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字号的权力渴求

今年两会上,分别有代表提议国家确认国山和国服。前者是指泰山,由山东来的代表提出,引发了人们对地方利益争夺的联想。后者由多个代表提出,虽然背后也隐含着利益诉求,但人们仍然延续着传统文化复兴的争论。
在我看来,比这些联想和争论更可怕的是,国字号总是对权力充满了渴求。正如“儒学大师”蒋庆真正让人惊讶的不是他倡导儿童读经,而是他呼吁将儒教定为国教,并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民众信仰,这些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对权力的孜孜以求,让人不得不有所疑虑。
如果有人到处宣讲泰山如何了不得,汉服如何不得了,那谁也管他不着,但是如果他要拿到全国两会上,向国家权力要尚方宝剑,就超越了旅游和文化的边界,搞起政治来了。当然,人大代表本来就是搞政治的,但是他们应该明白现代政治的要义就是对权力的高度警惕。如果“泰山安则天下安、泰山稳则天下稳”这种文学情话政治昏话都成立的话,那他应该直接到联合国去申请“世界山”的命名好了。
我不知道在这些代表在心目中,国家权力应该怎样“确认”这些伟大的国字号。想想既有的情况,“国宝”、“国学”、“国母”等都由民间约定俗成,由国家权力规定的只有“国旗”、“国歌”和“国徽”,不仅写进了宪法,还分别有专门的法律。莫非这些代表希望国家修改宪法,在其中加入“国服”、“国食”、“国山”、“国水“、“国花”、“国草”、“国猫”、“国狗”,并分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否则我无法想象现代政治权力如何对其“确认”。毕竟,自从大家明白要依法治国之后,由人大作出的“号召”、“倡导”越来越少,而代之以法律条文了。
国家权力对服饰的“确认”倒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古代专制社会从来都是如此。殷周时就“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等级。后来这种等级分明的礼仪制度越来越强化,隋炀帝、唐高祖都亲手制定过《衣服令》,唐玄宗颁发过《禁僭用服色诏》,对从皇帝到百姓、尤其是各级官僚的服饰都进行了非常细腻的区分,比如“紫为三品、绯为四品、浅绯为五品、深绿为六品、浅绿为七品、深青为八品、浅青为九品”,不仅外衣要等级分明,连内衣也不能乱穿。这样的“确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甚至在“文革”时候,谁敢整天西装革履呢?虽然表面上看是大家平等的革命服,但其实质是同样的文化专制。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话,那么它的确是依靠强大的权力才能维持的。
不知道人们为何这么健忘,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家不都穿着统一的国服吗?那时“国家形象”倒是很突出、“民族自尊心”倒是很强,但是又怎么样呢?八十年代国家领导人改穿西服,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大新闻吗?其实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改穿过一次西服了,其结果跟我们八十年代的改革一样,国力迅速增强,成为强秦的劲敌,只可惜后人不争气,又倒退回去了。
有后现代理论认为,符号就是现实的虚化,强调符号就是抽空现实。我一直相信,一个民族越唠叨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它的文化自卑心就越强,在现实中就越找不着北。西装源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西方那么多国家和民族都穿得信心满怀,没听说因此而伤了多少民族自尊心。日本和服也来自中国唐朝,也没听说日本人要换回自己民族更古老的“贯头装”。代表们在会上拿来作为例子强调的,马来西亚把我们的中山装确定成他们的官服,不也正说明穿“别人”的衣服照样可以堂堂正正吗?
从文化多元的角度,我倒不反对有人要提倡穿汉服。但是因此就要让依赖权力的专制传统死灰复燃,那就是政治上的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