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ies from 十二月 2006 ↓

每次都要经过刻意的提醒，我才能让自己相信那场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在1994年。那是我们的电视上开始自称“盛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但是那种组织学生文艺演出酿成的悲剧，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号令——“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太像遥远时代的故事了，那不就是护主逃生的地方版吗？
那么远，又这么近。这种感觉真让人魔症，让我觉得这种耻辱就在我们面前。这句号令被展示出来，大家都觉得是那么的无耻，但是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耻辱会不会重演？也许那个护主英雄变成聪明了，不再高声喊出来，但他真的不会这样做吗？大家真的已经不认同这样的尊卑秩序了吗？我看并非如此，否则为何大小领导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交通隔断？为何大小文艺演出，领导们总是从专有的贵宾通道出入、坐在专有的领导席上？
我们嘲笑这句号令，给人一种错觉，仿佛那是过去野蛮时代的荒唐故事。仔细看看自己的身边吧，摸摸自己的胸口，我们真的能够笑得那么理直气壮吗？我相信，至今在克拉玛依一些领导的心里，在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心里，这句话和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过错。
那场大火夺去了325人的生命，其中288人是学生，另有130多人伤残。至今，虽然多方呼吁，当地没有一个纪念碑立起来。据说改建为广场的悲剧现场有三百多盏路灯，每盏路灯都代表一个亡魂。我怀疑这个说法是人们的善意揣度，否认为什么广场上没有为如此深情的创意留下一个说明？这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呢？尽管年年都有纸钱在风雪中翻飞，都有纪念文章在民间流传，今年又有烛光在虚拟的网络纪念馆中摇曳，但是政府有关方面却可以视而不见，让克拉玛依的12月8日继续在没有纪念碑、没有悼念活动的沉默中度过。于是我想，假如死去的三百多人中，有288人是领导——不，只要有28人是领导——如果他的领导地位足够高，只要有1个就够了——当地会不会有纪念碑和纪念活动？
再设想一下，假如这纪念碑树立起来，碑上最主要的东西，会不会是领导题词？假如有一座纪念馆建起来了，馆内最显眼的展出，会不会是领导合影？假如每年都有一场隆重的悼念活动，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会不会是领导出席？如果没有领导的题字、合影和出席，我们会不会很失落？在今年的伦敦爆炸案周年纪念活动中，就有家属提出拒绝领导出席，我们是不是觉得难以想象？再设想，假如纪念活动出现意外，有关方面会不会依然遵循“让领导先走！”的原则？想想吧，在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让妇女和孩子先走”过？
在我成长期间所受次教育中，一个公共纪念碑没有领导或者名流题字，那还算什么纪念碑？我第一次见到国外的纪念碑，是在纽约的越战纪念公园。那算不上一个公园，是高楼之间很狭窄的一块三角地。但是中间高高立着的翡翠色的纪念碑上的碑文让我感到震撼。我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但我觉得它应该出自当年热带丛林中一个美国大兵的日记，至少跟领导没有任何关系。这段话是：“令我苦恼的一件事是——人们将会相信我们吗？他们将愿意了解我们吗？抑或他们愿意忘掉曾经发生的这所有的一切，当人们感到平安并决定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疯狂的时候？”旁边凌乱的小字似乎也是士兵们的只言片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它是华裔艺术家林璎的作品。那里只有战死者的名字，设计者甚至坚决拒绝在其中插一面美国国旗。像这样的纪念碑，我们的领导和民众能够接受吗？
假如领导都是因为表现杰出而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对他们的敬仰和爱护也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当这种感情成为一种社会必须遵守的秩序，成为领导者利用公共权力刻意谋取的私利，从而压制了普通人的权利意识和个体意志的时候，它就必须引起警惕，受到限制。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种东西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极度膨胀，成为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官本位文化，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彻底清算过，反而变换着各种花样轮番登场。所以我认为，“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而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本，并没有成为过去，随时都可能重演。
冰天雪地中，大火依然在灼烧着克拉玛依人的心。那些死去的成人和孩子，那些带着伤残顽强活着的幸存者，他们那充满疑惑的眼神将永远质问着那些先走的领导们，质问着让领导先走的社会文化。不仅应该建一座死难者纪念碑，还应该建一座耻辱号令纪念碑，将“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铭刻其上，希望它有一天真的成为被嘲笑的过去。

看郭光东兄一本正经地讨论“为什么疯狗可以杀，疯人不可杀”（见《南方都市报》12月12日评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忍不住再确认一下手里拿的是不是少儿读物。看看前面的社论，题目是“入世五周年之际，更应看重国家软实力的增长”，这自然是办给成人看的一份严肃日报。这两个命题出现在一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把大学物理专业的教材和拼音版《十万个为什么》混编一样。
