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一月 2007 ↓

转王化桥情诗一首，以及他的注解——

《恋曲2007》

当你离去的时候
亲爱的，让我再抱一抱你
我要轻轻地对你说
如果你去卖逼
要争取卖出高潮
就像我去嫖娼
也要尽量嫖出感情
如果你做二奶
一定要做出品位
正如我吃软饭
也会吃出尊严
心爱的姑娘
因为只有这样
才不枉我们爱过一场

现实有很多无奈，就当是卖逼吧，但要作到以上几点很容易，合乎点人性的常识就行了，仅仅是常识，但人总是要忘掉常识，总是这样：卖逼卖得咬牙切齿，嫖娼嫖得穷凶极恶，二奶当得鸡飞狗跳，软饭吃得流汤滴水……

原文见王化桥的博客王化桥的博客

继铁路春运不涨价之后，回家过年的人们又值得高兴了：据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2007年春运期间公路运输票价也不再上浮。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尤其对于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来说，它不仅减轻了他们的过节负担，而且让他们在心理上感觉到被关怀的温暖。在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前，就听妻子说，打扫卫生的女工告诉她，汽车也不涨价了。当时我觉得这大概是她的是误听或者幻想。现在看来，这些消息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简直忍不住要奔走相告，所以他们会比媒体还先知道。
有多重要呢？就我所知，多少年来，无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忍受极为不堪的工作条件，含辛茹苦一年之后，积攒下来的钱，仅仅够过一个春节。而这些钱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路费上。春节一过，一切又从零开始。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只好这样解释：如果他们不出去打工，连过年的钱都不会有。铁路和公路降价之后，省下来的钱，就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
即便对于那些能有更多收入的农民工来说，春运降价所省下的钱，在他们的花销和积蓄中所占的比例之高，也是城市白领难以想象的。
在整个社会向市场化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够多为弱势群体考虑，维护他们的利益，主张他们的权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利用行政杠杆调节贫富差距，增加他们的福利，相比较前些年所有政府部门都把创收当作第一指标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政府职能回归了本位。
但是，就铁路和公路春运不涨价这件事来说，还不能盲目乐观。正如在火车票不涨价的消息公布之后，若干专家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结果虽然很重要，但是达致这个结果的程序更加重要。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政府部门之所以能够关心弱势群体，不仅是因为官员心地善良，更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会受到民意通过一些既定程序传送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些程序，说降就降，跟跟说涨就涨没什么区别，都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不可期的行政之忧，甚于不涨价的春运之喜，经过听证之后的降价才值得高兴。
就公路春运降价而言，决策程序就更加重要了。我没有查到到那个通知全文，不知道具体的安排，但我知道公路不像铁路这么简单，管理上层次更多，运输企业也更加分散，市场化程度也更高，它的定价体系早在十多年前就分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模式。在燃油价格变化的过程中，各地交通部门和物价部门又多次放手，扩大运输企业自由调节价格的自主权。
这些东西也不是不能变化，但是它会牵涉更多方面的利益，需要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从事公路运输的，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还有个体户。一个个体户贷款买一辆客车，是基于以前的定价政策和市场行情进行了估算，而春运是他这一年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也许这些企业和个人在春运期间都赚了不正当的暴利，但是认定暴利并予以剥夺或纠正，是否需要一个程序性的决策机制？
公路今年春运不涨价，是在铁路宣布不涨价之后才开始筹划的呢，还是早就有了这个打算？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16日表示，赞成公路和水路在春运期间不涨价，希望有关交通部门主动地与物价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结果，只用了两天时间，不涨价的结果就沟通出来了。如此高效的决策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交通部门属于公用事业，那么价格调整就应该召开利益相关各方（不只是交通部门和物价部门）的听证会；如果公路运输行业已经市场化，那么政府一刀切就显得干预太多。虽然我也认为春运期间暴利问题严重，但更不希望政府部门把春运不涨价搞成形象工程。有人可能认为，这种形象工程对老百姓有利，不是很好吗？未必如此。如果对市场造成伤害，最终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二十年前春运票价就没有这么贵，但出行也没这么方便。
铁路和公路春运不涨价，是今年民生的一件大事。在多年的怨声载道之后，不涨价终于变成了现实。它对于别的事情具有很强的借鉴和示范意义，因此公众知道得越多越好，这样以后大家就知道该怎样去争自己的权益了。所以，我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公开其决策过程。

