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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你能否做一个人？
——南方都市报2006年12月31日年终社论

古人说，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然而，站在2006年最后一天的关口，回首望去，伤感不是主旋律。不闻壮士绝尘风啸啸，也不见风雷震荡云漫漫，只有平民百姓絮絮叨叨的话别，于微笑里掩藏忧伤，于繁琐中夹带希望。
2006年没有英雄。
尽管各媒体到年终照例锣鼓喧天，“年度人物”、“十大盛事”等评点活动轮番登场，但是前所未有地各自为阵，难得一睹所见略同。
那些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总是一再受挫。尽管萨达姆终于被绞死了，布什并没有得到他曾经梦想的英雄总统的桂冠；小泉卸任了，留下的却是备受争议的政绩；内贾德口吐狂言，北朝鲜更是震惊天下，然而都难免色厉内荏的表情；哪怕是又聪明又勤奋、坐拥大量资源的几位中国导演，折腾出一部又一部大片，随着票房越来越高，美誉却越去越远；能把一本书买到上百万册的教授，也不能名利双收，而只能在质疑声中清点钞票。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英雄纷纷落马、豪强连连饮恨的年代。刚愎自用的拉姆斯菲尔德黯然辞职，巧舌如簧的陈水扁丑闻缠身，“最高科学家”黄禹锡造假败露，呼风唤雨的企业家顾雏军出庭受审，北京的贪官刘志华锒铛入狱，上海的政客陈良宇仓皇被拘，“国家级诗人”饱受戏谑，“天才少女”难逃调查。
2006年没有权威。
无论是以保护国有资产为号质疑《物权法》的法学教授，还是以推动改革为名要求保护企业家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要培养精英的大学校长，还是习惯了高高在上的CCTV，无论是垄断一方的银行，还是清高自持的作家，在这一年里，都或多或少地斯文扫地，或明或暗地人微言轻，一言九鼎、万马齐喑的年代过去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年代过去了。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感到了失落，那些发号施令的人颇有些惊慌。
2006年属于个人。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延续和深化；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个体意识的自觉早已经启动，但是这一年它大举进入公共空间，开始了一个群言时代。无论是报纸时评版的纷纷登场，还是网络论坛的茁壮成长，无论是官员、明星踊跃开博客，还是普通网民挺身而出搞调查，都是个体对权威的挑战，精英对民众的妥协。
2006年属于民众。
英雄折戟沉沙，权威风光不再，于是我们听到市民社会的吵吵嚷嚷。人无分贵贱，事无分巨细，都在一个平台上讨论，这就是民众的声音，这就是世俗的世界。这一年里，政府不仅关心为时代创下先机的富人，更关心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穷人；媒体不仅聚焦于富豪榜上的名次，更热议着关涉百姓大众的医疗、教育、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和社保基金；股市不再只是庄家的权谋之地，普通股民也终于可以从中获益。
2006年，你过得可好？
诗人曾经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如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你能否做一个人？
你是否还是习惯于权威，你是否还是依赖于他人？你是否已经作好准备，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你是否已经具备能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个体？
这一年里，那些伤害无辜的网络暴力中是否有你？那些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里是否有你？那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喧嚣中是否有你？那些要求处决精神病人的呼声中是否有你？那些在论坛上从不讲理开口就骂的声音中是否有你？那些利用网络漏洞盗窃他人账号的人中是否有你？那些出境旅游随地吐痰的人中是否有你？那些为恐怖分子的行动而欢呼的声音中是否有你？
2006年只是一个开始，2007年将把它延续。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你仍然站在历史的舞台，你仍然是时代的骄子，你同时肩负着个人和社会的责任，你正在书写着世界的未来。相信你自己，你是一个站立的人。你对新的一年充满了希望，正如你对过去的一年充满了感激。
再见，2006年。

