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大片难看已经成了一件很无聊的事，就像说人每天都要上厕所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打算忍住，听见别人笑场我偏不笑，明明一看就知道下一句台词，我假装不知道，演员一流泪我就想伤心的事，音乐一激昂我就当命运交响乐来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真是从《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看到了一些闪光的东西，比如周润发有几次表演孤独苍凉时，我就受到触动，就像在垃圾场里发现了几个钱币一样，异常珍贵。
没错，这个电影让我感触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电影院如同垃圾场，我们都是拾荒者。或者就像一个差点疯掉的摇滚歌手唱过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那么我们到底在争抢什么呢？我们又在幻想什么呢？一个拾荒者梦见的天堂，并不是皇宫，而是一个更大的垃圾场。作为中国观众，我们不应该幻想去看一部好电影，我们只能幻想自己从烂片中看到一些亮点，就像拾荒者苛求自己的眼睛一样。
我们都是拾荒者，一生最爱是垃圾。我们不能抱怨垃圾，垃圾越多，幻想越大。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周围很臭，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人住在高楼大厦里，但是我们尽量不去说它臭，那不是自找伤心吗？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说，大片里某个舞蹈动作真美，某首插曲真好听，就像拾荒者说垃圾堆里某个汽水瓶子真好看一样。
说回到这个片子，它还真是一个大大的垃圾场，里面有很多宝贝可以淘。比如大家都在说它胸多技少时，我就在想，导演干嘛要把那么多的胸挤成馒头，他的良苦用心到底是什么呢？开始的时候我想，他这是在羞辱妇女的胸，后来觉得自己小人之心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他这是在反色情。人们不都说中国大片就靠乱打和色情吗？导演急了：这回我偏就不色情。办法就是，把色情物什乳房挤成馒头，还不让它们呆在原来的位置，作高高端起的样子，这样就把性欲转换成了食欲。同理，大家都说可惜了那些菊花，其实导演的用意也是反审美，因为有人说张艺谋就知道搞几个大色块，这次我把它砸了又咋的。
这个片子还让我对敬业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看谁能忍住不发笑，把垃圾场当豪宅大屋来推销。一个年轻时那么具有创造力的导演，可以年复一年地认真做好每一部烂片中的每一个烂细节，不由人不衷心地佩服。

去年北京“两会”期间，有一个叫张惟英的政协会员在提案中说，外地人口素质低，北京应该设置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他们进京。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从政协委员、政策专家、法律人士、新闻媒体到普通网民，多持反对态度，认为人口准入制是一种倒退，有违城市发展理念和现代人权观念。本人也曾撰文，指出张惟英委员是在搞族群歧视。有些激烈的网民，甚至称“张惟英是一个令人发抖的名字，人口准入是一个令人发抖的词”。后来人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采纳张委员的提议的报道。
据《信息时报》报道，人口准入论又在广州重现。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苏宝玲委员提交了《给“走鬼”（粤语，即无证流动小贩）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认为，“走鬼”往往有出于谋生的无奈，应该变堵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缔”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实为“走鬼”寻求一条出路。从报道中看不出苏宝玲委员将流动小贩分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员，如果一视同仁的话，这个提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对该提案的答复中，族群歧视论调又幽灵重现：对于流动小贩中的本地下岗失业人员或失地农民，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安置和扶持；对于其中的外来人员，则区别对待，甚至因此牵涉到流动小贩以外的更多外来人员：“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个别行业上探索研究一些外来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经过回复中这一变更，事情变成了这样：张惟英委员那纸没有被北京市采纳的建议，几乎原样照搬到了广州。回望那一场讨论，这真是舆论的悲哀。可见有关部门的官员并不对民意负责，如果他们稍微在意一点民意，也不会贸然重复一个广遭诟病的论调。那一场讨论本来已经十分广泛和深入，这一次，我相信舆论又只有悲哀地重复一遍了。这让人想起西绪福斯神话中的那块石头，被艰难地推上山顶之后，又轻而易举地滚回到原地。
这件事情出现在广州，尤其令人感到遗憾。我一直认为，从文化传承上看，广州是一个最没有歧视色彩的城市，其包容精神和平等意识深深地浸透在市民文化之中，是中国最好的一个移民城市。每当我看见那些乞讨的、卖唱的、摆地摊的和其他市民相安无事，悠游自在，就觉得这才是一个文明环境。其他很多城市管理者都不知道，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并不是看它的街上有多少达官贵人、高级轿车经过，而是看它是不是让流浪汉也过得快乐。
广州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发展基础即是近代以来的开放意识。正因为这个传统，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如果广州歧视外来人员，等于砍断自己的祖脉，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也埋没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珍视这一传统，臭名昭彰的收容审查制度即是一个明证。收审制度由广州本地的媒体发难，通过“孙志刚案”报道的推动而得以废除，应该说也是为广州争回了一个自纠其错的机会。虽然至今还有人对这个制度念念不忘，但每一次沉渣泛起时，都会得到舆论的及时回应，保持在一个良性的讨论空间之内。这次人口准入论的异地重现，显然是收审制度的借尸还魂，是在揭广州历史的一个伤疤。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个伤疤又可能重新流脓流血。