布什总统15日表达了对伊拉克政府的强烈不满：“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他们把行刑搞砸了，特别是对萨达姆的行刑。”他是指行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萨达姆的受刑过程被偷拍了，而且脖子上出现了伤口。随后，在对萨达姆同母异父兄弟巴尔赞的行刑中出现了更大的意外，竟然罕见地身首异处。
此前赖斯也表达过她的失望，认为应该让受刑者更有尊严地死去。
他们想要拿萨达姆之死做一个示范，那就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如何公开公正地接受审判、程序化地被定罪、最后有尊严地受刑。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在现实社会中遇到一些阻碍。
当时，萨达姆被悄无声息地处决了，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观念不同，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一种失重感——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像一个无名的囚犯那样死了呢？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普通人的死亡，他可以不知道，但是萨达姆的死，他不能不知道。
没有特别的仪式，没有特别的通告，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事情结束之后发布一个简短的消息。这就是普通囚犯的受刑。这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来说，无疑深为寂寞；对于习惯了看热闹的民众来说，定会若有所失。
在媒体报道中，人们纷纷去猜测，在绳索套上脖子之前，萨达姆一定训斥了行刑者——这符合看客的想象。
关于看客，鲁迅有过精彩的描写。阿Q走上刑场的时候，忍不住唱起“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好汉”，围观者大声叫好。在小说《药》中，看客们“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据说在古代欧洲，凡有行刑的盛事，贵妇人贵小姐们都要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漂亮的帽子，买票前往观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人没有表演，那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表演越充分，越令人满意。莫言说过，他写《檀香刑》就是要还原古时人们把酷刑当戏剧表演的传统。
现代社会出于尊重死囚人格的原则，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消解这种仪式感。但是对于一些大人物来说，尤其是那些浸淫在传统制度和文化中的大人物来说，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表演权。相比较古代而言，民主审判程序让现代专制者们都死得那么寂寞，全然无视生前的轰轰烈烈：米洛什维奇死在监狱里，皮诺切特死在病榻上，跟萨达姆死在绞索下一样，临终都没有任何表演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应该感谢那个手机偷拍者，是他让其弥留之际得以延续，而且变相地成为被万众观看的仪式。正如路易十六上断头台被很多画家描摹下来，成为一种意义放大的记录和追思，萨达姆的绞刑最终没有被淹没在无数的绞刑之中而不留痕迹。
这些意义恰好是在传统的看客心态中保留下来和显现出来的，和美国人追求的现代法治程序并不完全一致。现代法治程序是一个毫无戏剧性的乏味的过程，对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伊拉克人来说，也许全然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相信传统的看客心态在美国民众中也部分存在，但是在中国的媒体和读者之中表露得则非常充分。对于诸多国际纷争，中国媒体向来努力地以看客心态进行报道，引导读者置身事外，抛弃价值，罔顾是非，只看热闹。