近日，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作家胆小怕事，不敢直面现实，缺乏自己的声音。这些话被中国媒体渲染为“中国文学是垃圾”，顾彬教授虽然出面澄清，但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他的澄清表明，中国媒体可能歪曲了他的个别原话，却没有歪曲其实质。媒体夸张是有原因的，是为了借机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者说借机传递读者对于中国文坛的不满。可以说，顾彬教授的话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一阵欢呼。
在民众这些热烈的欢呼声以及个别作家微弱的辩解声中，外国观察家却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顾彬的言论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辱华事件”？
据报道，对于中国文坛能够平静地面对尖锐批评甚至刻薄挖苦，没有上纲上线地进行反击，西方媒体吃了一惊。《德国之声电台》还就此进行了分析，说了两条原因：一是顾彬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贡献很大，中国作家不敢轻易得罪；二是民心汹涌，作家尚未来得及反应，网上已是一片叫好之声。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人民族情绪强烈，动辄闹出“辱华事件”，已成为西方媒体的一个观察结论，将其作为一个预设的前提，来讨论这一次“意外”。但是这个预设与现实有些偏差，这些年强烈的民族情绪往往并不是由官方机构出面表达的，而恰恰是来自汹涌的民心，来自成千上万的网民和街头抗议群众。顾彬言论为何没有成为辱华事件？需要分析的应该是他们的心态。
顾彬教授对中国文学是否贡献很大，普通网民其实并不知道，更不会害怕得罪他。如果真的产生了民族情绪，就算贡献大也无济于事，网民不会照顾谁的面子。网民对顾彬不仅没有围攻反而拥护，的确是因为他说出了实情：中国文学在整体上的确存在逃避现实的情况。虽然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在制造垃圾，才华横溢的好作品也出现过，每个人都有选择题材和风格的自由，不同的题材和风格都可以写出好作品，但是把中国文坛作为一个整体风景来看，现实关怀和理想情怀的明显缺失，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半年前思想界的人士发动过一次。令人遗憾的是，和上次一样，作家们要么不吭声，要么以对方细枝末节上的失误进行反驳。上一次抓到的理由是不一定要体验生活，这一次的理由是不一定要要懂外语。
然而这并不是没有爆发民族情绪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人从这件事情中总结说，只要外国人骂得有理，中国民众就不会产生民族情绪，那显然是误解。外国观察家所预设的民族情绪，其实指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被夸张了的事件，比如中国公民在美国被警察殴打、中国女星饰演日本艺妓等等。
民族情绪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厘清的历史，二是利益纠葛的现实。所以，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主要针对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其中对日本更偏重于历史，对美国更偏重于现实。德国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上制造了罪恶，但是跟中国几乎没有直接的交道，现实中的贸易纠纷也不常见，更不用说，德国人对待历史的忏悔态度，是很多中国人暗中对日本人的期望。因此，德国人顾彬说话是相对安全的。我们很难设想，假如是日本人或者美国人，说了中国某个行业的产出是垃圾，会引发国人怎样的反应。
文学的本质是自由而多元的，要求所有作家都搞现实主义，的确是对创作的扼杀。但是，以多元为理由来躲避良知，认为挖掘人性就是抽离现实，那也是另外一种扼杀。而且我认为，在现实的层面没有创作自由的作家，在想象的层面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创作生命是一个整体，不可能扼杀一半留下一半。同样的道理，在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纠葛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不让民族主义者说话是不可能的，甚至非理性宣泄也应该被允许存在；但是，如果只有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就很难听得清对方的话了，甚至是对中国现实很有价值的话，例如顾彬对中国作家的批评。

又到年末了，大家伙弄了个这个，宣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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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卷首语——

假如2006年这样度过

在新出的一本书里，黑色幽默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幽默是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当一条狗出不了门时，它就会乱抓乱挠，并开始刨地，做一些无厘头的动作。冯内古特进一步引申说，大量的笑是由恐惧引起的。
我怕“恐惧”这个词被无端曲解，所以在下文中改说“焦虑”。

又到了年末，让我们一起回顾2006。
这一年，最显著的特点是话题和争议。
用徐友渔先生的话说，“不争议”的闸门似乎已经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不同的立场浮出水面。
从物权法到底保护谁到改革该往何处走，从八十年代到底有多美到《大国崛起》在讲些什么，从全民医保行不行到换偶游戏对不对，从北大究竟算几流到厦大要不要打高尔夫，从房地产价格涨不涨到银行卡查询费收不收，从红心鸭蛋吃不吃到贺岁大片看不看……
争议弥漫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争议是因为焦虑。对社会改革的焦虑，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对人伦道德的焦虑，对法治精神的焦虑，对房屋月供的焦虑，对大师堕落的焦虑……以及对焦虑本身的焦虑。
这一年，一直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还有一个词，叫“恶搞”。“恶搞”是一个新词，但并不是一个新事，其实就是黑色幽默。把黑色幽默说成“恶搞”，就跟把新闻报道说成“炒作”一样，也是对这些正而八经的概念的一种“恶搞”，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的味道——但是恶搞岂是害怕道德审判的？这种姿态正好是给它的灵感和调味品。
一正一反，一庄一谐，焦虑和恶搞，这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词，用弗洛伊德和冯内古特的理论来解释，就有了内在的逻辑。
恶搞是对焦虑的一种反应。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搞恶”——是对现实中的丑恶、荒唐、无知、不义、乏味的东西的不满意，其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言行的背后，是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

