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权当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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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打电话向我祝贺，说我的天涯博客获得了2006年度“社会责任”优秀博客奖。当时我没有看到消息，听朋友说这个优秀奖相当于十大“社会责任”博客的提名奖，那么十大获奖者是谁呢？我的第一反应中竟然只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李银河博士。遗憾的是，我想错了。李博士不仅没有入选“十大”，就连这25个优秀奖中也见不到她的名字。
这个评选活动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人民网共同举办。首先我要说的是，以“社会责任”为号评选优秀博客，是一件大有功德的好事。虽然对获奖者大多不甚了解，但自己能够忝列其中，还是颇感荣幸。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以自己所理解的社会责任来发表感想，除非主办方认为他们搞错了。
我为什么认为李银河的博客应该获社会责任奖呢？因为她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少数人群呼吁权利，并在公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有些学者很专业，但不为公众所知，可能不符合网络评选活动意图；有些博客点击率奇高，谁都知道它但是谁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扯不上社会责任。就“专业”和“公众”而言，李银河的博客应该是网络时代一个难得的典型。
李银河的博客的问题是它涉及到性，而且一些主张挑战了传统道德观念。如果社会责任是指大家和气一团，所谓“领导放心、群众满意”，那么我的博客首先就不合格，我所了解的几位获奖者比如秋风、王晓渔、十年砍柴等也未必如此。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任何人，无论他以何种社会责任的名义，都没有足够的理性和知识掌握所有信息，所以他不可能站在一个高点上，发表面面俱到的观点。每个人只能从自由的个体出发，以自己的专业和理性对社会尽责任。李银河谈性权利，是因为这正是她的专业。从专业出发的理性言论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正好是她对社会的贡献。
有朋友认为，李银河发言不够策略，导致被一些媒体利用，社会效果变成了哗众取宠，所以其社会责任值得商榷。
李银河的很多言论的确被一些媒体黄色小报化，但那是媒体的责任，并非她的意图。也许她真的可以策略一点，端着个学者架子，拣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来说，或者用术语夹外语说得谁都听不懂，要么就平时藏着躲着，要出书的时候出来猛说，既不至于遭网民群殴，也不会被领导要求闭嘴。但是这样的学者对自己的专业都说不上尽责任，更不用说对社会了。
一些朋友所说的策略是指：从领导的方面考虑能够接受，你就可以持续活动下去；从受众的方面考虑能够循循善诱，依从逐渐接受的过程。我并不否认这种策略的作用，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和运用这种策略。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没有纯粹理性思辨的传统，所有的心思都落实到世俗的谋略上。学而优则仕，意思是，在终极意义上没有学者，只有社会活动家。李银河自认为不合适社会活动，所以她的性权利主张更多是从理论而不是从社会活动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我看来，首先考虑学术逻辑而不是“社会效果”，这正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
我猜想——毋宁说我暗自期许——李银河获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银河被所在单位领导要求闭嘴。国际上一些严肃的奖项，比如诺贝尔文学奖，都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对被权力压制者的声援——在这件事情上，我同意秋风先生的分析，即表面起来是网络舆论产生的“多数的暴政”，本质上却是因为权力的介入。一个学者，因为说话而被禁声，这是我们社会的耻辱。李银河虽然表示照顾领导情面，但同时也还在努力继续发言。在这种情形下，民间评选活动如果能够公正地对待她的成绩，也算是对权力过界的一种矫正，达到多元平衡的社会效果。
李银河是否获奖并不重要，我所害怕的是过度的“天上人间共和谐”，一个人被权力压制了，全社会都心照不宣地忽略他，无论他曾经如何耀眼，瞬间就可以变得不存在似的。我写此文的动机，无非就是借获奖这个事情来提醒大家，在2006年的中国博客界，李银河是一颗璀璨的明星，她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照亮了社会中一些被人忽略的角落，她本身也是不应该被人忽略的。
这里的“优秀博客”奖，等于是“十大”的提名奖。
说到获奖，去年还得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南粤优秀时评作者奖”，漂亮的水晶奖杯当场就摔坏了，哈，应朋友强烈要求，明天照张照片贴上来。
闾丘露薇、十年砍柴获“社会责任”博客奖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2月27日 11:36 新京报
本报讯（记者姜妍） 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与人民网共同举办的2006年度“社会责任”中国博客评选日前在京揭晓。凤凰博客闾丘露薇(blog)、天涯社区博客十年砍柴(blog)等10位博客获2006年度十大“社会责任”中国博客殊荣。
此次博客评选历经两个多月，最终获奖的是：和讯博客蔚然、强国博客叶青、凤凰博客闾丘露薇、华声在线精英博客胡卫民、天涯社区博客十年砍柴、强国博客罗宗华、新浪博客(blog)黄鸣(blog)、华声在线精英博客翟峰、新浪博客保护黄河源协会、搜狐博客陈志武。
专家共推荐了170名博客参选。评选除了考虑博客的更新频率、原创比例、互动性等因素，还要看内容是否健康、向上、文明。另有包括天涯社区博客长平在内的25人入选“社会责任”优秀博客名单。
2006年度“社会责任”优秀博客
2007年02月13日17:54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曲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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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情节目仍然是节日期间电视屏幕上的一道大餐。像《艺术人生》那样以揭人伤疤为主的煽情手段，已经让不少观众感到厌烦。但是我发现，煽情的新闻类节目也越来越多了。
