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一月 2007 ↓

王朔朝着当下文坛、影视圈一阵吼，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回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一块空洞。这些天他不知疲倦地畅所欲言，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大家从中看到的，是他的高调复出，是他的汪洋恣肆，是被他的机关枪击中者的沉默和难堪，而我认为，其中最大的意义，是他骂出了中国当下文化的真实状况。
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而王朔做到了。多年不见，突然出来了，还依然故我，嘲笑权贵，瓦解崇高，鄙视精英，调侃自己。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攻击的对象更加具体了，早先是一个体系，一种现象，一种氛围，后来是鲁迅和金庸这样的被推上祭坛摆着的人物，现在都落实到正在蝇营狗苟着的活生生的人了。
从逻辑上说，一个人长期不变有两种结果：如果时代变得更好了，那么他就过时了，再出来这么嚷嚷就显得老妖怪了；如果这些声音还正合时宜甚至犹如久旱逢甘霖，得到围观和喝彩，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没有进步甚至变坏了——至少文坛和影视圈疑似如此。
王朔先知先觉似的，或者私人恩怨似的，对十多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颇不以为然。但是，当年的确有很多人被这个话题打动了，认为十分严肃而且十分紧迫。大家都觉得，光搞痞子文学肯定不行，骂骂咧咧的没有什么价值，咱们一定要参与时代的建设，搞一点理性的深情的厚重的东西。
但是，十多年过去了，人文精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王晓明曾经有一个总结，大意是说，那个讨论的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分子不健康，人格萎缩、批判精神缺失、艺术创造力贫乏，等等。其实，今天公众对文坛和影视圈的评价不更是如此吗？王朔这几天所骂、公众所回应的基础，不正是当下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吗？
在此讨论前后，我们也经历了文化重建、国学热、新左的焦虑、儒学的复兴、国产大片的出现，以至媒体自身对批评报道和平民态度的反省，要办理性建设性的报纸。所有这一切，回头一看，公众难免有被忽悠的感觉。大师出了一批又一批，大作出了一本又一本，大片做了一部又一部，但是能让人服气的东西却越来越少，甚至连真诚坦率的人都越来越少，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文化精英们一边装高贵，一边下作地掏老百姓的钱包。
作家王朔成了批评家，和他的作品一样，他的话也没什么“建设性”，那些金刚经什么的也就是一点个人感受。但是，和他的作品一样，这些话再一次证明了，批评性就是建设性，其价值甚至远远大过一些装孙子的建设性。他说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一些常识，比如“电影电影无聊，电视剧电视剧不像个东西；娱乐节目傻死了，打扮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时尚是多土的一个事”，比如80后没有作品，比如余秋雨装高贵、张艺谋会装修等等。正是这些常识，这么多年来被大师们装修得或金碧辉煌，或精灵古怪，弄得大家都不认识或者不敢相认了。
王朔之所以能够这样骂，骂得这样有力量，也是因为他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利用名气和地位忽悠大家，除了一点“与你们无关”的个人私事之外，没听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不是每个文化大师都可以做得到的，也是被骂的人不敢回应的原因。即使不好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也是人格上一个巨大的空洞。
非常希望这些空洞有一天能够填实了，就算再来一百个王朔，使出狮吼功夫，也将不再有什么回响。