1月9日，一个人在山西大同一家煤矿遭到殴打后死在医院。当地媒体获悉消息后没有报道，据说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记者还是敲诈者，看来他们不报道死者身份不明的死亡事件，假如有空难发生在山西境内恐怕也没人知道了。
好在还有网络和网民。有人在网上发了帖子，称死者兰成长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记者，与同事去大同市浑源县无证开采的黑煤矿调查采访时，遭到矿主指使的一伙暴徒的围攻，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又有人指出，兰成长不是记者，前往煤矿敲诈未遂，发生冲突而被打。
似乎没有人去关心打人者是谁，以及他是不是黑矿主，焦点落到了死者是不是假记者上。中国贸易报社已经证实兰成长是该报记者，但当地政府捉拿假记者的兴趣仍然远远大过追究黑煤矿，事发三天后，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刊假报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这个“打假”专项工作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组，这个领导组的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兰成长的身份作了定性：他不是记者，只是中国贸易报山西站的临时聘用人员，因为他没有正规的记者证。所以不能说发生了记者采访被打死的事。这个工作人员甚至说，不能说有人被打死了，因为兰成长是死在医院里的——听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医院里有一个人不治而死了！
我不知道兰成长是去采访还是敲诈，但是以敲诈来为暴徒开脱责任是无知而可耻的。从法律上说，只有正当防卫可以为暴力行为辩解，没听说被人敲诈就可以打死他的。况且，假如真的是无证黑矿，有人以揭发为名而黑吃黑，那跟正常的敲诈也还不同。大同当局回避了这个事实，而把问题落到他们认为理直气壮的记者证上。
一个正式的政府通告，把没有记者证的记者称为假记者，而且宣布他们的采访活动为非法，并要专项打击，是十分无知而且野蛮的。记者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自2003年开始实行，是将既有的数十万新闻采编人员进行培训考试后发证，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些人有五年的过渡期；到了2005年3月颁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时，新办法突破了原来只给在编人员发放记者证的限制，规定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的非在编新闻采编人员也可申领记者证，但要求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根据这两个规定，目前应该有、而且永远都应该有合法的没有记者证的记者——否则怎么能够在领证之前从事一年的采编工作呢？
当然，对于这些本来就漏洞百出的规定，有关部门还可以进行重新解释。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全国有太多的记者没有领到记者证，而且他们中间很多人作风正派，恪尽职守，写出了非常优秀的报道。当大同市如此公开打击这些记者的时候，我认为全国所有的总编都应该站出来，凭着良心说说，你们有没有聘用“假记者”，这些“假记者”是不是称职，该不该遭到打击，该不该受到保护？
就敲诈行为而言，无论真假记者，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从已经发生的案件看，真记者敲诈起来，一点也不比假记者更客气。以记者证来区分敲诈，就跟以暂住证来定性犯罪一样，是违反法治精神的作为。
事实上，记者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本身就备受争议，因为它涉嫌对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限制。新闻专业人员并不像医生、律师和会计师一样，有一个可以统一考核的行业标准，全世界大多国家都没有或者没有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尤其是随着传统媒体的不断扩张、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一个没有记者证的人目击了一个事件，他能不能到网上发布消息？一个没有记者证的人要到大同的煤矿去了解一点消息，他是不是就可以遭到围殴？
就大同打人致死事件而言，那些当地的真记者们都一声不吭（我相信是受到压力），而那些发布消息的网民，却正是大同市要打击的对象。这样打击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这样区分真假到底有什么意义？