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央视晚会的录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样一个国内媒体年度新闻报道评选的节目，竟然也以煽情为主导，把“良知”、“理性”、“责任”、“力量”都口号统统倒进泪缸里一阵搅和，最后得出一个“和谐社会”的结论。
这类新闻大同小异，无非是找一个足够感人的穷人故事进行报道，接着就呼吁或者组织读者进行救助，最后把重点落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人情节上，高唱一曲精神文明的颂歌。
这类报道有什么问题呢？我曾经以“假如他们穷得连故事都没有”为题，指出媒体在筛选这类报道时，首先抛弃了那些没有故事可讲的大多数普通穷人。要得到记者的垂怜，你的故事必须比别人更惨，更曲折，更离奇古怪。如果把这个当作主要的救助渠道，那就是逼人作秀和撒谎。只有常规的救济制度才是穷人真正的希望。
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在新闻类节目中，煽情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骗人的把戏，成为掩饰真相和回避责任的帮凶。
媒体的天职就是发现真相、探讨原因和追究责任。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陷入困境，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这是正常的报道逻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媒体无法披露真相、不许探讨原因、不敢追究责任的时候，就借助于煽情把戏，用催泪弹来阻止人们的视线，让问题无法深入；并把个体和社会剥离开来，仿佛故事的主角只是一个偶然的倒霉蛋；还让本来应该检讨的责任者，比如当地官员，摇身一变成了施恩的救主。
弱者的确需要心灵的慰藉，这也正是他们的弱点。因此，自古以来，煽情就是一种权术。萨特有一个剧本叫《恭顺的妓女》，写的就是权势者怎样利用煽情的把戏将弱者玩弄于鼓掌之间。参议员的儿子拉来警察威胁妓女作伪，证诬陷黑人强奸她，从而把表兄枪杀黑人的恶行变为英雄救美的义举，正直的妓女坚决不从；老奸巨猾的参议员出场了，大讲杀人者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如何可怜如何慈爱，善良的妓女上当受骗，很快就签字画押。
当妓女被参议员的煽情感动之时，痛苦地说：“事情既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幸的倒是黑人没有真的把我强奸了！”这就是那些煽情新闻的吊诡之处，它的每美妙的效果倒是让人遗憾穷人没有更加悲惨，用主编们的工作用语来说，就是“这个故事太普通了，不够感人”。此时，“感人”及“和谐”的要求，成为弱者身上的又一重压力。
以感动读者为目的，新闻报道就很容易出现虚假情节。用新闻的专业水平去检测，国内相当多催人泪下的典型报道恐怕就经不住推敲。记者职业化程度对较高的美国媒体，一旦打起煽情牌来也是谬误百出。2003年众多媒体参与塑造过一个伊战女英雄杰西卡•林奇，说她在战场上如何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直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才受伤被俘，很快被发现水分很大，其实她并未发射一枪一弹，不过是因车祸受伤的普通一兵。
最近美国媒体又揭露了一个“9.11”英雄的虚构情节。老警官凯撒•波亚死于肺病之后，媒体报道了他如何在“9.11”惨案发生后第一时间冲向现场、并长期在废墟中加班工作直到肺部受损的感人故事。希拉里看了报道之后，给布什总统写信，要求重视这样的英雄。布什总统随后也接见了死者的儿子，表扬他老爸为国献身。后来媒体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该警官并未第一时间冲向现场，而是在事发很久之后才要求去加班，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退休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已经被塑造为国家级英雄的人物的虚假报道，最后又都由媒体自我纠错机制进行了更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严肃的政客和媒体的关注方向：希拉里给布什写信并不是抒发感情，而是要求政府提高那些工人的待遇；《纽约时报》的报道重点，既不是塑造英雄也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客观地还原事实真相，再现各种角色在此过程中的所作所为。
一边是文化学者在忧心忡忡地呼吁“抵制圣诞节”、“拯救春节”，一边是媒体在喜不自禁地报道春节已经成为多国时尚，甚至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欢庆的盛大节日。
这几年来，每到春节，媒体都在奔走相告：世界各国政要要么发表致辞，要么给中国国家主席打电话，向中国人祝贺新春；联合国秘书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部门都要主办中国新年招待会或文艺演出；美国纽约已将春节纳入法定假日，节日气氛浓厚自不待言；澳大利亚、美国等都在春节发行纪念邮票，多少收藏家在等着发财；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穿戴过中国红，纽约的帝国大厦也打扮得五彩缤纷，伦敦的牛津街上大红灯笼高高挂；多国的繁华街市都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行……总而言之，值此良日，普天同庆，从欧洲到美洲，从非洲到亚洲，还有澳洲，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有人指出，春节全球化势不可挡，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我不知道联署倡导抵制圣诞节的那十个名校博士生看了这些报道有什么感想，当春节成为世界各国都“无法躲避的文化景观”时，会不会觉得对他国形成了文化侵略，反映了他国“文化主体性的缺失和主体性的沉沦”？是不是应该呼吁一下他国人民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一下本国文化的主体性？
面对他国文化进入如丧考妣的哀嚎，跟对于本国文化外出夸夸其谈的炫耀，其实是一回事，都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自卑感。把中国年轻人过圣诞节解读为西方文化侵略，而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中臆想出四方来仪的旧梦，各国政要的祝贺俨然成了臣服的奏章。也许正因为如此，尽管国人对圣诞节的兴趣远远大过西方人对中国春节的兴趣，我们却没有听到官方对于人家的节日的祝贺，也没有见到官方举办这类节日招待会或文艺演出，更不要说什么法定假日了。