“章子怡又一次背叛了祖国的男人们”，这是我上周为一个专栏写的文章的标题和第一句话。结果它闯了大祸似的，在网上被人狂骂。仅在本报的新浪博客上，此篇就有40多万人次点击，2000多条留言，绝大多数都在辱骂。
我的本意是拿那件事挖苦一下网民中的“床上爱国主义者”和文艺圈中的欺下媚上风气，但留言的人中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人不多，他们仍然执著地分为两个阵营，支持章子怡的和反对章子怡的。为什么都在骂我呢？原来我把两派的人都得罪了。
支持章子怡的人看了标题就生气了，说人家恋爱自由，找一个外国男友就叛国了吗？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像“文革”一样上纲上线！小报记者！无聊炒作！这些留言实在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反对和咒骂章子怡的人，我发现多数是看见这三个字先骂了再说，并不针对我的文章。但我的文章是针对他们的，有一些人看明白了，恼羞成怒，跳起来骂我。另外有一些人，也只看了标题，误以为我跟他们一样痛恨章子怡，但他们也对我生气了——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这些人的逻辑：怎么能说一个坏女人背叛了我们呢？你太抬举她了。她配吗？她不配。所以，不管事实如何，我们都要说，是我们不要她了，她被中国男人抛弃了，才被迫地可怜兮兮地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最好继续说，外国年轻男人也都不要她了，她才被迫地可怜兮兮地去找了一个外国老男人。据说，前不久，江苏一个女警察参与换偶活动，主动曝光，并主动要求辞职。组织上经过开会讨论后，不答应她辞职，而是把她开除——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能让她主动抛弃组织呢，只能让组织抛弃她。
当然，也有一些人虽然同意我挖苦这些祖国的男人们，但不满我肯定章子怡。说实话，我也不认为章子怡演技和人品有多好，但她能够坚决地不搭理这些没出息的男人们，就让我对她的肯定比对赵薇多。有本事你到纽约泼粪去。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乌合之众》、《群氓的时代》等社会学名著中对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勒庞说，那些未经启蒙的个体一旦湮没在群体之中，立刻变得情绪化和低智商，因此也极其容易被专制者控制和利用。不过我对这些事情还没有想清楚，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要说明的是，“床上的爱国主义”这个精彩的提炼出自胡一刀的文章。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引用了几句名言，我也想转录于此：“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在尼古拉的统治下，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政客为了保住权位可以无所不干——甚至不惜变成一个爱国主义者。”
为了让人看得更明白，我把上周的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时，在末尾加了一句话：“这些祖国的男人们！” 今天，我把这句话作为标题。

一个有关鞋子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毛利辉是云南昭通贫困山区的一位小学老师，在今冬的一个寒冷的雪天，他拍下了学生们脚上破烂的鞋子，并讲述了这些鞋子和它们的小主人的辛酸故事，贴到了网上，又被好心的网友转发。一贴感动千万人，无数的鞋子和衣物从全国各地寄往这个山村小学。如今，每个孩子都有了七八双鞋子，都穿上了厚实而漂亮的衣服。鞋子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学校忙着将它们分赠给邻近的小学……
我们坐在城市中温暖的办公室里，关心着这个遥远的山村小学。有同事赞叹说，毛利辉找到了一个好的角度，以鞋子为载体，讲述了一个普通的贫困学生故事。媒体应该继续下去，看看还有什么故事可发现，还有什么深度可挖掘。我打断她的话说，更多的贫穷，是枯燥乏味的，没有故事，也没有深度，更没有诗意。能够让城里人动心的人，还不是最穷的人，因为他们还有故事可以出卖。
毛利辉是一个好老师，不仅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有出色的叙事能力。他巧妙地利用细节，图文并茂，把一个普通的穷孩子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而且他知道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奉献爱心。但是，在此之前，这个山村小学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正如校长对记者说的那样，每一年冬天，他们都会为学生的保暖发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孩子们遇到毛利辉老师，只是一种偶然的幸运。
校长说，他没有想到，网络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其实他这个话并不准确，不信他改天再上网发个帖子试试。每天到网络上求助的人很多，正如每天到报社和电视台求助的人很多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幸运。我相信，如果有人再贴一组关于鞋子的照片，也许那些鞋子更破烂，却未必能够引起同样的轰动。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的同样热情的相助。因此，看到这些一夜之间变得暖洋洋的山村孩子的照片，我心里始终想着那些穷得连故事都没有的孩子，他们那些甚至连鞋子都没有穿的脚……
我想说的仍然是，媒体固然是社会慈善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主要依靠媒体煽情来实现对一个个个体的救助，这是我们社会的悲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要穷出故事来，他已经默默地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一个人在贫穷之初，往往既没有故事可讲，也不愿意通过哭穷来获得帮助。因为一旦采用这种办法，就必须付出自己的隐私和尊严，接受媒体的全面调查，承受别人怜悯的目光，有时也会遭遇人们的怀疑和羞辱。有的人为了得到救助，的确也会作秀和撒谎，更不用说那些彻底的骗子了。
一个社会必须有常规的有效救济机制，即政府扶贫机构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广泛而深入的运行，穷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在那个社会里 ，随时都有畅通的救济渠道，穷人们并不总是必须哭哭啼啼，只需要登记和证明，就可以摆脱困境。
如果一个山村教师的帖子就可以让孩子们穿上好鞋子，那么那些把持数以万亿记计的税收款的当权者们到底在这方面干了些什么呢？我总是希望，媒体每讲述一个辛酸故事，其结果并不是无数捐款寄往贫困者，而是无数砖头砸向失职的政府救济机构，无数唾沫吐向失信的民间慈善组织……