到网上看了一下，才知道这还真不是“大题小作”。很多网民和我的第一反应一样：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结论相反：当然该杀！我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认为，就算邱兴华是精神病患者也该杀。五位法学家发表公开信，请求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也遭到网民普遍的谴责。而且，细看之下，我发现他们的话并不都是出自情绪，很多人经过了非常认真的思考。比如有人认为，社会生存的规则应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对小部分人的生存权就应该剥夺，哪怕不尽合理。专家怎么能站在加害人一方，为之辩解？
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应该免刑或者减刑，关于法律也应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不是陕西法院和五位专家的分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存在分歧的，因为这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事情。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多数人的概念，只有个案和个体。一个个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个体的权利也受到威胁。因此，一旦邱兴华被确认为精神病人，法官只能给他免刑或者减刑。二者的分歧仅仅在于要不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到了一些网民那里，问题则被打回原点，变成了“为什么捕杀疯狗而不捕杀疯人”、“精神病人是人还是动物”等讨论。
我并非反对讨论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任何问题都应该允许讨论，而且都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但是，正如“雪花为什么会融化”、“花儿为什么会凋谢”一样，“为什么不能杀人”、“为什么民主比专制好”、“为什么要同情弱者”这一类问题，应该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前就已经问过、讨论过、思考过、总结过。事实并非如此，无数本该由一张稚气的脸以“妈妈，为什么……”开头的问题，一再在成人世界里出现。成人媒体也就常常兼做少儿节目，“入世五周年”于是和“疯人不可杀”比邻而居。
我自己经常在媒体上写评论，并把这些文章贴到博客中。一个久违的朋友读了我的博客，大为不解地问：“你的读者对象到底是谁？”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指我总是用成人的语言讲解小朋友的问题，显得颇为滑稽。这位朋友显然不够关心大众传媒，他不知道这些常识问题，正是无数读者需要讨论的。
我不得不承认，很多幼稚的问题，我也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思考和学习的。跟认为疯人该杀的网民相比，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小时候都干什么去了呢？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正在干什么？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忙忙碌碌，忙得连玩的时间都没有，节假日也要补课，忙得眼睛早早地近视了，腰也弯成驼背了。我们累得要命，我们的孩子累得不要命，可是都学了些什么呢？连那些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问题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从来不讨论或者不认真而充分讨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使每一个人在成长时期就能获得一些人文素养，比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观念，而是灌输给青少年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可以不尽合理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或者一些模糊的观念，比如不去正面讨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自由都是相对的。
不仅如此，它甚至完全弄反了，教大家在一些本应持多元观点和包容精神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到了成人世界，就成了这样的景象：人们在一些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上持多元观点，对“民主好还是专制好”、“要人治还是法治”、“人权到底是什么”等等问题十分包容，而在一些文化艺术和生活态度上反倒非常苛刻，在艺术家该用身体的哪部分作为素材、诗歌该怎样写、如何对待虐恋等等问题上，常常争得咬牙切齿。

按：由于专栏的篇幅限制，本文对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蜻蜓点水，没有展开，本来没打算贴，但听说南都一篇同题材文章被网络管理者定为限制级，所以还是贴出来。

皮诺切特以替自己辩解的话为自己定了罪——他曾经说，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晚景凄凉。事实上他的晚年过得战战兢兢，不得不以年老体衰来博得人们的同情，以免于受审和坐牢。在他死去之后，诅咒还在继续，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未可知，但智利政府已经宣布不为他举行国葬，只是授权军方降半旗。现任总统巴切莱特说，为他举行国葬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他刚好死在前天，世界人权日，也被多家媒体做成大标题，称这是一个讽刺。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做法对皮诺切特不公平。要知道，他可是一个利用手中的权力厉行改革，让智利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迅速摆脱了贫困和混乱，成为南美最强者的前国家领导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民众收入大幅提高，失业率很低，进出口繁荣；实行教育券制度使老百姓受教育的机会大增，推行社会保险改革使人们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关于这方面，他倒是没说错：我接手的时候智利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而移交的时候它则基础坚实、未来美好。