当CCTV的“感动中国”评选活动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之时，纽约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感动美国”人物，他的名字叫韦斯利•奥特利。美国一家报纸说，虽然新年才刚刚开始，评选新闻人物的No.1还有点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整个2007年，没有人可以和奥特利竞争了，他的事迹太感人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元旦的第二天，建筑工人奥特利带着两个分别为4岁和6岁的女儿去赶地铁，走到哈林区的一个地铁站台等车。一个年轻人突然发病，站立不稳，奥特利和另外两名素昧平生的妇女赶紧上前，及时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谁知这年轻人一挣扎，竟然跌落到了地铁轨道里，横卧在轨道上面。这时列车已经进站，年轻人眼看就要被碾得粉身碎骨。说时迟那时快，奥特利二话没说，纵身跳进了轨道。
后来他说，他试图拽起年轻人，但年轻人使劲挣扎。列车头的两道灯光已经打在他们身上，情急之中，勇敢的奥特利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让他受伤。于是他将年轻人的胳膊和腿弄进轨道，并俯身压在他身上，用自己的四肢箍住他，不让他动弹。列车呼啸而来，两节车厢从他们两人身上驶过，掩盖了站台上两个女儿的尖声惊叫——她们被那两个陌生妇女看护着。
列车紧急刹车。奥特利趴在2英尺高4英尺宽的轨道空间里，兴奋地大叫：“告诉我的女儿们爸爸没事儿!”他们被救出来了，都没事，只是受了点轻伤。站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奥特利被送到医院，但拒绝接受检查和治疗，又匆匆赶到公司上班。他迟到了，老板不相信他讲的理由，责怪了他。随后，老板从网络上看到了这个故事，给他放了一天假，第二天还请他吃了三明治。
这个故事迅速传遍了网络和报纸，随后又上了电视，奥特利成了英雄，被称为“地铁超人”。他谦虚地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就是这个故事。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同事们听时，大家都想知道，美国勇敢救人的英雄与中国这类英雄有什么不同。我也带着这样的想法，看了一些报道，也看了一些美国网民的跟帖，但我首先发现的是相同之处。上面我用了一些我们熟悉的语句来叙述，也基本没有歪曲事实。面对英雄，民众的反应也大同小异，首先是感动、赞扬，大多是朴实的话，如“一个伟大的英雄”，“好人一路平安”，也有俏皮的话，如“我坚决反对克隆人，除了奥特利之外”。其次是对照检查，取长补短，包括《纽约时报》在内，各个媒体都做了“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你有很多机会成为英雄”等讨论。
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民众对富人都很看不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纽约地产大王唐纳德•川普派出豪华轿车来将奥特利接去，给了他1万美金的支票。网民大多对川普的奖励不买账，认为他从数十亿的身家中才拿出这区区1万元，实在是太抠门儿了，还有什么脸在纽约混？
除了这1万块钱，奥特利还得到一些物质奖赏，有一位网友整理并点评如下：
地铁公司奖励他一年免费乘坐纽约地铁（相当于900多美元吧，只是他们别罢工两个月）；
那个被救的年轻人是纽约电影学院的学生，该学院给予奥特利的女儿5000美元的奖学金（5000好像只能上一学期？）；
迪斯尼公司奖给他全家一周免费游奥兰多迪斯尼乐园，外加百老汇歌舞剧“狮子王”的戏票；
另外两张支票来路不详，数目不详；
另有报道说纽约某大学提供让奥特利两个女儿免费上学，直到毕业，还有说某电视台请他去主持一个现实情景剧节目（这个听上去有些跑题，不能确定）；
还有就是上述那块老板请吃的三明治。
大家最关心的是，英雄诞生以后，政府部门如何表彰和宣传他？媒体如何塑造他？主要的不同之处可能在这里。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很快在市政大厦接见了奥特利，并颁发了代表纽约公民最高荣誉的铜勋章。这个勋章也曾经奖给麦克阿瑟将军、马丁•路德•金博士、拳王阿里，算是党和政府最大的关怀了。不过从报道中看，布隆伯格市长只说了几句很简单的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让我们作为纽约人而感到自豪。”并对一同去领奖的两个小女儿说：“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知道你爸爸了。”他也自我对照检查了一下：“今天早上，我去看了那个轨道空间，我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办。”
接过奖章，奥特利倒是说了几句跟政府宣传相关的话：“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在伊拉克战斗和牺牲的男人和女人们。”然后说，“好人有好报。”
别的就没了，既没有说受谁教育多年，也没有说资本主义道德，或者美国传统美德，或者一个老军人的英雄本色。
对了，他是一个海军退伍军人，还是一个黑人。各类媒体竞相报道，却没见谁趁机采访他的连长和战友，发现他以前就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好战士，更没有谁报道他在黑人区生活如何人穷志不穷，甚至没有人说他为建筑工人争了光——人们都猜测地产大王川普奖励他，是因为同属建筑行业，但川普否认，说只是因为像他这么勇敢的人不多。
总之，没有人那么傻，把本来很感人的一个事情，非要说得让人厌烦不可。

