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新书中要求“摘帽”，随后好评如潮，不但原有的帽子一顶没有摘掉，而且还有更多的帽子向他飞来。这是近日发生的一起文化事件。
在最新出版的《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先生要求摘掉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和“国宝”。有人认为季先生是在暗讽学界的功利和浮躁，以劝诫他人，但细读那篇文字，我认为他主要还是在谈自己，朴实而真诚地，觉得那些帽子夸大其词，不敢担当，也不愿身为名累，想要自由自在。从季先生长期的学术风格和生活态度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摘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请求公布后，评论蜂拥而来，但是认真对待他的请求内容的文章，我只读到傅国涌先生的一篇——讲到他的散文成就的确被媒体拔高了，他的文化、时事观点更值得商榷——其他评论无一例外地继续为他戴高帽：世事洞明、淡泊名利、大美不言、名士风流、道德楷模、大师风范、精神领袖……至于他请摘的三顶高帽，这些论者要么不置一词，要么直言反对，认为这些称号对于他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如此恪守道德操守的学界中人，实属凤毛麟角，能不‘宝而贝之’？”
读这些评论，我发现要得到一个道德大师和精神导师的帽子，似乎比国学大师来得更容易。本来以为，按正常的逻辑，一个人要在专业领域内做点成绩，皓首穷经，总能有所得，但要成为道德高标，并非时间就能赐予。
这让人想到钱锺书和巴金。他们在专业领域也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卓著成就，而又都在晚年分别成为精神道德的楷模。钱先生是因为说了一些讥讽时事的俏皮话，来体现他淡泊守拙的态度：“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等等。巴老则深切而沉痛地追忆了“文革”，对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反省，呼吁人们要“讲真话”，提倡建立“文革”博物馆。
我对这些老人的为人做事都充满敬意，也认为他们的讥讽和呼吁都对浮躁的现实有振聋发聩之功，但是平心而论，他们在精神道德方面，摘获了汉语中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一种未必恰当的高帽。他们本身不是思想家，也并没有像甘地那样苦行僧般地道德示范，没有像马丁•路德•金那样为民众的权利而舍身斗争，尤其是这些他们的晚年都生活在社会急剧变化的中国，但他们对风云际会的现实要么无力发言，视而不见，要么说出“人和政通、海晏河清、灵犀一点、上下相通”这样有谄媚嫌疑的话来。
和季先生一样，老人们都头脑清醒，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也知道一些庸人在利用自己的声望，他们的讥讽、忏悔和推辞，都是一种回归平常的愿望，也是一种微弱的反抗。但是那些高帽子好比犯人手腕上的手铐一样，你越挣扎它卡得越紧；又像皮肤上的荨麻疹一样，你想抓一下痒，结果更多的痒出来了。
至此，问题就变成了：到底是谁需要大师？是谁在绑架着耄耋老人坐上神龛？事实上，这是权势者和普通民众的一次合谋，共同掩饰真相，剥夺老人的自由和权利。
就权势者来说，他们不能做到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尊重，所以需要一个代表，来体现他们对大师、知识和道德的尊重和推崇；同时也需要一个典型，来满足民众的精神渴求，安抚他们的道德望乡。而民众呢，在看惯官场腐败、富豪不仁之后，在为卑微的生活终日忙碌之后，的确需要这样的安抚，最好就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领袖。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追寻大师，没有大师就塑造大师。用福柯的理论说，那就是权势者将压迫机制承包给了社会，社会中弥漫着纵横交错、无所不在的权力网，被指认为大师的人无可遁逃。

如果政府并不是一个背对着民众的神秘人，而是一个由民意支撑、与民众互动的机构，那么它就不大可能放出一个什么消息来吓人一跳，坏消息不行，好消息也不行。春运火车票不涨价的消息，其实就突如其来地吓人一跳，甚至很多专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过这毕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大家也不深究，忙着报喜去了。
人们对于戏剧性的变化，总猜想有一个戏剧性的原因。于是有一个人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郝劲松，因为他曾就春运火车票涨价一事状告铁道部，一审败诉，目前还是上诉中；同时，几天前他致信铁道部长，呼吁春运期间停止票价浮动。大家都想知道，是不是他的这封信起了作用。
铁道部也专门就此作了回答，说这事儿跟郝劲松写信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我部体恤下情的一个惠民政策。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回答。在我们的想象中，假如是一个特别在乎民意的政府部门，它的发言人哪怕装模作样也要这样说：感谢郝劲松和广大民众的意见，我部对你们的意见作了认真的考虑，决定予以采纳。再无赖一点，也应该说：由于邮政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没有收到郝劲松的来信，但是对于所有监督我们工作的群众，我们都表示感谢，并以降价这个实际行动作为回报。但铁道部不是这样做的，它的回答等于是说：爱告状你告吧，爱写信你写吧，我想涨价照涨，想降价也就降了，跟你们做的事没什么关系。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礼节和修辞的问题，其实它在本质上反应了政府部门和民众的关系。铁道部的确可以不在乎民众的意见，否则它早就停止票价浮动制度了——自从2001年实行这一制度以来，民怨如潮，专家、律师、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反对，但“铁老大”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让很多人完全不抱希望了，所以这一次的好消息才像一个愚人节新闻。
我们也可以假设，其实郝劲松这封信起来关键作用，被某领导看到并作了批示，只铁道部碍于面子不予承认。这是否表明民意得到了尊重呢？从结果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它并没有程序上的普遍性意义，除非我们统统废除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制度性决策框架，退回到拦轿喊冤的时代。
专家已经指出，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只是纠正错误，回归正常，并不是铁道部对民众的恩惠；所谓因此要多承担3亿元成本的说法也不正确，正确的说法是今年开始不要这3亿元的不义之财了，那么这么多年是否拿了若干亿不该拿的钱呢，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这些说法还是太书生气了。无论是什么东西起了作用，领导批示也好，铁道部慈悲也好，舆论压力也好，必须有一个反证：假如不批示，不慈悲，不管舆论，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发生，“铁老大”仍然老大气派，那么你就必须承认，客观上的确是他们良心发现，才不涨价了，这也的确是一个惠民政策。
在现代政治伦理中，政府与民众应该是权力、责任和义务的关系，而无所谓恩惠与优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动辄就说政府和领导的恩情；特别是底层民众，其利益经常得不到保障，甚至被政府部门剥夺而不自知，而稍许将剥夺走的东西还回一点，就要他们感激涕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愚民教育。
春运火车票价的涨与停，是一个重大的民生事件。厘清其间的起伏变化和关键枢纽，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尽管结果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只有结果是不够的，导致这个结果的决策过程，也应该予以公开，而不是让民众去猜测一封信到底被谁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