因此，有不少人支持他，同情他。不过这些支持与同情并没有占据世界舆论的主流，甚至在智利国内，根据媒体的调查，反对以前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安葬他的人也超过半数，更多的人在庆祝他的死亡。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独裁者，他采取高压统治，驱赶、关押、杀害持不同政见者，3000多人在他执政期间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1998年，因为西班牙指控他杀害西班牙人及其后裔，皮诺切特在伦敦一家医院就诊时被逮捕，随后虽然得以释放回国，但从此开始了噩梦般的晚年生涯，从政治谋杀、侵犯人权到偷逃税款，共达300余起的各种起诉接踵而至。他先是靠终身参议员的身份免于受审，后来法官宣布取消他的这一身份，他只好以健康原因来拖延。
一个人不管他如何对国家民族居功至伟，只要他手上沾着鲜血，就会受到指控和审判，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没有谁可以为皮诺切特辩护，但是智利的经济奇迹本身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曾经为他辩护甚至伸出援手。人们争议的焦点是：专制政权（或者叫威权主义）是否也能够甚至可以更好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带领国家发财致富？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两位大师因为和皮诺切特的关系，一直遭人诟病。尤其是弗里德曼，不仅遭到诺贝尔颁奖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而且还被学生要求逐出芝加哥大学校园，此后不得不反复为此辩解。
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呢？他们支持皮诺切特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正是因为皮诺切特选择这样的道路，而且在政府部门任用了一批“芝加哥男孩”（年轻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智利才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们支持经济自由，因为他们认为经济自由本身是自由之一，同时它是政治自由的条件。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民众只有经济自由就够了。弗里德曼很早就说过：“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到后来，他反复强调，智利只是意外，而不是规律，因为军人政权的组织法则是自上而下的集权，而自由市场刚刚相反，是自下而上的分权。他预言说，“我有言在先：除非军政府为致力于政治自由的民政府所取代——正如民政府所宣称的那样，政治自由是它的目的所在，否则的话，这种自由市场政策不可能持久”，“政治自由反过来又是经济自由得以长期保持的必要条件”。
智利人民是幸运的，民权政府终于取代了专制政权。更为幸运的是，他们拥有了争议和声讨独裁者的自由。

今年流行标准像。前天，辽阳市一些红学专家组成的“推标组”宣称，他们已经确立了曹雪芹的标准像，被他们钦点的是雕塑家钱绍武创作的曹氏坐像。
在此之前，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山东惠民县揭幕了孙武标准像，山西解州宣称他们即将制作关羽标准像。
这些已经确立和正待确立的标准像，遭到一些专家的反对，尤其是一些同类机构不服气，比如北京曹雪芹纪念馆也正向社会征集意见，要推出一个他们的曹雪芹标准像。
专家们反对的原因大概有三种：一是说这些标准像其实不够标准，比如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王殿卿就认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像经过历史检验，普遍为人接受，已经很标准了，干嘛另搞一个？一种意见是说，这么大的事，没经过大家伙商量，怎么就独自搞出来了呢？比如作家兼新晋红学家刘心武说，曹雪芹的标准像应该由全国红学专家共同磋商认可，才会有公信度。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标准像没法弄，因为找不到资料来还原了。比如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说，曹雪芹没有留下任何类似画像的东西，其相貌根本无从考证。
这三种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如果工作做得更细腻一些，定夺的人更权威一些，史料再丰富一些，这些历史人物的标准像是可以确立的。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谁有资格确立他们的标准像？
网上已经就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由这些历史人物的宗族后人来确立，有人认为应该由更权威的专家来把关，还有人认为国家应该把这事儿管起来，当作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来抓。
大家都认同甚至渴望有一个标准像，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情。即便是“天纵其能、独步当世”的吴道子，当时画了那幅画以后，也没宣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多伟大的画家都画了耶稣基督像，也没谁说大家以后都照我这个画吧。现在的个体画家，不管他造诣多高，我估计也不好意思自封标准。但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群体，就自己认为，也被大家认为，可以有权威和权力制定标准。