看到这一本特刊，也许你感觉到了幽默，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在恶搞，但是，我这里想要正襟危坐说的是，在这些幽默和恶搞的背后，是我们对2006年发生的新闻的臧否。
这一年来丰盛的争议，正好是社会转型期一个突出的特点。
争议就意味着存在另外的可能性。
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人们又常常忍不住说：假如这是真的……
对于那些反常态、逆愿望而发生的新闻来说，它的反面是一种热切的期待，一种美好的假设；
对于那些有幸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来说，另外的选择是一种参照，一种多元的可能。
在这本特刊里，我们一边盘点着年度新闻大事，一边改写它们的结局，就是为了呈现出这种期待和可能。
我们的盘点不仅让你看到2006年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还让你读出人们内心隐秘的欲望——
假如2006年这样度过……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当我不去思索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旦我深入地思考，时间就变成了一个未知的谜。
在新旧交替的此刻，让我们回顾，并展开梦想。
为了2006，也献给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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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一部最值得期待的中国大片，进电影院之前，我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个惊喜。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啊。失望之后，倒是丝毫不感到意外，只怪自己不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这样才符合现实逻辑——张艺谋的才华丧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那砸向陈凯歌的一个馒头，如今变成了一群馒头扔向张艺谋了吗？没有。如果是那样，又不符合现实逻辑了——张艺谋显然比陈凯歌更有权力，也更有霸气，甚至不怒而威，根本不用说什么“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就可以让媒体战战兢兢。大家都知道，张艺谋掌握的资源太多了，不要轻易得罪。有一个编辑说，明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我们还要不要报道呢？
我认为，这正是张艺谋才华丧失的原因。上帝是公平的，权力和才华，你不可兼得，就看你选择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电影人。无论作为演员、摄影师还是导演，他都曾带给我们巨大的惊喜。我至今都还记得当年看完《红高梁》后，几个朋友激动得在大街上放声高歌的情形。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为了这些青春的记忆，我一直对张艺谋心怀感激，认为他是“第五代导演”中当之无愧的英雄。然而，英雄不等于大师。英雄可能逞一时之能，大师则永远令人敬仰。英雄可能因为环境不利而气短，大师则始终底气十足。
张艺谋不是大师，跟大多普通人一样，环境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现行文化体制的牺牲品，是一个才华被逐渐剥夺的冤鬼。
在早期的访谈中，张艺谋过说，刚出道时他常常感到压抑，也充满反感现实的欲望。当时他有这个勇气，所以他的电影，无论什么题材，是真诚而有力的——尽管一直都有人批评他的投机心理。压抑的结果是，他顺从现实，超离现实了。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个幸福生活的代价是，他再也没有才华了，成了一个重复自己的机器。
刚刚有记者问徐静蕾，对内地编剧的水平怎么看？徐静蕾说，首先的问题是，像《伤城》这么好的题材，在内地就不大可能通过。同样的问题，冯小刚也多次抱怨过。他说，为什么大片都要拍这种古装片呢？因为比较容易通过。谁想投巨资拍一个不准放映的电影呢？张艺谋的可悲在于，他连承认这个的勇气都没有，而且还从一个既得利益者的立场，来维护这种体制。
一个访问过韩国电影《太极旗飘扬》导演姜帝圭的朋友说，他问韩国影视为什么能够振兴，姜帝圭说，一是政府扶持——这是我们的电影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大家都以为政府扶持最主要的就是产业保护政策，其实并非如此，这位韩国导演把政府扶持的最重要的东西作为第二个理由——二是创作自由。记得有一位韩国学者曾经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也强调，韩剧的成功的原因根本不是什么儒家文化，而是民主思想和创作自由。没有创作自由，政府扶持只能走向相反的方向，形成保护低劣作品的垄断。张艺谋的才华丧失就是一个例子。
有人认为《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作品。试想，假如当年《活着》获准放映，取得市场和声誉的双丰收，张艺谋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很可能他还是底气不足，很快就江郎才尽了。没关系，在那种情形下，更有才华的导演早就出来取代他了，怎么还会让他有机会满城尽爆黄金乳？

