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流行标准像。前天，辽阳市一些红学专家组成的“推标组”宣称，他们已经确立了曹雪芹的标准像，被他们钦点的是雕塑家钱绍武创作的曹氏坐像。
在此之前，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山东惠民县揭幕了孙武标准像，山西解州宣称他们即将制作关羽标准像。
这些已经确立和正待确立的标准像，遭到一些专家的反对，尤其是一些同类机构不服气，比如北京曹雪芹纪念馆也正向社会征集意见，要推出一个他们的曹雪芹标准像。
专家们反对的原因大概有三种：一是说这些标准像其实不够标准，比如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王殿卿就认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像经过历史检验，普遍为人接受，已经很标准了，干嘛另搞一个？一种意见是说，这么大的事，没经过大家伙商量，怎么就独自搞出来了呢？比如作家兼新晋红学家刘心武说，曹雪芹的标准像应该由全国红学专家共同磋商认可，才会有公信度。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标准像没法弄，因为找不到资料来还原了。比如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说，曹雪芹没有留下任何类似画像的东西，其相貌根本无从考证。
这三种意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那就是：如果工作做得更细腻一些，定夺的人更权威一些，史料再丰富一些，这些历史人物的标准像是可以确立的。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谁有资格确立他们的标准像？
网上已经就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应该由这些历史人物的宗族后人来确立，有人认为应该由更权威的专家来把关，还有人认为国家应该把这事儿管起来，当作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来抓。
大家都认同甚至渴望有一个标准像，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情。即便是“天纵其能、独步当世”的吴道子，当时画了那幅画以后，也没宣布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么多伟大的画家都画了耶稣基督像，也没谁说大家以后都照我这个画吧。现在的个体画家，不管他造诣多高，我估计也不好意思自封标准。但是一个机构，或者一个群体，就自己认为，也被大家认为，可以有权威和权力制定标准。
这里面显然有对权威和权力的崇拜和依赖。有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是人质对绑架者产生了依赖甚至爱恋的感情。我们长期被权威和权力绑架之后，也得了这种病，自然而然地认为，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凡事都得有个标准。当我们对这些标准制定者的资格质疑的时候，心里在期待着更威猛的绑架者。
试想，如果这些历史人物有照片留下来，专家需要做的只是鉴别真伪，不存在宣布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照片存世，那么就只能通过画像或雕塑来再现其形象，这时候就有创作者的主观意识在里面了，成了艺术作品了。对于艺术作品来说，真正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
我赞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邹文看到孔子标准像之后的感慨：这里面有“文化暴力”的成分。确立标准像，其实质就是限制他人的艺术想象空间，压制他人的艺术创作权利，是一种霸道的行为。如果有人通过这个行为断垄了艺术品市场，从中牟取更多利益，就等于歹徒拦路抢劫一样。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谁有确立标准像的资格？谁有确立标准像的权力？标准答案是：谁都没有。

半个月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中国媒体刊发了大量的报道和纪念文章，高度评价这位自由主义学者，称他为“划时代的思想家”，“最后一位大师”，并感激他三访中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然而，我还是疑惑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他。比如他在那本最著名的作品《资本主义与自由》里，一开篇就引用了肯尼迪总统演说中最著名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后进行批驳：
“这句话在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地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他的政府之间的关系。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弗里德曼认为，对自由人而言，不存在超越个人理想之上的国家观念，他不会问这样蹩脚的问题，“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
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央视正在热播的记录片《大国崛起》，就会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这个片子的命题和内容，都是以国家的观念作为基础的。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人的观念：只有人才是目的。离开了这个目的，国家是没有意义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甚至说：“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尽管这个人的脱亚入欧思想导致日本人轻视亚洲民族，但是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的确为日本民族的现代化打开了思想的大门。
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更容易看到它在近现代军国主义方面的发展，却忽略其民智的开启过程。日本最大面值的钞票上的头像，并不是天皇，而是这位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思想源泉，即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果以国家、尤其以大国为单位去谈西方文明的发展，就会导致人为的隔裂，看不到文艺复兴对整个西方的影响，包括对那些如今富足而安详的欧洲小国的作用。要谈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回避文艺复兴是难以想象的。
文艺复兴的主题，就是人的觉醒。那时候的进步青年，纷纷负笈意大利求学，他们心中没有任何国家民族的樊笼，只有个人和宇宙的观念，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弥漫在所有的学科之中，成为冲破中世纪枷锁的重要武器。哲学中弘扬人的价值，文学中讴歌人的本性，艺术中欣赏人体的美，科学中挖掘人的智慧，政治中要求人的尊严。那是一个巨星闪耀的时代，从但丁、达芬奇、拉斐尔到伽利略、哥伦布等，他们从各个方面拉开了人类新文明的序幕。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13个州在1776年脱离大英帝国宣布独立，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记录片《大国崛起》里面也提到了《独立宣言》中的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提到了根据这些原则制定的美国宪法。但是，仅有政府的认识和承诺是不够的，真正让美国站立起来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仍然是，人的觉醒。
所谓美国精神，就是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加充分地，尊重人的自由，弘扬人的价值，挖掘人的潜力。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说法，除了那个政府的独立宣言之外，还有一个精神文化的独立宣言，那就是哲学家爱默生的人本主义思想。
人们普遍认为，是爱默生以及他的跟随者成就了美国精神。他是如何成就的呢？十九世纪初的美国还十分保守，陈规陋习主宰着教堂等精神领地，爱默生读了一些欧洲的书，很看不习惯，愤而辞去神职，远赴欧洲游历。这时的欧洲文艺复兴大火燎原，正值浪漫主义文学和先验主义哲学的发轫，爱默生深受启发，回到美国后以写作和演说为业，不遗余力地呼唤人的独立和自信。他的著作里，处处都闪烁着后来的名句：“相信你自己吧：每颗心都随着那琴弦跳动”，“人的恐惧，人的爱，将构成一堵防护墙和一个围绕一切的快乐的花环”，“一个人一定能够成为他想成为的人”。
在爱默生眼里，一切都源自人，包括上帝都在人的心中；一切都为了人，人们服务社会，并不是出自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是在尽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义务，因为公共行为是一个完整的人的重要部分。
这些话说到极端，听起来就很刺耳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国家荣誉、社会责任感之类的观念。作为眼下的中国人，要把人的观念放大到完全忽视国家观念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意思的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把人的觉醒和国家的振兴结合起来了，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那句话：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