限制外来人员的提议，根本上就是一个族群歧视。它最大的理由是“全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外来人员在办证经营上受到很多限制，有关部门不去检讨，反过来拿这个限制作为驱赶他们的理由。就因为一纸户口的区别（这也是户籍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外来人员与生俱来的），另外30%的流动人口得到优抚的同时，他们就会遭到驱赶？
我不得不在此重复这一段话：果真将人分为素质高低的不同群体，然后将一部分人驱逐，将另外一部分人留下，假如裁判权掌握在更为公正的第三方手里，到底是谁被驱逐出城还很难说呢。有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他到北京之后大为惊讶，居然老是听见有人在公开场合甚至报纸上说另外的人群素质低。在他们的文化中，这种随便指责人“素质低”的人才是真正的低素质者，因为他们触犯了族群歧视的文明戒律。
广州的治安问题始终是有些人想要打破这一文明戒律的现实理由，但是我认为，恢复收审制度也好，抬高外来人员入穗门槛也罢，都是管理者思维惰性的体现，即便因此眼前讨到了便宜，长远的发展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还望有关部门三思而后行。

每次都要经过刻意的提醒，我才能让自己相信那场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在1994年。那是我们的电视上开始自称“盛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但是那种组织学生文艺演出酿成的悲剧，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号令——“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太像遥远时代的故事了，那不就是护主逃生的地方版吗？
那么远，又这么近。这种感觉真让人魔症，让我觉得这种耻辱就在我们面前。这句号令被展示出来，大家都觉得是那么的无耻，但是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耻辱会不会重演？也许那个护主英雄变成聪明了，不再高声喊出来，但他真的不会这样做吗？大家真的已经不认同这样的尊卑秩序了吗？我看并非如此，否则为何大小领导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交通隔断？为何大小文艺演出，领导们总是从专有的贵宾通道出入、坐在专有的领导席上？
我们嘲笑这句号令，给人一种错觉，仿佛那是过去野蛮时代的荒唐故事。仔细看看自己的身边吧，摸摸自己的胸口，我们真的能够笑得那么理直气壮吗？我相信，至今在克拉玛依一些领导的心里，在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心里，这句话和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过错。
那场大火夺去了325人的生命，其中288人是学生，另有130多人伤残。至今，虽然多方呼吁，当地没有一个纪念碑立起来。据说改建为广场的悲剧现场有三百多盏路灯，每盏路灯都代表一个亡魂。我怀疑这个说法是人们的善意揣度，否认为什么广场上没有为如此深情的创意留下一个说明？这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呢？尽管年年都有纸钱在风雪中翻飞，都有纪念文章在民间流传，今年又有烛光在虚拟的网络纪念馆中摇曳，但是政府有关方面却可以视而不见，让克拉玛依的12月8日继续在没有纪念碑、没有悼念活动的沉默中度过。于是我想，假如死去的三百多人中，有288人是领导——不，只要有28人是领导——如果他的领导地位足够高，只要有1个就够了——当地会不会有纪念碑和纪念活动？
再设想一下，假如这纪念碑树立起来，碑上最主要的东西，会不会是领导题词？假如有一座纪念馆建起来了，馆内最显眼的展出，会不会是领导合影？假如每年都有一场隆重的悼念活动，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会不会是领导出席？如果没有领导的题字、合影和出席，我们会不会很失落？在今年的伦敦爆炸案周年纪念活动中，就有家属提出拒绝领导出席，我们是不是觉得难以想象？再设想，假如纪念活动出现意外，有关方面会不会依然遵循“让领导先走！”的原则？想想吧，在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让妇女和孩子先走”过？
在我成长期间所受次教育中，一个公共纪念碑没有领导或者名流题字，那还算什么纪念碑？我第一次见到国外的纪念碑，是在纽约的越战纪念公园。那算不上一个公园，是高楼之间很狭窄的一块三角地。但是中间高高立着的翡翠色的纪念碑上的碑文让我感到震撼。我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但我觉得它应该出自当年热带丛林中一个美国大兵的日记，至少跟领导没有任何关系。这段话是：“令我苦恼的一件事是——人们将会相信我们吗？他们将愿意了解我们吗？抑或他们愿意忘掉曾经发生的这所有的一切，当人们感到平安并决定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疯狂的时候？”旁边凌乱的小字似乎也是士兵们的只言片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它是华裔艺术家林璎的作品。那里只有战死者的名字，设计者甚至坚决拒绝在其中插一面美国国旗。像这样的纪念碑，我们的领导和民众能够接受吗？
假如领导都是因为表现杰出而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对他们的敬仰和爱护也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当这种感情成为一种社会必须遵守的秩序，成为领导者利用公共权力刻意谋取的私利，从而压制了普通人的权利意识和个体意志的时候，它就必须引起警惕，受到限制。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种东西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极度膨胀，成为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官本位文化，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彻底清算过，反而变换着各种花样轮番登场。所以我认为，“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而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本，并没有成为过去，随时都可能重演。
冰天雪地中，大火依然在灼烧着克拉玛依人的心。那些死去的成人和孩子，那些带着伤残顽强活着的幸存者，他们那充满疑惑的眼神将永远质问着那些先走的领导们，质问着让领导先走的社会文化。不仅应该建一座死难者纪念碑，还应该建一座耻辱号令纪念碑，将“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铭刻其上，希望它有一天真的成为被嘲笑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