如果说两百多年前美国人发表了《独立宣言》，旨在脱离英联邦的统治而独善其身的话，那么自从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他们发表了一系列不独立宣言，摆出兼济天下的姿态，跟独立时一样生动鲜明。尽管这种做法从二战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明白无误地说出来，而且受到广泛的理解和接受，还是借助了互联网和贸易。
当年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和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作为先声，从纯技术的角度为全人类描绘了美妙的未来。很快，“全球化”成为一个最全球化的概念，相关的各种论坛络绎不绝。《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以此为题写了两本书，其中第二本《世界是平的》全球热卖，算是不独立宣言中的最高音。
这次《时代周刊》将“你”——网民评选为2006年度人物，也是这个不独立宣言中的一个重要段落。
这个不独立宣言的中心思想就是鼓吹以互联网技术为平台的全球化运动，欢呼一个数字民主时代的来到。
网络上转述了相关评论和报道中一些精彩的话，例如《时代》周刊执行总编辑施滕格尔说：“如果你选择一个个人为年度人物，你必须得给出他是如何影响数百万人生活的理由。但是如果你选择数百万人为年度人物，你就用不着给出理由了。”但是我认为，跟这段俏皮话相比，本期《时代》周刊中真正有价值的判断却没有被提炼出来，那就是：
“这不仅改变了世界，而且改变了改变世界的方式。”
这句话是很要命的，它的意思是，如果你还不紧紧跟上，不仅会落后，而且会迷路，连怎么追赶都不知道。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那本书中也说了一些类似的狠话，比如：
“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而且远远快于你的想象。惟一的问题是，它是否因你或者为你而发生。”
不独立，是因为不能独立，在新的时代，谁也不能置身度外。人人都是主角，个个都是英雄，因为世界是平的，没有人可以站得更高，没有国家有特殊的国情，甚至没有强烈的国家和公司的观念了，个人无所不能。
尼葛洛庞帝在讲解了一些比特的知识后，就兴奋难耐地宣称：“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弗里德曼则把全球化分成了三个版本：
“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而这赋予了它与众不同的新特征。”
在弗里德曼给出的“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中，网络技术就占了六个，Windows操作系统与柏林墙倒塌并列第一，其他几大动力也得借助网络技术来实现。如此看来，《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不仅今年应该是网民，从此以后，年年都应该是网民！
我在给《南方都市报》写的同题材社论中，强调了在中国网民人数（截至2006年6月30日1.23亿）稳居全球第二这个骄人的新闻背后的隐忧：占总人数的比例还不如越南，而且使用效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这显然跟网络管理者的思想落后有关，不知道网络不仅是一个媒体，而且是一种新的生活，听不见数字民主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还在那里斤斤计较于要不要搞网络实名制，限制网络发展。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时代》周刊执行总编辑施滕格尔写的开卷语中得知，美国也有人担心网民素质不高，认为网络言论破坏了像《时代》这种传统精英媒体的权威，他们称之为“业余时代”。施滕格尔的回答是：
“但是美国就是业余人士创建的。那些开国者们是法律专家、军人和银行家，但他们是业余政治家，而且他们认为就应该如此。”
正是这些业余人士发表了《独立宣言》，创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今天，也要靠全球的业余人士创建一个不独立的新世界。

说中国大片难看已经成了一件很无聊的事，就像说人每天都要上厕所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打算忍住，听见别人笑场我偏不笑，明明一看就知道下一句台词，我假装不知道，演员一流泪我就想伤心的事，音乐一激昂我就当命运交响乐来听。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真是从《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看到了一些闪光的东西，比如周润发有几次表演孤独苍凉时，我就受到触动，就像在垃圾场里发现了几个钱币一样，异常珍贵。
没错，这个电影让我感触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电影院如同垃圾场，我们都是拾荒者。或者就像一个差点疯掉的摇滚歌手唱过的那样，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只要你活着，你就不能停止幻想。那么我们到底在争抢什么呢？我们又在幻想什么呢？一个拾荒者梦见的天堂，并不是皇宫，而是一个更大的垃圾场。作为中国观众，我们不应该幻想去看一部好电影，我们只能幻想自己从烂片中看到一些亮点，就像拾荒者苛求自己的眼睛一样。
我们都是拾荒者，一生最爱是垃圾。我们不能抱怨垃圾，垃圾越多，幻想越大。虽然我们明明知道周围很臭，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人住在高楼大厦里，但是我们尽量不去说它臭，那不是自找伤心吗？所以我们已经习惯说，大片里某个舞蹈动作真美，某首插曲真好听，就像拾荒者说垃圾堆里某个汽水瓶子真好看一样。
说回到这个片子，它还真是一个大大的垃圾场，里面有很多宝贝可以淘。比如大家都在说它胸多技少时，我就在想，导演干嘛要把那么多的胸挤成馒头，他的良苦用心到底是什么呢？开始的时候我想，他这是在羞辱妇女的胸，后来觉得自己小人之心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他这是在反色情。人们不都说中国大片就靠乱打和色情吗？导演急了：这回我偏就不色情。办法就是，把色情物什乳房挤成馒头，还不让它们呆在原来的位置，作高高端起的样子，这样就把性欲转换成了食欲。同理，大家都说可惜了那些菊花，其实导演的用意也是反审美，因为有人说张艺谋就知道搞几个大色块，这次我把它砸了又咋的。
这个片子还让我对敬业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看谁能忍住不发笑，把垃圾场当豪宅大屋来推销。一个年轻时那么具有创造力的导演，可以年复一年地认真做好每一部烂片中的每一个烂细节，不由人不衷心地佩服。

