有关部门仍然可以对互联网下达禁令，但是其监管难度和网络传播速度都已今非昔比。上周的某一天，重庆“最牛钉子户”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并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个舆论热点，记者纷纷赶赴现场。在最初的几天，重庆媒体仍然对此视若无睹，但当全国媒体都热热闹闹之后，他们很难继续假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了，也进行了报道。
强制拆迁的裁决一出，各地记者继续赶来，甚至有网站在附近租房进行全天候直播。从此，一切故事都在阳光下发生。这时，户主就有了抗议的机会，也就是公开表达的机会。随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就被赋予了保护公民权利的荣耀。
这一荣耀属于这面红旗代表的国家，属于这个国家中所有的公民。因此，回顾这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显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