这里面显然有对权威和权力的崇拜和依赖。有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是人质对绑架者产生了依赖甚至爱恋的感情。我们长期被权威和权力绑架之后，也得了这种病，自然而然地认为，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凡事都得有个标准。当我们对这些标准制定者的资格质疑的时候，心里在期待着更威猛的绑架者。
试想，如果这些历史人物有照片留下来，专家需要做的只是鉴别真伪，不存在宣布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照片存世，那么就只能通过画像或雕塑来再现其形象，这时候就有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在里面了，成了艺术作品了。对于艺术作品来说，真正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我赞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文看到孔子标准像之后的感慨：这里面有“文化暴力”的成分。确立标准像，其实质就是限制他人的艺术想象空间，压制他人的艺术创作权利，是一种霸道的行为。如果有人通过这个行为断垄了艺术品市场，从中牟取更多利益，就等于歹徒拦路抢劫一样。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谁有确立标准像的资格？谁有确立标准像的权力？标准答案是：谁都没有。

半个月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中国媒体刊发了大量的报道和纪念文章，高度评价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称他为“划时代的思想家”，“最后一位大师”，并感激他三访中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我还是疑惑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比如他在那本最著名的作品《资本主义与自由》里，一开篇就引用了肯尼迪总统演说中最著名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后进行批驳：
“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弗里德曼认为，对自由人而言，不存在超越个人理想之上的国家观念，他不会问这样蹩脚的问题，“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
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央视正在热播的记录片《大国崛起》，就会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这个片子的命题和内容，都是以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人的观念：只有人才是目的。离开了这个目的，国家是没有意义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说：“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尽管这个人的脱亚入欧思想导致日本人轻视亚洲民族，但是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的确为日本民族的现代化打开了思想的大门。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更容易看到它在近现代军国主义方面的发展，却忽略其民智的开启过程。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上的头像，并不是天皇，而是这位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思想源泉，即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以国家、尤其以大国为单位去谈西方文明的发展，就会导致人为的隔裂，看不到文艺复兴对整个西方的影响，包括对那些如今富足而安详的欧洲小国的作用。要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回避文艺复兴是难以想象的。
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那时候的进步青年，纷纷负笈意大利求学，他们心中没有任何国家民族的樊笼，只有个人和宇宙的观念，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弥漫在所有的学科之中，成为冲破中世纪枷锁的重要武器。哲学中弘扬人的价值，文学中讴歌人的本性，艺术中欣赏人体的美，科学中挖掘人的智慧，政治中要求人的尊严。那是一个巨星闪耀的时代，从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到伽利略、哥伦布等，他们从各个方面拉开了人类新文明的序幕。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13个州在1776年脱离大英帝国宣布独立，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也提到了《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提到了根据这些原则制定的美国宪法。但是，仅有政府的认识和承诺是不够的，真正让美国站立起来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仍然是，人的觉醒。
所谓美国精神，就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加充分地，尊重人的自由，弘扬人的价值，挖掘人的潜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说法，除了那个政府的独立宣言之外，还有一个精神文化的独立宣言，那就是哲学家爱默生的人本主义思想。