我也见到过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流行圣诞节的报道，但是那多半是从严肃的社会观察的角度去谈论，而不是洋溢着肤浅的民族自豪感。同样地，西方人站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展望未来时，往往会从核心价值出发，认为民主、自由的信念会在全球取得胜利；而我们则往往从民族和国家的立场出发，并不说二十一世纪是“天人合一的世纪”，而说是“中华文明的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相应地，我们也不大去认真理会人家的民主、自由信念，而直接替换成“西方人的价值观”、“美国式的民主”。
靠这种小聪明似的歪曲和夸张能否治愈文化自卑心理？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非但不能，反而会使自卑感越来越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疗法。从自以为天圆地方我居中央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极端的自欺欺人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疗效，只有副作用。
夸大古代典籍对于现实困境的救赎功能也属于这一类方法，它其实是对现实担当的逃避。历朝历代莫不如是。应该有一个常识，那就是文化自信主要不是从历史中去寻找，而是在现实中去建立。儒家文化对于现实政治的软弱无力，就在于它以一个假想的“三代之治”为基础。如果正视现实，解决了真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现实去解释历史，而不是老用历史来训导现实，老觉得“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
如果现实不能强大，或者只有经济的畸形强大而文化依然压抑萎缩，那么就算春节真的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那么我们的文化自卑心理同样得不到救治，甚至会愈加严重。
这几天报纸和网站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在上上下下都在呼吁以制度建设遏制腐败的今天，这句话让人感觉有些怪异。细看之下，原来是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他讲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干副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反腐。
社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媒体的提炼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二是行业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三是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如立法程序、考核制度等。如果笼统地说腐败与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讨论姓资姓社，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估计比在市场经济上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所以邓小平在市场经济上的“不争论”原则依然适用于中国官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专家们将邓小平的“不争论”解读为务实作风，是指不要脱离实际问题，在抽象的理论上浪费时间，抱持一些没有意义的“政治态度正确”。就反腐败而言，目前可以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恐怕还在于社会制度的第二、第三个层次。
就这两个层次而言，应该说，腐败不仅与社会制度有关，而且关键在于社会制度的建立。今天，普通民众要认识到这点也并不困难。而位高权重者则更是早就洞幽烛微：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曾说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干副书记提到的“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指的是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腐败的确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一定和制度建设有关系。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效的反腐措施，无一不是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的互相监督，使权力不得随心所欲；二是反贪监察体系，关键是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没有压力的全民反贪格局；四是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来打击贪官。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说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尽管显而易见，仿佛妇孺皆知，但也并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层面都能真正地进行反腐制度建设。如果人们简单地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句话，就很容易认为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灵魂堕落”。迄今媒体对落马贪官的报道，很少有深入地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的，大多还是添油加醋地描绘他们的道德情操如何失贞，甚至主要怪罪到老婆和情妇身上，前几天四川广安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夫人作“家庭纪检书记”的笑话。
再说回到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层次，也有人持放开争论的原则，认为这是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方。现代国家无论谁都强调民主，所以有传播学家干脆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偏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社会主义；公共舆论偏向自由竞争与经济效率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资本主义。而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