参见前不久写的另一篇文章——

常规救济才是穷人的希望

长平

母亲瘫痪在床，儿子又查出白血病，家中一贫如洗。羸弱的母亲停药为儿子治病，年少的儿子却悄悄离家出走，打工为母亲筹钱。这个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千万好心人，捐助源源不断。其中引人注目的的是郑州上万名大学生在一份《典身契约》上签字画押，承诺如果有单位为白血病少年出钱治病，他们愿意为签约单位免费工作一年。
大学生们的爱心令人感动，但是这个举动的效果却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们纯粹在作秀，因为上万名大学生同时典身筹钱，根本不可能实现。就算有单位大发慈悲，他们如何对一批并不了解、也没有签订用人合同的大学生预付一年的薪水？如果他们先以捐款的名义出了钱，又怎么可以在将来不给员工发薪？与《劳动法》冲突的合同应视作无效。还有，未来那一年中，这些劳动而不领薪的大学生如何生活？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大学生们就郑重其事地在一纸并不符合现代社会观念的合同上签字，可见他们对契约精神的漠视。
也许不应该对大学生的爱心求全责备，首先他们的动机应该是高尚纯洁的。但是这纸合同的确经不起推敲，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契约，不如说是一场路演，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家对白血病少年的关注。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为了救助一个穷困的家庭，他们竟然“出此下策”？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即使这个不幸而幸运的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得到救助了，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这种救助路径是不是最有效和最可靠的？
在任何社会，个体捐助都是应该提倡而且必须存在的，但是当它成为穷人的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求助路径时，就会有无数的怪事发生。最开始的街头乞讨肯定是有效的，但是反复多次，而且有骗子也加入进来，人们也就麻木甚至警惕了。为了让它重新有效，乞讨的人们必须想出新的花样来，要么情状更凄惨，要么花样更新鲜。在大学校园，在网络世界，求援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抢人眼球，事主只好怪招频出，从卖身救母到弃母救母，再到大学生集体典身，都是这个荒唐怪圈的产物。
这种方法要效率最大化，最好是让媒体广泛报道。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穷人都可以得到记者的垂青，因为重复发生的事情就不再是新闻。为了能够成为新闻，你的题材要越新奇越好，你的故事要越感人越好。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穷人的故事都那么新鲜，大多数悲剧都在重复地发生。在策划新点子方面，真正的穷人其实比不过狡猾的骗子。
所以，这种社会救体系径对于大多数普通平凡的穷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一个人遇到困难的开始，这种救济体系对他是不会理睬的。他必须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然后再凭运气等待记者的光顾。比如这个白血病少年的家庭，困境已经持续多年，但是没有社会捐助或者只有微乎其微的社会捐助，要等到母亲的病情更加恶化，儿子又查出白血病来，这还不行，还要等脸色苍白的儿子辍学打工，故事才足够动人了，这个救助体系才有可能对他发生作用。
今年七月在山东济南发生过一个弃母救母的故事。一个人无钱为母亲治病，干脆写封信把她扔在路边，得到媒体关注，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母亲起死回生。随后的几天，在济南发生了若干类似事件，有人自杀救母，有人跳桥救母，但是媒体却不愿意重复报道了，他们的表演甚至遭到路人的嘲笑。有谁能保证，这些表演者不是真正的穷人呢？有谁能保证，他们的处境不必前面的更凄惨呢？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多数穷人都靠不住的救济体系，一个要么把人逼向惨境、或者把人逼成骗�
��的救济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面对普通平凡的穷人发生效用的救济体系，一个人在困难的初始就应该得到援助。按说这种机构我们国家也有，比如政府民政部门和民间慈善组织。但是在每一次悲惨故事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出这些机构对穷人的有效救济。我们在捐款的同时，更应该拷问这些救济体系为什么失效。
我想介绍一下美国穷人的救济体系，正好看见《人民日报》驻外记者的一个报道，干脆直接摘抄在这里——
“多数美国人购买了医疗保险，但也有一些买不起医疗保险的穷人。美国穷人可申请由政府提供的‘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救济计划’两种免费医疗保险，前者由联邦政府出资，后者主要由州政府出资。
“美国政府早在1965年就开始向本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免费提供这两种医疗保险。根据规定，只有三种人有资格申请‘医疗照顾计划’，他们包括65岁以上的老年人、终身残障者及其家属和晚期肾病患者。‘医疗救济计划’主要针对五类人：孕妇、儿童、18岁以下的青少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申请者的年收入必须低于联邦政府公布的贫困线标准。一旦得到政府提供的这两种保险中的任何一种，申请者的绝大部分医疗费用将全部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掏腰包。据统计，目前享受上述两种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约有1亿。
“如果未能得到上述两种免费保险，美国穷人还可以申请其他地方性的免费保险计划。美国每个州都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名目繁多的免费保险计划。以记者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例，所实行的‘哥伦比亚特区医疗联盟’是一个著名的免费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由华盛顿市政府、华盛顿市各大医院和一些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联合出资成立。此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临时申请，个案处理。当然，不管你申请哪一种免费医疗，都要具备一定条件，即属于贫困者。” （见2005年12月31人民网，人民日报驻美国记者唐勇报道。）
在美国自然也有很多穷人，个体捐助也并不比我们国家少，但是一般穷人却不必熬到如此凄惨的地步才能等到救援，求救者到有关部门去申请就行了，也用不着想这么多花样来表演，大学生们也不用签什么“典身筹钱”的荒唐契约了。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富裕。但是，我们的穷人也不需要美国穷人那么多钱啊。钱多钱少是一个问题，有（且有效）没有这个救济体系又是一个问题。
面对白血病少年的故事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人们立即就想到孝道，说你看多么感人啊，一定要以孝治天下。如果孝道是指对父母要好，那么我想全天下的人都不会反对，别的民族做得未必比我们差。但是提倡孝道的人们似乎是要把它当作主要的治理之道，这样才叫特色。但是他们仍然无法回答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些可靠的常规救济体系，那么家庭出现困难时，仍然只有儿孙个体的微薄的力量，势必使境况更趋凄惨。这些凄惨的故事，却又成为孝道的教育资源，实在是不怎么人道的事。

