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看，“十博士”还要抵制什么？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提出的问题。在他的调侃里，“十博士”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所以要加引号。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又会冷不丁冒出十个博士来，情绪激动地联名抵制一番什么，再给公众一点娱乐？
这是因为，不久前才有十个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现在又有十个博士（据称其中有冒充者）联名抵制于丹。可能这十个十个的博士以为自己是斗风车的堂吉诃德，悲壮得不得了，但很多人却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的行为视作一场闹剧，相当地滑稽。
幸好曾经出现过多次广受公众尊重和响应的联名行动，比如去年底几位法学家联名呼吁为邱兴华做精神鉴定就是如此，否则十个博士可能会以为公众都是不堪教化的愚民。我个人认为，这实在是因为那封联名信写得太差，其见解的错谬、情绪的偏狭和逻辑的混乱，让人为传统文化感到脸红的程度，一点不亚于读到于丹教授书中的错误。
那种妄图垄断经典解释权的中世纪思想，已经遭到很多人的批驳，我这里不说了。我要说的是，我的确对这些笃信儒家的博士们怎样看待“愚民”有兴趣，疑心他们跟指导儿童读经的蒋庆是一伙的。在这封联名信里，十博士没有说得很明白，而是抱怨道：“现代民主社会，在文化上往往发生许多不健全的现象。……如果在社会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于丹之流会很富有，但没有社会地位。”现代民主社会众生平等，显然没有标准，那么“生活比较有标准的地方”是会怎么样呢？蒋庆是这样说的：“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
十博士可能不知道，正是他们的闹剧，搅了一场本来可以很严肃的局，一个可以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是标准”的局。他们这一闹，把眼球都吸引过来了，让人们发现，比于丹错解《论语》更严重的事还多着呢，比于丹破坏文化更厉害的人还多着呢，比于丹的听众和读者更愚昧的人还多着呢。这样一来，于丹的问题反倒被搁置了。
但是，在十博士联名抵制的背后，的确存在一个于丹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她能够走红？应该怎样看待她一炮走红的现象？
本来，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一本畅销书卖上百万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个畅销书作者挣上几百万，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于丹毕竟独占鳌头，远远领先于其他作者。她写了一本什么书呢？一本读《论语》的心得。这本书内容如何呢？它把《论语》简单化、肤浅化，变治国之道为“心灵鸡汤”，其中不少牵强附会。这样一本书为什么能热销呢？因为它通过中央电视台进行推销。
十个博士把矛头指向媒体，本来找对了方向，但是他们的重点放在了呼吁强势媒体的良心上。正如承认圣人的先在权利一样，他们并不怀疑一个媒体何以强势，尤其是何以无良却还强势。在他们的语境中，呼吁强势媒体有良心跟祈望圣上英明一样。一个媒体通过苟且而换得了权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这样的媒体推广的东西也都具有苟且的性质：借古典之名逃避现实（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则恰恰相反，是借复古来干预现实），将严肃的问题庸俗化、肤浅化却又貌似庄重。
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害处并不在于它允许于丹的小品文出笼，而在于它压制了更好的东西问世。更好的东西来自哪里？肯定不是来自十博士期盼的“标准社会”，而是更自由民主的社会。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检视和监督权力的来源，一个媒体才不会因为苟且而获得垄断权，从而宣扬苟且的犬儒文化。
在民主制度相对更健全的社会，畅销书通常是两类，一是极具想象力或震撼人心的小说，一是揭露权力黑幕，也就是说，要么事关人的创造力和心灵，要么秉笔直抒现实政治。而严肃地注解《论语》的学术著作，肯定不会像十博士期待的那样成为最畅销书，除非借助权力强行推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其行为来说，推广于丹的书还是朱熹的书，本质上并没有区别。
至于于丹该怎样讲《论语》，她的阐释中有多少错误，不应该是这场讨论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于丹教授的态度倒比十博士要强很多倍：谁都有权利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东西发表任何心得。

蓝庆华大概没有想到，他会在全国“两会”期间成为一个热点人物。去年九月，当他还在重庆彭水县委书记职位上时，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收拾一个写诗“诽谤”自己的本地小文人，竟会成为全国媒体的焦点新闻。
不光是蓝庆华本人，这个新闻从初始到现在，整个重庆官方的应对都有些被动和仓促，甚至前后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没有想到”的表情。这证明了地方政府思维、判断和处事的模式和现代政治应有能力之间的脱节。