人们普遍认为，是爱默生以及他的跟随者成就了美国精神。他是如何成就的呢？十九世纪初的美国还十分保守，陈规陋习主宰着教堂等精神领地，爱默生读了一些欧洲的书，很看不习惯，愤而辞去神职，远赴欧洲游历。这时的欧洲文艺复兴大火燎原，正值浪漫主义文学和先验主义哲学的发轫，爱默生深受启发，回到美国后以写作和演说为业，不遗余力地呼唤人的独立和自信。他的著作里，处处都闪烁着后来的名句：“相信你自己吧：每颗心都随着那琴弦跳动”，“人的恐惧，人的爱，将构成一堵防护墙和一个围绕一切的快乐的花环”，“一个人一定能够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在爱默生眼里，一切都源自人，包括上帝都在人的心中；一切都为了人，人们服务社会，并不是出自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是在尽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义务，因为公共行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的重要部分。
这些话说到极端，听起来就很刺耳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国家荣誉、社会责任感之类的观念。作为眼下的中国人，要把人的观念放大到完全忽视国家观念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把人的觉醒和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了，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那句话：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龙是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能不能作为中国的形象标志？如果有人要做一个学术考证，当然没有问题，是他的选择自由和研究权利；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争论，那是无聊的口舌之争，争不出什么结论来；如果政府花钱来组织专家论证，准备换一个新的标志，那就不只是无聊了，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搞一种莫须有的形象工程，类似童话中的裁缝做一套皇帝的新装，比搞一个实体的形象工程还要糟糕。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属于哪一种情况：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领衔，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这一重要研究已正式被列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吴教授说，龙这个形象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充满霸气，让他们产生不好的联想，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所以要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形象，来作为国家的形象品牌。报道最后说，这个课题完成后，新的形象标志，很可能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龙的形象源远流长，生动而独特，而且被赋予了威严、蓄势、振奋、吉祥等寓意。历史上曾经也有过别的标志，比如仰韶文化的标志就是一枝玫瑰花，但是龙被广泛地接受并传承下来，这是一种文化选择，值得尊重和敬畏。但是，我并不因此认为，这个标志就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正如仰韶的玫瑰花也会凋谢一样，龙也有可能被别的东西取代。问题的关键是，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它应该怎样发生，又将会怎样发生？
有传说认为，龙作为部落标志是黄帝的选择。其实这是很可疑的，很可能是后来帝王思想深入人心之后人们的附会，我宁愿相信它是原始的部落图腾，是人们源自大自然的想象，所以它以马的鬃毛、躐的尾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非常符合民间创造的规律，而且有一个不断修正和补充的过程——考古发现早期的龙形象是无角无须的，后来才逐渐变化成现在的样子。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要取代龙的话，那么它也只能遵循这样的路径，由民间自然创造，由时间逐渐接受，而不是组织一群专家、申请一笔经费、搞几回调查、作一番论证，就能塑造出一个更加完美的形象来取而代之的。
龙当然有它的局限性，其寓意也被古代专制的帝王过多地诠释为霸气，被现代势利的人们暧昧地用来比喻崛起，但是一个本来就是凭空想象的东西，它能有什么错呢？那不都是人们的解释吗？再说，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十全十美，不会让人产生一点误解甚至无法让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呢？
总是有一些人，心里时刻都想着所谓国家形象，却不明白真正的国家形象是什么，也不明白良好的国家形象是怎么得来的。至少有一点，他们应该明白：真正的国家形象，肯定不是靠搞形象工程树立的，那样只能毁了国家的形象。一个国家的形象，首先是国民的形象，是人的解放，是普通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升，那样的话，真有可能出现一个比龙更好的形象来。
我看到一个政协委员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就像可口可乐一样，它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清晰的符号。中国文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定位，先把产品弄出来，然后定品牌。这是个大工程，只能以政府为主导，组织专家学者班子来参与。”这位先生竟然不知道他的说法多么自相矛盾：可口可乐这个清晰的文化符号，到底是怎样来的？真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组织专家学者班子来参与”的课题研究小组搞出来的吗？他居然还说“只能”!那明明是民间智慧的创造，并经由市场选择的结果。