按：应编辑之约，为《南方周末》头版写了这篇评论，但被该报主编毙了。转投《南方都市报》，刊发于该报今日时评版。

这几天，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突然让人们感到困惑——当它再次出现在律令之中时，人们不再满足于领会精神和揣摩意图，而是希望发号施令者能够给出清晰的定义。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社会理性和法治意识的体现。
这个词就是“主旋律”。日前，广电总局再传限播令，要求从今年2月开始，至少8个月，所有卫视频道的黄金时段一律要播出主旋律电视剧。正式的文件尚未下发，广电总局官员已经在忙着解释什么是主旋律。广电总局规划处处长宋鲁曼说：“不要以为仅仅是革命历史题材就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最重要就是体现出‘四个有利于’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层面上，主要是看电视剧的价值取向，只要是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传达美好的情操，一般都没什么问题。”
此前，一听到主旋律电视电影，人们就想到革命历史题材和英雄模范故事。如果所有卫视天天播放这类题材，在现有的国情之下，无论怎样挖掘和创新，也难免让观众用遥控板投票，最终使黄金时段变得一点含金量没有。因此，宋处长的解释很有新意。在他的回答中，《大明宫祠》、《汉武大帝》等都算主旋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经过评估也不是没有可能“入主”。
但是这个解释使得该限播令的必要性出现了疑问，因为如果只是针对低级庸俗、消极反动的作品，现有的审查制度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以一个过于宽泛甚至空洞的规定，增设繁琐的审查程序，无疑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力边界，浪费行政资源，并造成新的寻租空间，这不符合本届政府提出的“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理念，不是行政管理的主旋律。
到底什么是主旋律？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影视作品的内容上，因为任何影视作品和审查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常说好莱坞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工业，更是美国的文化产业和价值取向。要回答什么是影视作品内容的主旋律，必须先回答这些问题：什么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什么是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什么是政府管理的主旋律？什么是文化产业的主旋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日益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世界主流经济观念——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贸易——的认同与参与。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角色越来越彰显，大家都只看到强大的因素，其实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认同与参与。除经济之外，中国人对一些普世价值也日益认同，对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观念，中国政府从来不曾拒绝，而且越来越多地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执政纲领之中，以此打通了和主流世界对话的渠道。
民主与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观念、人权与人性之中的多元文化观念，就是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政府管理的主旋律应该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确保市场秩序的有限政府模式，而不是大包大揽、插手过深的计划经济模式，文化产业的主旋律则应该是鼓励创新、包容多元，而不是垄断控制、单调乏味。
具体到影视创作来说，应该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国产影视剧质量不高，没有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政府应该保护，并常常以韩国、法国等政府保护本国文化产业的政策为例。奇怪的是，管理者往往只看到其中限制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扶持的一面。韩国、法国政府的确都对外国影视作品的进口比例和播放时段等作过一些限制性规定，但是更重要的是对本国作品创新的激励机制。例如1993年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后，回应民主化浪潮，让电影创作突破许多禁区；2000年韩国政府启用分级制，宣布完全废止影视作品审查制度；在经济上，为鼓励大财团投资电影业制定了减免税收的政策。法国政府除了减税和补贴之外，也同样启用分级制，放宽对影视作品的限制，甚至鼓励制作单位用英语拍片，以开拓国际市场。这些政策对于两国影视创作的振兴功不可没。
至于一些官员念兹在兹的好莱坞大片中的爱国主义，也不要忘了一个基本的常识：那绝对不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民众认同自己的国家理念，这样的观念有市场。而一旦布什政府滥用权力，出兵伊拉克，多数好莱坞明星转眼之间都变成持不同政见者了。这就是他们的主旋律。