首先，“彭水诗案”本身就是地方政府落后和专制的结果。去年8月，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一时兴起，填了一首叫《沁园春•彭水》的词，用短信和QQ发给了一些朋友。词的内容是借当地一些轰动性的社会事件，对政府提出批评，劝诫其“痛定思痛，不要骚搞”。
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被民众批评，是再也寻常不过的事。但是蓝庆华和他的同僚们显然离现代还有较远的距离，他们的反应是把秦中飞抓起来。不仅不懂得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也不懂得具体的法律规定，他们竟然以应当自诉的诽谤罪为名，在没有任何人起诉的情况下动用警力将秦中飞拘留、逮捕并起诉。
他们可能以为，这样做可以压制舆论，没想到事与愿违，而且完全相反，此事迅速成为全国舆论的热点，那首词大摇大摆地从手机中走上了报纸和网络。重庆市于是派出了调查组，调查组查实后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
很多人对此表示惊讶，其实这些惊讶也是不了解或者假装不了解国情的表现，因为所谓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不过是采用了各地都很普遍的“协调会”的办法。在很多地方，司法独立不过是一句空话，对于党政领导认为重要的案子，都要联合各部门开一个会，会上就可以对案件定性，甚至对犯罪嫌疑人量刑。据报道，彭水诗案中，还有领导批示，“出手要狠，效果要好，五天内办结”。目前虽然不知道这个批示是否出自蓝庆华之手，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够对“协调会”发号施令的人，绝非等闲之辈。
调查组的结论得出之后，当地官员也只好认错，放了秦中飞，并给予了国家赔偿。但是，县长周伟对媒体检讨说，这个案子“错在没有集体研究和决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正确答案应该是，它错就错在“集体研究和决策”，而不是司法独立依法行事。
不仅认识上模糊，此事的处理上也至今暧昧不明。既然调查组已经得出了如此明确的结论，那么官员问责就顺理成章了。去年12月，蓝庆华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媒体普遍报道为此案的问责结果，并没有谁出来说不是。但是到了“两会”前夕，蓝庆华调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被媒体质疑时，重庆市委组织部官员答复说，“目前重庆市纪委还在对‘彭水诗案’进行调查，现在还没有定论”，“蓝庆华的工作变动只是换届时期的正常调整”，并明确表示“免职”说没有依据，此案该谁负责还不清楚。
这位官员话音未散，另一个矛盾的说法又出来了。这个最新的说法来自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他在“两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蓝庆华的工作调动也并不那么正常，“虽然属于平级调动，但两个岗位的重要性完全不同，所以也是一种处理”，并且还将面临党纪处分。他还说，“该官员在把握全局的能力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其随意干预司法的行为，说明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意识都很有问题”，而且“此事件也反映出蓝庆华心胸狭窄的个性，导致如此严重错误”。
如果真的像重庆市委组织部说的那样，纪委调查还没有结论，黄副市长这些定性的话又从何说起呢？这些前后矛盾的官方言论，都有仓促应付媒体的嫌疑。因为此间媒体报道了参加“两会”的一些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案的批评，有代表认为，“彭水诗案”堪称现代版的“文字狱”，是粗暴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令司法公正蒙羞。这些说法显然令地方政府感到压力，又把暧昧的处理变得明朗一些了。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随意变更的信息中包含了更大的暧昧。
最大的暧昧还是制度不明。媒体争论的要点在于，一个被免职（或者说犯过错误受到处理）的官员能不能被重新启用？如果不谈制度，那么这个争论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可以既可以说“心胸狭隘、能力欠缺”的人不能委以重任，也可以说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古今中外都可以找出落马官员被重新启用的例子。在制度相对成熟的美国，现总统任用前总统弃用的人是家常便饭。华盛顿有一位黑人市长因吸毒被判刑，出狱后又东山再起，重新当选为该市市长。关键在于，犯错误的官员是否公开承担了责任？一个被免职的官员要想重新获得职位，应该经过怎样的程序？在这些程序中，民众的意志如何体现，舆论的监督如何实施？
民间有笑话说，如果你什么都不会干，只好去当官了。那些被免职或者退位的官员，似乎总是在充当这个笑话的证据。戈尔当不成总统，就忙乎别的事情去了，刚刚还因为参演了一部记录片获得奥斯卡奖。而我们的官员，当不了大官也要当小官，当不了主要领导往往就调到职能部门，甚至学术研究机构，好像这些地方并不需要一点专业知识似的。这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职位之间的暧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