去年北京“两会”期间，有一个叫张惟英的政协会员在提案中说，外地人口素质低，北京应该设置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他们进京。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从政协委员、政策专家、法律人士、新闻媒体到普通网民，多持反对态度，认为人口准入制是一种倒退，有违城市发展理念和现代人权观念。本人也曾撰文，指出张惟英委员是在搞族群歧视。有些激烈的网民，甚至称“张惟英是一个令人发抖的名字，人口准入是一个令人发抖的词”。后来人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采纳张委员的提议的报道。
据《信息时报》报道，人口准入论又在广州重现。在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苏宝玲委员提交了《给“走鬼”（粤语，即无证流动小贩）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认为，“走鬼”往往有出于谋生的无奈，应该变堵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缔”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实为“走鬼”寻求一条出路。从报道中看不出苏宝玲委员将流动小贩分成了本地人和外来人员，如果一视同仁的话，这个提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对该提案的答复中，族群歧视论调又幽灵重现：对于流动小贩中的本地下岗失业人员或失地农民，采取各种办法进行安置和扶持；对于其中的外来人员，则区别对待，甚至因此牵涉到流动小贩以外的更多外来人员：“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个别行业上探索研究一些外来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经过回复中这一变更，事情变成了这样：张惟英委员那纸没有被北京市采纳的建议，几乎原样照搬到了广州。回望那一场讨论，这真是舆论的悲哀。可见有关部门的官员并不对民意负责，如果他们稍微在意一点民意，也不会贸然重复一个广遭诟病的论调。那一场讨论本来已经十分广泛和深入，这一次，我相信舆论又只有悲哀地重复一遍了。这让人想起西绪福斯神话中的那块石头，被艰难地推上山顶之后，又轻而易举地滚回到原地。
这件事情出现在广州，尤其令人感到遗憾。我一直认为，从文化传承上看，广州是一个最没有歧视色彩的城市，其包容精神和平等意识深深地浸透在市民文化之中，是中国最好的一个移民城市。每当我看见那些乞讨的、卖唱的、摆地摊的和其他市民相安无事，悠游自在，就觉得这才是一个文明环境。其他很多城市管理者都不知道，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并不是看它的街上有多少达官贵人、高级轿车经过，而是看它是不是让流浪汉也过得快乐。
广州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发展基础即是近代以来的开放意识。正因为这个传统，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如果广州歧视外来人员，等于砍断自己的祖脉，失去了发展的根基，也埋没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珍视这一传统，臭名昭彰的收容审查制度即是一个明证。收审制度由广州本地的媒体发难，通过“孙志刚案”报道的推动而得以废除，应该说也是为广州争回了一个自纠其错的机会。虽然至今还有人对这个制度念念不忘，但每一次沉渣泛起时，都会得到舆论的及时回应，保持在一个良性的讨论空间之内。这次人口准入论的异地重现，显然是收审制度的借尸还魂，是在揭广州历史的一个伤疤。如果不及时阻止，这个伤疤又可能重新流脓流血。
限制外来人员的提议，根本上就是一个族群歧视。它最大的理由是“全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这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外来人员在办证经营上受到很多限制，有关部门不去检讨，反过来拿这个限制作为驱赶他们的理由。就因为一纸户口的区别（这也是户籍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外来人员与生俱来的），另外30%的流动人口得到优抚的同时，他们就会遭到驱赶？
我不得不在此重复这一段话：果真将人分为素质高低的不同群体，然后将一部分人驱逐，将另外一部分人留下，假如裁判权掌握在更为公正的第三方手里，到底是谁被驱逐出城还很难说呢。有一个外国朋友对我说，他到北京之后大为惊讶，居然老是听见有人在公开场合甚至报纸上说另外的人群素质低。在他们的文化中，这种随便指责人“素质低”的人才是真正的低素质者，因为他们触犯了族群歧视的文明戒律。
广州的治安问题始终是有些人想要打破这一文明戒律的现实理由，但是我认为，恢复收审制度也好，抬高外来人员入穗门槛也罢，都是管理者思维惰性的体现，即便因此眼前讨到了便宜，长远的发展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还望有关部门三思而后行。