（注：各媒体的报道略有区别，写完这篇稿子的第二天，我查到纽约市政府网站上的报道，在这个报道里，市长讲话更正式一点，里面有提到“体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但细读那篇文字，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在谈自己，朴实而真诚地，觉得那些帽子夸大其词，不敢担当，也不愿身为名累，想要自由自在。从季先生长期的学术风格和生活态度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读这些评论，我发现要得到一个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的帽子，似乎比国学大师来得更容易。本来以为，按正常的逻辑，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内做点成绩，皓首穷经，总能有所得，但要成为道德高标，并非时间就能赐予。
这让人想到钱锺书和巴金。他们在专业领域也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卓著成就，而又都在晚年分别成为精神道德的楷模。钱先生是因为说了一些讥讽时事的俏皮话，来体现他淡泊守拙的态度：“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等等。巴老则深切而沉痛地追忆了“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省，呼吁人们要“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也认为他们的讥讽和呼吁都对浮躁的现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他们本身不是思想家，也并没有像甘地那样苦行僧般地道德示范，没有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民众的权利而舍身斗争，尤其是这些他们的晚年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但他们对风云际会的现实要么无力发言，视而不见，要么说出“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这样有谄媚嫌疑的话来。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

如果政府并不是一个背对着民众的神秘人，而是一个由民意支撑、与民众互动的机构，那么它就不大可能放出一个什么消息来吓人一跳，坏消息不行，好消息也不行。春运火车票不涨价的消息，其实就突如其来地吓人一跳，甚至很多专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也不深究，忙着报喜去了。
人们对于戏剧性的变化，总猜想有一个戏剧性的原因。于是有一个人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郝劲松，因为他曾就春运火车票涨价一事状告铁道部，一审败诉，目前还是上诉中；同时，几天前他致信铁道部长，呼吁春运期间停止票价浮动。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他的这封信起了作用。
铁道部也专门就此作了回答，说这事儿跟郝劲松写信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我部体恤下情的一个惠民政策。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在我们的想象中，假如是一个特别在乎民意的政府部门，它的发言人哪怕装模作样也要这样说：感谢郝劲松和广大民众的意见，我部对你们的意见作了认真的考虑，决定予以采纳。再无赖一点，也应该说：由于邮政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收到郝劲松的来信，但是对于所有监督我们工作的群众，我们都表示感谢，并以降价这个实际行动作为回报。但铁道部不是这样做的，它的回答等于是说：爱告状你告吧，爱写信你写吧，我想涨价照涨，想降价也就降了，跟你们做的事没什么关系。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礼节和修辞的问题，其实它在本质上反应了政府部门和民众的关系。铁道部的确可以不在乎民众的意见，否则它早就停止票价浮动制度了——自从2001年实行这一制度以来，民怨如潮，专家、律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反对，但“铁老大”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让很多人完全不抱希望了，所以这一次的好消息才像一个愚人节新闻。
我们也可以假设，其实郝劲松这封信起来关键作用，被某领导看到并作了批示，只铁道部碍于面子不予承认。这是否表明民意得到了尊重呢？从结果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它并没有程序上的普遍性意义，除非我们统统废除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性决策框架，退回到拦轿喊冤的时代。
专家已经指出，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只是纠正错误，回归正常，并不是铁道部对民众的恩惠；所谓因此要多承担3亿元成本的说法也不正确，正确的说法是今年开始不要这3亿元的不义之财了，那么这么多年是否拿了若干亿不该拿的钱呢，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些说法还是太书生气了。无论是什么东西起了作用，领导批示也好，铁道部慈悲也好，舆论压力也好，必须有一个反证：假如不批示，不慈悲，不管舆论，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发生，“铁老大”仍然老大气派，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客观上的确是他们良心发现，才不涨价了，这也的确是一个惠民政策。
在现代政治伦理中，政府与民众应该是权力、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而无所谓恩惠与优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动辄就说政府和领导的恩情；特别是底层民众，其利益经常得不到保障，甚至被政府部门剥夺而不自知，而稍许将剥夺走的东西还回一点，就要他们感激涕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愚民教育。
春运火车票价的涨与停，是一个重大的民生事件。厘清其间的起伏变化和关键枢纽，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尽管结果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只有结果是不够的，导致这个结果的决策过程，也应该予以公开，而不是让民众去猜测一封信到底被谁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