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铁路春运不涨价之后，回家过年的人们又值得高兴了：据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2007年春运期间公路运输票价也不再上浮。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尤其对于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来说，它不仅减轻了他们的过节负担，而且让他们在心理上感觉到被关怀的温暖。在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前，就听妻子说，打扫卫生的女工告诉她，汽车也不涨价了。当时我觉得这大概是她的是误听或者幻想。现在看来，这些消息对于他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简直忍不住要奔走相告，所以他们会比媒体还先知道。
有多重要呢？就我所知，多少年来，无数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忍受极为不堪的工作条件，含辛茹苦一年之后，积攒下来的钱，仅仅够过一个春节。而这些钱中的大部分，都花在了路费上。春节一过，一切又从零开始。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只好这样解释：如果他们不出去打工，连过年的钱都不会有。铁路和公路降价之后，省下来的钱，就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了。
即便对于那些能有更多收入的农民工来说，春运降价所省下的钱，在他们的花销和积蓄中所占的比例之高，也是城市白领难以想象的。
在整个社会向市场化进一步深入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能够多为弱势群体考虑，维护他们的利益，主张他们的权利，关心他们的疾苦，利用行政杠杆调节贫富差距，增加他们的福利，相比较前些年所有政府部门都把创收当作第一指标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或者说是政府职能回归了本位。
但是，就铁路和公路春运不涨价这件事来说，还不能盲目乐观。正如在火车票不涨价的消息公布之后，若干专家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结果虽然很重要，但是达致这个结果的程序更加重要。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政府部门之所以能够关心弱势群体，不仅是因为官员心地善良，更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就会受到民意通过一些既定程序传送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些程序，说降就降，跟跟说涨就涨没什么区别，都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不可期的行政之忧，甚于不涨价的春运之喜，经过听证之后的降价才值得高兴。
就公路春运降价而言，决策程序就更加重要了。我没有查到到那个通知全文，不知道具体的安排，但我知道公路不像铁路这么简单，管理上层次更多，运输企业也更加分散，市场化程度也更高，它的定价体系早在十多年前就分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模式。在燃油价格变化的过程中，各地交通部门和物价部门又多次放手，扩大运输企业自由调节价格的自主权。
这些东西也不是不能变化，但是它会牵涉更多方面的利益，需要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从事公路运输的，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还有个体户。一个个体户贷款买一辆客车，是基于以前的定价政策和市场行情进行了估算，而春运是他这一年收入中最大的来源。也许这些企业和个人在春运期间都赚了不正当的暴利，但是认定暴利并予以剥夺或纠正，是否需要一个程序性的决策机制？
公路今年春运不涨价，是在铁路宣布不涨价之后才开始筹划的呢，还是早就有了这个打算？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在16日表示，赞成公路和水路在春运期间不涨价，希望有关交通部门主动地与物价部门进行沟通和协调。结果，只用了两天时间，不涨价的结果就沟通出来了。如此高效的决策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交通部门属于公用事业，那么价格调整就应该召开利益相关各方（不只是交通部门和物价部门）的听证会；如果公路运输行业已经市场化，那么政府一刀切就显得干预太多。虽然我也认为春运期间暴利问题严重，但更不希望政府部门把春运不涨价搞成形象工程。有人可能认为，这种形象工程对老百姓有利，不是很好吗？未必如此。如果对市场造成伤害，最终对老百姓没有好处。二十年前春运票价就没有这么贵，但出行也没这么方便。
铁路和公路春运不涨价，是今年民生的一件大事。在多年的怨声载道之后，不涨价终于变成了现实。它对于别的事情具有很强的借鉴和示范意义，因此公众知道得越多越好，这样以后大家就知道该怎样去争自己的权益了。所以，我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公开其决策过程。

布什总统15日表达了对伊拉克政府的强烈不满：“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他们把行刑搞砸了，特别是对萨达姆的行刑。”他是指行刑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萨达姆的受刑过程被偷拍了，而且脖子上出现了伤口。随后，在对萨达姆同母异父兄弟巴尔赞的行刑中出现了更大的意外，竟然罕见地身首异处。
此前赖斯也表达过她的失望，认为应该让受刑者更有尊严地死去。
他们想要拿萨达姆之死做一个示范，那就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如何公开公正地接受审判、程序化地被定罪、最后有尊严地受刑。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在现实社会中遇到一些阻碍。
当时，萨达姆被悄无声息地处决了，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其中一些人是因为观念不同，另外一些人则是因为一种失重感——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像一个无名的囚犯那样死了呢？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普通人的死亡，他可以不知道，但是萨达姆的死，他不能不知道。
没有特别的仪式，没有特别的通告，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事情结束之后发布一个简短的消息。这就是普通囚犯的受刑。这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来说，无疑深为寂寞；对于习惯了看热闹的民众来说，定会若有所失。
在媒体报道中，人们纷纷去猜测，在绳索套上脖子之前，萨达姆一定训斥了行刑者——这符合看客的想象。
关于看客，鲁迅有过精彩的描写。阿Q走上刑场的时候，忍不住唱起“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好汉”，围观者大声叫好。在小说《药》中，看客们“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据说在古代欧洲，凡有行刑的盛事，贵妇人贵小姐们都要穿上漂亮的衣服，戴上漂亮的帽子，买票前往观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人没有表演，那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表演越充分，越令人满意。莫言说过，他写《檀香刑》就是要还原古时人们把酷刑当戏剧表演的传统。
现代社会出于尊重死囚人格的原则，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消解这种仪式感。但是对于一些大人物来说，尤其是那些浸淫在传统制度和文化中的大人物来说，这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表演权。相比较古代而言，民主审判程序让现代专制者们都死得那么寂寞，全然无视生前的轰轰烈烈：米洛什维奇死在监狱里，皮诺切特死在病榻上，跟萨达姆死在绞索下一样，临终都没有任何表演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应该感谢那个手机偷拍者，是他让其弥留之际得以延续，而且变相地成为被万众观看的仪式。正如路易十六上断头台被很多画家描摹下来，成为一种意义放大的记录和追思，萨达姆的绞刑最终没有被淹没在无数的绞刑之中而不留痕迹。
这些意义恰好是在传统的看客心态中保留下来和显现出来的，和美国人追求的现代法治程序并不完全一致。现代法治程序是一个毫无戏剧性的乏味的过程，对于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伊拉克人来说，也许全然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相信传统的看客心态在美国民众中也部分存在，但是在中国的媒体和读者之中表露得则非常充分。对于诸多国际纷争，中国媒体向来努力地以看客心态进行报道，引导读者置身事外，抛弃价值，罔顾是非，只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