小湘妹和父亲。去年9月2日，在广州一个人行天桥上，她被一个陌生男子扔到桥下，摔成重伤，两天后死亡。男子是来自贵州的打工者，当场跳到桥下摔死。广州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

“媒体使治安问题扩大化。”这恐怕是2007产生的第一句年度语录。它的创作者是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张书记在广州市政法工作会议上总结2006年治安工作时说，去年的成绩的确不错，但媒体报道等因素使治安问题扩大化，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
这种说法显然十分荒唐，完全置民众知情权和新闻报道权于不顾，遭到了一些评论者的严厉驳斥。人们进一步指出，官员怎么能够如此痛恨媒体？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官员表示欢迎媒体监督。新年伊始，郑州用地方法规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可监督公职人员，而郴州更设立“舆论监督奖”，甚至要给舆论监督搞得好的记者“荣誉市民”称号。这些做法得到了不少赞赏。
官员跟媒体媒体的关系到底如何？是喜爱呢还是憎恨？表面上看，那些欢迎媒体监督的官员自己也受到民众的欢迎，而那些对媒体心怀愤恨的官员自己也遭到民众的愤恨。事实上，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官员不喜欢媒体可能更是好事。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媒体深受官员喜爱的例子并不少见。但这种时候，媒体要么是一个没有独立立场的传声筒，那么就是阿谀奉承的马屁精。从郑州的奇怪规定里也可以看出，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角色并没有天然地被人接受。如果这个规定是必需的，那么其他没有类似规定的地方，新闻媒体能干什么呢？如果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本性，那么何必劳烦地方法规来规定呢？
郴州的“舆论监督奖”，首当其冲地，应该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地方政府本身作为被监督的对象，凭什么给监督者发奖呢？而且这个监督应该一直处在过程之中，并没有一个终结清算的时候。这就像法庭上的原告或者被告，在庭审的过程中给法官颁奖一样滑稽。
人们可能会说，地方政府利用新闻媒体对所属的官员进行舆论监督，提高了管理效率，感谢一下新闻媒体有什么不对呢？问题在于，其一，决定颁奖给谁的那个人或者机构，作为地方的最大权力拥有者，是最应该受到舆论监督的，被监督出问题时，他会发奖给记者吗？其二，如果当地最大的权力得不到监督，甚至可以左右舆论，它一定能够荫蔽其他权力，从而使舆论监督成为小打小闹的玩意儿或者彻底虚假的形式。
相比之下，官员公开指责媒体，可能正好证明了当地媒体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在继续监督的过程之中，没有被这位官员所控制。
如果新闻媒体具有独立立场和自由报道的权利，它必然紧紧盯住当权者，对权力的使用挑三拣四，再三质疑和追问。无论这位当权者是清廉还是腐化，恐怕都很难不对媒体感到恼火的。更何况，沃尔特•李普曼曾经论证过，当那些领导者常常猛一回头，发现真正的领导者原来不是自己，而是媒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所以，历史上很多大人物都曾经忌恨媒体。
我们常常看见国内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如何千方百计地打压媒体，很多都是真的。尤其是布什政府，干过一些非常丢脸的勾当，比如在记者中派驻卧底，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提一些不让布什难堪的问题；重金收买电视名嘴和专栏作家，为布什的教育新政策鼓与呼。因为布什政府遭到媒体大量的批评与质问，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几乎天天在报纸上挨骂。布什曾经轻蔑地说，他从来不看报纸，以此来表达对报纸的怨恨。
关键在于，政府与媒体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是互相独立、平行的两条线。政府常常搞点小动作，但是这些小动作也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就像上面说的两桩，被揭发出来就成了丑闻。如果发生矛盾，政府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去告媒体，但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去管制媒体，去规定舆论监督可不可，去给媒体发一个奖状。
就分工而言，媒体的职能是监督，而政府的职能是为公众服务并接受监督，所以媒体可以随便批评政府，政府官员也可以就媒体批评的准确性进行辩解，却不能公开指责媒体不该报道某事，更不用说怪罪媒体的报道使问题扩大化了。