我们现在都说可口可乐和奥斯卡是美国的标志，却忘了美国政府也曾经规定过国家的标志，那就是国徽上面的那个白头秃鹰。据说，1776年，当时的美国最高权力机关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设计这个标志，先后经过6年3个委员会，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的定夺者综合了各方意见，让秃鹰一手拿利箭，一手拿橄榄枝，加上其他复杂的符号，堪称完美（当然也很容易被人误解和歪曲了），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眼里还是让位给可口可乐和奥斯卡了。

这几天读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央视一播再播的记录片《大国崛起》，成了一个话题。《南方都市报》时评版连续刊发了几篇相关的评论，持论者几乎都在强调民主自由。比如庄礼伟教授的文章，就以“‘优质民主’是国家崛起的首要条件”作标题；党国英老师指出“要合理地界定公权和私权，并对私权进行保护，必须建立民主制度，因此，理解大国崛起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民主’”；邵建和连岳说的“以人为本”和“大国民”，在我看来都是在说个体的权利和自由。
我自己的前一篇文章，谈的是“大国”、“崛起”这些用语对民众的迷幻效果，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想要去细看一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读到了《南方周末》记者对主创人员的访谈。这个短短数百字的访谈中，只有四个问题，分别问了该片的学术指导钱乘旦教授和总编导任学安先生。记者问总编导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主创人员，你们想传达什么？”他的回答中没有提到民主自由。记者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有人在片子中读到自由、民主，这是你们要传达的信息吗？”总编导的回答是：
“我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甚至不太喜欢这种解读方式……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民主制度来概括这个问题，这是片面的。我不太同意这个简单的抽象，也不喜欢这样的用词。这种过度抽象的解读，实际上背离了我们创作者的本意。”
而学术指导也在回答中作了类似的表述：“一谈制度就是民主是不对的……不能狭隘地理解这些问题。”
与专家学者的强调和呼吁截然相反，该片的主创人员对于民主自由问题反复使用了“不同意”、“不喜欢”、“片面”、“简单”、“抽象”、“不对”、“狭隘”等词语，不仅表达了他们的不以为然，而且传递出对这个问题的强烈的厌烦情绪（不同于一般性的持不同意见）。
我不知道钱教授和任编导的真实意见如何，但是我知道现实中的确存在这种鲜明的对比：有人把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奉为圭臬，视作神圣，而另外一些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一听到这些词就极其厌烦，甚至反感。
我曾经努力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厌烦民主自由？如果说这些人都赞同专制独裁，或者认为人就应该当奴隶被豢养，那肯定是冤枉了他们。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曾经还为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告，现在也并不否则民主自由，至少不公开否则。
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有些人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图谋一己之私利，让人反感；有些国家，比如美国，用强权推销民主自由，让人觉得虚伪。但是，被利用的岂止是民主自由？难道历史、国家这些东西被人利用的时候还少吗？篡改、欺诈、愚民、杀戮，人类有多少不义的行为，都是以历史和国家的名义！为什么钱教授和任编导并不厌烦历史和国家呢？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有不少人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起初，他们对民主自由满怀憧憬，对那些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满怀敬意。但是随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挫折、妥协、苟且，他们慢慢地回避这类话题——肯定别人的勇气，就等于映照自己的卑微和猥琐。对于一些胆小而又诚实的人来说，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胆小却又虚伪，或者认为自己是大人物的人，却不满足于回避，对于自己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去争取的东西，他们一定要把它说得一钱不值。于是他们去挑民主自由的毛病，果然发现了一大堆，随后就颇为不屑地指着它说：不过如此嘛，有什么稀罕，以后再别跟我提这个！他们越来越理直气壮，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我并不确定钱教授和任编导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口口声声要认真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道的人，却表现得对民主自由如此厌烦，他们制作的片子，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浪费时间去看了。我宁愿相信BBC中文网上的评论：“《大国崛起》是笔好买卖，政治风险比《河殇》小，市场效应比《走向共和》好。”任编导在接受采访时也得意地说：“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想尽快购买影碟。” 据说定价不菲的配套图书也正热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