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今日社论

网聊已经成为全球亿万民众的家常便饭，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与政坛要人进行沟通一直是众多网民的翘首期盼。迄今为止，世界政坛上满足网民这个愿望的人物并不多见，越南总理阮晋勇新晋其中。前天，阮晋勇通过越南三家网站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网聊，现场回答了网民们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大到反腐败小到私人生活。这是越南政府最高层领导与民众进行的首次网聊。
政府官员与民众网聊，是越南政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是对去年10月宣布的定期网聊承诺的兑现，但是它仍然被敏感的舆论视为一次重要的改革实践，“打开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之间新的沟通渠道”，成为自去年夏天以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热议中的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插曲。
越南这个与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与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类似的探索历史。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南北统一后，它先以苏联为师，十多年后走入政治和经济的困境，继而又以中国为范，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搁置和延缓政治体制改革。越南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中获益匪浅，很快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摇身变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它也没有能够躲过，官员腐败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隐患，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
去年夏天，越共十大突然加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进行了最高层领导的差额选举，年轻的政治明星阮明哲和阮晋勇分别当选为新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随后，越南新政府号召全国检举贪腐，推动私有化进程，放宽言论自由，强化国会的功能，实行党政分开，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大辩论。这些被认为先行一步的举措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书写了越南自己独有的一页历史。
通过网聊而加强与民众的信息互动，就是越南新政府施政策略中的一个新计划。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与民众沟通，既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沟通效率，又塑造了与时俱进的亲民形象，无疑是越南政府一个聪明的选择。
然而，越南政治改革的成绩还有待时日，网聊本身的意义并不宜于过分放大，它和一次领导下乡视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没有更深刻的体制变化作为背景支持，那么网络也可能成为安慰民众的一个表面的秀场。如果拥有民主的制度保障，那么国家领导人的作秀就是对民众的讨好和承诺，否则它也可能成为对推行制度变革的敷衍和逃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上网、说英语甚至看好莱坞电影都成为回避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浅薄的时尚表演。全世界政坛要人与民众网聊的国家为数不多，这并不能证明越南就是最民主的几个国家之一了。
网聊可以是改革的手段，也可以是改革的成绩，但是它很难成为政治民主的指标。正如世界上诸多政坛要人都开起了博客，其中既有民主国家的高官，也有专制国家的元首。网络跟汽车和印刷一样，只是一种技术，可以为任何制度中的任何人所利用，可以服务于完全不同的目的。
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但是检验其结果须得看它的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制衡，须得看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路径，须得看它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阮晋勇总理及其他政府官员的网聊可以看作一种投石问路，而深层次的实质性制度变革方为民主改革的正途。有了这样的正途，网民们就不必再望穿秋水期待领导人的幸临，而是领导人要绞尽脑汁来与民众沟通。

近来，舆论监督本身成为舆论的热点。从放宽境外记者的采访限制到郴州发布“舆论监督奖”，再到广东省各级官员在“两会”上高调表态欢迎舆论监督，都成为媒体的报道重点。
在不了解国情的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条已经存在多年的道路，没有人会去说欢迎车辆和行人来使用，因为那不是问题。但是，这些已经存在多年的媒体，却总是巴望着领导说欢迎舆论监督。为什么监督者如此期待被监督者的欢迎呢？这就涉及到媒体监管的问题。
因此，在这些有关舆论监督的热点话题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广东省人大代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国华说的两句话。他是做具体的媒体监管工作的，所以说到了问题的根本，那就是如何管理媒体。
这两句话，一是“这个不报那个不报并不是好的管理办法”，二是“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 头一句话说出了媒体监管的现状，用胡国华的话说就是“我们每天都会接到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打来的电话，要求这个不报那个不报，我们基本也考虑他们的要求”。第二句话说的是全球化时代资讯传播的现状，那就是捂住别人的嘴巴越来越难。显然，这两种现状是一对矛盾，必须寻找一条出路。
中国的舆论环境也是境外媒体近期报道的一个热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今年1月开始执行的奥运期间报道新规。按照这个规定，境外媒体记者在中国采访不再需要向外事部门申请，同时他们可以自由跨省采访。国外的媒体朋友最初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总是将信将疑，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采访自由竟然比中国记者本身还要多——中国记者都要求持有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统一记者证，而且跨省采访（“异地监督”）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样一来，胡国华副部长说的那两句话都同时牵扯到了：对国内媒体可以管到这个不让报那个不让报，但对国外媒体管不到，此前采取的办法是这个不让采那不个让采。这个限制取消之后，就等于他们什么都可以采什么都可以报了。既然有媒体报道了，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想彻底封锁消息就更加不可能了。如果单方面限制国内媒体，就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了，而且还把舆论市场拱手让给人家。
再说，从舆论监督的本质上说，本土监督比境外监督更加重要，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利益关联，监督更加迫切也更加可靠，并且更加有效。比如美国的税收政策、医疗改革、教育预算等等，最关心它们的肯定是美国民众，假如只允许中国媒体而不允许美国媒体对此进行报道，那肯定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这也是郴州那个只对省外媒体颁发的“舆论监督奖”的荒谬之处。
如果媒体监管这个问题解决了，舆论监督其实就无所谓领导欢迎不欢迎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媒体持不欢迎态度的领导人也比比皆是。美国总统布什对媒体的态度甚至被认为十分恶劣，但是这并不妨碍反倒激励了媒体的舆论监督劲头。非要让一个被监督者说欢迎监督，其实也有些不合人情，更不要说让他来给监督者颁奖了。媒体对于这些欢迎如获至宝的态度，就像当年国企总是盼望主管部门放权而不是让自己独立面向市场一样，远不如胡国华副部长的见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