本文为应约为南方周末编的《后台》一书写的读后感，以为已经刊发，其实没有，编辑希望刊后再贴，所以暂撤。抱歉。

章子怡又一次背叛了祖国的男人们，竟然和老外男友高调出现在一场球赛的看台上，不仅两人亲密相偎，窃窃私语，她还主动用手去摸男友的脸，而且一脸幸福甜蜜的表情!由此，网络中的床上爱国主义运动又一次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各种污言秽语挟裹着家仇国恨，一股脑儿向章子怡身上砸去。
同为谋女郎出身的巩俐，前段时间也爆出和老外男友逛街的消息，却未见得有这种效果。是因为章子怡和外国男人演激情戏而且体位在下面吗？可巩俐在《迈阿密风云》中也和老外调情而且据说更暧昧啊。看起来网民对章子怡煞费苦心地严加看管，稍有不慎则怒声呵斥，真是过于厚爱了。
其实不然。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看出了二人的不同。巩俐她就是一个秋菊，一个朴实厚道的山东大姐，去好莱坞那是创世界，就算演色情戏也是受老外欺负，没有办法的选择。章子怡尽管是从演一个清纯的山里母亲出道，但谁都知道她跑啊跑想要跑到哪里去。她和老外的勾搭，大家都认为那是她巴望不得的事。
网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章子怡天生就是一个挑战者，也真希望她能把这个角色好好地担当下去。从目前看，她还算干得不错。
很多人都认为章子怡很聪明，我看她也真是不笨。她多次说，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她的确不适合在国内这潭浑水里混，骨子里都想着好莱坞，正是她的聪明之处。
据报道说，《黄金甲》演过之后，金色和红色就成为今年的流行色，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也以此为主调，在舞台上打造了一个气派的宫殿。报道还说，金色代表高贵、富丽和丰收，和目前的社会主流心态吻合。目前个啥？谁不知道千百年来主流心态就是穿金戴银？张艺谋不过是明目张胆地沉滓泛起而已。冯小刚《夜宴》中的黑色宫廷，还是找错了方向。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依我看，章子怡既没有豪乳可挤，也不适合这么富贵的颜色。尽管在《黄金甲》的拍摄现场，她也曾说过，自己也希望导演能给个角色，那不过是对张艺谋的谄媚而已。如果中国电影还继续由张大导演主导下去，章子怡最好留在美国就别回来了，中国的年轻演员都应该出去混，留在这里作“社会主流心态”的道具有什么出息？
王朔建议张艺谋去当广电局副局长，我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他还可以借鉴“目前的主流社会”的管理方法，把这些演员管起来。比如北京市就规定，副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婚姻变化应该向组织申报。又比如江西一所大学规定，大学生在酒店请客要经校领导批准。只要采用这两条，婚恋变化要申报，出去看球要批准，我看你章子怡还能干什么？这样的话，就不用劳烦网上的床上爱国者们在这里辛辛苦苦吐唾沫了。这些祖国的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